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是對社會學恢復重建以來中國大陸學界社會理論研究的簡要評述和分析。本文認為,對國內外社會理論傳統的整理和譯介、系統而深入的專門研究以及「中國社會理論」的多方面探索構成了中國社會理論研究的主要領域,其中所取得的成就與存在的不足可謂瑕瑜互見,尤其是在創建「中國社會理論」方面尚任重而道遠。
關鍵詞:社會理論 社會學恢復重建 中國社會理論
作者簡介:趙立瑋、陳濤,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國社會發生巨大變革,其廣度和深度並不亞於晚清以來的所謂「千年未有之變局」。遺憾的是,失去「生存權」的中國社會學未能直接參與、觀察和研究這場偉大的變革,未能見證和分析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一種新型社會的產生及變遷過程。不過,當中國社會於三十年後再度開始「巨變」,剛剛獲得「新生」的中國社會學恰逢其會,和由「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變革一起經歷了相互見證和共同成長。
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早期確實有較濃厚的「補課」色彩。社會理論1是社會學學科的理論基礎,對重建中國社會學學科具有重要意義,對其進行「補課」也因此顯得更為緊迫。大致而言,「補課」資源主要來自兩個方面:西方社會理論一直是社會學學科發展的主要理論基礎,在與國際學界「隔絕」了三十年之後,恢復重建的中國社會學界首先急需了解社會學學科的發展狀況,尤其是西方社會學研究的進展;另一方面,社會學在中國雖然是舶來品,但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已得到長足發展。經過幾代學人的努力,中國早期社會學在引介國外(主要是歐美)社會理論以及運用這些新的研究視角探討中國自身思想傳統、現實問題等方面都獲得了豐碩成果,因此,接續和發揚這一重要傳統自然成為恢復重建的要務。雖然中、西兩種智識維度都是中國社會理論研究自社會學恢復重建以來的著力點,但相較而言西方社會理論仍佔據更為重要的位置;不過,近十餘年來,以中國早期社會學為抓手對中國傳統社會思想和中國傳統社會開展的研究也越來越多,其前景頗為可期。
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四十年來,中國社會理論研究也大致經歷了從最初側重引介和翻譯國外主要社會學理論學說與流派及人物到注重更專業和深入的研究、從以西方社會理論為重點到日益重視闡發中國自身的歷史傳統思想、從基於文本的社會理論研究到開展基於中國經驗的理論化探討等變化。不過,需強調的是,上述說法並不意味著某種絕對歷時性的發展,而是應被視為在不同時期研究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事實上這些不同的側重點共存於當今的社會理論研究之中。2
下文將從幾個方面就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四十年來的社會理論研究略做綜述,但由於篇幅所限,所涉文獻太過龐雜,而選擇和評價的標準亦難以拿捏,因此主要討論具有創新意義並對社會理論研究具有某種積累和推進意義的研究。本文也因之難免掛一漏萬,當不得周全之論。
一、譯 介
在恢復重建的早期,對國外社會學文獻的引介和翻譯工作具有關鍵意義,也構成了當時社會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在這方面必須提及蘇國勳先生主導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理論研究室3和該室編輯出版的《國外社會學》刊物,後者在長達近二十年的時間裡刊發了大量範圍廣泛的關於國外社會學的譯文和介紹性文章,4一度成為國內研習者了解和學習西方社會學及社會理論的主要窗口,吸引了一大批研習者選擇投身於社會學和社會理論研究,對國內社會學學科的發展尤其是社會理論研究的推進做出了無法替代的貢獻。
