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曄
原標題：翻譯《共產黨宣言》為何非陳望道莫屬
1919年6月，28歲的陳望道受五四運動的感召毅然從日本回國，受聘為浙江一師國文教員。他和其他進步教員一道，以杭州為大本營，投身於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之中。在一師鬥爭中的積極表現，使陳望道進入陳獨秀、邵力子、沈玄廬等人的視線。
在五四運動中，陳獨秀逐漸認識到，有必要讓全社會有理想、有抱負的新青年，追求真理、立志變革的共產主義理想者和實踐者，早日讀到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儘快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這已是社會之急需，時代之召喚」。
1920年初，陳獨秀離京赴滬、籌備建黨前，特地通過李大釗從北京大學圖書館借走《共產黨宣言》英文本。某種意義上說，陳獨秀把翻譯出版《共產黨宣言》中文版，視為籌建中國共產黨、點亮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初心與使命的重要前提。
然而，全文翻譯《共產黨宣言》絕非易事。把這本小冊子變成方塊字，譯者至少需滿足三個條件：一要有很好的外語基礎，至少精通英語、日語；二要熟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三是國文特別是白話文功底要好，遣詞造句要吸引青年人。
邵力子深知自己的老鄉陳望道在日本就接觸過馬克思主義學說，同時又是新文化的倡導者、國文教學的改革派。於是，他斷定：「能堪此大任者，非杭州陳望道莫屬。」
一師的鬥爭挫敗後，陳望道也在不斷反思：對待任何事物，不能簡單憑藉新與舊來加以肯定或否定，而應當有更高的判別準繩，「那便是馬克思主義」。
1920年的早春三月，陳望道收到邵力子的邀約函以及《共產黨宣言》英文版、日文版。這一任務讓陳望道既感意外又覺興奮，便一頭扎進老宅的柴房，開始了翻譯工作。在缺乏參考資料和工具書的條件下，陳望道硬是「費了平常譯書五倍的功夫，才把彼底全文譯了出來」。
翻譯完成後，陳望道就攜譯稿前往上海。不久，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宣告成立。成立這個研究會的一個重要驅動力就是審校、研討陳望道的譯稿。
1920年6月，在陳獨秀領導和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的幫助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主要成員開始醞釀成立共產主義組織。黨的早期組織對《共產黨宣言》中文版出版非常重視：當《星期評論》停刊無法按原定計劃連載發表譯文後，又專門建立了一個名為「又新」的小型印刷所，以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的名義出版《共產黨宣言》單行本……
1920年8月，《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第一版問世。它的誕生，使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各種主義劃清了界限，一大批進步青年在學思踐悟中找到了初心與使命，繼而走上無產階級的革命道路，從此拉開了開天闢地的新一幕。
1936年10月，毛澤東同志與美國記者斯諾談到，1920年春天自己在北京「熱切地搜尋當時所能找到的極少數共產主義文獻的中文本」。其中，「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第一本就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
黨的十八大閉幕後，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意味深長地講述了陳望道「手沾墨水口來嘗，真理味道終覺甜」的故事。黨的十九大閉幕僅一周，習近平總書記帶領新一屆政治局常委專程瞻仰中共一大會址和南湖紅船。在1920年9月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展櫃前，習近平總書記駐足良久、彎腰觀看，連稱「非常珍貴」……這一幕幕都顯示出「初心與使命」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