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導 論
第一章 我們時代的反智主義
第二章 論智識的不受歡迎
第二部分：內心的宗教
第三章 福音派精神
第四章 福音主義和信仰復興派
第五章 反抗現代性
第三部分：民主政治
第六章 紳士的衰落
第七章 改革者的命運
第八章 專家的興起
第四部分：實幹文化
第九章 商業與智識
第十章 自立和信仰科技
第十一章 主題的變奏
第五部分：民主制的教育
第十二章 學校和教師
第十三章 適應生活之路
第十四章 兒童與世界
第六部分：結 論
第十五章 知識分子：疏離與順從
致 謝
索 引
譯後記
一
雖然這本書主要處理的某些方面，來自美國久遠的過去，但也可以認為它回應了20世紀50年代的政治和思想狀況。反智主義這個詞雖然以前很少聽到，但那十年間成了我們國內相互非難和彼此叱責的詞彙中常見的一個。過往，美國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經常都因為國家對心智的不敬而垂頭喪氣，憤憤不平，但在這段時期，知識圈以外的大量民眾也都共同關注這一問題，而這方面的自我批評也演變成了一場全國性的運動，這樣的時代前所罕見。
在那時，人們擔憂批判性的心靈在這個國家中被視如敝屣，主要是因為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引發了這樣的恐慌。當然，知識分子並非麥卡錫持續發難的唯一目標——他在下一盤更大的棋——只不過知識分子正處在受攻擊的火線上。當他們受到打擊時，這似乎令麥卡錫的信徒們格外歡呼雀躍，而且在整個國家中，一大撥不怎麼崇高的審查者也不甘落後，盡力效仿著麥卡錫對知識分子和大學的突襲。於是，當麥卡錫連珠箭似的控訴掀起了強烈的惡意和無趣的愚蠢時，就在這樣的氣氛裡，1952年的競選又戲劇化地展現了兩派中智識一方與庸俗一方的對立。一方是阿德雷 · 史蒂文森，他的思想和作風在政治家裡與眾不同，這引起了知識分子的好感，他的這種吸引力讓近期歷史中的任何事情都黯然失色。另一方就是德懷特 · D. 艾森豪，思想墨守成規，口齒相當不清，還聯手了招人厭煩的尼克森；在他發動競選時，制定選舉基調的似乎都不是將軍本人，而是他的這位競選夥伴及其政黨中的麥卡錫一羽。
艾森豪決定性的勝利既被知識分子自己，也被他們的批評者視作美國拋棄知識分子的標誌。作為輿情周刊，《時代》搖了搖頭，不足為信地做出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它說，艾森豪的獲勝「揭露了一個令人懷疑已久、觸目驚心的事實：在美國知識分子和民眾之間，有一條懸殊而有害的鴻溝」。小阿瑟 · 施萊辛格在大選後不久就用辛辣的筆調表示抗議，他發現知識分子「正處在他這一代人聞所未聞的處境中」。之前，民主黨執政的二十年間，知識分子基本上受到理解和尊重，但這之後，商業又重新掌權，它帶來了「商業至上造成的幾乎難以改變的後果——粗俗化」。此時，知識分子被摒棄為「蛋頭」、怪胎，被不需要他或者根本不理解他的黨派所左右；知識分子也成了替罪羊，從所得稅到珍珠港偷襲，一切都是他的責任。「反智主義，」施萊辛格論述道，「長久以來就是商人的反猶主義……知識分子……在今天的美國社會中猶如喪家之犬。」
在新政府運轉之後，所有這些情況似乎都得到了充分證實。用史蒂文森的話說，賣汽車的（car dealers）取代了新政派（New Dealers），這讓知識分子及其價值觀受到拋棄這一狀況成為定局—而之前在杜魯門時期，法院裡的政客早已給他們蒙上陰影。由此，款待這個國家的就是查爾斯 · E. 威爾遜調侃純研究的俏皮話，還有艾森豪喜歡把西部小說當讀物的八卦，以及他把知識分子定義為嘮嘮叨叨和自命不凡之徒的說法。但是在艾森豪執政時期，國家情緒到達了一個轉折點：在共和黨總統面前，麥卡錫分子的怒火燃燒殆盡；這位威斯康星州參議員孤立了自己，他受到譴責，垂頭喪氣。最終，在1957年，蘇聯發射「伴侶號」衛星這一事件重又激起了美國公眾常常會進行的、如周期性浪潮一般的、對國家的自覺的重新評價。「伴侶號」不僅僅給美國的國家虛榮心當頭一棒：它還讓人們尤為關注反智主義在學校系統乃至整個美國生活中造成的後果。轉瞬間，國家對智識的反感似乎不只是恥辱，而且還是危及存亡的風險。之前若干年，國家一直認為它應該關心的是審查教師是不是忠誠，但現在，它開始擔心教師們的低收入了。這麼多年來，科學家們一直在說：越發受到安全問題的困擾，這讓人失去了搞研究的心氣；而此時，他們卻一下子找到了接納自己的聽眾。抗議美國教育鬆散懈怠的呼聲之前只有少數教育批評家吶喊過；如今，電視、大眾報刊、商人、科學家、政治家、海軍將領和大學校長也都紛紛表態，很快就演變為一場全國性的異口同聲的自我檢討。當然，所有這些並未立刻打消民間的防備之心，也沒有驅散在美國生活中作為一股力量的反智主義；甚至在最直接受到衛星事件影響的地方，即教育領域，公眾的主導情緒似乎也還是希望多造出一些「伴侶號」，而不是培養更多的知識分子；一些談論教育的新說辭幾乎在建議：要把天才兒童視作冷戰的重要資源。但儘管如此，氣氛還是明顯改觀。在1952年，也許只有知識分子受困於反智主義的幽靈；而到了1958年，大多數思想健全的人都相信這樣的看法：反智主義是這個國家嚴重的，甚至危險的缺陷。
