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售貨員，不需要服務態度好、多賣點貨，我只是把應該教的知識教給學生」
□「我『大開殺戒』抓學生，學生也會『大開殺戒』反擊」
□「我們年輕時血氣方剛地走上講臺，誰不是想把真才實學教給下一代呢？」
打開教務系統的教師入口，汪靜昕(化名)移動滑鼠滑過頁面上的「教學質量評價」按鈕，只點開旁邊的欄目看了看新的教務通知。除非填表需要，這位山東財經大學的副教授很少主動點開看學生對自己的評分。
如果汪靜昕願意，她能看到的內容有：評教平均分，給她打「優、良、中、差」的學生分別有多少，偶爾還能看到不具名的簡短評語。評分和評語都是匿名的。
點開教學評價系統，貴州民族大學的大三學生何宇(化名)也沒細看教學態度、教學水平等打分項目，就全部勾選優、優、優。著急看成績的同學還讓他順便幫忙評教——學校規定，學生必須先對這學期的課程全部進行網上評教，才能看見考試成績。
為了讓學生參與評教，校方的手段五花八門：有的學校規定要先評教才能看到期末成績，有的學校要先評教才能選課，還有的學校規定不評教會影響期末成績。
把學生和老師綁在「評價」與「被評價」兩端的評教系統，已經陸續覆蓋了國內高校。這個1920年代起源於美國高校、針對教師教學效果而建立的評價模式，在中國高校卻面臨著名存而實亡的尷尬。
老師的糾結
汪靜昕到山東財經大學教書有12年了，當老師以來，她經歷了不同形式的評教，但汪靜昕很少關注自己的評教成績，直到前幾年評職稱時她才意識到這個分數的存在。
評職稱要填表，包括教學成果、科研成果等，在表格上，來自學生的評教分數被當作老師教學質量的反映。不少學校規定，如果教師的評教分數排名太靠後，可能會被領導「約談」、職稱申請延後一年至數年，乃至可能失去講課資格。
也正因此，「評教是逼教師取悅學生」「學生評教等於誤人子弟」「學生評課加劇了教師的『丑角化』」等說法在「青椒」們經常出沒的論壇上層出不窮，還有的老師乾脆指出：讓學生評教有弊無利，早該廢除。
「老師取悅學生」，在汪靜昕身邊也確有實例：有的老師給沒吃早飯的學生煮雞蛋、煮麵送到學生宿舍，等等。這種做法在汪靜昕看來有些不可思議：「我不是售貨員，不需要服務態度好、多賣點貨，我只是把應該教的知識教給學生。」
這位副教授說自己「沒有野心」，並沒有考慮評教授職稱。她擔心，如果自己一心想評教授，可能就會受評教分數的牽絆而「不敢管學生」。
汪靜昕自認為對學生「該盡的心都盡了」，而學生大都是有判斷力的成年人，自會判斷哪些老師教學負責、哪些老師講課純屬應付差事，所以她覺得自己也沒必要去關注學生怎麼打分。
但汪靜昕並不是不想知道學生對自己的看法，只是「不想以分數的形式」。她覺得：「人在任何階段，應該都不想被分數定義吧。」
汪靜昕的同事伍媛媛(化名)也有類似的糾結。
伍媛媛發現，打開評教系統頁面，自己幾乎得不到有價值的信息：寫評語的學生寥寥無幾，偶爾有評語，也只是「很好」之類的泛泛之談。有些高校的評教系統上，則根本沒有寫評語這一項，只允許學生打分。
伍媛媛選擇採用其他評教方式獲得學生的反饋。剛當老師時，伍媛媛還有些惶恐，擔心自己講不好課，就讓學生們在紙條上寫下對教學的建議。另外，學院每學期都舉辦學生座談會，學生座談會上的意見也會反饋給任課教師。
評「教」，還是評「關係」？
大二學生範慷(化名)從剛入學起就延續了初中的習慣——給所有任課老師都評「優」。
