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文革」爆發前，雖政治運動不斷，學術潮流多變，但中國近代史學界在很短時間內即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史學體系，開展了系統規範的資料整理工作，若干專題研究成績突出，學術建樹令人矚目。「文革」期間，歷史學遭受重創，命懸一線。1977年之後，隨著國家整體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不但突破了政治史、革命史的單線敘述，理論方法也超越單一模式，進行了廣泛的探索和爭鳴。應當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建立相對獨立於政治的、理論和實證相結合的、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並行不悖的、自主而包容的中國近代史學，在開放而有紀律的環境中，不斷推動學術進步。
關鍵詞：唯物史觀；革命史家；職業史家；革命史範式；現代化範式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截斷眾流的氣勢和萬物更始的豪邁讓在場者震撼莫名。10月1日當天，周恩來對參加開國大典的丁玲和夏衍說：「你們得描寫這個場面。」兩位妙筆生花的文學家不約而同地回答：「語言太不夠，太無力了。」一個多月後，詩人胡風以《時間開始了》命名他的長詩，以凸顯本無始無終的時間長河中這一刻的無與倫比。
開天闢地，時間開始。然而，新執掌全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具有二十多年局部執政經驗，尤其重要的是，經過長期爭論和著力建構，它已擁有相當成熟的意識形態。此時，對於中國歷史，尤其是對於中國近代史，革命領袖有綱領性論述，黨內史學家也已經初步建立了嶄新的敘述框架。新中國成立之後，歷史學界面臨的首要任務，是對「舊史家」進行思想改造，把歷史認識統一到唯物史觀上來，與此同時，儘快完善中國近代史體系，並貫穿於教育和研究工作。
一、「文革」前的中國近代史研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70年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1949—1965年的初創階段，期間政治運動不斷，學術潮流多變，但學術建樹仍令人矚目，主要是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史學體系，開展了系統規範的資料整理工作，若干專題研究成績突出。1966—1976年為停滯時期。「文革」是中國文化的浩劫，從引發到深淵，步步由「歷史問題」推進。歷史完全淪為政治的工具，歷史學遭受重創，命懸一線。1977年之後，隨著國家整體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
（一）建國初期中國近代史學界概況
1.史學家
建國初期的史學家，總體由兩部分人構成：一部分是革命史家，另一部分是職業史家。
革命史家首先是革命者，然後才是史學家，歷史是他們進行革命鬥爭的工具。美國學者德裡克認為，「對於馬克思主義史家來說，歷史既不是一種消遣，也不僅是一項學術事業；而是具有明顯的功能性和實踐性」。革命史家最顯著的特徵是以唯物史觀為理論指導，以革命領袖的相關論述為基本依據。唯物史觀的內涵在近代中國經過複雜的演變，最後形成兩個核心：一是「承認有階級的社會底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二是「勞動人民是歷史的主人」。中共革命領袖毛澤東在1938—1940年間發表了多篇文章，集中闡述了中國近代社會性質、主要矛盾、革命的領導者、革命對象、革命道路、革命目標等問題。他指出，1840年之後，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中國革命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革命史家以此為據，確立了歷史敘述的框架。
職業史家的研究動機主要是專業訴求和知識興趣，他們在知名大學和研究機構任職，研究方法注重實證。但這並不意味著職業史家沒有現實關懷，近年來的研究表明，是否接受唯物史觀也不是劃分新舊史家的標準——有些並不屬於革命陣營的史家，也接受或部分接受唯物史觀並運用於研究工作。
經過持續不斷的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到1960年代初，這兩部分史學家已經比較充分地融合在一起，1949年前後進入近代史領域的年輕學者也成長起來。1961年，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曾經整理過一份《關於近代史研究機構、人員、出版和學術活動的材料》，為我們分析「文革」前中國近代史學界基本狀況提供了重要參考。
這份材料分析了「目前近代史研究人員的狀況」，將相關學者分為資深學者和年輕學者。「資深學者」指「從事研究工作時間較長，有一定成就」的學者，列出20人名單。這20人又分為兩類，一類為「解放前即已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近代史，出版有專門著述的」，包括陳伯達、胡喬木、范文瀾、田家英、胡繩、黎澍、劉大年、何幹之、葉蠖生、李新、胡華、廖蓋隆，共12人；一類為「解放前在國民黨統治區研究近代史有專門、目前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繼續進行研究工作的」，有邵循正、羅爾綱、嚴中平、李平心、謝興堯、蔡尚思、陳錫琪、王栻8人。
前一類的12個人全部是中共黨員。1949年前，除胡繩、黎澍兩人一直在國統區活動之外，其餘全部在延安或周邊根據地工作。名單中的陳伯達、胡喬木和田家英長期擔任毛澤東的秘書，他們的著作有些可以納入史學範疇（如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但基本屬於政論性作品；在1960年代當時，難以把他們歸為史家。後一類的8個人，1949年後的研究在選題和指導思想上符合主流意識形態。其中蔡尚思1953年加入中共，羅爾綱1958年入黨，李平心曾於1927年入黨，1930年失去組織關係。他於1933年出版的《中國近代史》和1940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史初編》，被認為是用唯物史觀闡述中國近現代史的重要著作。
1949年前後進入近代史研究領域，到1960年代漸露頭角的年輕學者，這份檔案列出了30人：繆楚黃、戴逸、陳旭麓、丁名楠、林增平、李時嶽、胡繩武、金衝及、祁龍威、陳慶華、章開沅、餘繩武、牟安世、湯志鈞、江地、胡濱、鮑正鵠、夏東元、徐侖、毛健予、史筠、汪伯巖、孫守任、丁守和、錢宏、魏宏運、彭明、李龍牧、劉立凱、王仁忱。這些學者後來大多成為卓有成就的歷史學家，少數沉沒無聞。
2.學術機構
為加強歷史研究，中央和各地陸續建立了若干研究機構。1950年5月1日，中國科學院設立了近代史研究所，這是該院設立的第一個歷史學研究所，也是第一批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所之一。中國史學傳統「厚古薄今」，當代人治當代史不被認可。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央研究院在史學領域只有歷史語言研究所，該所未將近代史列入研究範圍。後來臺北的近代史研究所在設置過程中阻礙重重，直到1955年才成立籌備處，1965年才正式設所。兩相對照，更顯中共高層對近代歷史資源的高度重視。1955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成立，在第一屆的64位學部委員中，歷史學家獨佔鰲頭，多達21位，其中多人為中國近代史學者。
解放初期，史學界規模很小。1953年，全國高等院校歷史系共有教師260餘人，研究生約200人，中國科學院近代史所和考古所共有研究人員30餘人，其他宣傳和教育機構還有一部分非專業的歷史研究者。到1960年代初，人數大為增加。據近代史所檔案，1960年該所共有研究人員61人，其中高級研究員20人，中級研究員16人，初級研究員23人，另有編輯8人。除中國科學院相繼建立近代史所、考古所、歷史所之外，上海、湖南、河北、山東、內蒙古等地也陸續設立了歷史研究所，廣東、湖北、河南等地設立了社會科學研究所，這些機構都內設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部門。黑龍江和陝西設有黨史研究所。1960年，上述地方研究機構共有研究人員121人（包括部分兼職人員），其中高級研究員15人，中級研究員36人，初級研究員70人。全國各地高等院校共設有66個近代史教研組，共有教師563人；其中教授、副教授56人，講師120人，教員27人，助教360人。