今天，方有可能冷靜地旁觀20世紀50年代的政治文化。如果說在那時，很容易看到麥卡錫主義，甚至艾森豪政府中存在的，會給公共生活裡的知識分子造成滅頂之災的末日之亂，那麼如今，這種情況絕無可能，因為華盛頓重又對哈佛教授和獲得過羅茲獎學金的學者禮遇殷勤。如果說在過去，有人質疑智識，認為它是阻擋政治或政府成功的令人絕望的障礙，那麼現在，毫無疑問，新總統的所作所為必然平息了這樣的疑慮：比如，他對思想有著明顯的興趣，尊重知識分子；他在典禮中的種種姿態又將這一尊重體現在了國務層面；他青睞有理智力之人的陪伴和建議，尤其是當政伊始，他就計劃長期、仔細地招賢納士。不過曾經，人們也過分相信招募這樣的才俊可以徹底改變處理我們事務的作風，但時間的確註定會讓人清醒。眼下，我們來到了這樣一個時刻：知識分子終於能避免誇張的朋黨之見和自哀自憐來討論反智主義了。
二
20世紀50年代的政治亂局和教育方面的爭議使得美國在自我評價時總是把反智的一詞當作關鍵的形容語；它不顯眼地溜進我們慣用的語言，卻沒得到太多的界定；它通常被用來描述各種不受歡迎的現象。那些突然意識到它的人往往都會設想：反智主義是這種或那種生活領域裡的新生勢力，既然它是近期社會狀態的產物，那麼可以預計，它將來也許會達到難以克服的程度。（遺憾的是，美國知識分子對歷史的理解很膚淺；由於現代人長期生活在某種末日災難的陰影下，故而知識分子甚至總會把社會變革中的小旋渦當成潮汐一般。）但是，對於美國歷史的研究者來說，20世紀50年代普遍響起的反智傾向的調子聽起來並不新鮮，還似曾相識。20世紀50年代的反智主義，並不是第一次在美國露面。事實上，美國的反智主義比我們的國家身份還要古老，而且具有漫長的歷史背景。對這個背景的考察可以看出：在美國，對知識分子的重視並沒有持續走低，也沒有突然下降，而是經受著周期性的波動；此外，也可以看出：在我們的時代，知識分子遭受的怨恨並不表明其地位的降低，反而體現出了他們與日俱增的重要性。我們沒有以任何系統的方式了解上述所有這些內容，而且關於反智主義這一主題，也很少有人對它做過太多史料翔實的思考。大量著作寫的都是美國知識分子與其國家之間曠日持久的爭論，但這樣的作品主要研究的是知識分子眼中的美國，僅僅會偶然地窺及美國眼中的知識界和知識分子。
反智主義之所以沒有被清晰定義，一個原因在於，恰恰是它的模糊性使其能更便利地作為形容語用在爭論中。但無論如何，給它下定義確非易事。作為觀念，它不是一個單一的命題，而是一系列複雜的相關命題。作為態度，它通常都不是以純粹的形式存在，而是充滿矛盾——純粹、單純的厭惡知識界或知識分子的態度並不常見。作為歷史問題，如果還是用這個名字，那麼它並不是一條恆常不變的線索，而是一股在強度上時時出現波動的力量，它從不同的來源獲取自身的動力。在這本書中，我不想堅持嚴格或狹隘的定義，這樣的定義放在這裡並不適宜。一種在邏輯上說得通，但在歷史方面武斷隨意的定義方式，只需要在一組複雜特徵中挑選出一個特徵，而我認為這種做法並無益處。我感興趣的恰恰是這個複雜體——有著諸多交點的各種態度與觀念之中的、歷史關係的複雜體。將眾多我稱之為反智主義的態度和觀念聯結在一起的普遍特徵，就是對理智生活以及那些被認為代表這種生活的人抱有的怨恨和懷疑；它也是一種總會貶低這種生活之價值的傾向。這種公認的一般表述，接近於定義，我認為鬥膽一試還是有用的。
一旦採用了這種方法，我們就會清楚：在將反智主義作為正式的歷史主題時，其處理方式不可能像處理個人生平、制度發展、社會運動一樣。既然我研究的是美國人的思想所發生的環境和氛圍，那我就不得不使用印象式的手段，藉此，人們可以嘗試再現那時的環境，或捕捉當時的氛圍。
