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 | 文字表達與學術寫作

來源：《抗日戰爭研究》2020年第2期，注釋從略

作者王笛，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

編者按

現在，學術論文的文字問題，已經成了學術界的一大困擾，作者、編輯、教師、學生各有苦惱，因此，本編輯部決定就此展開交流、討論。一般認為不少年輕學人缺乏文字的自覺，需要提醒和指導，但問題似乎沒有這麼簡單，年輕學人也有自己的說辭，那文字問題的癥結到底在哪裡？水平如何提高？學術論文是需要發表的，這就和刊物有了關係。就文字修改問題，編輯和作者之間，有時也缺少適度的張力，編輯心力交瘁，但作者未必心領，編輯和作者如何同心合力把論文修改好？我們願意提供平臺，就這些問題請各方發表意見，歡迎大家投稿。

文字表達與學術寫作

王笛

正確、清楚和流暢的文字表達，是對一篇學術論文的最基本要求。但可惜的是，有相當數量論文的文字並不合格，以至於不少學術雜誌的編輯對此叫苦不迭。我也長期擔任過學術雜誌的主編，對文字存在問題的論文也是深有感觸。所以非常高興接受《抗日戰爭研究》編輯部的邀請，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對怎樣解決這個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

每一個做研究的人，都會面臨怎樣把文字梳理清楚的問題。每個人有不同的提高文字水平的方法，這裡我只能根據自己寫作過程中的一些體會，來討論這個話題。簡單地說，我認為並沒有什麼把文字水平提高的靈丹妙藥。其實歸根到底，就是「認真」二字。

本來只想談論文的文字問題，但是發現難免也會涉及論文寫作的其他方面，這裡也就一起提出來討論。本文談三個問題，一是優化文字沒有捷徑可走，只能反覆斟酌修改；二是關於文字表達的一些建議；三是寫論文的一些技術性手段。這裡我想申明，本文的看法，無非是根據自己的體會而提出的一些建議，研究生和青年學者們可以各取所需，或者提出批評和商榷。

一、優化文字沒有捷徑可走，

只能反覆斟酌修改

對完成一篇論文來說，相對於收集整理資料、闡發論文要旨、講清楚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論證分析等過程，梳理文字應該是相對容易解決的問題。保證文字的通順、流暢、準確、清楚，其實沒有什麼訣竅，沒有捷徑可以走，必須反覆斟酌和修改。受過學術訓練的研究生，一般都不難達到這些基本的要求。其實，文字的許多問題，大多數可以自己先處理好，關鍵是自己要有這個意識和責任心，要有去解決這個問題的主觀能動性。寫學術論文，不可能一氣呵成，必須反覆修改。當然天才除外，但畢竟我們大多數人都不是天才。一篇論文完成後，最好先放一陣，冷一下，然後再回頭來讀，便可以發現不少問題。

論文一定要反覆修改，這也包括文字的推敲，即使嚴復這樣的大家，也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躕」，所以我們更不應該對文字抱輕慢的態度。我們不能總是希望編輯幫助處理文字的問題，便在文字還沒有認真梳理之前就投出去，這樣不僅給編輯增加了負擔，而且也使論文被採用的可能性降低。我自己也做過10年英文學術刊物《中國歷史學前沿》（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共同主編，對修改文字有問題的稿子，是有切身體會的。有時候一篇文章在評審之後，處於可發可不發之間，如果文字基礎好，看起來清楚、賞心悅目，可能就發表了；如果文句不通，語病迭出，就乾脆退稿了。這種情形有點像科舉時代的書生，如果字寫得漂亮，對是否能考上功名，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素之一。作者自己儘量杜絕文字的漏洞，再經過編輯把關，編輯部精校，這樣文字便基本可以避免出錯。雖然一篇論文的文字不可能盡善盡美，但是要儘可能地減少出錯。這是對讀者負責，對編輯和雜誌負責，也是對自己負責。

在西方，學術雜誌的編輯流程是不一樣的。無論是在美國還是歐洲，雜誌的編輯們，一般都不直接改稿子。因為學術刊物大多數沒有專門的編輯部，一般只有一個主編，負責雜誌的學術事務，另外還有一兩個編輯助理。規模較大的雜誌則有若干副主編。這些主編、副主編和助理幾乎都是兼職的，因此他們不可能有時間和精力對每篇論文進行文字處理。他們主要負責收稿、外審、作者修改等早期流程。一旦稿子修改完畢決定發表後，就發給出版社。出版社有專門負責出版的編輯，但也是不管改稿的，而是外包給專業的文字處理編輯（copy editor）。文字處理編輯幾乎都不是雜誌或者出版社的僱員，而是作為自由職業者受僱雜誌或出版社，一般不領工資，按件收費。一個好的文字處理編輯，收取的費用是很高的。這些文字編輯並不管學術內容，除了對文字進行潤色修改，他們對學術徵引規範也非常熟悉，可以糾正原稿中的不規範格式和注釋等。而在中國，沒有文字編輯這一獨立職業，所以這個工作都是由雜誌或者出版社編輯來承擔的。這樣，如果稿件的文字存在比較多的問題，將會給編輯帶來許多額外的工作負擔。