3.學會和期刊
由專業研究人員組成的學術團體推動學術發展，是現代學術體系的要件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社會團體，對國家的從屬性強，且數量少。1949年7月1日，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新史學研究會籌備會在北平成立，郭沫若任主席，吳玉章、范文瀾任副主席。1951年7月28日，中國史學會成立，這是中國史學界最重要的學術團體。
與現今各類專業期刊和綜合性期刊林林總總的情況不同，20世紀五六十年代期刊的數量屈指可數。不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意識形態的建構中，史學具有重要地位，與其他學科相比，那時史學雜誌的數量已不算少。1951年創刊的史學期刊有《新史學通訊》（《史學月刊》的前身）、《文史哲》和《歷史教學》；《歷史研究》創刊於1954年，《史學集刊》創刊於1956年，《安徽史學》的前身《安徽史學通訊》創刊於1957年，《史學史研究》創刊於1961年，《中華文史論叢》創刊於1962年。在這些期刊中，《歷史研究》是史學研究的引領者，也是開展學術爭鳴的主要場所，影響力超出史學界也超出學術界。綜合性期刊如《學術研究》《江海學刊》《江漢學報》《新建設》，以及各重要大學的學報經常登載近代史研究論文。除期刊外，報紙尤其是《光明日報》《人民日報》《文匯報》的史學版或學術版，也是發表中國近代史研究成果的重要平臺。
（二）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確立
1949前後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面貌全然不同。1949年後，唯物史觀指導下的革命史學由邊緣走向中心，由異端變為正統，在很短的時間內，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便全面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絕對支配地位。
1951年2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說：「近兩年來，隨著人民大革命的勝利，全國學術界已經開始自己的革命。這個學術界革命開端的特點，就是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從根底和極大規模地破壞了歷史的唯心論和歷史的神秘主義。」7月28日中國史學會成立，郭沫若會長在致辭中稱，新中國史學界「在統一的組織領導與集體努力之下，已為今後的史學建設工作摸索出了一個方向」，即由唯心史觀轉向唯物史觀，由個人研究轉向集體研究，由名山事業轉向群眾事業，由貴古賤今轉向注重研究近代史……。長期在大學和專業研究機構從事史學研究的職業史家，或主動或被動、或真誠或應付的進入思想改造過程，像陳寅恪那樣置身潮流之外的著名學者只是個例。茲以「解放前在國民黨統治區研究近代史有專門、目前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繼續進行研究工作的」8位史家在1950年代發表的文章為例，說明馬克思主義指導確立之迅捷。邵循正：《一九○五年四月中國工人反抗帝國主義資本家的鬥爭》《一八四五年洋布暢銷對閩南土布江浙棉布的影響》《辛亥革命前五十年間外國侵略者和中國買辦化軍閥官僚勢力的關係》；羅爾綱此時發表的文章仍以考據為特徵，但選題可見時代性，如《太平天國與天地會關係的問題》及兩篇續文《「李秀成自傳原稿」所記向太平天國提出平分中國陰謀外交的侵略者和時間的箋證》《浙東起義佃農參加太平天國》；嚴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變前後中英反革命的勾結》及續篇《英國資產階級紡織利益集團與兩次鴉片戰爭史料》上下篇；陳錫祺：《胡適反動歷史觀點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毒害》《辛亥3月29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役》。目前在「中國知網」搜索不到李平心、謝興堯、蔡尚思、王栻4人發表於1949—1960年間的史學論文。
唯物史觀迅速而全面地確立主導地位，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唯物史觀本身的學術價值。馬克思主義是產生於西方歷史脈絡中的進步思想，它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對經濟因素的強調，對普通民眾的同情，對草根英雄的崇敬，對階級鬥爭的揭示，引領了19世紀的時代主潮，對後世的政治思想和學術思想（包括年鑑學派）產生了巨大影響。唯物史觀指導下的史學研究，真正開始校正梁啓超在《新史學》中痛批的「中國之舊史」之「四蔽」：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德裡克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比其時任何一種歷史理論更甚地將社會置於歷史研究的中心，並斷定那些與經濟活動最直接相關的社會要素的邏輯優先性。這種歷史觀的結果是：產生了一種與此前歷史觀根本不同的對歷史現象與歷史變革動力的相互關係的看法」。所以，「儘管這些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學術上存在著應受責難的瑕疵，儘管他們經常是在粗糙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但是他們對於中國史學研究的貢獻卻是持久的」。正因如此，加之對新政權作風和施政的總體認可，建國初期職業史家接受唯物史觀之心態雖然不一，但並非完全出於被動無奈，這是可以肯定的。
第二，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的強制。以馬克思主義佔領史學陣地不但不是一道多選題，這道單選題還需要立即交出答卷，不存在猶豫彷徨的空間。1949年之後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多數是針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史學界自然不能例外。對各種運動做一個大致梳理，便可看出其密集性與壓力的與日俱增：1950年，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運動；1951—1952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1954—1955年，從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中的唯心主義觀點，轉向聲勢浩大的批判胡適運動；1957年，反右運動；1958年，「拔白旗、插紅旗」的「史學革命」運動；1959年，反右傾運動；1960年，批判尚鉞「修正主義史學思想」運動；1962年，以批判小說《劉志丹》拉開思想文化領域大批判的序幕，以呼應「階級立場年年講，月月講」；1963年後，批判「歷史主義」，1965年「歷史主義」被扣上「資產階級歷史主義」帽子，1966年初升級為「反動的資產階級史學思想」，進入「文革」後則指其「為中國的資本主義復闢作輿論準備」，「歷史主義」的代表人物翦伯贊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在這期間也曾出現過三次短暫的舒緩：1956年提出的「雙百方針」，號召知識分子「向現代科學進軍」；1959年反思「史學革命」，作出若干修正；1961年重申「雙百方針」，提倡「三不主義」。只可惜這三次糾偏時間太短，效果有限。歷史問題的爭論仍陷於「翻燒餅」式的重複，對學術建設未起到積極作用。1977年以前的總趨勢是，史學研究與現實政治形成直接對應；「階級鬥爭一路強化」。
這些政治運動造成的傷害當然不能歸咎於馬克思主義，恰恰相反，這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惡果。但是，這些運動都是在堅持和捍衛馬克思主義的名義下進行的，史學批判的對象都被認為是「歷史唯物主義」「唯物史觀」的對立面。在如此政治高壓下，接受或至少表面上接受唯物史觀成為史學家的不二選擇。