在給出一些我認為是反智主義的例子之先，我還得解釋一下不在我意圖之內的內容。除了偶然場合之外，我不會處理美國知識分子團體內部的紛爭或爭議。美國知識分子像其他地方的知識分子一樣，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時通常都感到不安；他們總是習慣於互相懷疑，甚至相互憎恨，有時他們還用尖酸刻薄、一網打盡的話來評論自己所屬的整個群體。這種內部批評很說明問題，也頗為有趣，但並不是我主要關心的內容。同樣，知識分子彼此之間所採取的那種無禮的或考慮欠妥的批評也不是我要關注的。例如，沒有人會比H. L. 曼肯更鄙視美國的教授階層了；也沒有人會比瑪麗 · 麥卡錫更毒辣地在小說中刻畫其他作家；但是，我們不會因此就妄想把曼肯和威廉 · F. 巴克利通通劃為教授們的敵人，也不會想把麥卡錫小姐和後來的那位同名參議員混為一黨。畢竟，對其他知識分子的批評也是知識分子的重要功能之一，而且每當他這麼做的時候，素來都精力充沛。我們也許會希望，但我們難以指望：他能仁慈、優雅、中肯地批評其他知識分子。既然知識分子的事務就是追求多元和意見相左，那麼，他們有時候很可能會一味鬥嘴，我們必須接受這樣的風險。
最後，如果我們不想陷入難堪的境地，那麼重要的是，必須弄清楚一點：在本書中，反智主義不同於那種我更願意稱之為反理性主義（anti-rationalism）的哲學學說。一些思想家，如尼採、索雷爾，或柏格森、愛默生、惠特曼，或威廉 · 詹姆斯，還有一些作家，如威廉 · 布萊克、D. H. 勞倫斯，或歐內斯特 · 海明威，上述這些人的思想可以稱為反理性主義。但是，在我使用的「反智」一詞的社會和政治意義上，這些人都不是典型的反智者。當然毫無疑問，眾多反智主義思潮經常會引用這樣的反理性主義思想家的觀點（僅愛默生一人就為它們提供了大量的文本）；但是，僅當這些思潮確實這樣做的時候，而且僅僅在最低程度上，高知者的反理性主義才會成為我敘述的一部分。在本書中，我集中關注廣泛的社會態度、政治行為，以及中知者和低知者的反應，只會順帶關注一下表述清晰的理論。最讓我感興趣的就是那些對我們的事務產生了影響的、嚴重抑制理智生活與文化生活或使之貧乏的態度。有一些例子，是從我們最近的史料中選取出來的，它們或許可以充實定義，補充其細節。
三
有一些定義來自那些對美國知識分子強烈不滿的人，我們不妨從它們開始。
例A：在1952年競選中，國家似乎需要一些詞彙來表達對知識分子的鄙夷，到那時為止，知識分子成了美國政治中具有自覺性的主題。蛋頭這個詞原本在使用時並沒有貶義的聯繫，但它很快就被賦予了這樣的聯想，比起傳統使用的高知一詞，它具有更尖銳的言外之意。大選結束後不久，信奉右翼政治信仰的通俗小說家路易斯 · 布龍菲爾德提議，如果有一天這個詞收入詞典，那麼可以按照如下方式：
蛋頭：自命有智識的冒牌貨，通常是教授或教授的門生。骨子裡淺薄無知。對任何問題的反應都過分情緒化，女性氣十足。目空一切，自負狂妄，輕視更合理、更有能力之人的經驗。其思想在本質上一團亂麻，沉浸在多愁善感又狂熱傳道的混亂中。是中歐社會主義的空談教條的支持者，與希臘—法國—美國的民主和自由主義理念針鋒相對。遵循尼採那種老派的哲學道德觀，這不斷地讓他們身陷囹圄或蒙受恥辱。他刻意地把自己弄成一副學究樣（prig），喜歡考察問題的方方面面，以至於頭腦糊裡糊塗，原地打轉。有一顆貧血的心。
「最近的大選，」布龍菲爾德評論道，「證明了很多事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蛋頭』已經徹底遠離了全體人民的思想和情感。」
例B：差不多兩年後，艾森豪總統似乎以官方的名義批准了一種與上述類似的、輕視知識分子的態度。1954年洛杉磯的共和黨會議上，他在發言時提到了一個觀點，有位工會領導曾向他表示過這個看法：只要讓人民看到了全部真相，他們就總會支持正確的事業。接著，總統補充道：
我們身邊一向有那麼多愛說風涼話的、所謂的知識分子晃來晃去地在向人們證明：所有不同意他們的人都是錯的。那麼，一想到這位工會領導人說的這番話，就著實令人欣慰。
順便提一下，我聽到過一個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我認為挺有意思：他是不懂卻非要講，講的話又毫無必要的人。
例C：20世紀50年代的爭議中，有一個並不新鮮的關鍵議題，就是專家知識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1957年，隨著連鎖店董事長麥克斯韋 · H. 格魯克（Maxwell H. Gluck）被委任為錫蘭大使，反對專家、擁護外行的高潮也許就來到了。1956年，格魯克先生貢獻了——按他自己的估計——兩萬或三萬美金支持共和黨競選活動，但是，像許多與他類似的前任一樣，誰也不知道他們在政治或外交方面有什麼經驗。在被參議員富布賴特（Fulbright）質詢其任職資格時，格魯克先生遇到了一些麻煩：
富布賴特：你認為你能處理錫蘭方面的什麼問題呢？