一篇文章完成後，已經確定不需要對內容修改之後，就可以考慮梳理文字了。根據我自己的經驗，可能走下面幾步對文字進行修改：一是在電腦上反覆看，多看幾遍，每次都能理順一些句子，調整一些詞語，發現一些錯別字。在幾乎很難發現新問題後，便可以走下一步。二是列印出紙本來讀，當然這也可能是我自己的習慣，因為過去都是在紙本上改的。經常在電腦上看不出來的問題，在紙本上讀就看出來了。自從有了平板電腦以後，我發現在平板上修改的感覺，和過去列印紙本是一樣的，所以現在這一步就在平板上完成了。三是大聲朗讀，一定要讀出聲來。有些錯字和文句不通等問題，僅僅依靠看不一定能覺察，但是一旦朗讀，就比較容易發現。《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與微觀世界（1900—1950）》一書的英文版最後一稿交給史丹福大學出版社之前，我便從頭到尾朗讀了一遍，修改了非常多的地方。四是可以用軟體朗讀，反覆聽，現在許多軟體都自帶朗讀功能，也可以下載朗讀軟體。聽到句子不順、意思不清楚的地方，可以隨時停下來修改，然後繼續聽。聽一遍如果不夠，可以反覆聽。

檢查和修改文字，還有一個途徑，就是找別人幫助看。做學術研究的人可能都有體會，做一個課題，經常是幾年甚至十幾年乃至數十年的過程，由於對這個課題太熟悉，往往對內容的敏感性降低，不容易看出文章中的問題來。可以請同學、同事、朋友或者同行甚至自己的學生看看，也是發現問題不錯的辦法。現在我的論文和書，在給雜誌和出版社之前，儘量請我的學生（也是研究助理）再過一遍，往往會發現新的問題。

其實，我自己的每篇文章和每本書，無論是英文稿還是中文稿，都是經過了反覆修改。特別是由於英文不是母語，修改起來就更花功夫。《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一書英文版，經過了多次脫胎換骨般的修改，不算在電腦上的數次大動幹戈，僅全書列印出來的修改本，便不下十五六稿。2005年這本書獲得了美國城市史學會最佳著作獎。中文翻譯版也是經過反覆修改，問世後，書很是火了一陣，是《中華讀書報》2006年年度十佳圖書。成都有私人博物館託人說要買那些原稿，只可惜沒遠見，早送去了資源回收，錯過了「發財」的好機會。我在史丹福大學出版的《茶館：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與復興（1950—2000）》一書，初稿2004年就完成了，修改了4年，到2008年才出版。稿子每從頭到尾大改一次，就另存一份電腦文件，到書最後定稿，整整12個版本！我有一篇英文論文，2006年開始寫作，2010年寫完，修改了4年，2014年才發表。

雖然修改稿子要花時間和精力，但是對提高稿子的質量，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過程，而且這種投入是非常值得的。我們都知道，一旦文章發表，就會跟隨作者一輩子，和自己的學術名聲聯繫在一起，所以一定得非常慎重。現在我已經養成了習慣，每當有研究生畢業，不論是碩士還是博士，我都會反覆叮囑，在上交論文的最後版本之前，一定要反覆檢查，儘量杜絕錯誤。對有些論文，雖然不甚滿意，要求學生做內容的大改不現實，但是做文字的最後檢查和梳理則是相對容易且能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完成的。

二、關於文字表達的一些建議

文字表達方法有各種形式，包括描述、敘事、討論和分析等，而這些都是通過具體文字體現出來的。總的來說，文字是為內容服務的，在寫作過程中，始終想到你的文字是為了讓讀者了解你所討論的問題、所論證的觀點，而不是看你的辭藻如何漂亮。寫論文畢竟不是寫小說或者散文，不要求文採飛揚，但求文字清楚、準確、嚴謹、合乎邏輯。不過，如果在上述標準的情況下，文字又很精彩，那當然是求之不得的。

