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臨近春節，第一財經《閱讀周刊》推出了2018年度商業和人文圖書十佳，共20本，並分別做了簡介。
無論是以經濟、社會或歷史為觀察對象，這些書都集合了當代的視野、嚴謹的研究和精彩的寫作，我們希望也相信它們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我們約請書評作者，為其中部分重點圖書撰寫了篇幅較長的書評，以便讀者能進一步了解這些「年度好書」，從中選擇適合自己的作品。
春節假期，我們將陸續刊發這一系列書評。
不論在哪個年代，著史從來不易。而要書寫時間上橫跨六百年、地域上遍及歐亞非三大洲、雄踞兩海的奧斯曼帝國，更是難上加難。
描寫奧斯曼帝國的史書實不在少數。然而，除了常見的歐美中心主義史觀的問題外，行文風格及結構安排也會影響讀者的體驗。斯坦福·肖的《奧斯曼帝國》過於學術化，佶屈聱牙。傑森·古德溫的《奧斯曼帝國閒史》角度有些散，涉及社會、政治各領域，眼花繚亂卻缺乏主心骨。
相比之下，《奧斯曼帝國六百年》敘述人事詳略得當，結構脈絡明晰，對於一些具有奧斯曼帝國特色的專有詞彙注釋得較清楚。雖然是700多頁的大部頭，卻可以一口氣讀完，對於理解今日動蕩的中近東的歷史遺留問題不無助益。
約翰·派屈克·道格拉斯·貝爾福（1904~1976）是一位英國歷史學者、作家，也是第三代金洛斯男爵，他的叔叔是英國外交大臣，父親則擔任過駐土耳其大使。
1925年從牛津大學畢業後，貝爾福就開始了記者和作家生涯，二戰期間曾作為貴族子弟加入了英國皇家空軍，負責情報工作。1943年盟軍收復北非後，貝爾福擔任英國駐開羅使館的宣傳官員，直到1947年離職。
此後，他一直作為自由作家往來於近東大地上，寫了《在託魯斯山中：亞洲土耳其遊記》《小歐羅巴：土耳其海岸遊記》《阿塔圖爾克：現代土耳其之父凱末爾傳》《聖索菲亞大教堂：一部君士坦丁堡的歷史》等一系列與奧斯曼帝國有關的書。《奧斯曼帝國六百年》是他的遺著，1977年出版時他已去世一年。
興起
貝爾福將奧斯曼帝國六百年的歷史分為三百年的強盛與三百年的衰落，以前三部分「帝國的黎明」「新拜佔庭」「帝國之巔」，講述了奧斯曼如何從一個塞爾柱突厥的小部落，逐漸發展為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帝國。
不難發現，貝爾福秉持的是一種英雄史觀，結合編年體及人物傳記的寫法，通過對重要人物在特定時期作為的描寫，推進著奧斯曼帝國的演進。
除了王朝開創者奧斯曼本人外，貝爾福重點描述的第一個傑出人物，是被稱為「奧斯曼帝國第一位偉大蘇丹」的穆拉德一世。從他開始，東方將壓倒西方，帝國的版圖在巴爾幹半島被擴大到了極限，嶄新的奧斯曼文明從衰落的拜佔庭帝國廢墟上升起。
「奧斯曼在歷史上扮演的角色是一位將一個民族聚攏在自己身邊的酋長。他的兒子奧爾汗的使命，是將這個民族鍛造成一個國家。到了穆拉德一世的時代，其使命是將這個國家擴展為一個帝國。」貝爾福如此描述奧斯曼「帝系」的傳承。
此外，巴耶濟德一世、穆罕默德一世和穆罕默德二世這幾代蘇丹的擴張歷程，也是敘述重點。其中的高潮，當然是極具象徵性的1453年，「徵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到1517年，塞利姆一世獲得了阿拉伯世界政教合一的最高元首「哈裡發」的稱號，之後，歷代奧斯曼蘇丹都自稱蘇丹-哈裡發。
