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珊·雅各比的
《反智時代：謊言中的美國文化》（曹聿非譯，新星出版社，2018年6月）實際上並沒有提出全新的核心問題，而是在理察·霍夫施塔特的經典之作《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的基礎上針對美國新的、更泛濫的反智現象繼續發出強烈的控訴之音。有評論者說，她「所做到的遠不止是重提對美國傻瓜化的無力抨擊……而是對批量生產的娛樂的隱蔽性和其中根本性的非民主力量，勇敢地運用了一種相當老派的反向思維」（《多倫多星報》）。也有評論者認為，「在一個熟悉的話題上，這是一種令人驚嘆，又深刻異常的討論」（《紐約觀察家報》）。
我基本上同意這些評價，但是也注意到有人這麼說：「你可以說《反智時代》在用非理性的方式抨擊美國非理性，用反智語氣撻伐反智，但你卻無法拒絕這種當頭棒喝。」（「編輯推薦」，見book.douban.com）這可是一種帶有不同思維方式的肯定性評價，對一本反對反智主義的專著來說，「非理性的方式」和「反智語氣」似乎不可以用「語言詼諧生動，極盡嬉笑怒罵之能事……諧謔中暗藏諷刺」就可以輕易放過。而且，由於智性與反智、理性與非理性之間在語義上和表述上容易存在的悖論，「以非理性的方式抨擊非理性」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種「敵人內部矛盾」，問題就很嚴重。既然是「非理性的方式」，就應該有缺乏理性邏輯和事實證據的特徵，如果真的是這樣，這一「當頭棒喝」又有什麼說服力量呢？
從作者在整本書中的對各種現象、言論、觀念、事件和原因等的分析以及引用的資料和參考文獻來看，我認為毫無疑問不能說它「用非理性的方式抨擊美國非理性」。但是，我也的確注意到，當作者以美國總統川普的言行作為反智主義的例子的時候，有些表述是不夠嚴謹的，個別論述看起來真的與非理性沾上邊。作者認為「川普無疑是當下美國人記憶中最為反智的總統，可能也是美國歷任總統中最反智的……」（294頁）問題是，那些擁護川普的美國人關於川普的記憶怎麼可能是這樣的呢？說他是歷任總統中最反智的，作為個人看法當然沒有問題，但是在一本反對非理性的著作中，這樣的個人看法是否也應該有更理性的方式來支持呢？至於說，「至於川普，幾乎沒有證據能夠表明，他在世界地圖上能找到自己的高爾夫球場之外的東西」（287頁）。這挖苦話說得太過分了，對「證據」的運用也太缺乏證據了，而且實際上要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的高爾夫球場可能比什麼都要困難。相比較起來，說「他陷入麻煩的主要原因是無知，而不是因為他有什麼信念」（287頁）。就顯得要更準確，雖然嚴格來說這句話也同樣要有證據支撐。
以看起來並不太重要的幾句評價和推薦語來切入，不是小題大作，更不是因為我對該書的評價有所保留，而是因為在任何關於反智主義的思考和討論中，更應該遵循智性生活的原則、態度和表述方式。面對雅各比的這本著作，我無法不以更審慎、更理性、更期待看到不同意見的心情來進入閱讀。
川普還是先從川普談起吧。川普在內華達州共和黨初選中贏得高中或以下教育水平的人當中百分之五十七的票數之後，他說「我熱愛教育程度低的人」。雅各比對此指出：「讓教育程度低的人獲得接受更好教育的機會——而不是熱愛他們——從來都是美國夢的基石。矛盾的是，缺乏接受大學教育的經濟能力是如今很多藍領工人中反智主義回潮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序言 打了興奮劑的反智主義」，iv）從「熱愛」中看出如此尖銳的問題，這是很可以舉一反三的例子。世人都知道川普喜歡發推文，而在雅各比看來，Twitter的一百四十個字符格式正好符合反智的定義，「因為它所提供的空間只夠用來張貼標語」（「序言」，v）。應該說，字數限制和標語與反智都沒有必然的邏輯，實際上作者在這裡指的是網絡寫作與閱讀互為因果的弊病——很容易拒絕有深度的、需要思考的和必須通過一定的篇幅才能完整闡述的文章，尤其容易拒絕那些需要運用概念、需要對每一個論點給出事實證據、對每一種試圖建立的因果關係都要從邏輯上予以論證的文章。正因為這樣，極少字數的字符格式限制成為反智的天然屏障。
