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年輕，我渴望上路。」
1957年，又一次金融危機席捲美國，數百家企業破產，物價瘋漲，成千上萬人失業。這一年4月2日到22日，三個星期時間內，傑克·凱魯亞克在打字機上敲出了《在路上》的初稿；也正是這一年，這部凱魯亞克基於自己和朋友們真實旅途經歷所完成的最負盛名的小說出版。「我還年輕，我渴望上路」很快傳遍世界，成為無數青年的生活宣言。2020年，凱魯亞克去世50年後，《在路上》仍然激發著無窮遠方的無數人們，打破常規，追求個性，永不止步。
1月11日，《在路上》作為文景春季新書，成為「2020文景藝文季」的主題。主辦方邀請了陶躍慶、淡豹、葉梓頤、鄭小悠、翁昕、羅新、祝勇、範曄八位來自文學、藝術、歷史、傳媒、科普等不同領域的演講者，講述自己「在路上」的生活或者「探路」經過，這其中有自然的路、歷史的路、藝術的路、文學的路、人生的路，道路不同，但對於邊界的突破和思考卻是相通的。
陶躍慶：1990年，我把《在路上》譯成了中文
陶躍慶演講
1988年，還在讀研究生二年級的陶躍慶讀到了英文版《在路上》。一個年輕人對一種不被限定的生活狀態的熱望和追求，以及這個年輕人從美國東海岸到西海岸再回到洛杉磯的漫無目的的遊蕩，讓陶躍慶萌生了想要將這種閱讀體驗也分享給更多中國讀者的衝動。在一切都有可能的80年代，陶躍慶和師姐何小麗用兩個月的時間合譯了凱魯亞克的《在路上》。1990年由灕江出版社正式出版。
對陶躍慶來說，這次翻譯旅程開啟了他人生的冒險。《在路上》出版時，他已經畢業被分配到機關工作，1990年底，同事扔給陶躍慶一張匯款單，說「給你一臺彩電」——3600元的翻譯稿費，而那個年代一臺彩電的價格在3000元左右。和師姐平分稿費後，陶躍慶覺得應該用這筆錢來實踐一下自己想要的生活，決定放棄「鐵飯碗」投身到陌生的未來中。家人寫信表示反對，「可他們已經管不了了，因為信很慢」。
陶躍慶由此開始了「在路上」的旅程，在此後30多年裡，他從跨國公司銷售，而成為央視製片人、資深記者、評論員，直至今日仍舊時刻期待著探索陌生而新鮮的廣闊世界。對陶躍慶來說，「在路上」是一種可能，意味著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像來過生活，可以充分釋放內在熱情，不被偏見和既定生活規則所左右。「在路上」不再是一個書名，而是推倒一切生活束縛的勇氣，是他全部的故事。
淡豹：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
淡豹演講
當一個寫作者在看新聞報導的時候，他或她到底在看些什麼？
《Vista看天下》、Elle Men雜誌專欄作家淡豹的小說即將由文景出版，她從自己的文學創作經驗講起。她會看媒體新聞報導、微博甚至淘寶的用戶評價，希望從中讀到其他人生活中的常識以及這些常識是怎樣衝突的，從而在他人生活的細節中想像和自己不同的另一種生活的全貌。
殺人案發生時樓上的響動，鄰居根據常識，以為是家常的打鬧聲；德國進口牛奶擰蓋自動開封口的設計，令一些國內消費者質疑牛奶的質量和真假，如此等等，關於身體、關於倫理、關於女性、關於家庭……常識並不是統一的，也不是固化的，常識是一種特殊的知識體，它是一系列觀念的集合，相互關聯，結構鬆散；它來自我們生活經驗和文化傳統，但它被不斷地重塑；它來自於現實，也能形塑現實。常識不是客觀的，而是歷史形成的，它會隨著時間不斷更新和重組，並在變遷中反映新的時代價值。「這一方面對於我們理解社會有幫助，另一方面對我寫小說塑造衝突，塑造新的生活場景和群體有幫助。」淡豹說，由於網絡和科技開啟的空間，由於閱讀行為本身，由於我們生活在變遷的中國，意見正在發生碰撞，也許我們可以通過閱讀，無論是新聞報導還是文學作品，去了解不同的人們，形成我們共情的基礎。