蘇萊曼大帝於1520年繼任蘇丹後，更是把奧斯曼帝國推向巔峰，帝國的國土範圍西至中歐的巴爾幹和希臘，北至烏克蘭南部和克裡米亞，東至裏海西海岸和伊朗西部，西南至北非海岸，東南至葉門等地。
衰落
然而歷史的規律就是「極盛而衰」。「奧斯曼帝國很快進入了漫長的衰落期。這種衰落直接體現在蘇丹權威的下降和政府機構的弱化上。蘇丹個人權威的下降要歸咎於他個人對國事缺乏關注；而政府機構的弱化，則緣於對政府責任的忽視和分解，以及對制度原則的漠視。從奧斯曼帝國崛起之初，在歐洲進行領土擴張就一直是這個國家運轉的主要動力。而現在，奧斯曼帝國已經既沒有足夠的土地資源，也沒有足夠的生產能力去支撐進一步的領土政府了，而這也是導致其衰弱的部分原因。」貝爾福如此總結導致帝國由盛轉衰的各種因素。
在書的後半部分「死敵俄羅斯」「改革的時代」「末代蘇丹」中，貝爾福不無惋惜地還原了帝國崩塌的過程。他指出，在三個半世紀之久的區間內，儘管帝國不時會出現短暫復甦，但「整體上處於持續而不可逆轉的衰落之中」。
1683年的維也納圍城戰是奧斯曼帝國與西方世界的最後一次大戰。這場歷時兩個多月的圍城戰由于波蘭援軍的加入徹底改變了戰役的走向。最終，奧斯曼帝國軍隊在裝備精良的守軍和指揮得力的援軍的夾擊下徹底失敗。
此後，帝國在其歐洲領地上遭遇到一連串的失敗，不得不在各種不利的合約上簽字，放棄曾經統治過的領土。在歐洲人看來，局勢發生了顯而易見的逆轉，奧斯曼穆斯林作為基督教世界重大威脅的歷史，已經畫上了句號。
而以與哈布斯堡王朝籤署《吉託瓦託洛克合約》（1606）為標誌，曾經以戰爭為主要手段與基督教歐洲對峙的奧斯曼帝國，越來越多地轉向外交手段，並試圖通過貿易打破孤立局面。來自歐洲的商人獲得了在帝國境內組成商會的許可，並享有治外法權。一開始主要是英、法商人，後來荷蘭人也加入了進來，他們利用保護經商的讓步條約，不顧伊斯蘭神職人員的激烈反對，將菸草引入了奧斯曼帝國。不到半個世紀，菸斗就成了土耳其人的至愛，與咖啡、鴉片和酒一起，被詩人形容為「歡愉沙發上的四個靠枕」。
貝爾福指出，這樣的貿易殖民「將極大地改變奧斯曼帝國從事外交活動的方式和特徵」，「既深深受到英格蘭的影響，同時也會被英法之間的敵意所左右」。
關於俄羅斯的崛起如何影響了奧斯曼帝國的命運，貝爾福的敘事也絲絲入扣。在勢力消長的博弈中，挑戰者俄國用了將近一個世紀時間（17世紀末～18世紀末），先後得到「至關重要的橋頭堡」烏克蘭及克裡米亞，並獲取了黑海航海權。更值得一提的是，俄國還擁有了對奧斯曼帝國境內基督徒的保護權，為從內部瓦解帝國埋下了分裂的種子。
奧斯曼帝國的腐朽令英國對其失去了信心。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帝國曾希望英國助其改革，但遭到了斷然拒絕。心灰意冷的蘇丹投向了新興的德意志帝國。然而隨著1918年一戰戰敗，奧斯曼帝國徹底崩潰。1922年，蘇丹制度被廢除，末代蘇丹被驅逐。1923年，在其僅剩的安納託利亞地區，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國宣告成立。
至此，橫跨六百年的奧斯曼帝國終於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蘇丹們
