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 劉箏 圖
自1978年開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過去四十年間實現了「驚天大逆轉」。 1970年代末，中國與孟加拉、馬拉威和查德等貧困國家同列。如今，中國不僅躍入中等收入水平，而且成為國際發展中的新興領袖。
但儘管發展中的中國不吝地慷慨解囊，以數十億美元的規模向其他發展中國家發放貸款、給予援助、進行投資，中國的發展經驗卻尚未能影響國際發展的理念範式。相反，在中國以外，許多人認定中國模式代表的是威權，與民主價值觀完全對立。這不僅導致中國在國外飽受批評，更嚴重的是加劇了中美之間的對峙。
這種情形有望扭轉嗎？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經驗，究竟可以帶給世界什麼啟示和智慧？
換個方式講中國故事
今年8月，我受聯合國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邀請，在柬埔寨發表了一次演講，所談的正是這個問題。
演講的題目是《真正的中國模式：其他發展中國家應該從中國經驗中學習什麼？》（The Real China Model: What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Learn from China）。從出席情況看，這個題目的重要性顯而易見，但同樣伴隨著爭議，因為在中國以外，「向中國學習」往往意味著擁抱威權而拒絕民主。有些人看到我的演講的標題，馬上表露懷疑、嘲諷。他們假定已經知道我會如何回答「向中國學習什麼」了。
我想請讀者們先想像一個情景：如果柬埔寨媒體報導我的演講，你猜他們文章的標題會是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連我都料想不到。柬埔寨英文報紙《高棉時報》（Khmer Times）對此次演講的報導，標題是《學者稱讚柬埔寨為復興傳統絲織業所做的努力》（Author Lauds Cambodia’s Effort to Revive Traditional Silk Weaving）。
這個出乎意料的標題來自我在演講中提出的其中一個由中國經驗啟發的普世原則：「有什麼用什麼。」柬埔寨的媒體強調傳統絲織，因為這是柬埔寨所能「用」的資源之一。
這個事件雖小，卻體現了一個重要的啟示：
如果換個方式講中國故事，把核心放在人人能認同的原則，將會取得不一樣的效果和共鳴
。
常見觀點的局限
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應該向中國學習什麼」的議題，一般有以下幾個觀點。最普遍的回應是「中國國情特殊，因此不可複製」。請大家注意了，持這種觀點的不僅是忽視中國發展經驗價值的西方觀察家者，而且還包括許多堅持中國特殊論的中國人。
尤其在西方，當人們思考「向中國學習」這個議題時不僅抱有懷疑，還懷著恐懼。在這樣一個中國崛起而同時有許多國家的民主在倒退的時代，美國不僅視中國為經濟領域的競爭者，而且還是核心價值觀方面的死敵。西方媒體的報導和評論員往往為中國模式貼上「威權資本主義」的標籤。正如澳大利亞記者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在《華爾街日報》上所認為的，掩蓋在「分享中國發展智慧」背後的真正動機是「鼓勵威權主義的擴張」。
另一方面，中國學者在總結中國發展經驗時，通常會強調三個關鍵詞：工業開發區、賢能政治、強政府。工業開發區對推廣中國發展經驗似乎是顯而易見的選擇，因為硬體條件易於複製且少有爭議。與此同時，一些觀點認為強調賢能政治有利於中國的對外形象。事實卻恰恰相反。中國政府的確有賢能政治的特徵，但遠未完善。把一種理想類型包裝成真實現實，只會讓西方對中國更加狐疑。最後，推崇「強政府」的形象，反而會強化西方關於中國模式只是威權政體的說法。
上述三種觀點雖然看似各有不同，卻有共同的謬誤：都假定學習就是複製。按照這個邏輯，評論家認為如果其他國家不能複製中國的經驗，那麼這種經驗就只能被視作是一個例外，拋到一邊去。按照這個邏輯，中國自己也努力想要找到其他國家能夠接受並直接複製的具體措施，如投資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按照這個邏輯，西方擔憂其他國家會「複製」中國，與西方對立，於是決定強力抵制。由此可見，思維邏輯不僅僅是學術問題，還能直接影響國家政策，間接影響國際關係。
因此，我們首先必須澄清這個誤解。
學習不是複製。中國的發展經驗中蘊含著某些普世原則，但這些原則在中國或者其他國家的具體表現卻都是獨有的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才有可能換個方式講中國故事。
究竟什麼才是「中國模式」？
