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資本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百科全書，也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和制度運行過程的巔峰之作。馬克思對勞動價值理論創立和研究過程的數量分析，為後來經濟學家研究與人相關的經濟學前沿理論提供了研究靈感、視角與啟示，對未來經濟理論與實現問題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
關鍵詞：馬克思 資本論 政治經濟學 數量分析
5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他深情緬懷了馬克思偉大光輝的一生，深刻闡釋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系、豐富內涵及其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巨大作用，總結了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創造性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壯闊歷程和豐碩成果，提出了新時代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要求。
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
1867年9月出版的《資本論》，全稱《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百科全書，也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和制度運行過程的巔峰之作。他以唯物史觀的基本思想為指導，通過深刻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至今，150多年過去了，《資本論》理論及其所使用的數量分析思想和方法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作為我國新時代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指導思想，成為解決各種發展中矛盾和問題的重要理論與方法；二是，作為國內外經濟學學術研究的經典原創，成為眾多經濟學家的研究興趣與研究方向；三是，作為經濟學思想傳播普及的經典讀物，成為美國高校綜合排名書單前十和美國十所世界一流大學圖書閱讀綜合排名前十；四是，作為現代經濟學發展的基石，引發了人力資本理論、內生增長模型、創新理論、知識創新與知識管理、行為經濟學、博弈實驗、資產與期權定價、投入產出、知識經濟學理論等誕生與發展。五是，作為諾貝爾經濟學獎成果的「新寵」，成為近十年來諾貝爾經濟學獎關注青睞的人的行為及其利益的前沿研究。
二、馬克思的經濟數量分析的發展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的勞動價值論等理論，是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精髓，也是他的劃時代意義的原始創新。馬克思從關注人開始，把人從所有要素中獨立出來，並以人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對政治經濟進行分析，其數量分析體現在：一是概念及度量，如勞動二重性、活勞動、腦力勞動、價值、使用價值、商品價值量、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虛擬資本、資本循環、資本周轉等；二是概念結構與度量，如價值與使用價值、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活勞動與物化勞動、複雜勞動與簡單勞動、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價值形成（C+V+M）、生產消費與個人消費、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生活資料（物質生活資料與精神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狹義和廣義虛擬資本等；三是數量關係及模型，如複雜勞動等於倍加的簡單勞動、腦力勞動比體力勞動價值高、生產-交換-分配-消費關係，以及兩大部類簡單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模型等；四是觀點或命題，如活勞動創造價值、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的價值等。馬克思在相關這些概念與關係的內涵外延及其度量上所做出的簡單數量分析，為後來經濟學家研究與人相關的人力資本、知識、創新、知識創新與知識管理、資產定價、心理行為、行為實驗、投入產出、知識經濟等經濟學理論、模型與方法提供了研究靈感、視角與啟示。這些經濟學家幸運而積極地擔負起歷史的重任，基於自己的興趣偏好全心地投入於經濟學前沿研究，尤其從經濟數量分析角度思考與分析、支撐、豐富與發展了經濟學理論，取得了經濟學發展史上裡程碑意義的原創理論，而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
