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是大道，後來者需要注意什麼誤區
財經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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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來談一談，是不是在研究當中放進了結構就是新結構經濟學。我的看法不是。因為我對新結構經濟學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定義，也就是用新古典的方法來研究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結構和結構演變的決定因素，這才叫新結構經濟學。新古典的方法來研究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結構和結構演變的決定因素，這才叫新結構經濟學。如果你的研究不是去研究結構是怎麼決定的，是怎麼演變的，也就是沒有把結構內生化，即使你放進結構，那你也用新古典的方法，來研究結構可能產生什麼影響，我覺得它還不是新結構經濟學。就像拿個比喻講，今天金刻羽教授提出的模型是有結構的，假定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跟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不一樣。這樣的分析是不是新結構經濟學？不是，因為這個模型沒有把結構內生化，是把結構假定作為出發點來研究的。我是強調必須把結構內生化，也必須把結構的演化內生化。當然我這個定義是比較窄的，但是我為什麼這樣定義是有目的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現在在經濟學裡面當然有人去研究結構的內生化，但是到目前為止有幾種方式。比如說用技術偏向性，就是阿西莫格魯的論文；也有用家庭偏好的差異性，來推導出不同的結構，把結構內生化；但新結構經濟學強調的是要素稟賦跟它的結構來內生產業結構。那麼為什麼要用要素稟賦結構來內生產業結構？比如說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些文獻，可能還有其它的，都可以去內生產業結構。因為我們要研究的不僅是結構的內生性，還研究結構的演化的內生性。那你要想，從技術偏向性你沒有辦法做到，你可以說有一個結構有內生，它由技術的偏向性決定，但你很難由這邊來推論將來的產業結構會怎麼演化。另外，你比如說從家庭偏好的差異性，我們知道偏好到底應該是給定的，也許有差異，但是一把它給定以後你就沒有辦法研究將來的產業結構等等的演變。
我想，從要素稟賦作為切入點來內生化的產業結構，並且由此推動結構的變遷，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原因是什麼呢，因為發達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和發展中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差異是明顯的，而且在每一個時點上是給定的。我們做任何研究分析，必須從一個給定的參數作為切入點，才能去內生那個時點的很多其它東西。如果這個本身是內生的，那你就沒辦法去內生其它東西。
它還有一個好處。昨天有人討論說，是不是國際資本流動以後，要素稟賦給定這點就能推翻掉？我覺得不能推翻掉。因為發達國家的資本可能往發展中國家流動，但絕對不會流動到發達國家的人均資本和發展中國家的人均資本一樣多的程度。因為這是違反理性的。你比如說，發達國家的資本一定是有人擁有的，然後他在配置資源上面的目的是什麼？回報的最大化。如果說他到發展中國家來的話，怎麼樣讓他的回報最大化？一定是到發展中國家中，能夠利用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也就是勞動密集型。
所以，絕對不會說，發達國家的資本擁有者流動到發展中國家，讓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人均資本一樣多，這是違反理性的。我當然知道在很多模型裡面，它是假定國際資本可以流動以後，人均資本就不重要了，可是這樣的一個假定本身就違反了新古典最基本的理性原則。