格魯克：問題之一就是那裡的人民。我相信我能——我認為我能建立，除非我們——還有，除非我碰上我之前沒遇到過的事情——讓錫蘭和美國建立良好的關係和良好的感情……
富布賴特：你知道我們的印度大使嗎？
格魯克：我知道前大使約翰 · 謝爾曼 · 庫珀（John Sherman Cooper）。
富布賴特：你知道印度總理是誰嗎？
格魯克：知道，不過他的名字，我叫不上來。
富布賴特：你曉得錫蘭總理是誰嗎？
格魯克：他的名字我現在還不太清楚，說不上來。
人們會懷疑格魯克先生是不是為他即將上任的職務準備好了，這進而又會讓人聯想，他之所以被委任，是因為他為共和黨競選提供了資助。在1957年7月31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記者就提出了這個問題，對此，艾森豪總統宣稱：因為資助了競選，就用委任當回報，這實在是天方夜譚。關於被委任者的能力，他評論道：人們出於無知，所以覺得這就是他被任命的原因：其實，很多我敬重的人極力推薦了一組人員，他正是從中挑選出來的。他的業務履歷已經審查過了，聯邦調查局對他的評價完全良好。當然，我們都知道他沒去過錫蘭，他完全不熟悉那裡；但他可以學習，只要他是那種我們期待的人物和人選。
有必要補充一下，格魯克先生一年後辭去了在錫蘭的職務。例D：美國科學家的種種抱怨之中，有一個就是：他們意識到，美國對純科學的輕視不僅阻礙了科學調查，也妨礙了國防部的研究和發展的進程。1954年，密蘇裡州參議員斯圖爾特 · 賽明頓（Stuart Symington）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審查了國防部長查爾斯 · E. 威爾遜，賽明頓引用了部長之前的言論當作證據，尤其是這樣一條，部長說：即使有純研究，那也應該是其他什麼機構來資助，而不是國防部。威爾遜部長證實過：「我可不感興趣為什麼土豆一油炸顏色就會發棕，如果這算是軍事項目。」為了給威爾遜部長施壓，參議員賽明頓又轉向了之前舉出的一個證據，它涉及的問題是：轟炸機、核推進、電子技術、飛彈、雷達以及其他項目的研究——而不是土豆——都缺少充足的資金。部長回應道：
所有這些領域都在進行著重要的研究和發展……
然而，很難讓這些總是企圖思想超前的人回到當務之急上來，很難列出他們想得到的項目和他們想得到的東西……他們想要一罐能拿得到手的金子，還不需要太多監督……
首先，如果你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你們就知道為什麼不資助純研究了。你們把事情搞複雜了。
例E：20世紀50年代，在政界中表達出的那種反智傾向主要是傳統商人對一些專家的質疑，這些專家的工作領域，不論是科學實驗室、大學還是外交使團，均不受商人的掌控。而極右翼陣營對知識分子表現出的敵意更為尖銳和徹底，這是一股來自民間的厭惡感，它無條件地針對知識階層，以及任何體面、權威、顯貴或斯文之事。在20世紀50年代，右翼的討伐運動滿是激烈的修辭，談論著「國務院裡的那些哈佛教授和思想扭曲的知識分子……」；還有「那些肩負著斐 · 貝塔 · 卡帕的鑰匙和學術榮譽」卻「並沒有同等地擁有誠實和常識」的傢伙；還有「美國當代的那些體面、有社會背景、有文化、渾身學位、正牌的紳士和學者……他們是『精英』，全都擁護阿爾傑 · 希斯」；還有「浮誇自大、穿著條紋褲、裝出一嘴英國腔的外交官」；還有那些試圖「用羔皮手套在香氣撲鼻的客廳裡」同共產主義鬥爭的人；還有那幫東部佬，他們「侮辱處於美國心臟的廣大中西部和西部人民」；還有那群「祖宗能上溯到18世紀或者更早」但其忠誠度依然可疑的人；還有那些聽得懂「希斯—艾奇遜之流的格羅頓腔兒」的人。這種如扎克雷暴動般的修辭，其核心精神被《自由者》主筆牢牢掌握：
有個現象真讓人吃驚，就是那幫受過大學教育的傢伙居然失去了理智，他們向約瑟夫 · R. 麥卡錫發起了攻擊……就算麥卡錫先生確乎是「可敬的」新聞界描寫的那種無賴；但這就能……證明，到目前為止，紐約和華盛頓的那些裝備更加精良的編輯部噴了將近一年的、如災難爆發一般的言論是理所應當的嗎？……麥卡錫的個人性格中肯定有某個特點。似乎，他擁有一種讓哈佛、普林斯頓和耶魯同學會感到排斥的、負極的生物磁性。我們自認為很清楚這種磁性是什麼：這個年輕人骨子裡就不能順從社會等級。
在社會等級最為穩固的領域，美國存在著種種問題，麥卡錫本人發現了其中的核心原因。如已經刊布的、他知名的威靈演講所言，這種麻煩就在於：
那些被這個國家善待的人所做出的背叛行徑。出賣國家的，並不是那些不幸的人，也不是弱勢群體的成員，而是這樣的人：他們享用著這個地球上最富有的國家不得不提供的一切利益——最溫馨的家居、最優秀的學院教育和我們能給的最棒的職位。國務院就是如此，再明顯不過了。這幫出生時嘴裡含著銀勺的青年才俊從來都是最下作的傢伙。