首先，他們把對人的腦力勞動或活勞動的度量轉變為對人力資本、知識、創新、知識創新與知識管理、知識工作者、知識型企業的度量。如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奧多·W.舒爾茨（Thodore W.Schults）將投入於人的資本從資本中分離出來，引入人力資本概念及其度量，構建了人力資本理論，成為公認的人力資本理論的構建者。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是體現在勞動者身上的一種資本類型，以勞動者的數量和質量，即勞動者的知識程度、技術水平、工作能力以及健康狀況來表示，並用這些方面價值的總和衡量。可見，人力資本是通過投資而形成的，像土地、資本等實體性要素一樣，在社會經濟生產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舒爾茨還認為，「人口質量和知識投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類未來的前景」。
又如1986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羅默（Paul M.Romer）將知識與創造知識的人分離開來，把它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完整納入到經濟和技術體系之內，建立了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並提出了四要素增長理論，即新古典經濟學中的資本和勞動（非技術勞動）外，又加上了人力資本（以受教育的年限衡量）和新思想（用專利來衡量，強調創新），成為新增長理論的主要建立者。
又如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從關注人轉變為（其）創新的角度，首先提出了解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周期的創新理論。熊彼特把創新定義為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即企業家實行對生產要素的新結合。或者說，創新是指把一種新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結合」引入生產體系。1912年，熊彼特發表了《經濟發展理論》一書，提出了經濟發展是創新的結果的觀點，創立了新的經濟發展理論，被譽為「創新理論」的鼻祖。
又如日本野中鬱次郎（Nonaka）是知識創新理論主要構建者。知識創新理論是闡述知識創新對企業發展的作用的理論。野中鬱次郎認為，最有價值的知識不是從別人那裡獲得的，而是自己創造的。只有把企業員工的個人知識變成企業潛在競爭能力，知識創新才能夠實現。他還認為，知識是通過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的相互作用而被創造出來的，並提出了一個關於「知識創造」的完整 SECI模型。
又如1960年代初，現代管理學之父、美國管理學教授彼得·德魯克（Peter F. Drucker）博士首先提出了知識工作者和知識管理的概念。他認為，正在進入的知識社會中最基本的經濟資源不再是資本、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而是知識，知識工作者將發揮主要作用。後來他又提出「未來的典型企業以知識為基礎，由各種各樣的專家組成，這些專家根據來自同事、客戶和上級的大量信息，自主決策和自我管理」。
又如瑞典裔管理大師、知識管理之父卡爾-愛立克·斯威比(Sveiby)博士從1970年代開始研究知識型企業的管理，1986年首次提出了知識型企業和知識管理的概念。作為一個企業家，他將知識管理直接建立在對企業資產的重新認識、測量、管理上，所創立的理論與方法成為知識管理方面最具影響力的理論和方法。
再如1990年代中後期，美國波士頓大學信息系統管理學教授託馬斯·H.達文波特(Thomas H.Davenport)在知識管理的工程實踐和知識管理系統方面作出了開創性的工作，他提出了知識管理的兩階段論和知識管理模型，成為指導知識管理實踐的主要理論。1990年代初期，他與合作者創造了流程再造理論，成為興起知識管理運動的締造者之一，其《注意力經濟》一書被譽為從「知識時代」到「注意力時代」的開創性著作。
其次，從對人的度量轉變為對人的（心理）行為度量。如2000－2005年間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獎者中，至少有三位為「行為經濟學家」——喬治·阿克勞夫(GeorgeAkerlof)、費農·史密斯（Vernon Smith）、託馬斯·謝林（Thomas C. Schelling），以及至少有一位是「計量經濟學家」的行為經濟學家——丹尼爾· 麥克法頓(Daniel McFadden)。其中，實驗經濟學之父，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密斯開創了一系列實驗方法，為通過實驗室實驗進行可靠的經濟學研究確定了標準，為創立實驗經濟學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同時，他還是「風洞實驗」理論研究的先驅。
又如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著名行為經濟學和行為金融學家理察·塞勒（Richard Thaler），他主要致力於心理學、經濟學等交叉學科的研究。在理論研究中，他對反常行為、經濟人假設、稟賦效應、跨期選擇、心理帳戶和股票市場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在實際應用上，他分析和解釋了消費者行為、社會福利政策、儲蓄投資政策等行為經濟案例，其他經濟學家難以望其項背。
第三，基於虛擬資本、資本循環與資本周轉，研究資產定價理論與模型。如199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佛商學院教授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和史丹福大學教授邁倫·斯克爾斯（Myron Scholes），他們創立和發展的布萊克—斯克爾斯期權定價模型，為包括股票、債券、貨幣、商品在內的新興衍生金融市場各種以市價價格變動定價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合理定價奠定了基礎。