因此，即使國際資本可以流動，相對於發展中國家的稟賦結構來說，這是可以忽略的。就像伽利略在比薩斜塔，為了驗證重力加速度，他在做實驗的時候假定沒有空氣阻力，這是可以的。所以我們現在從要素稟賦出發，假定在每個時點上每個國家的要素稟賦給定，即使有國際資本流動也可以舍項掉，因為它不會根本改變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要素稟賦的不同。然後，我們研究的是發展，很需要（變量）的一點是每一個時點上是給定的，但是隨時間是可以變化的，如果不能變化，那麼即使這個變量非常重要，但是也無能為力。就像阿西莫格魯（Acemoglu）在研究拉丁美洲和北美，為什麼北美發展比較好，拉丁美洲發展比較差，他當時的一個假定就是，在拉丁美洲因為氣候非常熱，去的時候死的白種人很多，每個人活的概率非常小，所以在殖民的時候就要大量的掠奪，形成了掠奪性的制度安排。
北美的國家天氣較好較溫和，落腳在那裡的人都能活著，能夠一起工作，就形成了一個社區的、相互幫助的、權利界定清楚的制度安排。他也可以寫一個模型，好像也很有說服力。假定他是對的，拉丁美洲的人就永遠沒希望了，因為現在沒有一個時光機器可以倒回去四百年前，而且還要說服上帝把北美的天氣改到拉丁美洲去，你說有辦法嗎？如果沒辦法，知道了也沒用。但是如果我們從要素稟賦結構出發，因為資本在每個時點上是給定不能變化的，但是隨時間可以變化，這就讓我們有個抓手來改變這個結構。
第三個是最根本的。我們經濟學家分析問題，一般最重要的（工具）是income effect（收入效應）跟substitution effect（替代效應）。比如張五常常講說他只有一句話，就是substitution effect，相對價格效應。因為他研究的都是比較微觀的問題，也不是長期經濟發展的問題，所以他只要看substitution effect就可以。但是我們研究長期發展的問題，那就還有income effect（收入效應），這兩個效應其實是除了像研究statistics（統計學）或者做econometrics（經濟計量）那種方法論的之外，所有經濟學家作分析，不管再複雜的理論或是概念，到最後不是講income effect，就是講substitution effect，也就是要素稟賦跟它的結構，同時決定一個國家在每一個時點上面的總預算，跟它們的相對價格。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角度來講，這是最重要的分析工具和分析參數。
再從馬克思來講。馬克思主義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什麼叫經濟基礎？馬克思說是生產方式、生產結構。但是馬克思還只是從生產方式、生產結構的經濟基礎，來研究組織等一系列的上層建築，但是生產結構是怎麼決定的？要素稟賦決定的嘛。所以我繼承了馬克思主義，還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其實我完全是從經濟基礎開始，只是從經濟基礎的更基礎，把生產結構生產方式都內生化。所以這裡繼承了新古典，也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發展了新古典，也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那為什麼內生性很重要，為什麼我強調必須去研究內生性？因為不研究內生性，經常會誤導。前面提到金教授的研究，但如果這個模型是對的話，發展中國家同樣無能為力，因為發展中國家的資本註定流到發達國家去，去幫助發達國家。另外，更重要的是，這個模型沒有解釋現象。你們想想看，為什麼發展好的國家，它並沒有資本外逃，而且是資本流入。只有發展得不好的國家才資本流出，流到美國，流到瑞士銀行。
原因是什麼？是因為沒有把產業結構內生化。這個模型的出發點就是假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是不一樣的。而且也沒有比較優勢的概念，一個在非洲生產咖啡的國家，同時有資本很密集的鋼鐵業，就直接把這個當成出發點去研究了。所以我覺得不夠根本，如果沒有把結構內生化的話就經常會出現這個問題。另外，要內生化就要從最根本的出發，最根本的外生，或者最根本的給定因素出發，這樣才不會把中間的一層作為出發點，這經常會誤導。從最根本的出發的好處，就是不會好像從中間因素出發那樣，從中間因素出發得出的結論正好是相反的；從中間因素出發得出的政策含義，如果被認真採取的話，就會是誤導性的。這是一點。
第二點，如果你從最根本的出發，那其實這樣的路徑是最靈活的，能解釋最多現象。你比如說，我在整部《中國的奇蹟》中，討論中國的各種變化、各種的制度安排，我很自信地講是一以貫之的。到後來的馬歇爾講座，我把它擴展到解釋整個發展中國家六十年來的變化，我也一以貫之，而且可以談論的問題是非常多的。我不僅討論市場的作用、政府的作用、產業政策的作用，我還談論最優金融結構、教育結構，還有潮湧現象，等等。很多現象你都能解釋，而且每個現象你都可以寫一個很嚴謹的模型，並且這些現象到最後都是可以加總的，因為它背後的所有出發點是一樣，所以變成一個體系。所以我強調內生性，而且強調最根本的，我還沒有找到比要素稟賦更根本的經濟參數。我跟大家強調，是因為現在的主流裡面，除了研究國際貿易的人在Hec-kscher—Ohlin（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的時候還討論，現在又放棄了。