本書對歷代蘇丹和重要歷史人物的描述，整體上較為客觀中立。以穆罕默德二世為例，不同於很多書籍、影視中對這位攻下君士坦丁堡的帝王神勇英明的刻板刻畫，在貝爾福的筆下，他的童年其實並不受寵，由保姆帶大，甚至沒能在宮中成長。老蘇丹穆拉德更為中意的繼承人早早去世後，成為第一順位繼承人回到宮中的穆罕默德二世，還是被認為「缺乏教育，不愛學習」「與他人疏離」，還因其性格「導致了近衛軍的一次叛變」，老蘇丹不得不重新掌權，並令其「退隱到馬格尼西亞去好好悔過，學會控制自己受挫的野心」。
直到穆拉德五年後去世，穆罕默德二世才重新掌權。「鑑於他以前的種種失敗，人們認為他仍然是一個毫無經驗、無足輕重的年輕人，不大可能繼續他父親的徵服大業。然而，穆罕默德正逐漸變成一個了不起的人物。」
貝爾福詳細描述了穆罕默德二世如何歷盡艱難險阻攻佔君士坦丁堡，並且在勝利後「並未毀滅拜佔庭帝國，而是以新的奧斯曼的方式賦予其新生，並重現帝國的輝煌」。他如此總結這位一代英主的一生：穆罕默德二世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南徵北戰，並沒有大規模地擴展帝國的疆土，但已成為兩海兩洲的主人；作為一名徵服者，他終於完成了一個偉大的伊斯蘭帝國的奠基；作為一名政治家，他在國家內部創造了嶄新而持久的國家架構，他確立的體制、傳統和政策足以讓這個帝國繼承古羅馬文明和基督教希臘文明的衣缽，並在實際上成為東正教文明的狂熱保護者。
另一位被濃墨重彩加以描寫的，是蘇萊曼大帝。作為奧斯曼帝國的第十位，或許也是最偉大的蘇丹，他讓帝國的實力和威信都達到了不可逾越的高度。然而，貝爾福也翔實地記錄了蘇萊曼大帝如何因迷戀羅克塞拉娜而受其蠱惑，非常不明智地處決了有領導才能的長子穆斯塔法和幼子巴耶濟德，立酒鬼兒子塞利姆為繼任蘇丹。「就在蘇萊曼大帝偉大的成就之中，暗藏著終將帶來衰敗的禍根。繼承他衣缽的後代都將是遠遜於他的人——既不是徵服者，也不是立法者，亦非政治家。奧斯曼帝國的巔峰突然成了一座分水嶺，一座山峰的頂點，整個帝國的命運緩慢而不可避免地沿著山坡下滑，進入衰敗的深淵，並走向最終的消亡。」
貝爾福並未將奧斯曼帝國後期的衰落一味歸結於老大帝國的不知進取，而是花了較多篇幅描述塞利姆三世和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努力，以及改革的一波三折、反反覆覆、最終失敗。
其中，對後來的土耳其共和國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是1839年公布的「坦志麥特改革」方案。這是伊斯蘭世界最早的一份憲法性文件，其中涉及政治、法律、稅收、徵兵、人權等方面的憲章規定。雖然改革最終失敗了，但是，「坦志麥特改革」意義重大，給土耳其人帶來了人權、法治、自由及民主的理念，是土耳其脫離中世紀、進入新時代的轉折點。
改革者馬哈茂德二世想通過「坦志麥特」改革法案讓帝國脫胎換骨，從政教合一的中世紀社會轉變為建立在憲政原則上的現代國家，無奈舊帝國的包袱實在過於沉重，國際局勢的風雲變化也沒給改革者們提供有利的外部環境。
宗教寬容
奧斯曼帝國在宗教問題上的開明包容政策，是貝爾福書中所寫的另一個重點。
奧斯曼本人既是「一名出色的戰士，也是一位傑出的管理者」，他雖然滿懷宗教熱忱，但並不會帶著狂熱與敵人打交道，反而很精明地從那些生活在拜佔庭帝國亞洲飛地上的希臘人身上學習行政管理技巧，從而衍生出「一種特有的、源於當地各民族文化的邊地文化」「混雜了亞洲與歐洲、穆斯林與基督徒、土耳其與土庫曼人、遊牧民族與定居民族的種種特徵，注重實用，而不像東方那些由土耳其人建立的其他封建國家那樣，信守更為正統的文化和社會約束」。貝爾福認為，正是因為這種兼容並包的社會雛形，奧斯曼人才最終承擔起了繼承和改造拜佔庭文明的使命。
