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毛澤東同志與美國記者斯諾談到自己1920年春天在北京「熱切地搜尋當時所能找到的極少數共產主義文獻的中文本」時，明確說：「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就一直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第一本就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1936年，周恩來同志也曾對斯諾說：「在赴法國之前，我從譯文中讀過《共產黨宣言》」。1949年7月全國文代會上，周恩來遇見前來與會的陳望道，緊緊握住他的手，當著在場代表們的面說：「陳望道先生，我們都是你教育出來的！」
100年前的五四運動，一批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和革命青年，在追求真理中不斷形成著自己的初心，為擔負反帝反封建和救國圖強的使命探尋著新道路、新理論、新制度、新文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做了思想上幹部上的準備」。在這一大的時代背景下，1919年6月，後來被譽為當時「輿論界兩顆明星」之一的《星期評論》雜誌在上海創刊。這本刊物自誕生之日起，就以提倡新文化、宣傳社會主義、激勵工人運動為宗旨，在當時的思想界、輿論界可謂名噪一時，發行量一度達到3萬多份，小小的編輯部一時間也成為當時進步青年的扎堆「打卡」之處：陳獨秀、俞秀松、施存統、李漢俊、邵力子和刊物的主編沈玄廬等常常在這裡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探尋真理。
同樣是100年前的1919年6月，28歲的陳望道因「五四運動」的感召毅然從日本回國，受聘為浙江一師國文教員。在進步、開明的經亨頤校長的支持下，陳望道與一師其他進步教員以杭州為大本營，投身於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在一師鬥爭中的表現，使陳望道進入了陳獨秀、邵力子和沈玄廬等人的視線，成為翻譯《共產黨宣言》的理想人選。
在五四運動中，陳獨秀逐漸認識到：有必要將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儘快翻譯出來，讓全社會有理想、有抱負的新青年，追求真理、立志變革的共產主義理想者和實踐者，早日讀到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儘快找到初心和使命：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這已是社會之急需，時代之召喚」。翻譯《共產黨宣言》便是這項工程中的重中之重。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寫了《共產黨宣言》，一經問世就震動了世界。」《共產黨宣言》之所以「震動了世界」，就是因為《宣言》第一次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滅亡和社會主義勝利的歷史必然性，《宣言》的發表標誌著科學社會主義的誕生；更重要的是，《宣言》向全世界宣示了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去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年來，馬克思主義在世界上得到廣泛傳播。在人類思想上，沒有一種思想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對人類產生了如此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對《宣言》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精闢地概括和詮釋。
1920年初，陳獨秀離京赴滬、籌備建黨前，特地通過李大釗從北京大學圖書館借走《共產黨宣言》的英文本，準備到上海物色合適人選把它翻譯成中文。可見，陳獨秀把翻譯《共產黨宣言》、出版《宣言》單行本，當作了籌建中國共產黨、點亮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初心與使命」的重要「思想準備」。陳獨秀到上海後，遂與《星期評論》等進步刊物的編者們商討《宣言》的翻譯。恰好此時根據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需要，沈玄廬等也有約人全文翻譯並連載發表《宣言》之意，與陳獨秀的想法不謀而合、一拍即合。
然而，全文翻譯《宣言》絕非易事，恩格斯曾經說過，《宣言》的翻譯將是一個異常艱難的過程。把這本小冊子變成方塊字的譯者至少要滿足三個條件：一要有很好的外語基礎，至少精通英語、日語；二要熟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對其有初步的認識；三是國文、特別是白話文功底要好，遣詞造句要吸引青年人。這時，《民國日報·覺悟》主編邵力子熟知自己的浙江老鄉陳望道在日本就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學說，又是新文化的倡導者、國文教學的改革派，便向《星期評論》推薦並說：「能堪此大任者,非杭州陳望道莫屬」。一師的鬥爭挫敗後，陳望道不斷反思：對待任何事物，不能簡單憑藉「新」與「舊」來加以肯定或否定，應當有更高的判別準繩，「那便是馬克思主義」。1920年早春三月，陳望道收到了邵力子約他譯書的邀約函及陳獨秀轉交的《宣言》英文版和經其他渠道得到的日文版。《星期評論》的邀約讓陳望道既感意外，又覺興奮，便一頭扎進家鄉義烏分水塘的老宅柴房，開始《宣言》翻譯。在缺乏參考資料和工具書的前提下，陳望道在翻譯中不知攻克了多少難關，硬是「費了平常譯書五倍的功夫，才把彼底全文譯了出來」。
《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對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翻譯完成後，陳望道攜譯稿來到上海。不久，5月31日「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宣告成立。研究表明，成立這個研究會的一個重要驅動力就是審校、研討陳望道的《宣言》譯稿。1920年6月，在陳獨秀領導和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的幫助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主要成員開始醞釀成立共產主義組織。黨的早期組織對《宣言》出版非常重視：當《星期評論》停刊無法按原定計劃連載發表譯文後，在共產國際的資助下，專門建立了一個名為「又新」的小型印刷所，以「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的名義出版了《宣言》單行本……可見，它的翻譯和出版自始至終都和黨的建立密不可分。1920年8月《宣言》中文全譯本的第一版問世了。《宣言》全譯本的問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開端，正因為《宣言》昭示了全世界共產黨人的初心與使命，它的誕生使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各種「主義」劃清了界限，一大批進步青年在學思踐悟《宣言》的過程中信仰了馬克思主義，找到了初心與使命，走上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道路，從此拉開了中國歷史開天闢地的新一幕。
1936年10月，毛澤東同志與美國記者斯諾談到自己1920年春天在北京「熱切地搜尋當時所能找到的極少數共產主義文獻的中文本」時，明確說：「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就一直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第一本就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1936年，周恩來同志也曾對斯諾說：「在赴法國之前，我從譯文中讀過《共產黨宣言》」。1949年7月全國文代會上，周恩來遇見前來與會的陳望道，緊緊握住他的手，當著在場代表們的面說：「陳望道先生，我們都是你教育出來的！」事實上，劉少奇、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把陳望道譯《宣言》作為自己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的「指路明燈」。新中國成立後，外國記者曾詢問時任復旦大學校長的陳望道為何會翻譯《共產黨宣言》，他答道：因為我信仰馬克思主義。陳望道一生把「宣揚真理、改造社會」作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他畢生恪守著一百年前立下的座右銘：「活著一天就要為黨工作一天」。
正是懷揣著對《宣言》昭示的共產黨人初心與使命的深刻把握，開啟新時代、新徵程，2012年11月29日黨的十八大剛剛閉幕，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向政治局常委們意味深長地講述了陳望道首譯《宣言》「手沾墨水口來嘗，真理味道終覺甜」的故事；2017年10月31日，黨的十九大閉幕一周，習近平總書記帶領新一屆政治局常委們專程赴滬浙兩地，瞻仰中共一大會址和南湖紅船，在1920年9月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展櫃前，總書記駐足良久、彎腰觀看，連稱「非常珍貴」，說這些文物是歷史的見證，要保存好、利用好……這一幕幕顯示出「初心與使命」在總書記心中的分量。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每一個中國共產黨人都應銘記：「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作者為復旦大學黨委黨校辦公室主任兼校黨委組織部副部長、上海市陽光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