巖波出生於明治十四年（1881），中間歷經大正時代（1912—1926），歿於昭和二十一年（1946），當時日本剛剛戰敗。他65歲的人生幾乎全過程體驗到了一個國家因為無法自制的逆天之欲，而由高峰跌入谷底，至今仍坐在歷史的被告席上。他反戰，同情亞洲鄰國，認為入侵中國是忘恩負義；他崇敬孫中山與魯迅，資助中國與朝鮮的留學生，負擔郭沫若孩子的教育費用，戰前還想向中國的多所大學捐贈巖波圖書（此願望於去世後的1947年得以實現）；然而他也崇拜天皇，捐款購置軍機，頌揚當時的右翼首領頭山滿。巖波未能完全決然於時代的狂熱，留下一些矛盾的思想與行為，供後人感嘆在歷史大關節中知識分子的迷失與困惑。
在安倍能成的眼裡，巖波茂雄「不是學者也不具學者氣質」，甚至「並不怎麼喜歡書」，然而所有人都會承認，他是日本文化史上了不起的人物，對日本的近現代文化做出了大貢獻。巖波書店的出版物哺育了好幾代日本人，在日本國民素質的現代化改造中，發揮了與教育相輔相成的功能；更不要說，在出版史上，「巖波文庫」和「巖波新書」塑造了怎樣的一種「巖波文化」，為其他出版社至今效仿。而他在經營上的不打折銷售、為讀者竭誠服務更為同行業和讀者津津樂道，留下了不少的佳話與軼事。當然由他開創、至今留存的「經銷商不退貨」，則讓同行愛恨交加，據說有摯愛巖波圖書的書店因此破產。
作為一代開創者，巖波茂雄的成功，除了得益於他赤誠坦蕩、勇猛精進的個人品性，更主要的，是他受到的精英教育和所處的明治、大正時代對他的鍛造與召喚。巖波和他的書店最典型地體現了正處於上升期的現代日本對知識與文化的渴求，對「教養」和「個人」的嚮往。
經過政治上的「君主立憲」，經濟上的「殖產興業」，和文化上的「文明開化」，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迅速成為了亞洲第一個工業化國家，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更讓這個剛擠入世界強國之列的民族升騰起一股富國強兵、稱霸世界的「帝國」欲望，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幾乎是全民的信仰。巖波是在明治後期濃重西方化和現代化的時代氛圍中度過青春期的，明治前期還廣被推崇的接受東方古典教育的「明治修養派」，漸被直接學習西方知識、注重個人人格培養的「大正教養派」所取代，由東方到西方、由古典到現代，日本的思想文化處於重要的歷史轉折點上。被稱為「大正浪漫」的大正時期是日本歷史上年頭最短的朝代，卻以現代意識與現代文明的真正發端而高揚，其理想主義、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傾向與氛圍讓後人一再留戀回首，而其後昭和時代法西斯主義的滋生壯大及其造成的惡果，則又讓人檢討大正時代的「民主」與「浪漫」中隱藏著尖銳的矛盾與致命的基因，此是後話，巖波在戰敗後對此曾有深刻的反省。
巖波茂雄畢業於著名的「第一高等中學校」（簡稱「一高」，當時的東大預科，現在的東大教養部）和東京帝國大學哲學專科，這兩個學校素以培養「和魂洋才」的國家棟梁而著稱，當時「一高」流行的「寮歌」（宿舍歌）中有這樣的歌詞：「浮華小巷，看起來多麼渺小」，「在渾濁的海洋中漂泊的國民啊，由我們來拯救。」可見時代的昂揚與青春的抱負。
巖波茂雄與他同時代的精英接受了貫通中西的學業培養和共同生活的訓練，以及強健體魄的錘鍊，所有的巖波傳記中都會記述他是如何地熱愛舢板、注重體育，如何在運動與競技中體會尚武精神，鍛造自己的心志。然而他也未能倖免於迷茫和苦悶的時代病，經歷了從「發揚校風主義」到「潛心個人主義」的轉變。隨著日本綜合國力和政治現代化的大幅躍進，知識精英的歷史使命感中「個人的覺醒」取代了「國家的危機感」，「獨善」與「精神的高貴」成了最值得追求的個人價值，而與之伴生的虛無主義開始蔓延，對人生的「不可解」感到迷茫，自殺成了年輕學生一時的流行風氣。
當時一高學生藤村操著名的自殺事件對巖波刺激很大，幻滅感曾讓他在一個湖中荒島上獨居四十日，直至擔憂的母親親自將他尋回。他後來拒絕考試、未能從一高正式畢業應與這一段的精神狀況有關。
從1901年進入一高，到1905年升入東京大學哲學系專科，巖波茂雄接觸到了當時日本最精英的文化圈。他的先後同學很多後來都成為了大正時代有相當影響力的思想人物，如阿部次郎、安倍能成、九鬼周造、石原謙、上野直昭、和辻哲郎等。而他們的老師則有夏目漱石，以及對他們影響甚大、教授西方古典哲學的柯爾伯。
可以說，人數並不多的東大哲學系（和京都大學哲學系）的精英師生一手塑造了沉潛哲學思考、熱愛文學想像、追求人格至上的「大正教養主義」，並引領了廣大讀書人的思想生活。這些人日後不僅成為了巖波書店的主力作者和支持者，更是巖波書店的精神底色與思想支柱，巖波著名刊物《思想》的前身、1917年由巖波茂雄創辦的《思潮》，就是為了給這些同學師生創造一個發表自己思想的園地，阿部次郎是其中的骨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