穆拉德一世同樣「成功地將其治下的隸屬於不同種族、信仰不同宗教、操著不同語言的各個群體融合在了一起」。拜佔庭帝國中無法解決的不同信仰，以及神權與皇權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在穆拉德一世治下，通過一套富有彈性的針對基督徒的同化制度，達到了某種多元種族和信仰和平共存的效果。這個類似於「羅馬治下和平」（Pax Romana）的「奧斯曼治下和平」（Pax Ottomanica），在史家眼裡，開啟了奧斯曼帝國一個不同尋常的傳統——信仰穆斯林的君主通過基督徒代理人來管理他的子民，不論被統治的是基督徒還是穆斯林。
穆罕默德二世攻佔君士坦丁堡後，奧斯曼帝國與曾經的拜佔庭帝國一樣，是一個世界性的帝國，可以包容各個種族和各種信仰的人民一同生活在有序而和睦的社會中。基督教會必須接受這個伊斯蘭國家的管轄，並支付稅賦。作為回報，基督教的信徒們仍然享有信仰自由，並可以保留他們自己的儀式和生活傳統。
事實上，保持宗教現狀是奧斯曼帝國的基本國策之一，東正教、東儀天主教、基督一性論派等各家教會和諧共存，在鼎盛時期，「異教徒」佔到其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歷史上，奧斯曼帝國的歷代大維齊爾（相當於宰相）中，有4個義大利人、9個保加利亞人、14個希臘人、27個南斯拉夫人，而同為伊斯蘭兄弟的阿拉伯人只有5個。
視野
囿於時代和視域，本書也有一些不足。
貝爾福當然無法完全擺脫自己所處時代的局限。比如涉及「東方問題」時，貝爾福很自然地就把英國「正義化」了。關於克裡米亞戰爭後的1856年《巴黎和約》，貝爾福的描述似乎在暗示：一個西方對奧斯曼國內政治改革施加外部壓力的條約，要好於一個西方完全不幹涉奧斯曼「讓它回歸原本的慵懶」的條約。這無疑與現代國際關係中提倡的「不幹涉他國內政」的一般原則相左，卻是那個熱衷於「大博弈」的時代的某種「通識」。
就敘史的方法而言，本書還是屬於傳統史學的路子，基本以帝國上層人事為主要描述對象，對底層普通人的狀況筆墨較少。但事實上，歷史的巨輪從來都是由上層精英裹挾著底層普通人一起推動的。
建議本書可以結合多部詳述奧斯曼帝國某個時期的史書一起閱讀，如《1453：君士坦丁堡之戰》《1683維也納之戰：哈布斯堡王朝和奧斯曼帝國的生死對決》《奧斯曼帝國的衰亡：一戰中東，1914—1920》《晚期奧斯曼帝國研究（1792—1918）》等，再輔以其他與奧斯曼帝國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地區的史書，如《全球帝國史：帖木兒之後帝國的興與衰》《忽必烈的挑戰：蒙古帝國與世界歷史的大轉向》《巴爾幹半島兩千年》《克裡米亞戰爭》《八月炮火》《阿拉伯的勞倫斯》等。當然，如果你真的對錯綜複雜又色彩瑰麗的奧斯曼土耳其史感興趣，最好能實地去探訪一下索非亞大教堂、藍色清真寺、蘇萊曼清真寺、託普卡帕宮、多爾瑪巴赫切宮、博斯普魯斯海峽……
《奧斯曼帝國六百年》[英]派屈克·貝爾福 著
中信出版集團 2018 年 10 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