例F：大學，尤其是那些更負盛名的學府，一再被右翼批評者當成靶子；但是，從《自由者》的一位作家的話中可以看出，這種對常春藤聯盟的歧視，其理由僅僅是武斷的，因為他認為共產主義正在我們所有的大學中蔓延：
我們的大學成了訓練未來野蠻人的基地，這群人以後會裝作有學問的樣子，扛著無知和憤世的草叉子一個個冒出來，朝著人類文明的遺蹟亂戳一氣，使其毀滅殆盡。要去把牆拆掉的人，可不是地鐵裡工作的鄉巴佬：他們只對我們這幫有知識的兄弟唯命是從……正是後者，他們把個人自由從人類思想的總帳裡抹去……
如果你讓自己的子弟去了今日的大學，你就會造出明天的劊子手。理想主義必定重生於那些零星散布、思想沒有學院氣的修道院中。
例G：右翼對大學的敵意在一部分意義上質疑了順從和社會等級，但另一部分也反映了那種老傑克遜式的對專業人士和專家的厭惡。下面有一段很典型的斷言，它認為男性平民（在這個例子中也包括普通女性）和所謂的專家一樣，都具有同等的能力。這段話來自業餘經濟學家弗蘭克 · 喬多洛夫（Frank Chodorov），他曾寫過《所得稅：萬惡之源》（The Income Tax: The Root of All Evil），此人是右翼喉舌中最有迷惑力的一位：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諮詢了一幫頂尖的經濟學家，讓他們診斷國家目前存在的所謂的不景氣這樣的小毛病；這撥人開出了個方子，雖然稍稍壓縮了些內容，但還是佔了《紐約時報》兩頁的頭版篇幅。由於這群博士出類拔萃，故而，不以經濟學為「專業」的人若去檢查他們治療配方中的成分，就有點放肆無禮了。但事實上，我們所有人都必定也是經濟學家，既然我們全都在謀生——這不就是經濟學涉及的全部內容嗎？任何能讀會寫的家庭主婦，天生稍微有點常識，就應該能對這個方子的特性做出評價，只要人們能從這批專家包裝上去的廢話裡摘出這些特性。
例H：雖然有辨別力的讀者很可能會認為下面這個例子屬於反文化而非反智，但我還是不能忽視這段話，它來自密西根州眾議員喬治 · 鄧德羅（George Dondero），此人長久以來都是個警惕學校中的共產主義，以及立體主義（cubism）、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超現實主義、達達主義、未來主義和其他藝術思潮的十字軍戰士：
種種什麼什麼主義的藝術都是蘇聯革命的武器，它們都被移植到了美國，在今天，全都滲透進並充斥著我們諸多藝術中心，它們勢必帶來這樣的威脅：會威懾、踐踏和壓制我們傳承下來的藝術。在我們這個令人摯愛的國度中，所謂的現代或當代藝術包含了一切腐朽、墮落和覆滅的「主義」……
所有這些主義都是舶來品，肯定不能在美國藝術中享有一席之地……它們都是毀滅性的工具和武器。
例I：在本書中，關於福音派傳統的反智主義，我後面會加以詳述，所以在這裡，有必要至少先引用一個這一傳統遺留下來的例子。下面這些簡短的引文都取自當代最成功的傳福音者，比利 · 格雷厄姆（葛培理），他在1958年的蓋洛普民意測驗中被美國公眾選為僅次於艾森豪、邱吉爾和阿爾伯特 · 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的「全世界最受敬佩之人」：
對於眾多個人來說，昨日的道德標準不再是今天的準則了，除了所謂的「知識分子」還支持它。
我由衷地相信，全世界的偏頗的教育簡直比沒有教育還要糟，只要我們還在一味地培養毫無靈魂的心智……就讓那種人待在世界上，不要管他了：他不具備比自己的能力還要高級的能力，他是頭怪物，受過半吊子的教育，卻比沒受過教育還要危險。
你們能在美國的每一座城市的每一個街區中心設置公立學校和大學，但是只憑智識教育，你們阻止不了美國道德的腐壞。
在過去幾年，人類理論的理智支柱已經被摧毀。甚至一般的大學教授也想去聽聽布道者的聲音。
我們用理性、理性主義、精神文化、科學崇拜、政府的工作力、弗洛伊德主義、自然主義、人道主義、行為主義、實證主義、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代替《聖經》］。所謂知識分子［的工作就是如此］。成千上萬這樣的「知識分子」都公開宣稱：道德是相對的—並沒有什麼規範或絕對的標準……