比如說，現在討論企業異質性，那確實在每一個產業裡面有異質性企業，只有比較好的企業才會出口，這個我同意。但有沒有可能，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很密集的產業的企業，去跟發達國家出口資本很密集的產品？不可能，它還是要從稟賦決定的。還有一個討論是特殊化。其實保羅·克魯格曼自己說得很清楚，特殊化談的是同一個發展程度的國家之間的貿易，但是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的貿易還是必須用Hec-kscher—Ohlin來解釋。我們研究的是發展，發展怎樣逐步地趨向發達國家。這樣我們要了解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怎麼決定，然後逐漸怎麼變成發達國家。從要素稟賦來切入是最有說服力，而且疊加的可能性是最好的，可以解釋的現象是最多的。
那麼目前來講，從新結構經濟學，要努力的是什麼？其實一個是怎麼把它模型化，一個是怎麼樣用更好的數據來檢驗。這點張乾上午做報告說過，只要邏輯清晰，應該都可以模型化。我相信新結構討論的這個應該邏輯是很清晰的，應該是可以模型化的，無非就是說有沒有找到好的數學工具罷了。然後，因為我們現在要在引進結構以後把它模型確實是不容易的。你說王勇花了幾年？他剛和我做的時候比現在年輕多了。還有邢海青教授也是好幾年，我看他也是兩鬢越來越白了。（付才輝：老師我要辭職）你不用辭職，我給你買染髮劑。
我也同意，王勇跟鞠建東老師做的這篇論文當然不是完美的，裡面有很多特殊假定。但基本可以作為一個出發點，至少它把我們新結構經濟學所要表達的最核心的觀點：就是有結構，並且結構是由要素稟賦決定的；結構的變化是由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推動。基本的精神已經表述出來。裡面基本上是馬歇爾的體系，什麼東西都完美的：完全信息、沒有摩擦。如果把信息不完全、有摩擦等引進來，政府的作用、產業政策的作用等等一系列問題都可以討論了。如果再擴張一點可以再討論金融的作用等等。所以我覺得可以以那個論文作為切入點。
但是我覺得我們野心也可以大一點。我也跟才輝，跟陶勇討論，確實可以把阿羅-德布魯進行擴張，讓它成為一個特例，因為它本身沒結構。我知道要引進結構很難。阿羅-德布魯要把從亞當斯密到馬歇爾的體系完全用數學很簡潔地表示出來也是很難。所以他找了一個數學家，而且他本身數學也是非常好。當然他們對從亞當斯密到馬歇爾的體系整個機制是什麼都很了解，然後他找一個合適的數學法表示出來。但是他一個最大的問題是沒結構。我們現在認為結構很重要，而且結構必須由要素稟賦的差異跟要素稟賦的積累所帶來的變化所推動。
目前，這還沒有一個在最一般的狀況之下的模型，我們能接受王勇他們的那個有很多特殊假定的模型。但是到最後的目標還是必須把這些都放鬆，然後把這些特殊假定的東西放棄掉。我也同意回到張乾講的，只要思路清楚，一定可以用數學表示出來，無非就是不知道哪個數學工具。那就要去找。你比如說，當年理性預期革命就是這樣子，他發現凱恩斯主義的東西不合適，他對這個現象了解得很清楚，他要找一個數學工具，然後他就去找，找到貝爾曼方程式（Bellman Equation）。那我們現在同樣的道理，我們知道結構非常重要，而且結構的決定因素和演化必須由要素稟賦來決定和推動，那用什麼樣數學方式能夠表述出來？大概目前的微積分不能達到這個目標。泛函是不是能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可以試一試。在這一點，我也同意才輝和陶勇他們，萬一成了怎麼辦呢？而且，泛函不行我們再找另外一個。既然邏輯這麼清楚，一定能用數學表達出來。一定要有信心。所以你要是怕白頭髮，沒關係，我再每個人送你一瓶。
但是，必須有長遠目標和短期目標。長遠的目標到最後，當然是把阿羅-德布魯的東西當作特例，不是推翻，是我們的體系裡的一個特例，你要退化到阿羅-德布魯。但是，我們可以把不同發展國家的每個發展階段，都用同一個體系把它表示出來。但這不是一年不是兩年，單單JME那篇文章就用了六七年時間，我們不能六七十年以後才做成嘛。當然你們都還年輕，六七十年以後幾歲啊？在這種狀況下，我接受鞠老師的說法，我們每年應該有五篇文章、十篇文章，理論模型的、即使局部有特殊假定的，再加上一些實證文章，在雜誌上發表——這必須是我們今天晚上在座各位共同努力設定的目標。你寫的文章不用是完美的，寫文章的目標是，只要邏輯上沒有什麼太大的漏洞，即使有特殊假定也沒關係，這個是我在芝加哥大學的時候，我的導師舒爾茨跟我說的，他說如果你要等到一篇文章是完美的時候再發表，那他到現在可能一篇也沒發表。這是他拿到諾貝爾獎後講的話。