頗有意思的是，在採訪中川普被問到有關書籍的問題時說：「我喜歡讀書。就書這方面來說，我現在沒有時間讀太多書，但我喜歡讀書」。然而他從來不敢像前總統歐巴馬那樣接受《紐約時報》首席書評人的採訪，也不可能像歐巴馬那樣在報出莎士比亞的幾本書名之後能繼續談論莎士比亞為什麼是「試金石」。但是，沒想到這反而成了他的優勢，不會因為談論莎士比亞而被媒體和公眾看作是「孤傲清高」的知識分子（「序言」xii——xiii）。這當然反映出在公眾中間流行的那種反智主義傾向。「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過去二十年中所作的調查，超過三分之二的美國人不知道DNA是關鍵遺傳物質。九成美國人不理解輻射及其對人體的影響。五分之一的成人相信太陽圍繞著地球轉。科學知識如此嚴重的缺乏為迎合純然無知的人們的政治宣傳提供了一片沃土。這同樣也解釋了為什麼川普沒有因為將全球變暖斥為謊言而得到選民的懲罰。對專家的嘲諷只是讓川普更受支持者的愛戴。」（「序言」xv）
非常荒唐的是，如果一個政治家因為在對公眾的演講中展示了自己的才華和教育水平，就有被認為是「傲慢的知識分子」的負面可能；如果他因為強調思想與行動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就會被認為缺乏行動能力，這樣的公共社會氛圍無疑具有反智主義的性質。與此相類似的是，「美國人對白手起家者——既不靠家世背景，又不靠正規教育，單憑自己的智慧與勤勉取得成功的人——的理想化使得人們不大容易去尊重投身於教育和學識的人」（「序言」，ix）。曾幾何時，「大老粗」常常作為與「有知識、有文化」相對立的強勢話語，在那些年代的激進主義文化氛圍中不僅不是應該為之感到慚愧的事情，反而成了獲得道德優越感、行動力讚譽和鄙視文化知識的資本。當然，作者在書中指出川普根本就不是什麼「白手起家」 、「從底層幹起」，而是在家族生意的基礎上繼續暴發起來。
霍夫施塔特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是麥卡錫時代的產物：對危害極大的戰後反智主義和訴諸司法的反共主義的合流，霍夫施塔特決心從美國的文化傾向這個更廣闊的長期背景出發加以深入研究。面對川普現象，雅各比同樣認為應該研究在美國文化中緊密相連的狹隘主義、反理性主義和反智主義。受狹隘主義、反智主義和意識形態話語操控的公眾，在討論問題和分析現實的時候，必然會然會妖魔化對手，對任何反對意見不屑一顧。「美國如今染上了一種將無知、反理性主義與反智主義交織在一起，在技術的作用下突變的病症，它比過去那種周期性的疾病更加危險。當前這輪爆發所產生的嚴重危害與人們對一切不以為意的精神狀態是分不開的（「序言」xviii）。認真傾聽和努力理解反對意見，在事實與證據面前修正自己的觀點，這是在討論問題和爭論中必須具有的理性主義基本態度；這不但是嚴肅的學術研究應該具有的品質，同時也是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的人們應該具有的品質。