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國內出版界也開始出版社會理論譯著,如商務印書館、三聯書店等側重學術著作出版的出版社和一些高校出版社等。一些出版社還專門策劃出版社會理論的翻譯叢書,如蘇國勳先生主編的「社會理論譯叢」(上海人民出版社)和「社會學名著譯叢」(商務印書館)以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社會理論譯叢」等。此外,如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和「現代性研究譯叢」、北京三聯書店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系列叢書以及「學術前沿」叢書和「社會與思想叢書」、譯林出版社的「人文與社會」叢書、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的「世紀人文系列叢書」等,雖非專門的社會理論譯叢,但包含大量重要的社會理論著作,影響廣泛。不過,這類譯作雖在數量上已達可觀程度(現在每年仍有不少相關譯著出版),但在翻譯質量、作品選擇、主題策劃以及對相關領域著作的系統性、完整性、代表性等方面的把握存在諸多問題,顯得雜亂無序,使其本應產生的學術和社會影響力大打折扣。
我們不妨從眾所周知的社會學古典「三大家」入手,簡要考察這些最重要的社會理論家其著作的中譯情況。考慮到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譯工作的特殊性,僅以韋伯和涂爾幹為例。韋伯著作的中譯至今仍是制約國內韋伯研究的重要因素,涂爾幹著作的中譯情況則相較而言好得多,促進了近年來國內涂爾幹研究的較快發展。如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該著1987年的中譯本(北京三聯書店版)可謂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以來第一部影響深遠的社會理論譯著,但該譯著本身存在較明顯的問題。迄今,這部名著已有多個中譯本,但其或因譯文質量不高,或因所依據的版本存在問題,始終未令人滿意。目前國內使用率較高的韋伯著作中譯本是由康樂、簡惠美翻譯的《韋伯作品集》。在德文《韋伯全集》(歷史考證版)即將完成並已成為國際學界研究韋伯的權威和標準文本的情況下,中國學界應當對此給予充分重視,儘快推出以德文《韋伯全集》為底本的、可靠的中譯本,解決迄今仍無一套比較系統的、譯文質量可靠的韋伯著作中文版的尷尬處境,以促進國內學界的韋伯研究,縮小與國際學界韋伯研究水平的差距。涂爾幹的著作相對而言沒有韋伯著作那麼複雜,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渠敬東的主導和推動下,涂爾幹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都有了較為可靠的中譯本,2019年商務印書館將推出的收錄涂爾幹主要作品的十卷本《涂爾幹文集》展現了國內在社會理論著作翻譯方面的重要成就。
其他重要社會理論家的著作中譯情況更是不容樂觀,如齊美爾的著作雖已有多部中譯本問世,其所著《貨幣哲學》甚至存在多個中譯本,但譯文質量問題頗多;帕森斯的大量著作至今仍無中譯本,上世紀80年代出版的《經濟與社會》中譯本錯訛頗多,《社會行動的結構》中譯本也因翻譯缺乏專業性而難以信賴。現當代的重要社會理論家如福柯、哈貝馬斯、布迪厄、盧曼、吉登斯、貝克、鮑曼、布希亞/鮑德裡亞等等,其作品儘管近年來頗受出版社青睞、譯本較多,但在譯文質量、作品的系統出版規劃等方面依然顯得有些雜亂無章、良莠不齊。
社會理論家們的著作是社會理論研究的基礎文本,如無較系統、完整、有代表性和可靠的中譯本,相關研究的進展和提升必然受到嚴重製約;而相關著作翻譯的積累也是衡量學界研究水準的重要指標。四十年來,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雖然有一定的成果和積累,依然遠遠不夠。
二、專門研究
對國內外重要社會理論著作的翻譯、整理和出版固然具有基礎性意義,但社會理論的發展還有賴於更專業和深入的研究以及與經驗研究的結合。下面我們將從國外社會理論和中國傳統社會思想兩個方面對四十年來中國社會理論研究的進展和存在的問題予以簡要論述。
