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青馬讀書會」與大家分享的是《文化與實踐理性》。本書作者力圖將人類學的「文化」理論和社會科學的「實踐」理論結合起來。這種觀念認定，文化是在實踐活動以及實踐活動背後的實用利益中逐漸形成的。作者在書中提出很多獨到的見解，如關於物質與精神的關係、唯物論與唯心論的關係、主體與客體的關係等。本書倡導一種不同學說間的溝通與對話，不同學說間的融合溝通將有助於讀者廓清思想、開拓思路。
《文化與實踐理性》主要內容包括:馬克思主義與兩種結構主義;文化與實踐理性:兩種範式的人類學理論;人類學與兩種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資產階級的思維:西方社會作為文化;結論:功利與文化秩序。本書強調文化對於人具有無可替代的教化作用。真正經過了文化的教化的人，不僅具有理論理性，而且具有實踐理性，從而使人真正成為具有高尚精神境界的人。
馬歇爾·薩林斯，出生於美國猶太人家庭，先後在密西根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受教育，從博士論文研究開始，他對非西方世界產生興趣，進而反思西方世界各種觀念的缺失。1956年至1973年執教於密西根大學，1973年以來任芝加哥大學人類學教授。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石器時代經濟學》、《文化與實踐理由》以及《歷史之島》等，這些著作對晚近西方人類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領域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文化與實踐理性》——顛覆固有思維的理論
「青馬」六期 夏依旦·吾守爾
「資本主義的金錢理性，與斐濟人或特洛布裡恩德島民的物質實踐雖然方式不同，但殊途同歸，它只是更大文化價值體系的結果。無論西方與非西方，理性只是文化的一種表達，它表現為圍繞物質使用的意義體系，理性與文化絕不是對立的。我們唯有像研究他者一樣，憑藉人類學的敏銳觀察，才能了解我們本身的經濟。其實我們也是無數的他者之一。向經濟人類學說再見吧，我們需要的是一種真正的人類學的經濟學。」
這是薩林斯在《石器時代經濟學》序言中寫下的一段話，與《文化與實踐理性》一書中所提的關於文化與實踐理性的觀點吻合，都反映了他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在經濟理性的影響下運作，而非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在自身文化體系內運作這一現象的批判。正如上文所述「理性與文化絕不是對立的」，在薩林斯的其餘著作中，都滲透出一種追求：破除西方理性的普遍性，在西方自身的文化邏輯內尋求其本土性、特殊性。而這種過程反映的恰是薩林斯以「文化人」替代「理性人」的努力。
很顯然，人類生活以及生產發展是離不開實踐與文化的。薩林斯——作為當代象徵人類學與歷史人類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早期追隨懷特和斯圖爾德的新進化論，中後期又受列維史特勞斯的結構主義影響，使其從文化唯物論思想的新進化論者逐漸轉變為文化（結構）決定論者。他認為，在實踐理論的倡導者那裡, 文化不被認為是一個獨立的學科研究對象, 只是標識其他現實的記號, 文化邏輯消解在了其他邏輯之中。為了大力反駁此觀點，薩斯林在本書中分析了「實踐理性」和「文化理性」。
薩林斯把實踐理性分為客觀功利主義和主觀功利主義兩種類型，從文化角度分析來看：客觀功利主義是從人類的自然屬性出發，在自然主義視角下，文化被看作是人類的適應模式，是「一種工具性秩序，它把自身生產成文化，或是在生物性生存能力的制約下維持人類人口」。在他看來，客觀功利主義是人類為了適應生存最初的想法，無論是為了種族延續，還是為了獲取更多的物質能量。其實，人類如同動物要不斷地適應環境以獲得生存，在此過程中本能地利用自己的知識、關係來獲得生存的物質條件，這些行為在實踐活動中積累、習慣，逐漸形成了文化，而這種出於適應環境生存的本能的文化行為反過來又成了人們生存繁衍下去的技術和工具，可以比喻為相互作用力；而主觀功利主義則假定存在一種普遍的「經濟人」，他們的一切實踐行為以獲取利益為目的，他們擁有相對優先的選擇，他們為實現自己的利益和欲望而採取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理性地實現目標。在主觀功利主義的實踐中，「文化被用來作為具有操縱能力下的個體控制下的環境或手段，或是個體為實現自己利益的工具性策略導致的沉澱結果。」在他看來，無論是客觀功利主義還是主觀功利主義的實踐理性都存在著致命的弱點，它們都漠視了人類實踐行為背後的象徵意義。文化一旦被擱置起來，就喪失了它的自主性，文化的能動作用也就隨之失去效力。
薩林斯的《文化與實踐理性》是一本對原有思想體系衝擊性很強的著作，常常把人陷入混亂中。閱讀此書的時候，如何保持清醒的頭腦來理解作者提出的理論觀點，同時與已有的知識框架體系作比較分析，是非常有助於我們進行辯證性思考的。就本書觀點而言，由於薩林斯過於強調文化對實踐的影響作用，不免宣揚著文化決定論，從而忽視了物質、客觀的作用，陷入「一元論」的困境。因此，我們要注意思考的角度，堅持以辯證的眼光看待文化與實踐的平衡。
往期推薦：
青馬讀書會 |《時代楷模·2018——呂建江》
青馬讀書會 |《發展人類學概論》
青馬讀書會 |《愛彌兒》
青馬讀書會 |《單向度的人》
青馬讀書會 |《幹在實處 走在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