第三，新舊史家有相當程度的學術共識。這一點尤其表現在對史料的重視上。有學者把馬克思主義史家稱為「史觀派」，把職業史家稱為「史料派」，這一划分有一定道理，但無論哪類史家都有史觀，而二者對史料的態度也頗有共識。在中國悠久的史學傳承中，「致用」和「求真」各成傳統，相輔相成。史學固然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春秋大義和資治通鑑，秉筆直書乃至不惜獻出生命的「太史簡、董孤筆」則是史官的人格象徵。重視史實考辨的學術傳統到清代的乾嘉學派達到高峰，其精緻方法和高超技術讓後輩高山仰止。近代以來，西方科學史學傳入中國，與中國史學傳統相互接引，對史料尤其是一手資料的要求成為史學首要的「學術紀律」。胡適說「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羅家倫認為「歷史研究法只是史料研究法」，提倡「和獵狗似的去尋材料」，認為如果不先編訂「各部分的史料叢書幾百種」而貿然著手近代史著述，則將如「建築華廈於流沙之上，或是用紙殼子來糊成房子，風雨一來，全部崩潰」。傅斯年則提出口號式的「史學即是史料學」，「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論者認為，這種以校勘、訓詁為本的文獻材料整理術和以內外考證為主的史料審定術甚至對及時引進國外新史學方法形成了阻礙。
革命史家中的領軍人物原是舊史學的翹楚。郭沫若是大名鼎鼎的「甲骨四堂」之一；范文瀾受過嚴格的經學訓練，年輕時身與「整理國故運動」，作為革命史家，他給近代史所留下的主要精神遺產卻是傳統意味濃重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劉大年最後的長篇大論是《論近代經學》。這些革命史家具有良好的史學專業訓練，熟練掌握治史方法，在革命年代，他們首先是革命者，經常需要「借史說事」，類比和影射是他們的鬥爭方式，因而其歷史敘述不能充分客觀持平。對此，革命史家在建國初期有所反思，並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范文瀾在修訂《中國通史簡編》的過程中，嚴格檢查了原版中的簡單比附、借古說今的非歷史主義傾向，對統治階級不再一概罵倒，而是實事求是地肯定了統治階級中一部分人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做出的貢獻。翦伯贊在抗戰期間寫了大量影射、抨擊國民黨的文章，他反思道：「這樣以古喻今的辦法，不但不能幫助人們對現實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們對現實政治的認識。」由此可見，革命史家同樣有學術化的自我期待和要求。
職業史家向唯物史觀的靠攏和革命史家對「理論先行」「目的第一」有所反思，當然談不上「相向而行」，但確實表明二者在歷史學的基本要求方面存在相當的共識。這也是主張史學研究應「實事求是」的「歷史主義」經受多年批判，仍不能徹底「批倒批臭」的原因，是「史論關係」長期爭而未決的原因，也是「文革」結束後史學界得以快速「撥亂反正」的內在依託。
（三）建中國近代史基本敘述框架的建構
分科治學、學科細分是現代學術的特點，但歷史學有「綜合」「貫通」的內在要求，革命史家更首重歷史的整體框架建構。革命史學對近代史闡述體系的建構從延安時期即已開始。范文瀾於1947年出版的《中國近代史》，「以豐富的史料，生動而又嚴謹的筆觸」解釋了毛澤東提出的「兩個過程」，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典範之作。但範著為個人撰著，編著過程中存在時間緊迫和史料難得的困難，讀者對象又主要為幹部，體例也一時難以完備，不能完全適應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情況。新政權建立之初，確立中國近代史的統一敘述框架，尤其是依此編纂近代史教科書教育年輕一代，是事之必然。
1954年，胡繩發表《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一文，提出了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基本框架。這一框架包括三個方面內容：第一，中國近代史開端於1940年鴉片戰爭；第二，中國近代史下限為1919年五四運動；第三，這80年歷史以太平天國、戊戌維新和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為主線。這篇文章引發了為期三年的「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討論」，不過，胡繩在文章中提出的建議即是最後的結論。
1.中國近代史開端於1840年鴉片戰爭
以西方列強入侵中國的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自有近代史論著出版以來，就是廣為接受的時間分期。1920年代出版的李泰棻《新著中國近百年史》和孟世傑《中國最近世史》，均以1940年作為「近百年史」或「最近世史」的開端。到1930年代，鴉片戰爭開端說影響漸廣，而且這一觀點為持革命史觀和持現代化史觀的學者所共享，可見民族主義議題於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優先性。
把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不僅是學界的共識，而且經革命領袖認定，事實上也沒有討論空間。毛澤東說：「自從1840的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毛澤東為人民英雄紀念碑撰寫的碑文也明確說「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因此，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教材編寫組組長的胡繩在上引文章中把這一點作為既定前提。劉大年也說：「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指示，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近代史（尤其是最為重要的政治史）以鴉片戰爭為劃分標誌，是對歷史大變動節點的正確把握，在學術上完全站得住，至今仍是最為廣泛接受的中國古代史與中國近代史分期點。
2.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中國近代史下限
直到進入21世紀前後，近代史學界才將「下限」定在1949年。然而，在1949年之前，絕大多數學者都將「近代」的論述止於自己生活的當下。如范文瀾在延安著作中國近代史，儘管最終只寫到1901年《辛丑條約》籤訂，但這只是計劃中的「上編第一分冊」（該冊原擬寫至1905年），「上編」的時間範圍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顯然，下編是五四運動之後的歷史。20世紀前半期的諸多「近百年史」著作，都以身處時代為下限。
胡繩在文章中提及近代史下限時略做了說明。他說：「中國革命中的階級力量的配備到了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後起了一個大的變化。無產階級作為一個獨立的自覺的力量登上歷史舞臺並成為革命的領導力量，這就給中國革命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從此開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期。」「把中國現代史和中國近代史劃分開來，就是以這點為根據。」
與鴉片戰爭開端說建立在學者共識基礎上並有革命領袖加持不同，1919年下限說其實和者蓋寡。毛澤東的相關論述把五四運動作為新舊民主革命的分界，未及近代史下限問題。因此，胡繩的下限說稍後引起多位學者討論。林敦奎主張從社會性質角度將近代史下限延至1949年，榮孟源等人很快表示贊同。范文瀾雖一度按1919年下限談論近代史問題，後又開始強調1840—1949年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及民族民主革命性質並未改變。李新、陳旭麓等學者均撰文支持1949年下限說。1940年代後埋首史料整理的近代史所老輩學者金毓黻，同樣傾向於將1840—1949年視為一個整體。劉大年也明確支持以1949年為近代史下限。1949年下限說雖為學界主流意見，但是以1919年界分中國近代史、現代史的主張，卻通過歷史教科書及高校學科建制體制化。此中原因，除了此說提倡者胡繩在黨內和在歷史教科書編寫中的重要地位之外，還由於馬克思主義的近代史學科剛剛建立，學者的學術興趣和學術專長還大致在晚清，對1919年之後的歷史研究剛剛起步，且集中於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從政治上說，許多歷史當事人還健在，兩岸處於敵對狀態，對1919年後的歷史做自由的學術研究，在政治上有礙難之處。