霍夫施塔特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反智主義與公共語言的劣質化有緊密聯繫。該書第一章從政客演講中使用「夥計」指稱「人民」等語言現象入手，揭示反智主義如何在公共政治中消解與場合相應的嚴肅性，如何在語言中不斷降低公共文化的標準。問題不僅僅是以「夥計」向聽眾套近乎的做派顯得很媚俗，而是如雅各比說的，「這種對平庸的認同與自得恰是任何時代反智主義的獨特標誌之一」；更嚴重的是，「對莊重公共話語的拋棄與政治進程的墮落之間的關係便顯而易見」（2-3頁）。回想一下，在我們的公共政治生活話語中，更粗俗的語言不也是曾經大行其道嗎？「這個民族的語言劣化幾乎表現在電臺、電視和網絡上的一切廣播與播客之中。……在語言明確性不斷模糊和智識歧視不斷加深的過程中，政治言論總是最先惡化的。」（4頁）語言的劣質化、娛樂化和同質化具有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成為意識形態絞殺自由、理性和嚴肅思想的幫兇——被它們充塞頭腦的那些公眾必然會養成對思想、理性、邏證和準確語言的要求感到不耐煩甚至敵視的思維習慣。因此，雅各比的這段話讓人感慨不已：「閱讀羅斯福著名的爐邊談話文本，不免讓人黯然神傷，那種讓美國人增長知識、拓寬思維，而不是迎合最低標準的公民文化已經逝去。」（3頁）
應該首先揭露的是存在於政治生活中的反理性主義，認識反智主義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危害性，追問從意識形態、體制到政治機構對待理性、知識、事實、證據、公開討論和自由傳播的真實態度，弄清楚反智主義的症狀與根源。正如作者所說「任何時代的反智主義都可以恰當地理解為多種原因帶來的複雜症狀，而症狀的延續有可能讓原本有望好轉的問題變成危及整個政治機體的惡疾。」（9頁）在大作辯論秀的美國政治舞臺上，「美國公民知識、文化知識和科學知識的普遍退化加重了政治極化，因為辯論場往往完全留給了那些——帶著一種非主流的激情——密切關注特定的政治和文化事項的人。美國人的治理方式中的每一個不足都和公眾的知識缺陷有著某種聯繫——經過選舉上任的政府官員和選出他們來的人有著同樣的智識盲點，所幸他們制定的政策尚未引起公憤」（308頁）。說穿了，以權力和利益為中心，以反智製造和維持謊言，以謊言維持權力與利益，這是反智時代的公共政治的最大要害：反智主義與權力的謊言。「隨著愚蠢與聰明標準的降低——在知識分子和非知識分子群體中同樣發生著——人們更容易信服極端立場。政治光譜兩極的政策往往都以事實錯誤（而不是意見的不同）為基礎，要理解那些事實錯誤，不但需要基本的知識，還需要批判性思維的能力。」（309頁）另外，「歷史健忘症也許是如今我們最嚴重的公民問題，但在人們可以記住些什麼之前，首先應該讓他們吸收某些值得銘記的基本事實和思想」（310頁）。
第四章「赤色分子、左翼分子與同路人」主要討論的是一戰後美國的打擊赤色分子運動、三十年代的蕭條與新政時期、冷戰之後出現的麥卡錫主義等歷史狀況，作者力圖從美國二十世紀政治史、司法史和意識形態思想史等視角中發現和梳理反智主義的種種因素和影響，力圖還原出知識分子在充滿了極其複雜的政治、經濟、司法、教育、文化甚至外交的詭異風雲之中的觀點、立場和他們的命運。應該說，在那種複雜的歷史與思想話語現場中的反智主義因素遠不是那麼容易辨析的，知識分子陣營的分化、智性生活在公共社會中的變化、國民精神中的價值觀念等等狀況與反智主義的關係也無法在這個章節中展開詳細的論述，但是作者的歷史意識是非常敏銳的。例如對於麥卡錫主義的實際影響的估計，她認為「要衡量對思想的壓制和對異見者的恐嚇是否成功，時間長短是個至關重要的指標。照此看來，反共運動是個可悲的失敗，儘管它通過對人們事業的打擊和帶給人們的恐懼導致了不可估量的惡果」（93頁）。這是在反智主義的議題之上更有敏銳性和重要意義的議題。
到第六章「歸咎於六十年代」，反智主義與各種運動、力量和社會的動蕩有更為複雜的聯繫，作者的觀察視角也更為開闊，所論述的議題更有開放性。關於大學校園和教育理想與反智主義的關係，作者對五十年代與六十年代作了比較，前者「在大部分情況下，學生和教授們都在探尋真理，骯髒的商業主義和骯髒的政治世界極少插手其中」。她以伯裡克利時代的雅典、十九世紀的海德堡大學和一戰前的牛津與劍橋與之相比，不同的只是在美國具有了史無前例的規模。而後者在客觀上是因為二戰後的《軍人權利法案》使大批退伍兵成為大學生，「傳統自由教育的崩潰正是從這時開始的。大部分公立學校要為日益增多的學生提供職業訓練，再也無法秉持要求極高的傳統文科教育」。（139、141頁）這是平等主義和普及教育的發展理想必然會遇到的問題，當然還有更複雜的因素使校園失去往日的平靜和傳統的教育氛圍，當時作者以報社的教育記者身份進入校園採訪，發現正如政治學教授S.S.沃林所說的，「絕大多數的教職員工不但放棄了重新思考大學本質的社會責任，也放棄了重組大學制度的責任」（149頁）。