寫作需要對文字有感覺，這種感覺需要不斷地寫作實踐才能培養。長時間不寫，對語言的感覺會變得遲鈍，對此我深有體會。在上世紀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由於在美國攻讀博士，努力為提高英文寫作能力、完成博士課程和博士論文而奮鬥，所以很少用中文寫作。我發現中文寫作的感覺沒有以前好了。彌補的手段就是，在中文寫作的同時，閱讀一些我認為比較好的中文學術論文或書籍，慢慢找回那種感覺。也就是過去人們常說的，「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過去為提高寫作水平，要求學生多讀和背誦古文。現在或許我們不需要再背誦許多古文，但是能夠讀熟甚至背誦一些經典範文，也是有好處的。我剛到美國時，英文寫作非常糟糕，有學者就建議我找高水平的中國歷史著作中英文版對照讀，學習常規的英文學術表達。

寫作學術論文，文字儘量簡單明了、形式直白，不要繞來繞去，不要為了看起來漂亮而玩弄辭藻。雖然我們不講究文字華麗，但是也不要過於平淡，因此建議同一字和詞不要反覆用（當然關鍵詞除外），儘量用同義字詞取代。儘量不要用生僻字，除非是內容特別需要。為了增加所謂「文採」而用生僻字，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會給讀者理解內容造成不必要的麻煩。學術論文也不宜使用過多的形容詞，因為會造成文風拖沓，甚至轉移讀者對文章論題的注意力。學術論文也不宜過度使用成語。我認為成語算是一種間接的表達，要懂得作者的意思，首先要知道成語的意思。而成語經常在不同的語境下會有不同的解釋，與其繞那麼多彎子，還不如直接用學術的語言來表達。而且，使用成語還有一個消極的結果，即可能使論文帶有政治、價值或者情感的判斷。如果你使用「罄竹難書」來形容某人，作為學術研究來說，顯然判斷和傾向性太強，還不如具體分析某人所作所為，讓讀者自己去做評判。

在論文寫作時，難免會使用一些專業詞彙，但是對這些詞彙的使用，一定要限制在最低的範圍，如果對一些概念和要點，不用專業詞彙也能表達的，就儘量不用。文章要寫得讓專業外的人也能讀懂，這也是一項不錯的能力。對必須使用的專業詞彙，應該進行解釋和限定。比如，我在即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茶館研究的第二卷中，「公共生活」是我使用的關鍵詞之一。我在導言中，對這個概念作了明確的限定，在討論了學術界的一些代表性觀點之後，我提出的這個概念包含了以下幾個方面：1.人們在共享的公共空間中的活動；2.在這些地方，人們對隱私沒有期待；3.人們的活動可由社會、休閒或政治原因所驅動；4.公共生活中的活動可被政治形勢和政治文化所影響；5.自發的日常公共生活，而非由國家主導的各種活動（例如國家組織的遊行、集會、慶典等）。這樣，關鍵概念的準確限定，有利於讀者理解這本書所討論的問題和主要觀點。

史料原文的引用要有節制，要儘量用自己的語言來表達。中文史學論文，往往喜歡引用比較豐富的資料，但有時候會造成史料堆砌。我們甚至可以看到，有的論文或者專著，一整頁都是引用的長段史料。英語的學術論文不主張大量引用原文，最好是經過研究者消化後的重新表述。除非是非用完整的原文不可，比如後續的分析是建立在原文文字理解或逐字解釋的基礎上，不引用原文便無法進行分析，可能引起混淆等。原始文獻直接引用過多，會影響閱讀感受，特別是原始資料，許多讀者就乾脆跳過不讀了。史料是不會自己說話的，作者必須對史料進行解讀，方能讓史料呈現應有的意義。關於資料使用等方法論的問題，請參考我的新書《從計量、敘事到文本解讀》，這裡就不詳細討論了。

在論文寫作中，儘量不要用太長的段落和句子。太長的句子會增加讀者對內容理解的難度，在可能的情況下，要儘可能把長句子斷開。有的學者喜歡用長句，認為這樣顯得更有學術性。但是其實我的感覺是，除了增加閱讀的障礙，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好處。如果一句話要讓讀者反覆讀幾遍才能看懂，這不是讀者的理解力太差，而是作者的表達方式或寫作能力有問題。一個段落也不宜太長，如果超過半頁，就可以考慮在適當的地方重起一個自然段。此外，還應該注意段落之間的連接，即承上轉合，否則會覺得下一自然段來得太突然，缺乏邏輯關係。

關於處理好段落的問題，這裡多說幾句。在我剛到美國時，修了英文寫作課，英文老師總是強調每個自然段的第一個句子，就是那一自然段的主題句。所以讀博的時候，老師也建議，如果課程必讀材料看不完，就把導言和結論以及每段的第一句讀了，這樣用比較短的時間，可以把握一本書或者一篇文章的大意。其實，中文寫作也是一樣的，我不清楚現在中學語文是否講這樣的問題。除了那些純粹的描述段落，每個段落的開始，就應該是本段的主題句。重起一個自然段，往往就是意思的轉折，或者內容的延伸。因此，一個段落，一般不應該太短（寫小說或文學作品除外），只有一句話的段落需要避免。如果太短，就應該特別考慮一下是否有獨立存在的必要，是否可以與上邊段落合併。因為很可能作者在新起一段之後，本來應該進一步展開的討論還沒進行，就又開始跳到另外的地方，給人意猶未盡的感覺；要不就是新的一段根本就沒有出現任何轉折或內容的發展，可能需要與上一段合併。