這一分歧，直到胡繩本人接受1949年下限說、歷史教科書將此定型方告終結。1981年，胡繩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序言中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經超過30周年的時候，按社會性質來劃分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看來是更加適當的」，正式認可了1949年下限說。此後，陸續出現了以1949年為下限的中國近代史論著。進入21世紀後出版的重要通史著作尤其是高校教材，均將中國近代史的下限定在1949年。
3.以「三次革命運動的高漲」作為中國近代史的主線
這一點實際上是胡繩《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一文所討論的全部問題。他的建議是把1840—1919年之間的中國近代史劃分為7個階段：1940—1850、1951—1864、1864—1895、1895—1900、1901—1905、1905—1912、1912—1919。分期的依據是「用階級鬥爭為標誌」，圍繞太平天國、戊戌維新和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運動的高漲」敘述歷史（後來概括為以「三次革命高潮」為主線的近代史書寫）。胡繩的文章引起眾多討論，總共發表了近百篇文章。以1960年「全國近代史研究和教學人員共759人，其中高級人員97人，中級人員200人，初級人員462人」的近代史學人規模考量，學者的參與度可謂相當之高。
胡繩的分期標準是「階級鬥爭」狀況，這一觀點得到戴逸、章開沅、榮孟源、王仁忱、姚薇元等人的認同。范文瀾、孫守仁則主張以社會主要矛盾的性質變化為分期標準。金衝及又提出應將社會經濟和階級鬥爭結合起來作為分期依據，他提出將近代史分為五個時期：1840—1864、1864—1894、1895—1900、1901—1914、1914—1919，實際上他對社會經濟變化狀況更為關注。後兩種觀點將民族矛盾、社會經濟（生產方式）引入分期標準，當時未能得到多數支持。在政治運動的不斷強化下，「階級鬥爭為綱」漸成集體意識，階級鬥爭成為一切其他因素的「統帥」，主流意見認為民族矛盾、社會經濟均可整合於階級鬥爭之下而不是與之並列。
胡繩首倡的「三次革命高潮」說成為中國近代史主流話語體系的核心，對近代史研究的影響既深且廣。此後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和論著，大致以三次革命高潮為主線，以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維新、義和團、辛亥革命「八大事件」為中國近代史基本內容，形成排他性的敘述框架。隨著階級鬥爭觀念的一路強化，三次革命高潮中的戊戌維新因「改良」而逐漸負面，辛亥革命亦因「不徹底性」而評價低落，只有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作為「反帝反封建」的標杆受到追捧。在這樣的視域下，近代史研究內容萎縮，視野狹窄，觀點僵化，弊端顯而易見。
建國初期，近代史學界在很短時間內即確定了研究對象，提出了主線和主要內容，事後看，仍需要肯定其學術建構的魄力和意義。任何人看歷史，都會有所側重，「全面」的歷史從來都不存在。革命者所看到的主要是革命的一面，而這一面正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面相之一。後來產生的弊端，主要應歸因於現實政治對學術的影響和幹預，立說者的本意何嘗不是想在主要線索的主導下，將儘量多的史事納入敘述之中。胡繩明確提出「循此線索即可按照發展程序把各方面的歷史現象根據其本身的邏輯而串連起來」，如第一個時期從鴉片戰爭到太平天國起義前，「在這時期的主要歷史內容是鴉片戰爭與『五口通商』，廣東人民的反英鬥爭，買辦商人的出現，知識分子開始尋求有關資本主義世界的知識」。可見在中外關係、人民反抗之外，也包括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內容。而且，作者對近代史敘述體系的考慮中，還有糾正之前如范文瀾所寫中國近代史採取類似「紀事本末體」體裁、只突出政治事件的缺點，認為他們的著作中「政治史的內容佔了極大的比重，而關於社會生活、經濟生活和文化的敘述分量很小，不能得到適當的地位」。這一批評與後來者對他本人的批評如出一轍。可見，倘若只允許一種敘述，尤其是如果政治和學術沒有邊界，學術必然走向偏萎。
（四）學術資料的整理出版
「文革」前的中國近代史學界，在整理出版近代史資料方面規模龐大，組織有序，作業嚴謹，學術價值至今仍廣被認可。資料出版的盛況，表明近代史研究的學術性被學界普遍認可和尊重。許多馬克思主義史家儘管高舉理論旗幟，積極批判考據派史學，但他們內心仍認同論從史出的「史學紀律」，一有機會就會如范文瀾「反對放空炮」，如翦伯贊堅持「歷史主義」。資料整理工作（以及同樣有深遠影響的古籍點校工作）充分發揮了以考據為專長的史家的作用，是史學界團結合作的產物。這是「文革」前近代史學界的一抹亮色。
對史料的重視可以近代史研究所為例，略加說明。近代史所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38年5月5日在延安成立的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這個機構與生俱來的使命，就是回答中國革命中的現實問題，為黨的事業服務。但在1949年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該所的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卓有成效，研究工作卻相形見絀。劉志琴在訪談中說，1960年代初她在學部學術辦公室工作，當時因「近代史所的研究成果太少」，她曾到所調研。據她回憶，這個有100多位研究人員的研究所，有一年只發表了2篇文章而且沒有什麼社會反響。所史資料顯示這個數字有出入，實際情況是1959年至1965年7年間，全所發表文章數有5年為8篇，1年6篇，1年9篇，大多發表於《歷史研究》，可見發表並未少到只有2篇，也不可能沒有影響。但「少」的事實確實成立，而且與考古所、歷史所、文學所比較都「少」。然而另一方面，近代史所在收集、整理史料方面卻風生水起。建所初期，完成了文管會移交的重約15噸以北洋政府時期史料為主的檔案資料的整理；成立了作為今天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前身的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處」；創辦了刊載近代史文獻檔案史料的刊物《近代史資料》；選編了若干資料彙編。即使在「文革」時期研究工作全面癱瘓的情況下，近代史所仍派出人員廣泛收集當時的各種出版物，西至新疆喀什，北至黑龍江漠河，南至海南島，各省、市、縣的「文革小報」該所大都有收藏。所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確實是近代史所幾代學人的自覺追求。
近代史所或許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從全國情況看，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訂出版工作，同樣令人印象深刻。資料整理出版方面貢獻尤其大者，為幾種大型資料叢刊的編輯出版。中國史學會還在籌備階段，范文瀾就提出了編輯「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的計劃，並立即付諸實施。從1951年起，陸續出版了《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回民起義》《捻軍》《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10種專題史料，加上1978年出版《第二次鴉片戰爭》，這11部由中國史學會編輯的專題資料共68冊，2758萬字。同一時期還編輯出版了大量高質量的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影響較大的有4種叢刊或叢編。一是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主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參考資料叢刊」，包括《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兩種）《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中國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舊中國公債史資料》。二是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主編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資料叢編」，包括《中國海關與滇緬問題》《中國海關與英德續借款》《中國海關與義和團》等。三是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等單位主編的「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史料叢刊」，包括《北京瑞蚨祥》《上海民族橡膠工業》《上海市棉布商業》等。四是中國科學院上海經濟研究所等編的「上海資本主義典型企業史料」叢書，包括南洋兄弟菸草公司、榮家企業、劉鴻生企業等典型企業建立、發展與改造的專題資料集。