又如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尤金·法瑪（Eugene Fama）、彼得·漢森（Peter Hansen）和耶魯大學的羅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他們在資產定價研究領域揭示了一系列資產定價的規律及背後的因素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
第四，基於價值規律與兩大部類再生產轉換，創建投入產出理論與模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華西裡·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是投入產出分析方法的創始人。投入產出分析為研究社會生產各部門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特別是系統分析經濟內部各產業之間錯綜複雜的交易提供了一種實用的經濟分析方法。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25年，當他還在柏林大學讀書時，曾在德國出版的《世界經濟》雜誌上發表了《俄國經濟平衡——一個方法論的研究》的短文，第一次闡述了他的投入產出思想。這也是他創造投入產出理論與分析方法的靈感之源。還有，這種理論與分析方法本身還是國民經濟平衡表體系(MPS)與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的結合。
第五，基於知識要素數量變化的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知識經濟發展規律，研究知識經濟理論。1996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布了《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的年度報告。隨後，在中國國內李京文院士開展了知識經濟研究，並出版了系列知識經濟叢書。在他的指導下我們開始研究知識經濟，出版了知識經濟與知識產品、知識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的專著。在張守一教授指導合作下，出版了微觀知識經濟與管理、知識經濟概論，並借鑑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分析方法，較系統地研究知識經濟學理論，構建了包括知識產品生產、分配、消費與利用的知識經濟學理論框架。特別地，我們還研究了知識的計量，以及知識（產品）需求與供給函數、成本、價值與價格、市場競爭與均衡，以及知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等數量關係；還利用投入產出方法研製了知識生產投入產出表，得到知識生產直接轉移矩陣與完全轉移矩陣；還利用存量與流量的關係，研究了知識更新過程等。
三、馬克思的數量分析的未來
以上這些經濟學發展成果，都是圍繞與人相關的人力資本、知識、創新、知識創新與知識管理、知識工作者、知識型企業、虛擬資本、人的行為度量，以及其他相關數量分析發展的。從其發展脈絡中我們能夠看到，研究者大都會受到馬克思提出的活勞動、腦力勞動、價值與使用價值、虛擬資本，以及活勞動創造價值、腦力勞動是體力勞動的倍加勞動，以及生產-分配-交換-使用過程，第一部類與第二部類再生產轉換關係等概念、思想與方法的啟發，固然他們並沒有展開直接或間接研究這些概念及度量。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與經濟學發展過程都已經證明，以人為中心（本）是其內在的聯繫。為什麼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汲取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基本概念的思想、度量，以及數量分析方法？因為科學研究是尊重規律的，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而不管你是否願意接受。無論人力資本、知識、創新、知識創新與知識管理、知識工作者、知識型企業、虛擬資本、人的行為等概念及度量，還是理論、模型與方法的發展，都以人為核心，以人為主線。我們認為，這就是馬克思重大的貢獻，他把人（體現為活勞動或腦力勞動）從生產要素中獨立出來，與其他資源要素區分開來，不僅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性意義，同樣在如今知識經濟時代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到目前為止，有關活勞動、腦力勞動、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虛擬資本等度量，以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倍數的數量關係等都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只能選擇諸如人力資本、創新、知識等替代變量，這恰好印證了越是基礎的內容，研究難度越大，反倒給未來研究留下了很大的空間。這就是未來馬克思數量分析的研究方向，大數據及其方法、人工智慧、量子計算、試驗與實驗方法等可能都是必然有效的選擇。另外，基於目前經濟學理論取得的成果，面對理論前沿與實際問題，研究無止境，未來將繼續下去，用馬克思的基本概念與理論的數量分析思想與方法依然是大有作為的。
（作者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綠色發展大數據決策北京市重點實驗室（智庫）主任、北京知識管理研究基地主任兼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