作者痛心疾首於美國教育中的反智主義，她的呼籲同樣令我們感到焦慮：「迫切需要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知識分子合作解決的一個問題，是高等教育機構對看上去希望主修信息娛樂的學生的縱容。有關流行文化的大學課程從『肥胖研究』到對科幻電視劇的深人剖析無所不包，只要一瞥這些五花八門的課程，我們就能發現，為了迎合學生和他們的教師——很多教師已經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最惡劣的因素和七十年代的流行文化中學到了經驗——課程標準已經降低到了何種程度。」（317頁）「高等教育的職責不是向學生傳授流行文化，而是讓他們學習更有價值的東西。真正的知識分子——大學校園中還有一些這樣的人——應當奮起鬥爭，把這些垃圾掃出門外。有關流行文化的課程在學生當中很受歡迎，講這些課的教職員工爭辯說，這些課程能夠幫助學生『解構』大眾娛樂，就此展開批判性思考。他們錯了。有關流行文化的課程實際上只是在讓學生繼續把自己的心靈朝向低下的目標。如果開一門要求學生們閱讀《罪與罰》和《呼嘯山莊》的課程，他們也許就能懂得，為什麼《黑色星期五》並不值得解構。」（318頁）我從上學期開設的經典閱讀課程，使我對此深有同感，看到學生以經典名著為題目作的作品，我知道他們在不斷接近「更有價值的東西」，他們的心靈開始朝向高處的目標。
書中有一段作者關於蘇聯文化的體驗，對我們來說不難理解，同時也感到寒夜中的暖心。1969年雅各比跟隨她的丈夫來到蘇聯並度過了兩年，發現在蘇聯嚴格的審查制度之下，經典的戲劇、芭蕾和音樂是僅有的能讓人感到愉悅的公共娛樂，商業和私密的娛樂方式還沒出現。凡是值得看、值得做的全都屬於嚴肅事物。「劇院之夜意味著契訶夫的戲劇或是偉大俄國小說的改編。音樂會意味著古典音樂，因為當局不喜歡大部分西方流行音樂。演奏音樂的往往都是一流樂手，因為政府對旅行的限制意味著藝術家不能自由出國演出，不能自由掌控自己的職業生涯。」因此，「我的俄國朋友們對高雅文化的推崇為我打開了一片新世界」（168-169頁）。很顯然，「蘇聯有一種持不同政見的青年文化，和西方的青年文化不同，俄國的反叛青年與俄國文化的歷史之間有一種緊密而自覺的聯繫。書面文字至關重要。文化『事件』指的不是搖滾樂隊的演出，而是一份列印的地下出版物文稿來到某人的公寓中——也許是年輕的列寧格勒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的新作，也許是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的遺孀娜傑日達極有影響力的回憶錄。我認識的俄國人是真正的知識分子——為思想和美而生，在巨大的壓力下培育著他們」（170頁）。蘇聯的經歷使她從一個極為不同的視角來看待美國社會和它的流行文化。
全書的結論部分題為「文化保護」，作者承認自己確實認為自己是一位文化保護主義者，是在嚴格的字典意義上致力於保護文化免受破壞性的影響和自然衰落與濫用。在這方面，她認為霍夫施塔特對美國反智主義的研究是文化保護主義的範例，促成她寫這部著作的動機之一就是向霍夫施塔特致敬。那麼，我們又應該如何向所有反抗反智主義的前輩學人致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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