「反正就是走個形式，大家開心就好。」範慷還記得，初中時同學們填完的教學評估表，先是被擱置在老師辦公室裡，然後就被當廢紙賣了。
上大學後，範慷發現評教手段更先進了：在電子教務系統上點擊選項即可。而評教的強制色彩也更突出了：輔導員曾明確告訴大家，如果不參加評教，期末成績會受影響。
一次偶然的機會，範慷發現任課老師有可能看到哪個學生打了多少分，從那以後，他就更堅定了給所有老師都評優的做法：「說不定這個老師下個學期還給我們上課呢。」範慷不願意得罪掌握分數「生殺大權」的老師。
「反正老師不為難我，我也不為難老師。」範慷說的「不為難」，指的是任課老師在期末劃考試重點、考題不偏、上課時還算寬容，等等。
和範慷一樣，範慷的室友們也是通通點擊「非常滿意」應付了事。
「除非是和老師的矛盾特別尖銳，學生才會打差評。」範慷說。
這種尖銳的師生矛盾，在範慷班上發生過真實的案例。大一時，有個任課老師騷擾班上女生，被騷擾的十幾個女生在期末評教時集體給這個老師打了「不及格」。發現自己被打差評後，這個老師非常生氣，後來這十幾個女生這門課全都「掛了」。老師還警告她們：補考也過不了。
除了這種極端案例，師生的「尖銳矛盾」，更多是體現在教學上。
在2015秋季學期的期中測評中，莫青(化名)得到了她17年任教生涯以來的最低分數。對此，她絲毫不感到意外。
上個學期期末考試，莫青所教的專業課掛了20多個學生，佔到該班人數的一半。部分掛科的學生在新學期補考時又涉嫌作弊，最後僅有兩人通過。
莫青所教的課程要上一年，自上學期末開始，莫青就做好了新學期被學生給「差評」的心理準備。
「我『大開殺戒』抓學生，學生也會『大開殺戒』反擊。」莫青說。
說起掛科的學生，莫青感到無奈：50多個學生中，有30多個卷面不及格，加上平時成績後，不及格人數還是多達二十幾個。而就在期末考試前十多天，莫青給學生們做了一次課堂測驗。期末考試監考時，莫青發現有一道20分的大題與測驗中的題目一模一樣。她當時感到很高興，但她的高興在閱卷時便被潑了一盆冷水：這道題僅有兩個學生得到滿分，大多數學生只得了六七分。
莫青所教的課程是該校的品牌課程，又是考研和進企業工作的必需內容，莫青認為自己有責任教好這門課。看到這種考試成績，莫青想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新學期開學第一節課，莫青問學生們對課堂教學有什麼意見，出乎她意料的是，成績好的學生認為教學效果「非常好」，成績差的學生則給出分布於兩個極端的評價——有人認為向外拓展太多，有人則認為過於照本宣科。
莫青感到哭笑不得：「這兩種相反的評價怎麼可能集中在同一個老師身上？！」
莫青已經有教授職稱，這次的低分不會影響到她的職稱，但可能導致她在新學期重新「被聽課」——按照該校的規定，新教師和評教分數過低的老師都會被督導聽課一學期。
「雖然沒啥實質影響，但心裡還是覺得很委屈。」莫青說。
學生評教，一把「懸在老師頭上的劍」
通過過去幾年的評教經歷，莫青發現，學生學得越好，給老師的評教分數就越高。「越是用心去學，才越能感受到老師教得好壞」。
近年來，莫青所在的學校規定，教師若要參評教學一等獎，學生評教等級必須達到「優秀」。自從有了這個規定以後，莫青從未主動申報過，儘管在這之前她也拿過幾次教學一等獎。
「我為了拿這個獎，是不是就不敢把吃早餐的學生攔在教室外了？」莫青曾不止一次這樣做過，「當我有所求、有欲望了，就可能會向學生邀寵」。
莫青認為，高校裡教風、學風逐漸惡化，部分就與學生評教有關。
