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給學生上經典名著課的時候，講到馬可·奧勒留的《沉思錄》，自然要介紹他所奉行並在生活中身體力行的斯多葛學派哲學，關於人要善待自然與人類同胞，要重視自己的道德實踐，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一個正直、高尚、有道德的人；同時要寧靜而達觀，自足、勞作、保持內心的寧靜。但是，在今天這種對於青年學生而言充滿競爭與不無憂慮的生活語境中，我不知道學生會如何理解和是否認同這種價值觀，特別是關於自足和保持內心的寧靜；甚至不敢想像一個學人文學科、有思想、有才華的學生假如受斯多葛學派思想的影響，將如何面對來自生活的真實挑戰。據說斯多葛派（Stoicism）近年在美國比較流行，甚至有「斯多葛主義周」（Stoic Week）的活動，有些人願意據此而自我修行，力圖做一個堅忍、堅定、寵辱不驚、不輕易動感情的人。聽起來有點像流行於某些文化群落的人生「雞湯」運動，學習經典名著或古代哲學的學生可能不會那麼容易投入。
下課回來後開始讀
《米塞斯回憶錄》
（Memoirs，路德維希·馮·米塞斯著，黃華僑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5年9月）
，翻了幾頁就遇上了Stoicism。許爾斯曼（Guido Hülsman）在該書「前言」中說，米塞斯在書中對各種人物的美德和過失的描述，反映了一種斯多葛式的價值體系——「崇尚善意、苦幹和專長甚於一切，同時，鄙薄貪婪、自負和膚淺。」他還說米塞斯在這本回憶錄中不談個人事務和情感，只聚焦於公共形象的做法，「大概也反映了他內心深處根深蒂固的謙卑態度，以及公私分明的斯多葛式的作風」。
讀完這本米塞斯回憶錄，我想，如果從斯多葛精神的角度來看，或許美國基督教神學家萊因霍爾德·尼布爾在1934年寫的那段非常著名、流傳甚廣的《寧靜禱文》（「The Serenity Prayer」，美國在二戰中曾印刷了無數單張發給作戰軍隊），相當貼合米塞斯的思想與學術生涯：「我的上帝，請賜我寧靜，去接受我不能改變的一切；賜我勇氣，去改變我所能改變的一切；並賜我智慧，去分辨兩者的不同；也賜我對你公義的信心，不與這個罪孽的世界同流……」因敏感和睿智而對助長極權暴政發展的思想與現實趨勢瞭然於心，但以一己之力無法抵禦，只能在悲觀失望中仍然堅守著思想的崗位與人格的尊嚴，這是米塞斯的思想自傳中分量很重的內容。
接受無法改變的，爭取所能改變的，但無論如何要仍然相信公義存在，任何時候不與罪孽同流合汙，這樣的斯多葛精神或許會讓我們的學生比較容易理解和受到感染。印在該書「目錄」之前的這段話（出自書中的82頁）就是米塞斯的斯多葛精神的最好體現：在無法避免的趨勢或災難面前，做他所能做的任何事情——「面對不可避免的巨大災難，人們將會怎樣生活？這是一個關乎性情的問題。我還在讀中學的時候，按照慣例，選擇了維吉爾的一句詩作為我的座右銘：不要向邪惡低頭，鼓起更大的勇氣，繼續與之對抗。（Tu ne cede malis sed contra audentior ito.）在戰爭時期那些最黑暗的時刻，我回想起這句詩。……甚至現在我也沒有失去勇氣。我願意去做一個經濟學家所能做的任何事情。我不會倦於述說我所認為正確的事情。因此，我決定寫一本討論社會主義的著作。」這本書就是1922年出版的《社會主義：一個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分析》（有王建民等的中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曾任維也納大學法律教員（「編外講師」）和經濟學「助理教授」，在維也納商業委員會工作了將近30年。他更重要的工作是在大學之外開辦了獨立的經濟學私人研討會（1920-1934年），在那裡他對哈耶克產生重要影響，並且在卡爾·門格爾之後繼續推動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發展，後來這個學派在美國開枝散葉。尤為值得我們思考的是，按照哈耶克在該書「導言」中的說法，他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但是直到他學術生涯的最後階段，始終是學術界的圈外人——我的理解是，從身份上他是學術體制之外的，在影響上是業界主流之外的。毫無疑問，他是那個時代的經濟學和社會科學領域中最有創見的思想家，但他不是其中任何一個分支的純粹專家，如果是的話，他應該不難在講德語的大學中佔據教授席位。