(一)國外社會理論研究
自社會學恢復重建以來,對國外(主要是歐美)社會理論的研究一直是社會理論研究最重要的領域。四十年來,國外社會理論領域的重要人物、流派、著作、概念等基本上都進入了中文學界的研究視野,但研究的具體水準和程度差異較大。
我們仍以社會學古典「三大家」為例。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研究在中國學界早已常態化,並成為持久的重點研究領域。不過,和國際學界相仿,國內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學、經濟學、歷史學等領域,從社會學/社會理論方面展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則並不多見,馬克思作為社會學主要奠基者或者作為社會理論家的思想維度因此並未得到充分彰顯。上世紀80、90年代值得一提的研究有吳曉明等對「馬克思主義社會思想」不同發展階段進行的系統、深入的論述(吳曉明等,1996),瞿鐵鵬基於紮實的文本分析對馬克思的「社會研究方法論」以及「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體系及其實質內容進行的探討亦頗有價值(瞿鐵鵬,1991,1995)。實際上,數十年來,通過翻譯和開展專門研究,國內學者已對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的諸核心概念及論題——如社會存在、實踐概念、市民社會、階級、意識形態、國家以及社會結構與演化理論等——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但這些論述大多並非從社會理論視角出發,因而未能在更恰當的意義上準確把握馬克思對現代社會的深刻洞察與分析。另外,國內學界也對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一些重要人物、流派和思想進行了程度不同的譯介和研究,如法蘭克福學派、盧卡奇、葛蘭西等等,但同樣缺少以社會理論視角對該傳統的系統、深入的研究。
近年來國內相關學科加強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力度,也出現了具有新意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研究,例如應星從「事件社會學」的視角對馬克思的經典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進行解讀,認為該著開創了將結構史與事件史結合在一起的事件社會學,即把結構、局勢和行動者三個要素摺疊在對同一時段的事件分析中(應星,2017);成伯清和李林豔對被其稱為「馬克思的情感社會學」的思想進行了考察,指出馬克思不僅主張人是有激情的存在物,而且還從生產方式和私有財產的角度對不同社會形態的情感基調給予了揭示(成伯清、李林豔,2017);李榮山從滕尼斯對馬克思的誤讀切入,在德國歷史主義取向的共同體傳統中考察了共產主義的道德意涵(李榮山,2018)。
蘇國勳先生1988年出版的《理性化及其限制——韋伯思想引論》(蘇國勳,1988)則直接引發了國內學界的「韋伯熱」,這部論著對韋伯社會理論中的宗教、政治思想以及方法論等核心論域進行了深入分析,迄今仍是國內韋伯研究中最重要的論著。蘇先生近年來側重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來反思和批評韋伯關於中國的論述(例如,蘇國勳,2007,2011)。他認為,總體而言,韋伯的思想中存在著明顯的「歐洲中心論」傾向,這使他對包括中國宗教在內的東方宗教的論述可謂洞見與曲解並存。在蘇國勳之後,韋伯研究者中的「70後」「80後」已經成長起來,成為當下韋伯研究的主要力量。例如李猛對韋伯社會理論中的「英國法問題」、理性化與傳統的關係等重要問題進行了詳盡而深入的探討,直指韋伯社會理論的實質性問題(李猛,1999b,2010)。其文章《理性化及其傳統——對韋伯的中國觀察》是他在蘇國勳早期關於韋伯思想尤其是其「理性化」論題的研究基礎上進行的進一步思考。