（五）「文革」中的近代史研究
其實「文革」中已基本無所謂歷史研究。儘管歷史學不像政治學、社會學那樣被直接取消，相反，它受到政治的高度重視，但是，這種完全脫離學術的聚焦使它像一個高燒不退的病人，命懸一線。
可以說，「文革」從歷史問題開始，由歷史問題推動。1965年11月，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2月，戚本禹發表《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前者把學術問題說成政治問題，後者則聲稱根本沒有純粹的學術問題，一切學術問題都是政治問題。1967年4月，戚本禹發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矛頭直指國家主席劉少奇。1973年8月，《人民日報》發表楊榮國的《孔子——頑固地維持奴隸制的思想家》，為持續數年的「批林批孔批周公」揭開序幕，暗箭射向周恩來總理。當歷史淪為政治的奴僕，嚴肅的學術研究自然無處容身。有學者統計，十年「文革」期間，中國大陸發表的有關近代史方面的文章總共未超過二百篇，而其中堪稱研究論文的只有一二十篇。這不足二百篇的史學文章，集中於兩個焦點：一是圍繞《清宮秘史》發表的一批文章，二是1974年前後圍繞「評法批儒」和「評《水滸》」發表的一批文章，旨在批「洋奴哲學」、批「投降派」；「前者是雷霆萬鈞的武斷，後者則為旁敲側擊的影射，反映出中國政治的詭譎和學術的畸形蛻變。」
這個時期，除了文獻資料點校整理和考古學有所成就之外，近代史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中華民國史研究的起步。1972年6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各研究所由河南「五七幹校」全部返回北京，恢復工作。9月，近代史成立了由40餘人組成的中華民國史研究組，計劃寫一部書《中華民國史》，編三種資料集，並開始工作。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之際，這項經幾代人努力的工作才最終完成，由中華書局出版《中華民國史》《中華民國史人物傳》《中華民國大事記》各12卷。
二、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
對於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在2018年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已經發表了大量論著，對近代史各分支學科都進行了綜述和總結。因此，本文只擬在宏觀層面上關注幾個特別重要的問題。
（一）近代史學界的思想解放
歷史領域是極左思潮的重災區。顯然，史學要向前發展，首先必須清理積弊。1978年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以及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引發了全面而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對史學界的撥亂反正、讓史學研究重回學術軌道起到了直接推動作用。同時，一些著名學者通過對史學領域的反思和批判，成為推動全社會思想解放的健將。
最重要的「撥亂反正」在於區分學術和政治，恢復歷史學的學術性。1979年第11期《歷史研究》發表了黎澍的《中國社會科學三十年》一文，他提出三點教訓：第一，必須堅持唯物主義，堅持從事實出發，而不是從本本出發或從任何主觀願望出發；第二，必須尊重辯證法，正確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反對把它簡單化、絕對化、公式化；第三，必須按照科學本身的規律來對待科學。他在隨後發表的文章中，對革命史學的工具性運用做了回顧和檢討，結論是：「歷史科學愈是正確地揭示歷史發展的真實過程和客觀規律，愈是真實地反映中國歷史的豐富內容和諸多特點，就愈能為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的探索提供幫助，愈是對我們的事業有利。」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在思想解放潮流下，史學界發生若干學術爭論，包括歷史發展動力問題、農民戰爭評價問題、歷史創造者問題。
在階級觀點籠罩一切之時，史學界大多數人主張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前文曾述及1954年關於近代史分期的討論，胡繩主張以階級鬥爭作為分期標準，范文瀾、孫守仁提出以社會主要矛盾性質變化為標準，金衝及提出以社會經濟表徵和階級鬥爭表徵相結合作為分期標準，結果胡繩的意見勝出，理由是反帝鬥爭也是一種階級鬥爭，而在近代中國，上層建築某些方面的變化比經濟基礎的變化更為猛烈，即階級鬥爭具有超越民族鬥爭和經濟活動的重要性，三者不能並置。1979年，戴逸發表文章，提出不能用階級鬥爭代替一切，生產鬥爭、民族鬥爭、科技發展都是階級社會發展的偉大動力，他提出推動歷史前進的直接的主要動力是生產鬥爭。這一主張得到廣泛支持，有學者進一步申論生產力是歷史發展的最終動力。劉大年同意「人類社會發展前進，歸根到底，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前進」，但「經濟發展，生產力的前進，不能自然而然地改變歷史，要通過階級鬥爭、偉大的革命運動來變革歷史」。到1980年6月，已有近百篇文章討論這個問題。這一時期對生產力的研究形成熱潮。
歷史的推動作用，在歷史的節點表現得最為明顯，而歷史的大轉變往往通過暴力形式呈現。中國歷史上農民戰爭數量之多、範圍之廣、對改朝換代的作用之大，世界歷史罕有其匹。作為「五朵金花」中最耀眼的一支，農民戰爭史成為歷史學科的一個重要分支，而「農民戰爭評價問題，則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釀成諸多學案乃至政治冤案的核心問題」。「文革」結束後的全面反思時期，對此問題的討論再度展開。在農民戰爭性質問題上，董楚平提出農民戰爭不僅不反對封建制度，而且是這個制度的「修理工」；孫祚民則認為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始終具有反封建性質；謝天佑指出農民階級在自發地反封建的鬥爭中不斷積累著「自覺」的因素，儘管這種自覺因素始終沒有達到質變。在農民起義軍所建政權性質問題上，對久已存在的農民政權說和封建政權說進一步展開爭論。對農民的平均主義問題，董楚平認為平均主義雖然在農民起義準備和爆發階段起過很大的動員組織作用，但它卻不是打定天下的思想武器；陳守實認為平均主義進步性微不足道，局限性卻很大；邵勤認為平均主義是一種空想，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可能實現。也有學者肯定平均主義的價值，提出不能將平均理解為單一的經濟觀點，它包括政治上的「等貴賤」和經濟上的「均貧富」兩個方面，是鼓舞農民摧毀封建王朝的強大思想武器。對農民起義後新王朝「讓步政策」的討論，是農民戰爭史研究中分歧最大、爭論最為激烈的問題。建國初期，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提出「讓步政策論」，曾得到普遍贊成；但「文革」前卻受到批判，取而代之的是「反攻倒算論」。「文革」結束後，這一問題被重新提起。戴逸指出，新王朝的統治階級從自身利益出發制定政策，既不是對農民讓步，也不是反攻倒算。蘇雙碧說，「讓步政策」從階級對立的角度提出命題，並未揭示農民戰爭之後地主階級新政權所實行的政策的實質。王學典認為，「讓步政策」論本身即帶有「左」的色彩。