米塞斯在體制化的學術圈難以立足，除了思想傾向之外，他不善於掩飾自己的好惡和對學術圈中的騙子、庸才的蔑視，也是重要原因。米塞斯對經濟學的精深研究使人們希望聽到他對重大經濟問題的意見，但是卻往往難以理解和遵從他的建議。然而米塞斯一直憑著學術良知和一己之力發出聲音，儘量制止或緩和事情向壞的方向發展。納粹佔領奧地利之後，米塞斯於1940年移居紐約。不知是什麼原因促使他在到達美國後就開始撰寫這本回憶錄，在他去世五年之後的1978年，他妻子瑪吉特同時出版了該書的德文和英文版。哈耶克說在社會科學領域的思想史上，能夠與米塞斯相提並論的只有伏爾泰、孟德斯鳩、託克維爾和穆勒，並且認為他的思想和研究的本質特徵是對社會發展的整全解釋（global interpretation），我相信這是對一位二十世紀學人和思想者的最高讚譽。
米塞斯在這本篇幅不長的回憶錄中，不斷談到他親歷的、從二十世紀初期開始籠罩著奧地利與歐洲的令人悲觀失望的發展形勢，所涉及的人和事以及他的憂患意識，今天看來都是迴蕩在傷痕累累的歷史坑道中的警世之聲。
從思想發展來看，小德意志的「歷史主義」是黑暗降臨的先聲。米塞斯很早就發現德國歷史學派並不是真正探討科學問題，「它關注的是為普魯士的政策和普魯士的威權政府（authoritative government) 歌功頌德並且提供辯護。德國的大學是國家機構，大學教師是政府公務員。教授們很清楚他們身為普魯士國王僕從的地位。即使他們真的運用他們名義上的獨立自主批評政府措施，這種批評也不會超出我們通常可以在行政官員圈子內部聽到的那些牢騷和不滿」。（12頁）從學派到大學，潰爛從所謂的知識精英開始，米塞斯作為學界中人太了解那些潰爛的景象了：大學教職大都被那些智力平庸的人佔據，他們只會從一堆官方報告之中拼湊起一篇歷史學論文；而最糟糕的是他們說謊成性和蓄意欺騙，盡力為當權者提供服務，像維爾納·桑巴特那樣旗幟鮮明地表露其思想的奴性，他把希特勒視為上天眷命的載體，是一切權力的核心（15頁）；曾經環繞大學的光輝不復存在了，教學水平的普遍低下是最為嚴重的問題，「一種與文化和科學格格不入的精神統治著法學院和人文學院的教職員工」（116頁）；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不願意盲從而且要堅持提出反對意見的，以及屬於奧地利學派、洛桑學派的學者都無法在奧地利各大學獲得正式教職，米塞斯自己的遭遇也是這樣，「大學教職已經對我關上了大門，因為他們想要的是幹預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任何人只要不屬於三個黨派（基督教社會黨、德國國家黨和社會民主黨）之一，就沒有希望獲得教職」（86頁）；「教育體制下滑到如此田地，以至於現在已經無法教給年輕人什麼東西了。大部分法學博士、社會科學博士和哲學博士沒有受過訓練，不會思考，而且刻意迴避嚴肅著作」（118頁）。米塞斯在德國大學看到的情況也是一樣：「與這些人相處久了，我就開始明白，德意志民族已經無可救藥了；這些平庸的蠢人已經是千挑萬選的精英分子。他們在大學裡講授的那些領域是政治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知識階層和人民大眾一樣，把他們奉為科學大使。遇上這樣的一些老師，你能指望年輕人怎樣呢？」（130頁）
米塞斯引用經濟學家卡爾·門格爾的話說：「經濟學誕生已經二百年了，這個國家的精英分子仍然崇尚這樣的胡言亂語並將其奉為圭臬，而事實上這些胡言亂語甚至還不是什麼新鮮貨色，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樣一個國家？這樣的民族還有什麼指望？」（40頁）這是極為真實的景象和至為沉重的天問，米塞斯對引領他進入經濟學領域的門格爾有著很深的理解與同情。哈耶克在門格爾的學術論文中發現一段筆記是這樣寫的：「在科學中，唯一能夠確保一種觀念的最終勝利的方法就是：人們應當允許任何反對意見的充分表達。」（43頁）當門格爾發現在大學中已經不能發表不同意見的時候，他看到了奧地利和歐洲所代表的最偉大和最卓越的文明正在滑向深淵，預見到即將來臨的暴行；「他知道世界背離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後果，並且盡其所能試圖扭轉這種趨勢」。他的著作《經濟學方法論探究》就是為了駁斥普魯士的大學用來毒害世界的毀滅性的思想潮流而寫的（37頁）。但是他知道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勞無功，因此陷入悲觀絕望之中。