究竟什麼才是「中國模式」呢？換句話說，使中國自改革開放後達成快速社會經濟轉型的政治經濟體系是什麼？無數評論家提出了不同的解釋。其中最廣為人知的論點是，中國發展的核心是一個具備大量投資和經濟計劃能力的強政府。
但我的著作《中國如何跳出貧困陷阱》卻發現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國故事（詳見《「有指揮的即興發揮」：一位美國華裔學者眼中的中國改革》，澎湃新聞2017年11月2日發布）。中國模式並不僅僅是強國家自上而下的治理。如果單靠這一點就能成就經濟發展，那麼中國早在1978年以前就已繁榮起來了。基於超過400個訪談、多年的實地調研和比較歷史分析，我的研究發現，賦予中國經濟和社會強勁動力的是「引導創變」：一套結合中央指揮者自上而下的引導和地方執行者自下而上靈活應變的治理體系。（《中國如何跳出貧困陷阱》，洪源遠著，馬亮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英文原版書名為「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由美國康奈爾大學出版社2016年出版。——編注）
「引導創變」這個概念的核心，是在鄧小平發動改革開放時，政府思想的解放及角色的關鍵轉變。
改革時期的領導者靠的不是命令和事必躬親的控制，而更多是扮演類似導演或音樂指揮家的角色，引導地方解決難題，打造靈活應變的有利環境
。這些「引導」有多種形式，例如明確政府的工作目標、設定激勵、給予適度的自主權、開啟相關政策領域配套改革，鼓勵互相學習，等等。政府的「強」在於變通、靈活。
這些有利條件，激發了基層政府和社會人士的主動性，為了解決地方的問題而創造出各種政策和方案，從而開創了因地和因時制宜的發展道路。即使中國區域間的發展速度差異巨大，但這樣的道路仍鮮明地體現在各地方的發展過程中。
更通俗地表達，引導創變也可以理解為 「中央搭臺、地方唱戲」的治理體系
。
這個故事可以讓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也充分體現了中國的管理智慧，尤其是中國如何從過去的失敗中學習，如何應對多變的環境。但中國卻鮮少向世界介紹這些強項。
多數西方觀察家錯誤地認為中國在開展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沒有推行任何政治改革。這是不準確的。其實，改革時代的中國已經進行了政治改革，只是並非西方觀察家所期待的方式，例如多黨制競爭式選舉。中國以行政與體制改革代替了政治改革，部分收穫了民主體制的紅利，例如對權力的制約、幹部問責制度、相互競爭、政策實驗、政策反饋和方案多元化。正是這些「民主特色」減少了集權的弊端，提高了政府機構和社會的活力，為改革、發展和創新注入了生命力。
三個基本原則
如果以這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來講述中國故事，那麼我們就能重新探討「其他國家應該向中國學習什麼」這個問題了。我在柬埔寨演講時，強調了其他發展中國家可以從中國的經驗中學習三大基本原則。
原則1：學習不是複製。
眾所周知，其他發展中國家可以從中國四十年的改革歷程中收穫很多有別於主流發展思想的啟示。但它們不應該盲目照搬中國的具體政策或措施，正如它們不應該盲目引進西方的典範做法。在學習技術方面，比如生產服裝或汽車，學習的確往往從模仿開始。但社會經濟發展不是一項技術攻堅，相反，這種發展要求的是系統性的變革並且不可避免地牽涉政治。對於這種層面的學習，人們不能機械地「複製粘貼」，而需要把原則靈活地運用在具體問題上。
原則2：成功和失敗都值得學習。
其他國家應該學習中國的成功，但同樣重要地是避免重複中國的錯誤和代價。儘管中國取得了快速經濟增長，但一心一意關注財富積累也帶來了高昂的社會代價，包括環境汙染、農村家庭生活的瓦解、留守兒童問題等。
但沒有哪種發展道路是完美的，西方發展道路亦如是。因此，中國不應對這些發展的社會成本感到「羞愧」或認為「不可外揚」。相反，承認中國為實現快速現代化和工業化所付出的代價，可以幫助其他國家在向中國的成就學習的同時避免重複一些錯誤和迷思。面對國際社會時，一味評功擺好的故事並不能為中國的形象增光添彩，反而降低了中國的可信度。真正體現信心並能增強軟實力的是誠實和客觀的分析。
原則3：其他國家可以在民主體制下靈活運用引導創變。
在向中國學習時，其他國家應關注如何在它們的民主體制下運用「引導創變」，例如鼓勵經濟和行政分權的同時考慮到中央與地方各自的職責以及相應的激勵，促進因地制宜的發展，融合外來投資與地方資源和人才，聆聽來自基層的意見。中國的經驗表明，無論在什麼地方，「民主特色」是必要的，但未必要按照西方的道路展開，也不需要照搬中國的道路。其他國家都應該走自己的路來實現民主特色。
有什麼用什麼