該文緊扣理性化與傳統之關係,認為這種關係「構成了西方與東方(特別是中國)的關鍵差別」,理性化是「現代西方獨有的歷史現象,系統地藉助了一種反傳統的力量來造就現代生活的生活之道和社會秩序」,是一種「反傳統的『傳統』」(李猛,2010);而在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倫理中,理性主義和傳統主義卻奇特地結合在一起;清教和儒教中的不同理性化(以及其中涉及的諸複雜因素)導致了它們在「普遍歷史」中的不同「命運」。近十餘年來,國內學界關於韋伯思想的研究有了很大的進展,在某些方面也出現了一些頗具價值的研究,例如韋伯的方法論思想常常遭人誤解,田耕和王楠對此進行了一定的澄清,前者通過對韋伯科學學說(即其方法論思想)的考察,提出了頗具新意的韋伯對社會科學的兩次「奠基」的觀點,詮釋了「價值自由的社會科學」之意涵(田耕,2006);後者則重新檢視了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一些關鍵要點,重申了韋伯方法論中的一個核心觀念「價值自由」(Wertfreiheit,value freedom)(王楠,2014b)。5總體來看,中國學界對韋伯社會理論的研究雖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具有了一定的基礎並且成長起一批執著於韋伯思想研究的年輕學者,但真正高水準的研究並不多見,對韋伯思想的諸多誤解也還廣泛存在於理論和經驗研究者之中。
相比於馬克思和韋伯研究,國內學界對涂爾幹社會理論真正有價值的研究開展得相對較晚,隨著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涂爾幹主要著作中譯本的陸續出版,對其相關思想的研究才逐漸發展起來。在這方面,渠敬東的相關研究具有開創性,他試圖從涂爾幹的「失範」概念入手去把握涂爾幹的總體性問題,認為「失範不僅是集體意識的缺席,也是真正的個體意識的缺席」(渠敬東,1999a:35);因此,失範概念揭示了涂爾幹的核心洞察力,即社會與個體是相互構建的,從而也指出了涂爾幹從社會決定論入手建構個體主義、應對現代社會危機的思路(渠敬東,1999a,1999b)。陳濤則嘗試從涂爾幹的「道德科學」事業出發把握其社會學的基本問題、基本預設和前後期的演變,認為在涂爾幹那裡「『道德科學』就是『社會學』的別名」(陳濤,2015,2017)。涂爾幹的一些核心著作近年來也得到較為充分的探討。以《自殺論》為例,趙立瑋的研究澄清了涂爾幹的「自殺類型學」,並結合其「人性的兩重性」學說對這種類型學給予了一種新的闡釋(趙立瑋,2014);王楠則認為,《自殺論》並不是一部通過統計分析達到實證性結論的「科學」著作,在《自殺論》的四種自殺類型背後,有著關於現代社會的完整的病理學分析(王楠,2017)。涂爾幹的道德教育思想也得到了廣泛的關注。渠敬東基於對涂爾幹《教育思想的演進》的文本考察,從社會形態學、歷史內在的辯證運動和文明史的構成和變遷三個層面梳理了路易十四之前法國中等教育史的發展歷程(渠敬東,2015b)。王楠(2016)、李英飛(2016)、杜月(2016)、陳濤(2016)從多個面向和維度對涂爾幹的教育思想進行了深度闡發。在其他重要論題上,何健從愛國主義和世界主義的張力入手,強調涂爾幹利用「道德個人主義」調和這一矛盾的努力(何健,2012);渠敬東則強調涂爾幹的民情概念,以及藉助職業群體的重建去化解大革命之後國家與社會對立關係的觀點(渠敬東,2014);魏文一從國家與祖國這兩個面向解讀了涂爾幹意義上的政治社會所具有的豐富意涵(魏文一,2017)。此外,在探討涂爾幹的社會思想和政治學說的同時,研究者們也嘗試去分析其「社會」概念的哲學或形上學基礎。陳濤從涂爾幹對社會契約論的批評入手,指出涂爾幹理解的社會是一個自發生成的、不可還原為個體特徵的、自成一類的「自然社會」(陳濤,2013)。李英飛指出,從社會範疇思考現代政治問題是涂爾幹社會學思想的重要起點和內容,認為涂爾幹的兩個社會團結類型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了自13世紀以來用以構想現代國家的universitas和societas兩個概念傳統,涂爾幹在對這兩個概念加以生理學轉化的同時,也建立起有關政治社會的演化歷史和現實形態的學說(李英飛,2018)。總體來看,國內涂爾幹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近十餘年來不斷取得進展,涂爾幹思想中的諸多重要問題和面向得到較為充分的探討,但其宗教研究——這也是國際學界涂爾幹研究中最注重的部分——在國內尚未得到足夠重視,對其方法論和早期思想的研究也不夠充分。