「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和「人民群眾創造歷史」，在建國初期就被固定為唯物史觀的兩個基本觀點。在認同物質生產、民族矛盾、科學技術等因素為歷史的重要內容之後，「歷史創造者」的問題順理成章地凸顯出來。1979—1981年間，史學界相繼對「奴隸們創造歷史」「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勞動群眾也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這三個命題提出質疑。有學者提出，歷史是整個人類創造的，腦力勞動者才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只說過「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歷史由「總的合力」所創造，而從未說過「奴隸創造歷史」。1984年，黎澍對這一問題進行進一步申論，認為歷史是所有人創造的，只有人民群眾才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原意，也不符合歷史事實。與此相應，「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的提法並不科學。黎文再次引發爭論。反對者認為，人民群眾創造歷史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一貫思想，是唯物史觀的一個根本原理。在階級社會中，勞動人民作為一個整體，既是生產鬥爭的主體，又是階級鬥爭的主體，是維持社會存在和推動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因而是歷史的主體，從這個意義上，仍然可以說他們是歷史的主人。也有學者提出，人們固然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的作用並不是等同的，必須區分剝削階級及其代表人物與人民群眾在創造歷史中不同作用。
上述諸問題討論的主要價值並不在於獲得統一結論，事實上，這些討論都沒有明確的「定論」。這些問題的討論在1980年代即告結束，後來再也沒有進入歷史研究的中心。討論更重要的意義在於破除禁區，解放思想，遵照「實事求是」的精神探討學術問題。
（二）範式爭議與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
「文革」後史學界的「撥亂反正」大致持續了十來年，到1980年代後期，進入所謂「思想家淡出，學問家登場」階段。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近代史領域宏觀性、理論性突出，專題研究嚴重滯後，考據方法常被批判，歷史描寫聚光於少數幾個事件，嚴重背離了歷史學的學術性和豐富性，也影響學者的研究興趣。在掙脫政治枷鎖之後，學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研究主題，對理論問題和宏觀問題興趣降低。但在這一總體背景中，有一個問題的爭議不但持續時間長，參與學者多，而且與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直接相關，意義重大。這就是關於「革命史範式」和「現代化範式」的爭議。
1980年第1期《歷史研究》發表了李時嶽的《從洋務、維新到資產階級革命》，他提出中國近代史演變過程中農民戰爭、洋務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四個階段」論（稍後被稱為「四個階梯」論），這是用不同眼光認識近代史的標誌性文章。此前，黎澍在總結1979年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時已明確指出：「在太平天國以後，洋務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前後相繼，一個發展高於一個發展，最後歸結為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是合乎邏輯的。」而且斷言：「這樣來解釋中國近代史的主流及其發展，才比較接近事實。」可見，從有別於革命史傳統的角度看近代史，已經是一種引起普遍關注的現象。顯然，這樣解釋中國近代史的「主流」及其「發展」，與一切從階級鬥爭出發，不切實際地拔高農民運動，否定一切改良行為，對資產階級性質的辛亥革命也「立足於批」的傳統解釋模式，大相逕庭。有學者評論道：「四個階梯」論「以為資本主義發展開闢道路的各種鬥爭為線索，反映了中國近代社會資本主義化的趨向，目的在於以中國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作為近代歷史進程的本質內容。從這樣的基本認識出發，對近代歷史的一些重要事件的看法與傳統規範當然不同，例如強調洋務運動的進步性，認為義和團運動是民族戰爭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農民革命等等。如果同意這樣的修正和補充，多半就會導致放棄傳統規範」。「它對中國近代歷史本質的看法與『三次高潮』的提法確實有所不同，由此提出的修正將導致放棄整個規範」。後來的評論者也指出：「四個階梯」論是對以「三次革命高潮」為標幟的理論體系的強有力的挑戰。由此引起「革命史範式」和「現代化範式」的長期爭論。
「革命史範式」和「現代化範式」之間的爭論，形成交鋒的主要有兩點：第一，中國近代史是「一場革命史」還是「一場現代化史」；第二，應當以「革命包容現代化」還是以「現代化包括革命」。對於第一個問題，堅持「革命史範式」的學者對以革命史為中心敘述中國近代歷史的正當性作了概括性闡述：「因為近代中國的時代基調是革命，從革命的視角審視，中國近代史上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思想、社會變遷，以及中外關係的處理，區域發展，少數民族問題，階級鬥爭的狀況，無不或多或少與革命的進程、革命事業的成敗相聯繫。一部中國近代史，如果抓住了這個基本線索，就能夠順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國社會歷史的各個方面。」持「現代化範式」的學者則認為：「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發生的極為錯綜複雜的變革都是圍繞著從傳統向現代過渡這個中心主題進行的，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歷史大趨勢。有了這個中心主題，綱舉目張，就不難探索近百年中國巨變的脈絡和把握中國近現代史的複雜線索。」對於第二個問題，「革命史範式」論者並不反對從現代化角度撰寫中國近代史，而且認為它將是革命史的有益補充，可以為革命史所包容，但「如果不注意『革命史範式』的主導，純粹以『現代化範式』分析、撰寫中國近代史，就可能改鑄、改寫中國近代史，而使得中國近代史的基本面貌變得面目全非，令人不可捉摸了。這樣的研究，新意是有的，但是脫離了歷史真實的新意，將為智者所不取」。而「現代化範式」論者則認為「現代化範式」更具包容性，主張把「革命史」看作中國現代化進程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欲建立一種包括革命而不排斥革命的解釋框架。即「以現代化為中心來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不同於以革命為中心來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必須重新建立一個包括革命在內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綜合分析框架，必須以現代生產力、經濟發展、政治民主、社會進步、國際性整合等綜合標誌對近一個半世紀的中國大變革給予新的客觀定位」。
「革命」與「現代化」的確是中國近代史的焦點問題和主要內容，因此，兩種範式的相互包容具有客觀的基礎。參與爭論的學者都尊重對方的成就，並在各自的解釋體系中為對方保留位置。而且，隨著討論的展開，在不同範式下進行研究的學者都進行了自我反省，並對原有解釋進行了調整和完善。就主流而言，「革命史範式」實踐了德裡克所謂的範式「擴散」，而「現代化範式」追求範式共存，雙方均放棄了「唯一」以及「以己容彼」的主張，從而體現了這場曠日持久的討論對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建設性價值，對建構更為兼容並包的近代史學科體系作出了貢獻。
（三）「在中國發現歷史」與研究模式的移用