「教風嚴，學風才能好。」但當老師面臨學生評教的壓力，還敢不敢管學生？莫青這樣擔心。 「學生評教，就是一把懸在老師頭上的劍」。
賀利堅曾是煙臺大學教學督導與評價中心評價科的第一任科長，出任之初，賀利堅遇到過不少麻煩，有老師直接踹門進來找他理論：「學生不能給老師評教！」
賀利堅和同事們的任務是：在每個學期末收集數據，人工瀏覽六七萬條學生評語，並刪掉純屬洩憤謾罵的評語，然後反饋給學院主管領導及任課老師。
賀利堅原本覺得，評教可以給師生提供一個好的溝通渠道、給各種觀點以表達平臺，從而促進教學工作的改進。
但他發現，評教在實踐中慢慢變味：一開始，評教是自願行為。但學生們的參評率上不去，學院就有壓力，有的班主任和班長急了，就收集了全班的帳號去評教。時間久了，評教工作按部就班地做，有的老師也就不大重視評教結果了：隨便吧。
賀利堅認為，評教最大的價值首先就在於為老師和學生提供一個交流平臺。在起草《教學評價工作條例》時，賀利堅明確表示評教分數應只供教師改進教學用，暫時不要作為考評、晉升的依據，至少給出一段時間，培育出師生能夠無功利評價的氛圍。但是，學校其他職能部門卻希望立刻就將評教分數與津貼、職稱等掛鈎——這是一種省事的處理方法。賀利堅理解，卻也感到無奈。
賀利堅關注過老師的行為和評教分數之間的關係。他聽說過：有的老師為得到高分而去討好學生、也有的嚇唬學生，但這樣的老師，得分並不會很高；而真正嚴格、對工作負責的老師，也不是傳聞中的低分，只不過可能不是最高而已。
讓莫青願意忽略評教分數、繼續堅持嚴格要求的，是畢業生或準畢業生的反饋。
去年12月底，莫青路過教學樓，遇到一群剛結束研究生入學考試的學生。學生們高興地衝她打招呼，感謝她過去上課時的嚴格要求。看到學生的笑臉，莫青感覺自己的堅持有了意義。
「我們年輕時血氣方剛地走上講臺，誰不是想把真才實學教給下一代呢？」莫青說。
師生交流，可另闢蹊徑；教學監督，尚待更好制度
有國內研究者認為，評教的目的主要有「獎懲」和「促進發展」兩種。「以獎懲為目的」指將評教結果作為老師晉級與否、加薪與否的依據，「以促進發展為目的」指為教師改進教學、提高教學技能提供建議。
但在實際操作中，「獎懲」往往壓倒了「發展」，評教更像是行政控制的方便手段，希望得到學生反饋、改進教學的老師只能另闢蹊徑。
近年來，同濟大學航空與力學學院教授沈海軍已經養成一個習慣：每學期末都會把學生的評教結果一字不落地貼到自己的博客上。
沈海軍喜歡寫博客，他的博客也成了與學生交流的「據點」。
有一次，沈海軍在科學網博客上談論《飛機結構疲勞與斷裂》，有個學生匿名留言說：課堂上「應力比對材料S-N曲線的影響」講反了。沈海軍努力回想：難道是自己口誤講錯了？他對此完全沒有印象，但既然學生指出來，很可能確有其事。於是沈海軍回復了這條評論，他重新解釋了這個知識點，並向學生道了歉。
這件11年前的舊事讓沈海軍至今印象深刻，他說，自己從那以後就慢慢養成了「上課嚴謹、心懷敬畏」的習慣。
莫青也發現，不少國外高校雖然也做學生評教，但只把它作為教學改進的建議，而不是教師考核的依據。
「(老師)課上得好不好，同行最權威。」莫青認為，同行和教學督導的聽課評價，是評估教學質量更客觀的依據。
沈海軍建議，可以邀請往屆畢業生來評價自己當年的老師——當師生之間已經沒有利害關係，社會閱歷也使得學生們的思想更加成熟，這樣的評價會更加客觀、公正和理性。(本報記者 李雅娟 實習生 黃和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