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曆詩風》是我出版的第一部學術著作，199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封面由先師程千帆先生題籤。雖然以當時的條件，裝幀印製都不算太好，但那特殊的黃色封面始終給我很親切的感覺。
大約作者對自己的處女作，就像人們對自己的初戀，總懷有一層特別的感情。儘管後來我陸續出版過若干種論著，而且自認為都比《大曆詩風》有進步，但在內心深處，《大曆詩風》仍有它不可替代的位置。它是我學術研究的真正起步，也是我獲得學術榮譽的開始，更主要的是，它是我的博士學位論文，聯繫著我與碩士導師胡光舟先生、博士導師程千帆先生的學術淵源，其中更凝聚著千帆先生的心血。它還是我負笈南京大學三年青春的見證，我可以坦然地承認，多年來偶爾為寫新著而重溫昔年的筆墨，仍會為那個前電腦時代久經醞釀寫出的文字感動不已。青春的心靈雖然不夠豐滿成熟，但畢竟是敏感的，旺盛的，活潑的，有著老成持重時不可復得的靈動。十個月時間寫出十六萬字，在今天更是想也不敢想的事。
1985年初，我考入南京大學，跟隨程千帆先生攻讀博士學位。從第一個學期，我就開始醞釀學位論文的選題。因為對擬代體的角色問題有些想法，曾提出作《閨怨詩研究》，先生以為題目太小。我再三考慮，又提出在碩士階段研究戴叔倫的基礎上，做大曆詩研究，得到先生許可。在1985年6月20日的談話中，先生說：「大曆、貞元正是兩個高峰之間的波谷，很少有人注意，是可以做的。但要設想個好的角度去做，要讓人耳目一新。還有，我看要注意到當時文化的各個方面，像樹剖開看年輪，看其橫斷面，也是有意思的。當時的詩和古文似乎並不相關，是各管各地發展著的。《萬曆十五年》可以讀一下，這寫法是嘗試性的，很有意思。寫了四個政治、哲學方面的代表人物，通過他們來展現晚明的腐朽。」老師這段話為我指引了思路，在讀過《萬曆十五年》後，我為自己定下了剖析詩史橫斷面的基本目標。
但文學研究畢竟不同於史學，詩史的橫斷面如何剖析，既無前人著作可參考，也無現成模式可借鑑，我只好一邊閱讀古今中外的文學理論著作，一邊研究原始文獻，慢慢構想自己的研究模式。憑著做碩士論文時形成的對大曆詩的若干想法，我構擬了這樣一個研究思路：首先，由分別反映開天和大曆詩歌觀念的兩個當代詩選《河嶽英靈集》、《中興間氣集》入手，概括當時人對開天—大曆詩歌的基本看法，通過其間差異的比較，提出詩風發生變異的若干假說，以此為展開研究思路的起點；其次，對大曆詩人的精神偶像和後世有關大曆詩歌的各種論述進行分析，提煉出若干焦點命題，確定大曆詩風變異的基本趨向；複次，依次從主題取向、時空觀念、感受與表現方式、意象與結構、體式與語言等不同層次對大曆詩展開分析，並通過與前後時期詩歌的比較，獲得對大曆詩的基本認識；最後，將這些認識與根據選本得出的假說進行比較，說明大曆詩風的內涵、特徵及其在詩歌史上的地位。
這一研究思路大體是在綜合當時我了解的各種研究角度的基礎上形成的，有些是現學現賣，比如對時空觀念的探討，就是受莫礪鋒師兄翻譯的劉若愚《中國詩歌中的時間、空間和自我》（《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4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和周裕鍇學長《試論杜甫詩中的時空觀念》（《江漢論壇》1983年第6期）二文的啟示。但在逐漸深入的研究過程中，不同的角度日益顯露相互間的有機關聯，促使我從整體上更深入地思考大曆詩風的歷史特徵及其劃時代意義。比如大曆詩的六個基本主題，起初是各自孤立的概括，但隨著研究的深化，個別揭示的一些藝術表現特點，如長於抒情，工於心理刻劃，注重寫實，擅長白描等，愈益顯現其間的邏輯關係，凸現出大曆詩在藝術表現上由比喻、描寫向象徵、暗示演進，風格上由慷慨奔放向樸實平易發展的總體趨向，最終形成我對大曆詩的基本認識。到初稿寫完，我對大曆詩的認識已不再局限於唐詩內部，而是著眼於葉夑所謂的「百代之中」，力圖從整個詩歌史的高度來審視這段詩史的特殊意義了。論文題目《大曆詩風》是我自己定的，取其簡潔明瞭，其實論文所包含的內容，已超出這段詩史的綜合研究的範圍，而觸及整個中唐詩乃至古典詩歌範式演進的重大問題。這是我不曾料及的，大概也是出乎老師意外的。論文先得到鄧紹基、陳伯海研究員、吳孟復、鬱賢皓教授四位同行專家的評議，後於1988年3月23日通過答辯，答辯委員會由孫望、霍松林、王運熙、沈玉成、羅宗強、程千帆、周勳初、郭維森八位教授組成，先生們對論文的思路和基本觀點尤其是開闊的詩史視野給予一致的肯定。
