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2017-08-03 14:29 來源：澎湃新聞
喬治·歐威爾的
《奧威爾自述：通往威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梁煜譯，遼寧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另一譯本名為《通往威根碼頭之路》，伽禾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4月。本文依據手頭上有的前一譯本。）原著出版於1937年，起因於1934年的一個機會使他得以前往曼徹斯特、威根等英格蘭北部的礦業城鎮。奧威爾在低級的寄宿小店、在煤礦坑道、在失業者聚居的貧民窟等地方與社會底層的各式人等打成一片，做了大量翔實的筆記，從日常生活的細節到群體特徵、經濟形勢的數據都成為他的描述對象。這個非虛構文本兼有社會調查、思想自述和文學描述的多重性質，第一部分側重於對礦工、失業者、小店主等群體的生活狀況的調查，揭露非人的勞動強度和惡劣的生存環境以及令人窒息的精神狀況；第二部分主要闡述他關於階級、文明和社會主義的深刻思考，表明自己的社會主義立場和面對法西斯獨裁日益危險的趨勢所應該採取的鬥爭策略。
《奧威爾自述：通往威根碼頭之路》對底層窮人生活的體驗和感受使奧威爾成為社會主義者——聽起來這似乎沒有什麼費解、深奧之處，甚至有點像流行的成長敘事中的套語，但個中的敏感、真實、悲憫和自我救贖卻是非比尋常。在他筆下，生活中社會底層的小人物都是絕望的，布魯克先生已經失業兩年了，夫妻倆一直都在經營各類店鋪，但是「我懷疑他們幹的工作可能就沒有賺錢的；他們就是那種隨便做個生意好以此來訴苦的人」。（5 頁）「報紙推銷員……的工作在我看來是如此無望，如此可怕，我都奇怪，在可以選擇吃牢飯的時候，怎麼會有人能忍受這樣的事情。」（8 頁）布魯克太太所有的訴苦都以「這年頭真是不容易尾，是不是？」結尾，就像歌謠裡的副歌一樣。（11頁）雖然說得有點尖刻，但難以掩飾的是哀其不幸的悲憫。這地方讓他沮喪，不僅是因為灰塵、氣味、惡劣的食物，「更是因為這凝滯而無意義的腐化的感覺，如同墮入了某個地下世界，那裡的人們就像蟑螂一樣爬來爬去，陷在苟且偷生和怨天尤人的無比泥淖之中。布魯克家這樣的人可怕的一點在於，他們一遍遍說著同樣的事情，讓你感到他們根本不是真正的人，而是一種幽靈，永遠排練著同一段無用的廢話」。（14頁）但他沒有因此而力圖忘掉這個悲慘的世界，而是說：「時不時來看一看、聞一聞這樣的地方是一種責任，尤其是要聞，免得你忘記了他們的存在，儘管最好不要待得太久。」（15頁）把這看作是「責任」，無疑有一種道義上的救贖感。當他乘火車離開這個地方的時候，有一個瞬間令人心驚和痛苦：路邊有一個年輕女人正跪在石頭上疏通汙水管道，「在我看到這張臉的那一秒，它帶著我所見過的最悽慘、最絕望的表情。我猛然明白了……她非常清楚自己身上在發生什麼——她和我一樣明白，天寒地凍之中，跪在貧民窟後院黏滑的石頭上，往骯髒的排汙管裡捅棍子是多麼殘酷的命運。」（16頁）雖然有人質疑這段描述有不實之處——在他日記中關於這個情節的記述是走過而不是乘火車經過——但是我還是願意相信這一瞬間的對視與交流的真實性，我願意相信這是命運之神以其悲憫之心向人類揭示真相的殘酷瞬間。坦率說，奧威爾的這部分文字勾起我的某些回憶，那時常有一些與奧威爾相似的感受湧上心頭，情難自已。
奧威爾自願去流浪、去過底層人的痛苦生活，是因為他的贖罪感和自我拯救的決心。1921年奧威爾加入英國在緬甸的殖民警察部隊，任職五年期間的經歷使他的良心痛苦難安，那些曾經被他欺侮和呵斥過的臉孔一直折磨著他。於是當他休假回國的時候就決心辭掉工作，「我不會回去與邪惡的獨裁統治同流合汙了……我必須贖罪……要逃離一切形式的人統治人。我想放低自己，一直低入被壓迫者的行列，成為他們的一員，站在他們那邊對抗暴君。」由此而來的是對所謂「自我進步」、「成功人生」的懷疑與憎恨，它們「都讓我覺得是精神上的醜惡，是欺凌的變種」。（149頁）無形之中他似乎是自覺地大踏步地邁過了知識分子常常與生俱來的空談、懦弱和自欺欺人的精神障礙，他深刻地理解和勇敢地實踐何謂「感同身受」。