對「人民」，米塞斯的觀察同樣非常深刻，他認為邪惡的政治之所以能夠存在，與人民大眾缺乏足夠的智識、沒有作出獨立判斷的能力緊密相關，而在這裡就隱藏著巨大的危險（81頁）。這裡說的是反智主義與愚民術對人民的欺騙性統治，無疑早已為二十世紀的歷史所證實。實際的情況也是這樣的，在1900年的時候，德語國家的大部分民眾不是國家主義者就是國家社會主義者，都認為歷史的黑暗已經成為過去，未來的一切都屬於國家（16頁）。他也並不諱言剛進大學讀書的時候他也是國家主義者，但是在學習社會調查的課程中，由於看到現實中的國家主義如何幹預生活以及帶來的危害，很快就轉變過來。
有的時候，米塞斯又表現出對統治者與平民大眾之間關係的另一種表述，他認為「政治決策並不取決於經濟學家，而是取決於公眾輿論，也就是平民大眾。多數意見決定未來走勢。任何政府體制都是如此。即使是專制的君主和獨裁者，也必須按照公眾輿論的要求進行統治」（78頁）。這句話的語境似乎是為了解釋為什麼經濟學家往往無力改變錯誤的政治決策，但是就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真實關係來說，這是我們在大學一年級的馬列理論課程中就討論過的問題——恩格斯在解釋普魯士專制政府為何能夠存在的時候說過：「如果說它在我們看來終究是惡劣的，而它儘管惡劣卻繼續存在，那麼，政府的惡劣可以從臣民的相應的惡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釋。當時的普魯士人有他們所應得的政府。」（《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268頁）後來才知道，早在十七世紀法國哲學家邁斯特就說過，「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
應該說，米塞斯關於人民的兩種表述並沒有根本性的矛盾，正是因為人民缺乏智識，所以只能接受那樣的統治；而他對公眾輿論的重視則又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他在批判小德意志的歷史主義者在權力問題上的粗暴立場的時候說，在他們眼裡的權力只是意味著刺刀和大炮，其他任何東西都是幻想、理想主義和烏託邦主義，「他們永遠無法理解休謨的至理名言——民意是統治的基礎」（8頁）。這是對民主政治的正面理解，也是對赤裸裸的槍桿子統治術的批判。奧地利歷史學家海因裡希·弗裡德永曾經告訴米塞斯說，「我聽到人們議論俄羅斯民眾的情緒，議論那些煽動俄羅斯知識分子的革命思潮。我不太明白我們為什麼要關心這些。這些說法讓人如墜雲裡霧裡。相反，決定性的因素是那些身居要職的政治家們的意志和他們敲定的計劃」（9頁）。
這可以說是對民眾輿情與政治關係的一種判斷，當然充滿了對民眾的蔑視之情，但可怕的是這往往是實情，尤其是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民眾輿情太容易被風吹得煙消雲散了。而米塞斯接著引用的奧地利警官朔貝爾在1915年寫給上級的報告中的那段話就更為形象：「誰會領導這場革命？當然不會是託洛茨基先生，他只會坐在中央咖啡館裡看報紙。」（9頁）雖然這位警官看來對託洛茨基並不十分了解，他說這句話的時候託洛茨基正在呼籲以革命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他辦的報紙被查封，本人也被法國政府驅逐，可不是一個只會在咖啡館裡看報紙的文人，但是在這裡面所包含的對二十世紀初期歐洲國家那些心懷不滿的知識分子的行動能力的判斷倒是比較準確的。
韋森教授在該書的「中文版序」中認為，這本思想回憶錄的翻譯出版對我們今天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有利於理清當下的思想觀念，看清未來中國的發展道路」。還有更具體的問題是：「在當前中國各行各業產能過剩、經濟下行的情況下，米塞斯的貨幣、信用和商業周期理論是否又在中國要驗證？」這些當然很重要，但是在經濟問題之上，我們更不能忘記的是，那位特立獨行的思想者洞察現實的憂患目光，和他以決絕的道德勇氣發出的警世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