現在回過頭來看，這部論文的意義大約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作為國內第一部綜合研究一個詩史時段的著作，它將歷來不受重視的大曆詩歌視為唐詩史的一個特殊時段，通過與開元、元和兩個時期的比較，揭示了它獨特的審美價值及作為由盛轉中的轉折點在唐詩乃至整個中國詩史上的特殊意義，使詩史的內在脈絡愈益清晰地凸現出來。以往的文學史研究較多地關注個人，即所謂重要作家。而其實文學史是由作家群體的板塊構成的，文學史的演進也是由這些板塊的變異推動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關注中小作家和作家群，尤其是關注大曆詩人的創作，發軔於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詩人叢考》。《大曆詩風》在傅先生研究的基礎上對大曆詩的詩史意義作了進一步的揭示，引起學術界對文學史轉折時期的關注。其象徵性的標誌，就是在新出版的文學史中，大曆詩歌由以往附庸於中唐的一節上升為獨立的一章，並有了內容較為豐富的論述。
第二，論文以全新的詩史研究思路和研究範式給學界帶來一些新鮮感。以詩人的感受方式、表現方式為核心，心態史、時空觀念、意象結構等諸多新的視角構架了一個適合於對象的研究模式，整個分析過程和結論突破原有格局，達到了新的深度。論文在研究方法上的開拓，曾得到評審專家沈玉成研究員的肯定：「在眾多的優點之中，我個人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的研究角度和方法。……他立足在堅實的材料基礎之上，具有敏銳的藝術感受，力圖綜合馬克思主義的反映論、中國的傳統文論以及西方的文藝心理學、古典美學、接受美學等等學科中某些理論和觀念，經過自己的過濾、消化、吸收，融為一體。作者對自己的方法具有充分的自信；作為讀者，在讀完論文以後，我認為他的自信是有理由的。全文從不同角度和層面深入開掘，逐步遞進，形成一個完整的結構，準確地描出了大曆詩風的整體和細部。」其實在答辯前，我對自己的分析模式能否為學界接受，心裡是沒底的。千帆先生向來很少稱讚學生，對我的論文也只是提出修改意見，偶爾在他覺得寫得好的地方批個好字。得到答辯專家的一致肯定，我心裡才踏實。
第三，論文從對大曆詩的探討中提出一些雖幼稚但值得注意的假說。我自己認為較重要的有兩個，一是第六章由寫作動機來看作品的構成方式，根據大曆詩運用移情、烘託、象徵手法的空前自覺，提出古典詩歌情景交融的美學特徵定型於中唐詩的假說；一是第六章結尾指出的：「到宋代以後，司空圖追求『象外之象』的詩歌美學與僧克勤的『繞路說禪』的風氣相融合，最終就形成了中國詩含蓄暗示、『不說破』的美學趣向。」前者由於對古典詩歌的美學特徵乃至「情景交融」內涵的理解與學界一般看法相去甚遠，在論文答辯時未獲得評審專家的充分認可。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至今我還沒找到很好的論證方法來說明它，一直在思考和準備資料；後者已在十多年後的2001年寫成《含蓄概念的成立及內涵的增值過程》一文，將簡單的判斷發展成論述充分的觀點，在捷克查爾斯大學國際漢學中心舉辦的中國詩學研討會上發表。
