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成:翻譯《共產黨宣言》的味道

導讀： 《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出版，為謀劃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從理論與思想上奠定了重要基礎。

陳望道與他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封面

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是世界革命運動航標。想不到，第一本中文版的《共產黨宣言》，竟然是由年僅29歲的師範學校教員陳望道，在老家浙江省義烏縣分水塘村翻譯完成的。

陳望道生於1891年1月18日，1915年初東渡日本留學，受到日本社會主義者河上肇、山川均等引導，閱讀過一些馬克思的學說，思想得到了薰陶。他在五四運動爆發後返回祖國，任職於杭州「浙江第一師範學校」語文教員，並進步師生一起積極投身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對封建家庭專制由此遭到當局打壓。

在五四運動中，梁啓超、李大釗、張聞天等思想進步學者，都在發表文章中摘譯、引用過《共產黨宣言》的片段，但一直沒有全文的翻譯本，這成為先進知識分子們急盼之事。1919年6月，《星期評論》在上海創刊，這本刊物以研究和宣傳社會主義為己任，編輯部獲得了一本日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就把翻譯事項提上日程。在考慮翻譯人選時，《民國日報·覺悟》主編邵力子，向《星期評論》主編戴季陶推薦了時年29歲的同鄉陳望道，說：「能承擔此任者，非杭州的陳望道莫屬」，因他留學過日本懂得日語，又是思想進步青年。於是，在1919年底，由邵力子給在杭州的陳望道寫信，約請他去上海有要事商議。陳望道到了上海後，得知請求他幫助翻譯《共產黨宣言》，早有馬克思主義意識的他欣然答應了。戴季陶和邵力子還請陳獨秀出面，向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李大釗借來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給陳望道作參照以便更加精確翻譯。

因在上海吃住等生活不方便，也需要有一個安靜的翻譯環境，陳望道在1920年3月秘密帶著書本回到了老家，獨自住進一間簡陋的柴屋，屋裡只有一塊鋪板和兩條長凳，既當書桌又當床，開始著手翻譯起《共產黨宣言》。儘管譯文不足兩萬字，但翻譯參照書本太少，加之3月早春依然寒氣襲人，坐著時間長了手腳冰冷僵硬，他花了將近一個月時間才完成。在那段翻譯的日子裡，他除了短暫的睡眠之外，所有時間都潛心投入在翻譯中，一日三餐和茶水都由母親張翠姐送入柴屋。有一天夜晚，母親送來一碟兩隻糯米粽子和另一碟紅糖，讓他把粽子沾著紅糖吃夜宵充飢。過了一陣，母親在屋外高聲問他：「紅糖夠甜嗎？要不要再加點紅糖」？ 他埋頭譯書隨口答道：「夠甜了，不用加糖了」。後來，母親進屋收拾碟子時，驚訝地發現兒子滿嘴是黑乎乎的墨汁，紅糖卻一點沒動。母親見了又好笑又生氣，故意問道：「粽子吃完啦，紅糖真的甜嗎」？陳望道還是頭也不抬地說：「粽子吃完了，紅糖甜的，真的甜」。陳望道懷著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不怕天寒入骨，專心孜孜翻譯《共產黨宣言》，竟然達到把墨汁當紅糖沾著粽子吃下還說甜的境界，這就是信仰的味道。

經歷了近一個多月夜以繼日的努力，1920年4月下旬，陳望道終於完成了《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稿本， 5月初就赴上海《星期評論》編輯部交稿。不料上海當局對所有寄往《星期評論》的稿件實施郵檢，已經導致該刊停辦，使得連載《共產黨宣言》的計劃無法兌現。於是，陳望道找到自己的學生俞秀松，託他將譯稿轉交給陳獨秀。陳獨秀、李漢俊將譯稿校閱一遍後，決定出版單行本，但在籌集出版經費上遇到了困難。這時，恰好共產國際特使維經斯基和翻譯楊明齋來到上海，陳獨秀在和他們討論中共建黨問題時，提及此事，維經斯基當即表示願意資助出版。這樣，1920年8月《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由上海社會主義研究會列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終於第一次正式出版了1000冊，很快發行一空。因當時出版校對上的失誤，將書名《共產黨宣言》錯寫為《共黨產宣言》，便在當年9月又重印了1000冊加以更正。

《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出版，為謀劃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從理論與思想上奠定了重要基礎。於是，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秘密召開，因遇安全危險臨時決定，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一條木船上繼續開會，最後宣誓正式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從此，這個黨肩負著《共產黨宣言》的偉大使命，掀起解放民族的壯烈革命鬥爭，於1949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