例J：「伴侶號」衛星發射後，人們對美國教育一片憤怒，最受批評的學校系統之一就在加利福尼亞，那裡的課程實驗曾非常著名。舊金山校區委派了一批專業學者去檢查當地的學校，為這一目的組建的委員會督促要回到更為嚴格的學校標準上來。對此，六所教育機構展開了尖銳的反擊，在反擊中，他們批評舊金山報告的作者們，指責其「學術眼光狹隘，趨炎附勢」，還說他們逾越了自己的職能，竟想把教育的目的局限於「向心靈傳授知識和培養智力」；在批評的同時，這些教育機構還重申了「教育的其他目標——如培養預備公民，職業能力，成功的家庭生活，倫理、道德、審美和精神維度上的自我實現，以及享受身體健康」——所具有的價值。這些教育學家主張：美國教育最值得稱頌的特色就是 試圖避免太過死板的教育系統。當然，這樣做並不意味著否認學術能力對任何社會具有重要性，相反，這恰恰是要認識到，從歷史的角度看，那些強調為了知識本身而去積累並吸收知識的教育系統會漸漸導致墮落。那些把課程「固定死」並讓教育目的僵化的人都曲解了美國民主制教育的獨特功能。
例K：下面的內容摘自一位家長的發言記錄，它原本是為了回應一個老師對當代教育標準鬆懈的不滿。整篇文章都值得一讀，因為這位家長的語言生動鮮活，他完全認同沒有學術素養的孩子與更加新式的教育。我們後面會知道，這裡表達的對學校老師的刻板印象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
但是學前班的老師理解小孩子們。他們的規劃以孩子為軸。上學的日子也是不斷享受遊戲、音樂、繪畫和夥伴帶來的樂趣。生活就這麼無憂無慮地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地……過下去。然後算術就來了！不及格就像個妖魔邪祟，從白天到黑夜纏著我們。做父母的就開始去聽心理講座，讀一讀關於自卑情結的東西。我們費死勁才過了四年級，來到五年級。這個時候，總得做點什麼了，因為就連當爸的都拿數學題沒轍，我決定去和老師談談。
那個學校可不會歡迎你。沒有人跟生人打招呼，也沒人注意到你來。一條昏暗的走廊出現，隔一段就很有規律地出現一道緊閉的門。裡面傳來不熟悉的聲音。我跟一個行色匆匆的小夥子問好路，就敲了敲令人生畏的屋門。我朝老師報上名姓，儘可能笑得開心點。「哦，好的。」她說，好像對我此番來意早就胸有成竹，接著，她突然伸手夠過班級冊，快得就像電影裡的土匪抓槍一般。
學生的名字出現在一頁橫線整齊的紙上，嚴格按字母排序。老師伸出毫無血色的手指沿著頁邊向下移動，找到了我女兒的名字。每個名字後面都有一個小方框。框子裡都有小標記。我可不懂這些符號的意思。接著，她的手指橫穿過這張紙。我孩子的標記和其他孩子的不太一樣。她得意揚揚地抬頭看看我，好像再沒什麼話可說了。我在想這個小框子。她把一個那麼活潑的孩子的全部活動都壓縮在了裡面。我對整個生活，整個人充滿興趣；而老師只是對算術能力感興趣。我真希望我從沒來過。我懵懵懂懂地悵然而去。
例L：下面這段話已經因阿瑟 · 貝斯託而為人熟知，但這裡還是重錄一下。這篇文章的作者是伊利諾州一所初中的校長，在此處節選的這篇演說演講和出版之後，其職業地位並未受損，相反，他又受聘在長島的大頸區（Great Neck）擔任了相似的職位，這一地位在全國中學裡都非常令人嚮往。之後，他又受邀成為一所中西部大學教育系的訪問教員。
這麼多年，我們在閱讀、寫作和算術周圍營造了一種光環。我們說過了，它們是為每個人準備的……為了富人和窮人、才華橫溢和智力天分不高的人，為了那些喜歡它們的人和不支持它們的人。教師也說了，這些是「每個人應該學」的東西。校長也談到了，「所有受過充分教育的人都知道如何寫作、拼寫和閱讀」。當一些孩子對神聖的課目公然表達厭惡，那麼他就會受到警告：如果不好好掌握它，他長大後就會成為這樣或那樣。
「三R」為了所有孩子，所有孩子都要為了「三R」！就是這樣。
我們在破除這句口號上取得了一些進步。但時不時地，有些得過斐 · 貝塔 · 卡帕獎的母親，或有些僱用過不會拼寫的小女孩的僱主會大驚小怪，對學校發一通牢騷……於是，我們的地盤又丟了……
只要我們漸漸認識到，並非每個孩子都必須去閱讀、計算、寫作和拼寫……只要我們認識到，許多孩子要麼不能，要麼不願掌握這些無聊的雜務……我們就走在改進初中課程的道路上了。
從以前到今天，大量的宣傳說服是必須得做的，但現在，又要再來一次了。我們總有一天會接受這樣的想法：認為每個男孩子都必須能閱讀，這跟認為每個人都必須能拉小提琴，是一樣荒唐的；要求每個女孩子都能拼寫得很好，這和要求每個人都能烤出好吃的櫻桃派，是一樣不合理的。
我們不可能全都做同樣的事情。我們不喜歡做同樣的事情。我們也不樂意。如果成年人最終認識到這一事實，那麼每個人都會更幸福……學校就會成為生活更舒適的地方……
如果我們能說服一些民眾，讓他們相信：掌握閱讀、寫作和算術並非通向幸福和成功的道路，那麼下一步，我們就要削減花在普通初中課程的這些學科上的時間與精力……