改革開放後，中國學術快速繁榮的一個外部條件，是日益頻密的中外學術交流。正如熊月之所說：「最近三十多年來，中外史學界交流日益便捷頻繁，人員之相互往來，資料之互通有無，理論、方法之互相啟迪，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史學的發展與繁榮。」不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理論、方法之互相啟迪」實在是單方面的接受或曰「移用」。在中國學術界長期封閉之後，理論和方法捉襟見肘，難以適應新時期學術發展的需要。學者渴求新理論、新方法，難免未加分析批判即予採用，確實存在批評者所言的「學徒狀態」。就宏觀歷史研究而言，從「新三論」到儒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從現代化理論到後現代後殖民理論，從衝擊—反應論到「在中國發現歷史」，競相出現於中國歷史研究中。有些理論明顯沒有適用性，稍加試驗便被放棄；有些則產生深廣影響，如現代化理論，又如「在中國發現歷史」的研究取向。
1984年，美國學者保羅·柯文出版了《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1989年該書中文版問世之後，「在中國發現歷史」「受到許多國人讚賞或仿效」，「『在中國發現歷史』一語幾成口頭禪」。這一研究取向的口號式流行多少令人費解。首先，柯文自己多次表示，他預設的讀者是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同行，而不是中國學者；相反，他擔心中國學者由於不了解美國學術界的相關背景和慣用術語，可能無法理解這本書的論證方式和意義。其次，柯文的著作是對美國中國史學界已經出現的學術轉向的總結，而不是對未來研究的指引。第三，中國學者本來身在中國，以中國為中心建構歷史敘事理所當然，而且，如羅志田所指出，「這本是不少中國同人、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史家長期貫徹的研究取向」。革命史敘事中的「兩個過程」和「三大高潮」之間似乎存在某種程度的緊張，「三大高潮」實際上淡化處理了19世紀三個重大涉外事件——鴉片戰爭、中法戰爭和甲午中日戰爭。不過，「在中國發現歷史」之所以像「通貨」一般流行，除了如批評者所說，這是中國學術界缺少自信、盲目崇西崇新所致之外，還存在其他原因。第一，中國史學在理論方法上缺乏本土資源。柯文本人即說：「中國史家，不論是馬克思主義者或非馬克思主義者，在重建他們自己過去的歷史時，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從西方借用來的詞彙、概念和分析框架」，這使他無法「採用局中人創造的有力觀點」。第二，這一研究取向對中國史學研究具有正面價值。近代以來，崇西崇新在很長時間內佔據壓倒性優勢，不但西方學者以外來眼光看中國，中國學者也普遍存在學者所批評的「不夠中國」、自我「東方化」「他者化」的問題，提倡「從中國發現歷史」，注重中國歷史自身的脈絡，而不是套用從西方歷史中提煉的邏輯和概念，無論用意還是結果，都有值得肯定之處。
「中國中心觀」傳入中國、一語風行的同時，也受到各種批評。史學前輩劉大年早在1990年即加以評述，肯定「中國主線論（按：即中國中心觀）批駁那種以為在近代歷史舞臺上，西方扮演主動的角色，中國只扮演消極、被動的角色，以及批評殖民主義觀點的遺留，是正確的和有說服力的」，然而，如果認為「西方主線決定論」和「中國主線決定論」「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必定使自己陷進泥坑裡，無法自拔。說外國侵入不起決定作用，那等於說，中國是自己把自己變成了半殖民地，變成了被壓迫民族的。不會有人聽信如此荒唐無稽之言！說中國內部力量不起決定作用，那等於說，中國的民族獨立是外部侵略勢力開恩賜予的，而不是中國人民戰勝了所有強大敵手後所獲得的。同樣不會有人聽信如此荒誕無稽之言！」有多位學者從學術角度對「中國中心觀」展開批評，如夏明方把「中國中心觀」體現於中國近代史的內容歸納為「柯文三論」：在歷史變化動力上的「去衝擊論」，在歷史變化方向上的「去近代論」，在歷史變化主體上的「去帝國主義論」。他認為，「中國中心觀」通過一種看似超然的歷史連續性把人們習慣上理解的中國近代化過程消解於無形。
三、回顧和展望
從20世紀前後起步到目前，中國近代史研究走過了一百多年的歷程，已經是歷史學的重要分支，已經具有完備的學術體制和強大的研究隊伍，學術成果層出不窮。新中國70年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在積累豐富經驗的同時，也有許多沉痛教訓。學術的本質在於不斷探索，它不會有終點，也不可能盡善盡美。筆者相信，在開放而有紀律的學術環境下，中國近代史研究將在探索和爭論中不斷向前推進。
（一）致力於建立相對獨立於政治的中國近代史學
中國是一個非常強調史學資治作用的國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及其勝利後建立的新政權，在指導思想、價值理念、治國方略等方面迥異過往。通過對近代史的研究，闡述革命的合理性及其致勝之由，是史家應該承擔的責任。但如果歷史學成為宣傳甚至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其結果必定是消解自身存在的基礎。「文革」前的政治運動一波接一波，學術被政治大面積覆蓋，其結果不但是正常的學術討論無法開展，研究空間也越來越收窄。雖然革命史範式的建構者主觀上也想把「社會生活、經濟生活和文化」納入敘述框架，但「主線」光亮太強，結果一定是「輔線」的若隱若現，以致不見。「八大事件」已經嚴重限制了中國近代史的研究領域，八大事件中又以「三次革命高潮」為核心，強調階級鬥爭的現實政治投射到歷史研究領域，又讓「主線」內容一再刪減。現實有多複雜，反映過去的歷史就有多複雜，只有線甚至只有點，肯定不是歷史的真實反映。可以說，「文革」前的近代史研究已經病入膏肓。「文革」當中，歷史淪為政治的奴僕，作為學術的史學走入死胡同，差點在「火熱」中滅亡。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近代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不但突破了政治史、革命史的單線敘述，理論方法也超越了單一模式，進行了廣泛的探索。改革開放以來，近代史研究的熱點議題與時代相呼應：重視經濟建設的現實，提升了對現代化進程的研究興趣；進入和平與發展時代，對改良的評價有了不同的角度；現實中社會組織扮演著重要角色，以商會為代表的近代民間組織在研究中權重加大；應對災荒，歷史可為殷鑑；女性角色多元，歷史研究中的女性樣態遂多姿多彩……。或許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社會寬容度加大之後，學者可以按照性之所近和資料便利選擇自己的研究課題，還可以「將研究重心轉向具體的中下層機構、群體、人物和事件，即司馬遷所謂『見之於行事』」。李伯重觀察到，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社會經濟史學對現實政治「問題」的路徑依賴逐漸弱化，「正在走向依照學科發展自身規律而發展的道路」。社會經濟史學如此，歷史學的其他分支學科亦如此。動輒牽動整個史學界的大討論已不多見，更加專業的中小型研討會則層出不窮。這種狀況難免令人感覺史學研究沒有「熱點」，然而，作為一項基礎性的學術研究，更多地尊重學術的獨立性，用學術態度和學術話語回應現實問題，應該是一個成熟穩定的社會中學術演進的常態。
（二）致力於建立理論和實證相結合的中國近代史學
史學家根據時代需要、學術訓練和個性相近、資料便利等因素，對「史觀」或「史料」有所側重，但每一位史家都必然同時具備這兩方面的素養。沒有「史觀」作為取捨的引導，恐怕連「實錄」都難以勝任；沒有史料或史料僅為點綴，則不屬於歷史學。大體而言，「史觀派」即使曾經「以論帶史」，大多數學者內心仍認可「論從史出」；「史料派」可以宣稱「史學只是史料學」，然而淪為口號之後難免斷章取義或隔義附會，傅斯年本人的研究及對史學同行的要求何嘗沒有史觀。新中國成立後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前30年過分強調史觀，專題研究嚴重不足；後40年則趨於「就事論事」，對理論較為輕忽。史學研究當然是對具體歷史事實的重建，即描述「大樹以何種方式倒下」，但歷史學家本人和他們的讀者都不會滿足於這樣的歷史學。歷史學家必須將過往的歷史事實放到相應的意義網絡中，闡述其與其他歷史因素的相互關係，並且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事件的當事人加以評判。而這種評判，既要如陳寅恪所言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達一種同情；也要求歷史學家站在人類文明的更高處，作一種評價，從而產生「資治」和「知來」的作用。所以，歷史學不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解釋性的，而解釋首先需要有一些重要概念，並以這些概念建構相應的解釋體系即理論。英國歷史學家沃爾什（W.H.Walsh）說，歷史研究的主旨，「乃是要從他所研究的事件中構成一個一貫的整體。……他做出這一點的方式是要尋求某些主導的概念或指導的觀念，以此來闡明他的事實，追蹤這些觀念本身之間的聯繫，然後表明事實細節是怎樣由於對所討論的那個時期的各種事件構造出來一種『有意義』的敘述而（就這些觀念看來）成為可以理解的」。當然，史學理論必須建立在紮實的實證研究基礎之上。歷史解釋和歷史事實之間確實存在相當的空間，但是，歷史解釋決不能鑿空妄言，如果那樣，或許仍可稱「理論」，卻不再是「史學理論」。