其他領域近年來亦出現諸多有價值的研究,如倪玉珍(2017,2019)對聖西門社會理論的探討、張巍卓(2016,2017)對滕尼斯的研究、一些研究者對齊美爾社會理論的探討(如鄭作彧,2015;李凌靜,2018;王利平、陳嘉濤,2018)、趙立瑋(2015,2018)對帕森斯社會理論的研究、孫飛宇對舒茨現象學社會學(孫飛宇,2018)和弗洛伊德的研究(孫飛宇,2017a,2017b)以及聞翔(2012,2016)對米爾斯的研究等。一些研究者還將視角延伸到早期現代的重要思想家,如李猛(2015)對西方近現代自然法傳統的研究、王楠(2014a)對洛克的研究、楊璐(2015,2018)對休謨的研究、康子興(2017)對亞當·斯密的研究、李榮山(2015,2017)對赫爾德的研究、張國旺(2014,2018)對盧梭的研究等。這些探討拓展和深化了社會理論的論域,有助於對社會理論的根源性理解。
除了上述側重人物思想的研究外,西方社會理論的一些重要議題、思潮或研究領域也得到國內研究者的關注和探討,並產生了一些比較深入的研究成果。例如李猛早期關於「抽象社會」(李猛,1999a)以及後來關於「現代社會」之起源和構成的探討(李猛,2015),肖瑛對於社會理論中「反身性」問題的持續探究(肖瑛,2004;肖瑛、韓倩,2018),成伯清(2012,2017)對社會理論中的「情感」論題的研究以及謝立中(2009)近年來有關後現代「多元話語」理論的研究。
(二)中國早期社會學和中國傳統社會思想研究
中國社會學自重建以來,一直注重對早期社會學歷史的研究,多部關於中國社會學史的論著(如韓明謨,1987;楊雅彬,1987;閻明,2010)得到出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李培林等編著的《中國社會學經典導讀》,該著提供了對中國20世紀上半葉社會學的發展脈絡、主要人物、流派和代表作品等比較完整的「導讀」(李培林等編著,2009)。
中國早期社會學的一些重要人物的著作也得到整理和出版。如北京大學出版社在上世紀90年代陸續出版了14卷《潘光旦文集》,費孝通生前和去世後也有16卷《費孝通文集》(群言出版社,1999)和20卷《費孝通全集》(內蒙古出版社,2009)出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於2012年出版了10卷本《孫本文文集》,商務印書館近年來推出的「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中也收錄了中國早期社會學的諸多重要著作。
尤其是近一二十年來,越來越多的中青年學者轉向對中國自身學術和思想傳統的研究,中國早期社會學和一些重要人物的思想也成為中國社會理論/社會思想研究的重要領域。渠敬東對晚清以來中國思想史上的重大變化進行了細緻考察,認為「從康有為到王國維和陳寅恪,中國現代思想變局的兩次浪潮,確立了經史研究的新傳統」(渠敬東,2015a)。呂文浩的論著在清末至民國時期思想演變的背景下來考察「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對其思想的諸維度進行了細緻評述(呂文浩,2010)。周飛舟對潘光旦的社會學思想框架和基礎進行了探討,認為其社會學思想體系以研究自然與社會關係的「天人之際」為基礎,以研究政治和教育問題的時政文章為應用,其核心內容是研究個人與社會關係的「人倫之際」的社會學(周飛舟,2019b)。杭蘇紅考察了潘光旦著作中的性愛、家庭與民族問題,認為潘光旦對家庭研究的重視,既是為了回應民國家庭變革所帶來的諸多家庭問題,更是為了以自然性與倫理性的平衡為基礎,重建在個體與社會之間起中介作用的新家制(杭蘇紅,2018)。楊清媚以費孝通為「個案」展開了一項獨特的「人類學史研究」,亦即「一項關於費孝通學術思想的中國人類學史研究」(楊清媚,2010:1)。魏文一就梁漱溟學術理路的演進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為在梁漱溟「鄉治的提出與國家政權建設和地方自治有關」,但他又敏銳地捕捉到政治的經濟和習慣基礎,進而發現以民族精神為內核的社會組織構造才是鄉村工作的根本,由此他系統地發展出鄉村建設理論(魏文一,2016)。