介紹了三個基本原則後，我進而闡述最後一個重要啟示：「有什麼用什麼。」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故事中最令人振奮的經驗之一是，中國政府並未盲目照搬西方典範，也沒有試圖先完善制度才追求經濟增長。相反，最高領導者打造了靈活應變的環境，允許地方政府在發展的起始階段運用當地所有的任何資源，以此來啟動發展。
正如我的研究所發現的，在地方政府努力吸引「第一桶金」時，結合了黨的幹部制度、私人關係網絡、以佣金為基礎的激勵機制，以及其他當地現成的任何資源，發動了「一窩蜂」式的招商引資運動。這種方式在中國以外從未發現過。
雖然具體的方法是中國獨有的，「有什麼用什麼」的啟示卻可以通用在不同社會乃至個人層面。
有些人可能認為，在外國人面前討論中國古怪的「土」發展策略有點難以啟齒，因為這些做法違背了國際典範，恐怕會招致批評。但以我的經驗，來自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人們，甚至包括一些國際專家，並不認為這樣的中國故事令人難堪。相反，他們覺得振奮人心。因為這樣的故事給予其他落後國家以信心：如果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通過自力更生發掘內在本土資源，能夠「有什麼用什麼」，最終擺脫了貧困並實現了因地制宜的發展，那它們也可以。
蠶絲如何變成了新聞標題
在如何將「有什麼用什麼」的原則應用到柬埔寨的具體情況時，問題首先是：柬埔寨有什麼呢？貧窮困頓的國家往往被認為毫無希望、一無所有。但我認為每個地方都有資源可以採用，而且最了解柬埔寨「有什麼」的必定是柬埔寨人自己。
我在柬埔寨演講的評論嘉賓之一是凱巖博士（Dr. Mey Kalyan），他是柬埔寨最高經濟委員會的高級顧問，同時也是復興傳統絲織的倡導者。凱巖博士對這項事業的熱情讓我想起了中國社會學家費孝通的姐姐費達生，中國現代制絲工業的先驅。凱巖博士隨身攜帶一卷蠶絲，並在演講前給我看。問答互動的時候，我指著這卷蠶絲，以它作為柬埔寨現有資源的一個例子。
一周後，蠶絲意外地成為了《高棉時報》報導的主角。值得強調的是，這個結果不單單反映我一人的想法，而是反映了一個集體的思想碰撞，也示範了一個普世原則如何應用在不同的國家。報導寫道：「洪教授稱讚了柬埔寨為復興傳統絲織所做的努力，認為這是開啟本土化發展的道路。」在將這一點與中國發展經驗聯繫後，報導繼續寫道：「洪教授說這與中國運用當地資源達成巨大經濟成就有相似之處。」
一位「擔憂」的缺席者的反饋
如我所提及的，一些只在社交媒體上看到我演講標題卻沒來到現場的網民迅速發起批評。一位美國人表達了他對我在柬埔寨做這樣的演講的「擔憂」。他認為，我介紹中國引導創變的體系，實質上是鼓勵柬埔寨照搬中國的政治制度並放棄民主。因為他認定學習就是複製。繼而，他還斷言：「你肯定也知道，柬埔寨政府與媒體很少採用細緻審慎的方式來理解事情。」言下之意，他認為我說的柬埔寨人肯定聽不明白。
慶幸的是我無需解釋。幾天後，柬埔寨媒體有力地證明了他是錯誤的。《高棉時報》的報導是細緻審慎的。這位擔憂的缺席人士沒能理解的是，只有當我們學者提供了細緻審慎的分析，媒體才能採用細緻審慎的方式來理解和報導。
這件小事有深刻意涵。中國讀者們可以從這件事上管中窺豹西方觀察家為什麼對「如何向中國學習」這個問題產生過敏反應。這件事同樣反映了中國和西方讀者的一個共同謬誤，那就是「學習是複製」這樣一種前提。為了能夠進一步深入我們的討論，諸位需要拋棄這種假定。
以人類為核心的中國故事
雖然中國在國際發展中做出了實際貢獻，但是卻在國際交流中面臨巨大挑戰。正如聯合國助理秘書長徐浩良在評論我演講時所說的，在「理解和交流什麼是軟實力」這個問題上，「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把中國在國際上遭遇的難題全部歸於西方的批評是沒有建設性的，正如美國不應將自己國內的經濟問題歸咎於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提供一個契機，讓中國內部可以對過去四十年的歷史進行一次開放、包容的對話。無論哪個社會，如果沒有自我反思和理解，必然很難與外人有效交流和溝通。其次，抱怨西方批評的中國評論家也應該意識到，自己很可能有著和西方人一樣的偏見和假設。堅持認為學習就是複製是一個例子。堅持中國特色卻忽視了中國經驗所體現的普適原則，這也是誤解之一。
許多評論家認為替中國在國際上爭取 「話語權」的方法是強調中國特色，與西方的體系和價值觀競爭、對立。其實這樣的方式只是加深了不必要的矛盾和誤解，也阻礙了中國人的自我反思和理解。《三字經》裡有句名言：性相近，習相遠。
各國的歷史、文化、國情和道路自然是不一樣的。但是，有一些道理和追求的目標人人都可以認同，比如發展必須因地制宜，解決問題必須激發人的主動性和創造力，創變必須結合引導
。
如今，中國最需要的是講述一個以人類為核心的中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