回到主題「在路上」，淡豹引用魯迅先生的一句話：「無窮的遠方，無盡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葉梓頤：公路與北極星
葉梓頤演講
伴隨著炫目的星空圖景，星空攝影師、科普作者、Discovery探索頻道中國區籤約創作人葉梓頤娓娓講述了自己的「追星」之旅。
看上去開朗樂觀的葉梓頤小時候其實是個「不太靈光」的孩子，從小到大的生活充斥著媽媽給報的各種興趣班以及被興趣班老師勸退。高中時候，葉梓頤參加了地理老師組織的天文興趣小組，第一次去看了星星，由此找到了自己的興趣點和安全區。不開心或壓力大的時候，拿著一張活動星圖到學校操場上看星星，成為她走近天文和星空攝影的契機。大三時一次真人秀節目獲獎，得到了30萬的廣告合同，葉梓頤由此開始在世界各地「追星」。從澳大利亞「十二門徒」海域面對大陸盡頭攝下的星空圖，到在人類最北定居點斯瓦爾巴群島拍攝的日全食，再到2015年在飛機上拍下的北極地區10年最大的極光爆發……葉梓頤後來做的事情就是用一張照片說一個哲理，講述一個天文故事。
有些恆星會以超新星爆炸的形式死亡，而這也是新恆星誕生的溫床。葉梓頤說，對於人來說也是這樣，嘗試不同的路或歸零的時候，都是一次重生、一次重新開始在路上，儘管這條路可能是盤山路。
鄭小悠：司馬遷的見與不見——韓城訪古行旅
鄭小悠演講
2019年，歷史學者、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鄭小悠「偶然上路」，參加中華書局組織的「讀《史記》，訪司馬遷故裡」活動，自稱「宅女」的她突破自我，真正從地理意義上「在路上」。
「在歷史學科裡面，時間越早，就越處於鄙視鏈的上端；時間越晚，就越處於鄙視鏈的下端，而我是學清史的。」鄭小悠原本自覺在「太史公祠」是說不上話的，但謁太史公祠，遊梁帶村芮城遺址博物館，訪文、武、城隍三廟，探党家村古民居群落……一路走下來，她意外感受到「文獻與實地考察結合」「歷史與現實交融」帶來的驚喜，韓城之旅也成了「一場斬斷學科鄙視鏈的行動」。
太史公祠前幾十塊石碑，自北宋以來千年中不斷被自發樹立和重修。古代韓城經濟並不特別發達，這種大規模的工程建設，無論對於地方政府還是某個家族來說，都是比較重的負擔。這種代價頗大的修繕和保護，正是源於當地人對司馬遷的精神上的崇敬和強烈的文化依賴感。鄭小悠也由此理解了為什麼縣級小城韓城會成為明清科舉制度中地位頗高的「三城」之一。韓城文廟中高規格的「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在此下馬」碑，有600年歷史的党家村裡的「惜字塔」「訓誡石」，在鄭小悠看來，無不顯示出歷史延伸下來的耕讀餘緒和文化傳統，具體可感的歷史現場消弭了研究分界固化的壁壘，成為她難得的學術體驗。
翁昕：從畫室到美術館，梵谷需要走幾步
翁昕演講
作為一個藝術經紀人，《如何看懂藝術》系列叢書作者翁昕在演講中帶領聽眾們走近梵谷作品，講述從畫室到美術館，梵谷作品走向世界的一段路途。
梵谷在世時，畫作並非沒有人喜歡，為梵谷治療精神疾病的加歇醫生在畫中看到了梵谷有趣的靈魂，甚至要求梵谷在原有的給他的畫像之外，又畫了一幅《加歇醫生》。但梵谷作品最終走向世界，仍是在他去世之後，這也多虧了幾位「知音」。在梵谷弟媳喬安娜的積極奔走下，300多件梵谷畫作於1905年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展出，更多人由此接觸到梵谷畫作並深深喜愛。出身傳統宗教貴族家庭的海倫·穆勒和她身為大資本家的丈夫安東熱衷於收藏梵谷的作品，他們的收藏也逐漸使得整個歐洲的藝術經紀人們開始看到梵谷作品的潛力。1921年，梵谷的一副作品以4000英鎊的價格賣給了美國的鋼鐵大亨，40年後該作品再次出售時，價格為16萬美元。經歷1980年代來自日本收藏家的追捧，直到1990年，梵谷的其中一幅《加歇醫生》以8250萬美金的總價在拍賣會成交，這一年，恰是梵谷去世整整100年——他終於從當年簡陋的畫室走到整個藝術史的巔峰。