侯俊丹考察了楊開道的鄉村建設思想,指出楊開道提出了由農村自治組織和事業組織共同構成的社區組織化模式(侯俊丹,2016)。杜月認為瞿同祖的著作之間「構成了一個充滿張力的整體,在社會事實和法律典章之間,在法律典章與儒家理想之間,這幾本書似乎在不停搖擺,而且有著各自不同的擺幅和方向」(杜月,2012)。白中林對陶希聖開創的「親屬法的社會史研究」進行了探討,認為陶希聖「沿著晚清法律變革的線索和嚴復開啟的群學道路,力圖通過打破一本主義的宗法家族,樹立生存權體系的親屬法,以此把家變成獨立人格的養成所,為現代國家提供合格公民」(白中林,2014)。
在對中國早期社會學傳統及社會思想的研究中,除上文提及的對一些重要人物和流派的專門研究外,還出現了另一種具有重要意義的研究取向,即以早期社會學為借鏡,對中國傳統社會開展進一步研究。如渠敬東經由潘光旦、費孝通等人的研究而展開對中國歷史上的「封建與郡縣之辨」的考察,試圖揭示中國傳統社會的「雙軌治理體系」。(渠敬東,2016)。周飛舟則將費孝通探討中國社會的「差序格局」概念與中國傳統社會的喪服制度關聯起來,認為「差序格局的形式和內容可以回溯到先秦時期延續至晚清民國的喪服制度」,「親親」和「尊尊」則構成了中國制度的基本原則(周飛舟,2015);他還通過對喪服制度內「父子」關係的分析,指出中國社會差序格局核心層的一個重要特徵「慈孝一體」,認為父對子之「慈」即是對己父之「孝」的體現,這表現為中國人在家庭關係中的行動倫理,也是費孝通先生提出「反饋模式」的重要基礎(周飛舟,2019a)。翟學偉梳理潘光旦等人關於「倫」的研究,並將之與西方社會學中關於自我、角色、社會網絡、社會分層及不平等等方面的理論進行比較與對話,提出了對「倫」之社會學含義的層層解讀,明晰了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的基本特質、相應的運行方式及其機制,並形成一種解讀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的新途徑(翟學偉,2016)。
三、餘 論
自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以來,社會理論研究在四十年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從失去「生存權」、與國際學界隔絕近三十年從而導致對世界社會學/社會理論發展狀況近乎一無所知,到對國外社會理論的主要人物、流派、思潮等都有一定的深入研究;從與中國早期社會學/社會理論研究傳統的隔斷而導致對自身歷史和智識傳統的疏離和陌生,到重新整理、接續該傳統,將歷史與現實再度接駁與融合。從「研究者」來看,四十年中,中國社會理論研究者可謂已歷數代,而一批受過更為專業的訓練並致力於社會理論研究的青年研究者已成長起來。從「研究領域」上看,對國內外社會理論傳統的整理、翻譯和專門研究以及對「中國社會理論」的探索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推進。
近數十年來,西方社會理論研究一方面步入沒有社會理論家的「尾隨者」時代,另一方面重視對自身智識傳統的梳理、研究和反思,研究的專業化程度進一步提高。同樣是近數十年來,西方文明和社會再度出現深層變化,陷入多方面的危機狀態,故此出現尋求能夠解釋、診斷和解決危機的新社會理論的明顯趨向。中國社會理論研究所面臨的歷史、智識和社會問題雖然與西方有很大的相關性,但畢竟不同。一方面,經過數十年的譯介和研究,中國社會理論已步入正常的發展軌道,並不斷湧現研究成果。但總體而言,恢復重建的四十年裡,我們沒有誕生真正的社會理論家,而仍以詮釋和學習西方社會理論以及中國早期社會理論/社會思想為主,研究的整體性、系統性、積累性、深度乃至專業性程度都遠遠不夠。另一方面,多種因素和力量不斷籲求和推動所謂「中國社會理論」的出現。雖然近年來我們在基於中國經驗的理論化探索以及在尋求對中國整體發展的宏觀解釋等方面都有若干進展,但要生產真正富有解釋力和普遍意義的中國社會理論,6尚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