一所東部的初中，經過長期仔細的研究後，已經接受了一個事實：學校大約20%的學生都達不到閱讀的標準……但學校正在為這些男生和女生做點其他什麼事情。這才是想通了。這就跟那種說什麼「每名學生畢業前必須學會乘法表」的初中截然相反了。
上述這些例子，雖然它們的來源和用意多有不同，但放在一起，可以集中體現出反智主義的典型設想。知識分子也許被認為是自命不凡而狂妄自負，女裡女氣又愛擺臭架子；他們很有可能毫無道德，危險並且具有顛覆性。普通人的樸素意識，尤其當它順利地符合了實踐活動的某種高要求的方式時，它就足以完全替代在學校學到的嚴格的知識和專長，甚至實際上還高於後者。諸如大學和學院這樣的機構，由於知識分子在其中往往頗有影響，因而都爛到骨子裡去了，這沒什麼可驚訝的。在任何情況下，比起那種旨在培養精神並使其響應新式思想和藝術的教育來說，內心的準則、老式的宗教和道德原則都是生活的更為可靠的指導。甚至在基礎教育領域，強調學習純粹知識的學校教育——相反於那種使身體生活和情感生活蓬勃發展的教育——其教學模式了無生氣，而且有可能帶來導致社會墮落的危險。
四
為了避免某些誤解，我或許有必要說明一下：一部專心研究此類主題的著作，既然要突出主題的關鍵性，那麼為了達到這一效果，所必然採取的方式，就不會依據於全面的美國文化史。我只能說，我不想讓人產生一個錯覺，好像複雜的美國歷史可以令人滿意地簡化為「蛋頭」和「豬頭」（fathead）之間持久不斷的爭鬥。再有，即使我們的歷史能被視為一種文化和思想衝突，但公眾也不會簡單地分為智識和反智兩派。極大部分的公眾，甚至大部分有才智而且機警的公眾都僅僅是非智識的（non-intellectual）；他們心中充滿矛盾地看待智識和知識分子，又愛又恨，以至於他們會受到這樣和那樣的影響，從而在當今的文化爭議上左右搖擺。他們對「蛋頭」有著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對啟蒙和文化又有著真誠的渴望。另外，我們不能把一本論述美國反智主義的書視為它好像是想對我們的文化做出全面持中的評價，這正如一部破產史也不能被視為我們商業生活的全史一樣。雖然我相信，反智主義在我們的文化中無處不在，但我堅信，它不能被認為是主流。我一再注意到，而且我希望讀者也會注意到：可以證實，那種更溫和、更善意的反智主義才是最為廣泛的，而那種極其惡意的反智主義主要存在於那些吵嚷不休的少數群體中。還有，本書不是一項比較性研究，儘管它也許應該是這樣：我關注美國的反智主義僅僅是因為我的興趣專門針對美國社會，這很可能是範圍有限的旨趣。我並不認為，反智主義在其他地方就並不存在。雖然我覺得在美國，這是一個異常尖銳的問題，但我相信，它也以某種形式和程度存在於大多數社會中；如在某個社會，它以給人服用毒芹的形式存在；在另一個社會，它則是市民和學生之間的動亂；在某個社會，它是審查和系統管制；在另一個社會，它又成了國會調查。我傾向於相信，反智主義，雖然有自己的普遍性，但也許可以被視為我們英語文化遺留之物的一部分；我也相信，在說英語的美國人中，人們可以特別強烈地體會到它的存在。幾年前，萊昂納德 · 伍爾夫評論道：「在輕視和不信任智識與知識分子這方面，沒有誰能超過英國人。」或許伍爾夫先生尚未充分考慮到，美國人在這方面才自認是更勝一籌（這可以理解，畢竟英國人經歷了美國佬一個多世紀的自吹自擂後已經厭煩透頂了）；但是，儘管做出這樣評論的，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文化方面如此經驗豐富又見多識廣的英國知識分子，這也有理由讓我們美國人停下來思考一番。雖然美國知識分子的處境形成了一些特別緊迫和尖銳的問題，但是，他們的很多不幸也是其他地方知識分子的普遍遭遇，況且在美國生活中，某些情況下，知識分子還能得到點補償。
本書是批判式的研究，不是知識分子反擊美國社會的訴狀摘要。我可不想鼓勵人們顧影自憐，但知識分子有時動不動就會如此，他們會說自己是落在巴比倫城中的具有純粹美德的君子。無須這樣論斷，也無須斷言：對知識分子就應該一概縱容，他們就應該行使強權；儘管這樣說，是為了強調：對智識及其功能的尊重是任何社會的文化與健康的關鍵，而且我們這裡通常都很明顯缺乏這種尊重。與知識分子生活在一起的人，不太可能把他們過分理想化；不過，雖然知識分子作為人，也會犯錯，但他們與重要的智識功能之間的關係，令我們想起了教會的一個卓見，其認為，儘管教士難免有錯、難免有淫邪之罪，可教會本身依然是神聖的。當然，甚至在這一點上，我並沒有忘記，智識本身是會被高估的；我也沒有忘記，試圖在人類事務中為之安排恰當的位置，這種合理的做法不應該被叫作反智主義。人們會欣然同意T. S. 艾略特的看法，他認為，「沒有太多人性的理智能力僅僅如同象棋神童的才華而已，雖然它們都值得讚賞」。然而，在一個風險遍布的世界中，就算整個美國社會都高估智識，或將之確定為超越性價值以取代其他合法價值，我們也無須困擾於這樣的風險。