由於歷史現象的複雜性，看歷史的角度肯定各有不同，史學理論也一定多種多樣。「橫看成嶺側成峰」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有益的。可以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總體指導下，創建適用對象不同的各種理論，在開放討論中互競，讓史學呈現更豐富的面相。
（三）致力於建立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並行不悖的中國近代史學
「文革」前的近代史研究以宏觀為特徵，改革開放後則微觀選題大受歡迎，以致學界常有「碎片化」之虞。《近代史研究》曾連續兩期（2012年第4、5期）發表12位中外學者的筆談，就此展開討論。大多數學者的看法是「碎片化」並未至嚴重程度，有的認為碎片研究還不夠。但「碎片化」現象確實存在，其表現一是選題窄小，二是缺少與總體歷史脈絡的意義關聯。讀者對文史哲這類人文學科的總體性、普遍性判斷和闡述抱有理所當然的期待，因為這些基礎人文學科關係人類的共同命運，提出具有普遍性的闡釋，是這些學科存在的基本理由。
史學在本質上具有貫通性要求，決不能也決不會限於細節研究。即使以微觀史研究著稱的學者同樣高度強調「意義的聯結」。《馬丁•蓋爾歸來》作者娜塔莉•戴維斯說：「倘若一部微觀史寫得好的話，它應該是一部有著自身深厚內蘊的研究，但同時也會揭示出與在它之外的其他進程和事件的關聯……比如，就馬丁•蓋爾而論，沒有了早期現代法國國家的司法體系和人們對於社會流動性的廣泛期望，他的故事就沒有了意義。」有歷史學家擔心，倘若馬丁•蓋爾和馬丁•路德一樣有名甚至更加有名，歷史學一定出了什麼問題。戴維斯的回答是：「我希望已經發生的改變是，人們在教馬丁•路德們的時候，不再會不考慮到或涉及馬丁•蓋爾們。」彭剛認為，如果把歷史事實的重要性界定為：特定人物和事件對後來人類生活面貌的影響的深度和廣度，以及影響所及地域的廣狹和時間的長短等，那麼，無疑可以說，馬丁•蓋爾與馬丁•路德完全無法相提並論。馬丁•路德是不可替代的，而馬丁•蓋爾則是可以替代的。離開了前者，我們無法理解和講述宗教改革；而如若不是戴維斯發掘了馬丁•蓋爾，我們完全可以設想通過別的個案，達成對特定時段鄉村生活方方面面的理解。
不過筆者認為，對「碎片化」問題，不妨抱一種開放的心態。首先，細節研究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如茅海建所說，「我們今天對許多歷史事件有了新鮮的認識，有了恰當的把握，得出較為中肯的結論，似非為在觀念或方法論上有大的突破，很可能只是明晰了其中一些關鍵性的歷史細節」。其次，與任何行業一樣，歷史學的從業者也必是才有高下、學有厚薄，雖說「不想成為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成為元帥顯然是小概率事件。志高才大的學者不會滿足於微觀研究，而大量研究者終身也不可能建構獨特的理論或進行宏觀闡述，能解決具體問題，哪怕是一個小考證做得好，就是一個合格的甚至是優秀的史學工作者。再次，對於大多數史學從業者而言，重要的並不是選題更宏觀，更不是生拉硬拽地進行「理論創新」，而是養成貫通的眼光，具備史學的常識，即「題目不妨專門，眼界必須通達」。除了這些理由之外，我們還應當相信學術共同體的自我完善功能。引起憂慮、展開討論既是自我完善的期許，也是自我完善的行動。以筆者長期在學術期刊從業的經驗來看，過分細碎的「無意義」之作，難於通過編輯部和同行評審而獲得發表機會，相信學位論文和各種評價、評獎機制同樣具備類似功能。而且，如果某一「碎片」光華耀目，若秦磚漢瓦唐三彩元青花，則即使僅剩斷片殘角，吉光片羽，彌足珍貴。總之，應提倡宏觀研究、中觀研究、微觀研究的有機結合，多方位多角度地看歷史。
（四）致力於建立自主而包容的中國近代史學
理性地處理中外學術資源，是近代史學界面臨的重要工作。中國近代史以中外衝突的鴉片戰爭為開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和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構成了中國近代史的基本內容之一。研究近代史應具有世界眼光，是很早便有的認識，不過早期的近代史主要研究中外關係史，認識也主要是從史料立論。陳寅恪說：「自海通以還，一切檔案，牽涉海外，非由外交部向各國外交當局調閱不可。」陳垣說，近代史的研究「非雜採各國對遠東之史料不能成中國史」。傅斯年說：「吾國最近百年來史料每在外國文籍中。」羅家倫說：「不知道他國材料，或是不能運用他國材料而寫中國近代史，則一定使他的著作，發生一種不可補救的缺陷。」民國時期，主流學者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學術潮流較少隔膜，也曾借用西方科學主義等方法治史，但此時歐美對中國的研究罕有涉及近代史，這一領域的學術影響呈現相互性。如蔣廷黻固然受到馬士（1855—1934）中外關係史著作的影響，他的「現代化史觀」對學生輩的費正清等人也產生了強烈的影響，並在幾十年後「出口轉內銷」。中國的革命史學曾受蘇聯影響，中蘇關係交惡後，這種影響大為弱化。「文革」時期，中國基本與世界隔絕，對國外史學發展不關心，不交流，更不採借。
改革開放後，這種局面徹底改觀。現在的中國近代史學界，無論觀點、資料，還是人員，都實現了便捷交流。學者指出，各種域外史學理論的「引進和借鑑，是改革開放方針在歷史學領域的實現。這些西方史學流派和研究方法的引進，對於中國史學家開闊眼界，進一步認識歷史的複雜性，開展多面性的史學研究是有幫助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國外學術的引進和討論，對於豐富中國近代史敘述，校正片面性，尤其對提高中國學者對理論建構的重視，都起到了積極作用。然而弊病亦隨之而來。一個時期，「與國外學術交流輸入為主，自信缺失」，甚至「歷史學的學位論文、學術論文和專著，動輒引用西方學者（哪怕是二三流學者）的論點展開自己的論述，而不再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論點，是新時期的一個特點，幾乎形成了新的教條主義」。這當然是沒有道理的。西方學者有理論建構的傳統和工具，有思辨的習慣，但他們也有明顯的不足，如立場不同，視野有別；身處局外，難以感同身受；史料的完備和適當解讀也成問題。所以，決不能不加辨別地「拿來就用」。
中外學術交流的重要及存在的問題，已經引起近代史學界的高度關注。羅志田說：「今日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已成世界性的學問，中西史學對話的必要性與日俱增。對於西方史學的長處，要以開放的心態予以充分肯定並學習參考之；但首先要對其真正了解，沒有了解談何借鑑，更不足以言對話。」對話不但要有成熟的心態，更要有自身的學術優勢。如在經濟史研究領域，中外學術對話一直顯得比較成熟而有效。吳承明一再強調，「在經濟史研究中，一切經濟學理論都應視為方法論」，「任何偉大的經濟學說，在歷史的長河中都會變成經濟分析的一種方法」，而作為方法，它只能在一定的條件下應用。李伯重非常重視國際學術潮流的變化，他說：「中國經濟史學從萌芽到今天，一直受到國際學術潮流變化的重大影響，因此，不論我們主觀願望如何，我們都無法拒絕我國的經濟史學正在國際化這一現實。事實上，只有主動地投入國際化，才能進入國際主流學術，從中汲取我們所需要的學術資源。」正因為有借鑑和批判的自覺，經濟史在歷史學各分支中開放性強，傳承性好，成績出色。
應當致力於建立自主而包容的中國近代史學，努力化除中外學術資源之間的緊張，使中國學者的研究為世界所接受。
作者徐秀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原文載《經濟社會史評論》2019年第二期。因微信平臺限制，注釋從略。如需查閱或引用，請閱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