翁昕說，講述梵谷以及他去世之後藝術之路的故事，是希望鼓勵大家有朝一日邁出步伐，走出自己的路，到梵谷畫作及其他偉大作品面前，用自己的眼睛和他們相遇，寫出自己和偉大藝術的故事。
羅新：講述時間的故事，就是從混沌中找出秩序、意義和連續性
羅新演講
1072年，波斯詩人海亞姆從一位法官手裡接過一個筆記本，本子由撒馬爾罕的猶太工匠根據中國造紙技法造出的撒馬爾罕紙做成，海亞姆在上面寫滿了詩，《魯拜集》誕生。「撒馬爾罕紙上有詩人想要傾訴但世人尚未準備好傾聽的話語」，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暨歷史學系教授羅新用這則故事引出了對於撒馬爾罕紙歷史的探究。
從9世紀開始直至19世紀千餘年間，撒馬爾罕紙大名鼎鼎。以往歷史研究認為，公元751年，唐朝軍隊在怛羅斯之戰中戰敗，大批戰俘被迫西遷，其中包括部分造紙、紡織工匠。怛邏斯戰俘與撒馬爾罕紙之間似乎有著顯而易見的關聯。但羅新說，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質疑這一說法，因為在中亞甚至比中亞更遠的地方發現了紙張，其中很多是早於751年產生的，只是在阿拉伯對外徵服戰爭之後，這種造紙術才進入阿拉伯世界，並最終傳入地中海世界。最古老的撒馬爾罕紙是怎樣被發明的，有許多種說法，到現在也說不清楚；撒馬爾罕紙生產內部又是怎樣傳承的，更沒有歷史資料可以證明。「我們所熟悉的歷史，很大程度上就是這樣形成的——斷裂的可以變得連續，間隔的可以變得通暢，不確切的可以變得確定無疑。時間之河雖連綿不絕，河中的波浪水珠之間卻處在持續的分分合合中」，羅新說，「講述時間的故事，就是要在這一團混沌中找出秩序、意義，然後建立它的連續性」。
2019年底，羅新參觀了撒馬爾罕的穆赫塔洛夫遺產紙坊，那不是古代流傳下來的造紙作坊，而是現代的，只是作坊老闆認為自己是按照復原的古代方法在造紙。曾經失傳了100年的撒馬爾罕紙被重新繼續生產。故事講到這裡，並不是說這個紙靠不住，是假古董，羅新說自己很尊重它，歷史都是這樣的，家族的歷史、個人生命的歷史，大多數都是這樣製造出來的。「這個事例只是再一次提示，我們學習和研究的歷史，無論是遙遠的、切近的、古老的、眼前的，都處在持續重組中，每一次重組既與過去有多重關聯，又與眼下、與未來萬縷千絲。」
在穆赫塔洛夫遺產紙坊，羅新買了很多紙回來。他和朋友說，這個紙就是《魯拜集》用的紙，就是海亞姆用的紙。朋友們都問是真的嗎，「但是我想說，我不知道怎麼回答，我不能說我騙了他們，我又不能說這個是真的，所以，歷史就是這樣子的」。
祝勇：在故宮書寫整個世界
祝勇演講
2020年，故宮要迎來它的600歲生日，這座古老的皇家建築也一直「在路上」，用故宮博物院影視研究所所長、作家祝勇的話說，這裡的「路」有兩個含義，一條是精神上的路，一條是現實中的路。精神上，故宮博物院的文物串聯了整個中華5000年的文明之路；而祝勇講述的，是現實中另一條鮮為人知的路——1933年開始的故宮文物南遷。
1933年元旦，日本人攻破了山海關，當時的國民政府下命令，故宮文物集體南遷。海量文物緊急裝箱，負責文物裝箱的莊嚴老先生對著被康有為譽為「中華第一文物」的10件先秦石鼓犯了愁。石鼓體積和重量大，表皮脆弱，上面的文字極易脫落，長途搬遷殊為不易。後來是琉璃廠文物拍賣行的一個老師傅告訴莊嚴先生一個辦法，將棉花沾溼，填補上石鼓縫隙，再用溼宣紙覆蓋表面；然後把巨大的石鼓搬入文物木箱，用草把箱子內填實。就這樣，10個石鼓跟隨故宮的19000箱文物一起，抵達南京，部分暫存上海。1937年南京失守，19000多箱文物繼續西運，分三路運往四川、貴州、重慶，10年之後，於1947年在南京重聚。1948年，莊嚴先生押船帶著2972箱文物去臺北，後任臺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走的時候他沒有見到石鼓，石鼓留在了南京，於1950年回到北京故宮博物院。從離開大陸到1988年在臺北榮總去世，莊嚴先生沒有再見過石鼓。2019年，故宮博物院舉辦南遷文物研討會，莊嚴先生的兒子在會上說，莊老先生病重期間身上插滿管子，不能說話，卻在彌留之際說了兩個字，莊家四公子趴到父親嘴邊仔細聽，終於聽清了那兩個字：「北平」。