很可能，上述風險的最大危害就是鼓勵人們認為：反智主義通常以純粹或毫不含混的狀態存在。但看起來很清楚，那些與智識爭執的人幾乎總是對智識懷有矛盾心理：他們把尊敬、敬畏與懷疑、怨恨混雜在一起；人類歷史中的許多社會和時代都是如此。無論如何，反智主義並非那些絕對敵視思想的人所創造的。恰恰相反：正如受過充分教育者的最有力的敵人都是受教育不足之徒（half-educated），故而主要的反智主義者通常也都深入地從事思想，只不過沉迷於這種或那種陳腐或廢棄的思想中。很少有知識分子會沒有反智的時候；很少有反智者會沒有執著的理智激情（intellectual passions）。既然反智主義表達得如此清晰，足以在歷史中找到其軌跡，既然它如此廣泛，足以使人在當今的爭論中察覺到它的存在，那麼，它勢必擁有一些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還算稱職的代言人。這些代言者就其大體來說，既非無教育背景之人，也非無智識人士，相反，他們是邊緣知識分子、自詡的知識分子，是被褫奪資格（unfrocked）或憤恨不平的知識分子，是領導一幫半文盲但自己具有文化素質的人，他們滿懷嚴肅地對待那些能夠讓世界關注自己的事業，而且心存崇高的目標。我已經注意到，在反智主義的領袖中，有些身為福音派牧師，其中很多人都具有頗高的智力水平，有些甚至還是飽學之士；有些是基要主義者，他們能清晰地表達自己的神學理論；有些是政治家，包括一些最為精明的人物；還有的是商人，或其他同樣為美國文化的實際需求代言的人；還有右翼的刊物編輯，他們在理智方面強烈地自命不凡並且具有堅定的信念；也有各色邊緣作家（比如垮掉派的反智主義者）；有些則是反共權威，大部分知識圈中出現過的異端邪說都觸犯了他們；就這一點而言，也應該包括共產主義領袖，雖然在能夠利用知識分子之時，他們對其多以利用，卻又極度輕視知識人士關心的事情。上述這些人的性情中如此突出的敵意並不是針對思想本身，他們甚至也不是在所有情況中都針對知識分子本身。反智主義的代言人幾乎總是致力於某些思想觀念，而且，儘管他們頗為憎恨同時代人中佔據支配地位的知識分子，但他們也許正是某些過世已久的知識人士的信徒—比如亞當 · 斯密，託馬斯 · 阿奎那，約翰 · 加爾文，甚至還有卡爾 · 馬克思。
倘若設想：那些時不時撐起反智大旗的男男女女都必定信奉反智主義，仿佛它是一套積極信條或某種原則，那麼這或許有所誤解而過於嚴厲了。事實上，反智主義通常都是某些其他意圖——往往是某些正當的意圖——衍生出的偶然結果。沒有人會自認為在同思想和文化作對。人們不會早晨起床，看著鏡子裡的自己咧嘴一笑，說什麼：「哈，今天我要去折磨知識分子，掐死思想嘍！」我們也很少會認定某個人在骨子裡就是反智的，就算這樣做，我們也是帶著最深的疑慮。在任何情況下，試圖給某人歸類或將之汙名化，這種做法對於我的研究來說都毫無益處——當然也不是我所關心的；要緊之事在於評價某些態度、思潮和觀念的歷史趨勢。從這三個方面來看，某些個體有時明顯處於這一方，有時卻又處於另一方。實際上，反智主義通常都體現出這樣的特點：其中存在著兩股針鋒相對的勢力。商人和勞工領袖對知識分子階層的看法也許會驚人的相似。另外，雖然進步教育也具有強烈的反智主義成分，但是，它最為嚴厲和頑固的敵人「右翼自衛隊」，也聲明了自己的反智主義傾向，雖然風格不同，但表達得更不含混而且越發好戰。
如果能遇到一種簡單而不受條件限定的惡，那毫無疑問是種奢侈；本書的情況卻並非如此；如果反智主義像我相信的那樣，已經成為我們文明中普遍存在的特性，那麼，這是因為它通常都與高尚的——或至少是合乎情理的——事業聯繫在一起。它首先牢牢抓住了我們的思維方式，因為培養它的，正是提供了人道和民主之情的福音派宗教。反智主義之所以能進入政治，原因則是，它與我們對平等的熱情關聯在了一起。它在我們的教育中也很難對付，這一部分是由於，我們的教育信念是平等主義的，而且帶有福音派的色彩。鑑於上述原因，我們務必要儘可能地從這些善意的衝動中將我們的反智主義切除下來，儘管後者依靠前者為生；我們的手段就是可以免除這些衝動的、連續又精細的思想手術。只有以這種方式，反智主義方能被抑制和遏制；我並沒有說要把它完全根除，因為我相信這超出了我們的能力，而且我也認為，那種想要徹底去除這種或那種惡性的不羈熱情，同我們時代中的任何妄念一樣，都有可能是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