據周勳初老師回憶，羅根澤先生常告誡年輕助教：「你們年輕人要多寫東西。要趁著年輕寫。年輕人顧慮少，年紀大了，顧慮多了，也就不太好動筆了。」周老師回顧自己寫作《九歌新考》的經過，不禁也感嘆如今寫文章「不像當年寫《九歌新考》時那麼浮想聯翩，新見迭出」（《由〈九歌新考〉所想起的》，《中國圖書評論》2006年第3期）。年輕時讀書少，固然不免主觀武斷，但敢想能想總比不想好。《大曆詩風》中使用的一些概念，像「吏隱」，像意象性狀、意象結構、敘述結構等，便是年輕氣盛、自由馳想的結果，當時未加斟酌就用來討論問題了，不料卻引起學界注意，引發進一步的探討。比如「吏隱」的問題，我並未注意學界有無研究，率爾作為官人心態的典型用來討論謝脁的心態史意義。日本學者赤井益久教授在書評中肯定了這個問題的啟發性，並撰寫《關於中唐的吏隱》（《國學院中國學會報》第39號，1993年）一文專門考察了中唐「吏隱」觀念的源流。甚至出於我的臆造、其實並不妥當的「主題取向」一詞[1]，後來也頻見於今人論著，成為文學批評的一個專有名詞，這實在是一個歷史的誤會。
作為博士學位論文，《大曆詩風》在體例方面，如注釋的完備，對海內外先行研究的徵引，附錄課題涉及作家作品數量表、參考文獻一覽、徵引書目等，也受到兄弟院校博士生導師的讚賞，每作為學位論文的規範文本指定研究生閱讀，多年來不斷有後輩學人對我提到這一點。論文摘要在《文獻》刊登後，《人民日報》海外版曾予轉載，199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後，《中國社會科學》、《文學遺產》、《中國文學研究年鑑》、《博覽群書》等刊物發表了書評，日本的《中國文學報》、《東方》也刊登了有關專家的評論，對全書的內容和見解給予較高的評價。1995年榮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二屆青年優秀成果專著二等獎。多年來，《大曆詩風》提出的問題和結論基本已為學界所認可，文學史教材和有關論著的徵引足以說明這一點。儘管如此，作為作者我很清楚，這部書的缺陷還是很明顯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對大曆詩與佛教的關係探討得不夠。我深知大曆詩與當時的佛教關係十分密切，但自覺佛學知識不足，沒有能力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寫作時徵得老師同意，沒有立專章討論佛教問題，只是在第六章略微涉及詩學中對藝術幻像的認識與當時佛學思潮的內在聯繫，在趙昌平、賈晉華論文的基礎上對佛學影響於詩學的途徑提出一些更具體的看法。後來日本國學院大學赤井益久、香港城市大學劉衛林、新加坡大學蕭馳等學者，都在這一問題上有所創穫，將研究推向深入。其次一點是，當時我讀古典詩歌尚少，判斷力有限，對大曆詩的藝術造詣認識不足。現在我對大曆詩人的藝術表現力和藝術技巧，評價要更高一些，他們那清暢、洗鍊、雅潔的語言，對古典詩歌藝術的貢獻是難以估量的，後代詩人也都很重視這一點。許多號稱學盛唐、學杜甫的名詩人，其實都是由大曆詩入手的，骨子裡仍貫注著大曆詩的神髓。這就是後代詩人的許多作品，詩話中摘錄的名章雋句，常會讓我們聯想到大曆詩的緣故。
從1983年作戴叔倫研究開始，到完成《大曆詩人研究》，治大曆詩前後十年。這是我學術的青春時代。這段研究為我打下了詩學和詩歌史研究的基礎，至今我關於古典詩學的一些看法還得益於對大曆詩歌的細緻研究，大曆詩人的作品常為我討論古典詩學基本命題和概念提供具體的例證，也讓我更深地體會到詩學研究必須立足於詩歌文本和詩歌史的基礎之上，否則一定會流於膚淺和表面化。轉眄二十年過去，《大曆詩風》的黃色封面尚未褪色，作者卻已步入中年，雖不至於說像揚雄那樣悔其少作，但想法確已有不少變化，尤其是近年略微涉獵元和詩，又讀了一些清詩後，對大曆詩和前後詩歌的關係有了新的看法。現在讓我來論述大曆詩，有些問題可能就不談了，有些新的問題會引進來。但今後或許沒機會再論大曆詩了，只能在其他論著中修正或發展以前的見解。那麼就讓少作留下學術青春時代的紀念吧，將全新的論述託付給後人。學術史畢竟要不斷進步的。
[1]「取向」一般用於對舉的場合，如倫理取向和審美取向對舉，指採取傾向於道德或審美的立場，是用取向的內容作為定語的，我用「主題取向」指作家在主題選擇上的傾向性，從構詞的角度說是不妥當的。
原載於《中國圖書評論》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