祝勇說，故宮博物院是傳統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和中華文明都一直在歷史的流轉當中，歷盡風雨，對於故宮博物院和中華文明而言，在路上是一個永恆的主題。
範曄：原地夜遊哈瓦那
範曄演講
《百年孤獨》《未知大學》的譯者範曄在演講一開始就承認，自己從未去過哈瓦那。但他這兩年一直在翻譯古巴作家卡夫雷拉・因方特（Cabrera Infante）的代表作、長篇小說Tres tristes tigres，小說題目源自西語中一句家喻戶曉的繞口令，題目直譯為「三隻憂傷的老虎」，是拉美「文學爆炸」風潮中最獨特、最具實驗性的作品之一，已成為20世紀文學史上的「少數派」經典。
範曄一直在書名的翻譯上掙扎，如果直譯為「三隻憂傷的老虎」，意思準確，卻沒有了西語原文中語言的遊戲感和繞口令一樣的語感，為此他還曾想出了「虎苦圖」的譯法。雖然題目中有「老虎」一詞，但小說中一隻老虎都沒有，小說人物有城市浪遊者、演員、作家、鼓手、攝影師，寫的全是都市的邊緣人以及他們在哈瓦那的夜生活。因方特目睹心之所系的城市正以不可逆轉的速度走向消亡，他終將失去哈瓦那，只能在追憶中用一詞一句當作一磚一石來重建這個城市。小說真正的主角並不是藝術家，而是文學、電影、音樂以及作者回憶中的哈瓦那。
因為翻譯這部小說，哈瓦那對於範曄有了開啟新章的意義。範曄去看了一些老電影和照片：講述哈瓦那音樂「老炮」的《樂滿哈瓦那》、因方特本人擔任編劇的《迷失城市》以及老照片中哈瓦那的著名景點、也是小說重要舞臺的濱海大道……這讓他可以「原地夜遊哈瓦那」。最後，範曄用小說中一位人物提出的概念「脫水的水」結束演講，「我們想像也好，翻譯也好，或者是記憶也好，它都是一種『脫水的水』，都是不可能裡面蘊含的一種可能性」。
從2002年成立以來，出版文化品牌世紀文景一直通過出版來探索思想、文化與生活的未來與可能性。自2012年起，文景已連續舉辦多屆「藝文季」，2020年，文景以藝文季為開端，將推出包含引進版和本土原創文學、大眾社科及經典社科、人文藝術幾個類別的30餘本新書。文學類新書包括在1990年首個中譯本基礎上由譯者陶躍慶、何小麗全面修訂的傑克·凱魯亞克的《在路上》，「布克獎」入圍作品、霍華德•雅各布森追問人類命運的作品《J》以及中國作家趙松的新作《隱》等。社科新書中，有漢學家、藝術史家包華石的首部中文專著《西中有東：前工業時代的中英政治與視覺》以及漢學家羅友枝的清史研究代表作《最後的皇族》。人文藝術類新書有藝術史家巫鴻作品《陳規再造——巫鴻美術史文集卷三》、書法家朱天曙的《書法答問》等。另外，2020年文景也將涉足童書領域，出版國際安徒生獎插畫家獎得主赤羽末吉的中國故事繪本系列，包括苗族民間故事《燈花》《龍牙顆顆釘滿天》、彝族民間故事《九兄弟鬥土司》、蒙古族民間故事《獵人海力布》四本，以及重版「我的家在紫禁城」系列。
姚映然致辭
正如世紀文景總經理、總編輯姚映然在開場致辭中所說，人們形成偏見、依靠偏見，同時也在不斷打破偏見。大家依然熱愛書籍，也證明了人們的大腦始終渴望複雜性，渴望擁有更多認識現實的思維力。生活的動力，不止在於佔有，更在於創造，這是「在路上」的信念，這也是讀書和做書的意義。 （中國作家網 王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