我的意思是，誠實地，在你能了解的儘量不要去犯錯誤，即使犯錯誤也沒有關係，有很多拿到諾貝爾獎的人，後來人家發現他拿諾貝爾獎的那篇文章數學是有問題的。因為到底經濟學最主要的是一個idea對不對，只要你的idea是對的、認識是對的，即使你用的數學有點問題，人家還可以改你數學。但是當大家都不知道那個idea，你先把那個idea講出來就是一個很大的貢獻。詹姆斯•莫裡斯也承認，他那篇獲得諾貝爾獎的最大貢獻的論文，其實數學有問題。還有其他的也這樣。
現在有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這個東西現在要做什麼。當然了，佳君老師已經有很多構想了。我想，新結構經濟研究中心是一個平臺，在這個平臺上，我們要來推動理論模型構建，這個中心會有幾位核心的、在中心工作的教授和研究人員，但是我們希望以中心作為一個網絡、平臺，來聯繫大家，推動大家一起研究。我們可以經常開會，經常來這邊交流、辯論。這是一點。
第二個，這個中心應該去收取儘量多的數據，用這個數據來支撐大家去做實證檢驗。一方面，如果理論模型要發表，你必須把事實特徵描述得很清楚，你必須有經驗數據。而且，理論模型還應該有很多推論，或是說模型還沒做出來，推論可以先拿出來，那我就可以做實證實驗。
新結構經濟學中心還希望推廣應用。我一向是行動主義者，我受王陽明影響太大了：知為行之始，行為知之成。我如果認為這樣是對的，我們就要這樣去做，而且做得必須產生我當時認出來的結果，那這樣才能說，我當時的認識是正確的。現在佳君和才輝都在努力，我們一方面是在做理論和實證研究，我們同時也希望把這個理論框架用在現實生活當中，去幫助地方政府、幫助我們國家、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做政策，來看按照我們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了解結構是什麼決定的，什麼東西決定結構變遷，在這種狀況下，政府、企業、市場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如果我們真的相信這個，又實際做出來給人家看，一方面可以引起更多人相信，更重要的是我們所努力的目的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如果你的理論不能改造世界，那這樣的理論是無用的理論。如果不能改造世界，理論通常不正確，只是邏輯遊戲。新結構經濟學中心也希望作為實踐平臺。你那邊將來可以合作，還有你們如果回到你們學校、你們單位去，需要實踐的話，在我們能力範圍內，我們可以一起合作來推動實踐。
這幾天有人跟我提到說成立一個協會，出一些新的雜誌。我覺得是努力的目標。但是，我覺得在這個階段，可能比較好的還是按照華秀萍教授的意見：不是一下子我們自己出個雜誌，然後自己封閉性地內部討論；我們應該打出去。所以，我們要兩條腿走路的話，一個是我們每年開一些研討會，選一些主題，然後找一些有名望的期刊去出專題討論。我發現，在學界裡面專題討論看得人會多，在有名的期刊發表，這些論文大家比較接受。
除了專題討論，我覺得我們還要有勇氣，直接到排名前五、前十的期刊去投稿。因為專題討論人家會覺得你已經開了會，已經選擇過了，你發表這些主題很重要，當然大家會注意。所以呢，我們應該這樣做：一方面大家去建模、做嚴謹的實證——題目很多，可以瞄準主流雜誌；另外我們每年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一些話題，我們來開研討會，開完研討會以後，我們還是有挑選有討論，找一個現在在國外已經接受的雜誌出專題討論。也許這樣過五年十年，我們再出自己的期刊，當然學界就不會說關起門來自己講話。這要有策略性，往後推一點。
非常感謝大家花了至少四天，有的人六天時間，這麼密集的智力討論，其實非常累。早上8點多，晚上9點多結束。我相信這樣的討論對大家有很多幫助，包括對我，至少我馬上知道有什麼東西別人還不太清楚。那你們可能經過這樣的討論，對事情認識會增加。也感謝會議組織者！
（林毅夫：長安街讀書會成員、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原標題：《「財經縱橫」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是大道，後來者需要注意什麼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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