喬治·歐威爾他強調在現場「看」對於真正「感同身受」的意義。的確，像我這樣從沒有下過煤礦的人無法想像1930年代的英國煤礦究竟是什麼樣子的，更無法理解為什麼奧威爾說當你能夠走到工作面上就很有意義。「要去就要在機器轟鳴、空氣烏黑、沽滿煤塵的時候去，在你能親眼看到礦工要做什麼樣的工作的時候去。這時候，這地方如同地獄，至少和我自己腦海中的地獄一個情形。人們想像的各種地獄元素在此齊聚——燥熱、噪音、混沌、黑暗、汙濁的空氣，還有最要緊的，難以忍受的逼仄空間。」（19頁）於是，「看著礦工工作，你立刻意識到人們真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30頁）但是「某種意義上，看到礦工工作甚至是一種恥辱。它讓你對自己作為『知識分子』和一般而言的上等人產生了片刻的懷疑。因為你徹底明白了……我們所有人相對體面的生活都是拜地下那些全身漆黑、滿喉煤塵，用鋼鐵般的手臂和腹部肌肉揮動著鐵鍬的礦工們所賜。」（32 頁）「看」是必須的，感到恥辱也是必須；無論在過去還是當下，「看」的勇氣和責怪感、羞恥感仍然是探測一個人的良知的敏感探針。不必再高談闊論什麼「深入……」、什麼「關懷……」，願意和能夠在黑暗中看到黑暗、願意和能夠在寒冷中感到寒冷、願意和能夠在飢餓中感到飢餓，這不需要有什麼感情或水平，只要你還是一個人。然而我常常困惑的是，要用什麼樣的特殊材料才能打造出對最尖銳的痛苦和最無恥的羞辱都無動於衷的人。
但是，如果奧威爾的故事僅僅是到受苦人中間去、僅僅是在與他們打成一片的過程中獲得了打破階級出身的禁錮和自我拯救的快感的話，那仍然是很不深刻的。本書第二部分從英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鬥爭等真實語境中闡釋了他的階級論和社會主義論，遠比第一部分的「觀看」、「感受」等感性認知更多了複雜的心理分析和理性反思的鋒芒。我一點都不奇怪的是，奧威爾說在一次大戰前「你很可能僅僅因為長得像上流社會的一員就受到侮辱。現在，恰相反，你更可能受到逢迎。任何三十歲以上的人都還記得那時候衣冠楚楚的人走過貧民窟的街道，不遭痛罵是不可能的。」（126頁）但是，階級隔閡並沒有因為如此簡單地發生的變化而消融，我過去在農村當知青的經驗感受是，僅僅拍拍肩膀或遞上幾根香菸是無濟於事的。有些階級特徵是與生俱來的，比如沒文化的下層人民說話時常常省略單詞開頭的H音，如hot說成'ot，horse說成'orse，而帶H音的多是上層文化人；甚至長相也會暴露你的出身。（47頁）比階級隔閡的心理更為複雜也更為讓他焦慮的是，那些油頭粉臉的社會主義者時刻都在敗壞著社會主義的聲譽；他們通過在鬥爭中爭權奪利，同時一邊高調地批判「資產階級思想」，使很多對社會主義的正義理想懷有嚮往之心的人們望而卻步，甚至避之唯恐不遠。奧威爾關於社會主義的核心觀念就是公平、正義和推翻國內國外的所有專制暴政，他再三強調這是唯一需要牢記的本質。（223——224頁）難怪有人稱這本書為「社會主義者喬治奧威爾的精神自傳」，甚至說因為寫作本書使奧威爾受到英國情報部門長達十二年的監視。「通往威根碼頭之路」宣告了奧威爾的社會主義觀，但是我們也不會忘記，他也正是從「推翻所有專制暴政」這裡開啟了通往《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的道路。
辛苦勞作的煤礦工人回到奧威爾的「碼頭」與他的「社會主義情感」。我想起兩個例子。一是在最近一次研討會上我討論過的黃新波在香港時期創作的版畫《碼頭》（1948），那時黃新波在香港西區碼頭附近上班，他經常目睹著碼頭上的苦力與拾荒兒。苦力是最典型的廣東人所說的「勞碌命」， 他們扛著貨箱呻吟而過，絕對是身水身汗的體力話，收入低而且沒有保障。畫面上，一個已經年老的苦力茫然、無奈地直視前方；他是勞工階層的痛苦縮影，也是呼喚工運的道義形象。另一個例子是九十年代初著名作家黃秋耘先生在他的《風雨年華》中的一篇文章裡寫道：革命剛剛勝利，硝煙還沒有完全散去，他去軍區參加一次宴會，歸途經過廣州長堤碼頭，看到一群衣衫襤褸的工人在碼頭上直打哆嗦，令他十分難過。他想到戰爭的勝利都是由底層的勞苦人民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碼頭的確可以有很深的象徵寓意，碼頭可以與喚醒社會主義情感及價值觀有著激進的審美聯繫。
我們應該不難理解的是，正是因為對苦難與壓迫的真實感受，才會使奧威爾無畏地揭露和反抗任何一種形式的獨裁統治對人的摧殘，才會使他看穿了知識分子為何能夠心安理得地與壓迫者合謀，為何可以恬不知恥地在壓迫者的盛宴中分一杯殘羹。奧威爾在全書最後，針對1930年代英國社會的階級鬥爭狀況發出的預言直到今天聽起來仍然不無閃光的寒意：「我們這些沒落的中產階級——私人教師，半飢半飽的記者，陸軍上校的年收入七十五英鎊的老閨女，沒有工作的劍橋畢業生，沒有輪船的船員，小職員，公務員，旅亍推銷員，鄉鎮裡破產了三次的服裝商——可能就不再掙扎，而是靜靜落入無產階級之中，這就是我們的歸宿。很可能當我們真成了無產階級，會發現這其實不像我們恐懼的那樣可怕。因為，畢竟，除了一個H音，我們也沒什麼可失去的。」（2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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