我自己長期在中西兩種學術環境中工作，並一直堅持用雙語寫作，到目前為止，我的主要論著，幾乎都有中、英兩種版本，一般是先寫英文，後翻譯成中文。但是，同一本書或同一篇論文的中英文版是有區別的，中文版都經過我的修改和擴充。中文和英文的學術寫作是有差別的，不僅是語言文字本身不同，而且表達的方式也不一樣。我在用一種語言寫作的時候，會一直想應該怎麼用另一種語言來表達。對我而言，最大的體會是受英語學術寫作的影響，我的中文表達更精煉了。我發現，我的中文作品譯成英語的時候，要做不少刪減，感覺有些有文採的段落重複多餘，有時候甚至需要重新建構段落。但把我的英語作品翻譯成中文時，就很少有不必要的東西，甚至還需要往裡加一些史料，否則感覺不夠豐滿。英語學術寫作追求精煉準確的表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我的中文寫作。因此，我在中文寫作的時候，我會問自己，如果我把這些資料或者討論翻譯成英文，是否會覺得累贅和囉嗦。

三、寫論文的一些技術性手段

我在美國教大學本科和研究生的歷史論文寫作課十餘年，2015年到澳門大學以後，仍然給學生開這門課。雖然我開的是英文論文寫作課，但是我覺得，中英文歷史論文寫作有許多類似的標準。翻閱英文歷史論文寫作手冊，我們會發現都會提到寫一篇好歷史論文的標準，而這些標準是和寫中文論文相類似的。

要達到好論文的標準，需要具備許多重要因素，例如恰當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史觀和學識、研究取向和角度、歷史資料的掌握等等，這些因素必須是長期培養和努力才能解決的。不過，在論文的具體寫作中，上面已經討論的文字問題，應該是比較容易改進的技術性方面。此外，我想還有其他一些論文寫作的技術性手段，也能幫助我們改進論文的寫作。下面簡要提出一些我個人的經驗和看法。

首先要有一個好的標題。論文題目如果不恰當，會影響到讀者是否會有興趣讀這篇論文。題目太抽象，缺乏一些史學研究的主要因素，如時間、地點等限定詞語，反映不出論文的研究主題；題目太大或者太小，都可能造成與論文內容不符；題目的表達方式太沉悶，一看題目就提不起閱讀的興趣；題目沒有顯示出學術的新發展，看起來會覺得很老套，缺乏新鮮感；題目過長則囉嗦，過短則無法涵蓋必要的信息，等等。因此，題目一定要反覆斟酌，使讀者一看標題，大概就知道所研究的內容和範圍，而且還有閱讀的欲望。

作者還應該讓讀者儘早知道這篇論文要達到什麼目的、論文的主旨、研究的問題，乃至核心觀點等等讀者所關注的東西。現在是信息爆炸時代，人們一般沒有耐心被吊著胃口，讀了許多頁還不知道該論文到底要解決什麼問題。猶如宴請客人，要趁著客人胃口不錯的時候，把好菜端出來。因此，作者要爭取在第1頁，就能把讀者抓住，希望繼續看下去。否則讀者可能早早地就放棄了，哪怕你的精華在後面。我的建議是，最好在論文的第1頁（如第一或者第二自然段），就要告訴上面所提到的重要信息。

另外，中心思想或者核心觀點要突出。我發現，學生論文的普遍問題，是文章沒有一個核心觀點（argument）。雖然有各種資料，卻沒有一個中心觀點把這些材料整合在一起，沒有一個中心貫穿始終。這個道理猶如古代的銅錢，必須要有一根繩把錢串起來，否則那些銅錢就是亂七八糟地堆在一起。文章的材料，就是那些銅錢；而中心觀點，就是那根繩子。沒有中心論點，論文就會雜亂無章，缺乏邏輯和說服力。但是怎樣找到論文的中心觀點？我們都知道，在寫開題報告或者申請研究基金的時候，往往都把自己「想像的」中心觀點列上去，其實大家都知道那是不能作數的，因為還沒有開始研究，哪裡有什麼觀點？如果有觀點的話，那就是帶著觀點去找資料證明，恰是歷史研究的大忌。觀點不是一開始就決定了的，是在收集、閱讀、分析資料的基礎上形成的。因此，千萬不要預設觀點，這樣我們在收集資料的時候才沒有偏見，各方面的資料都應該收集，而不應該只找能證明自己觀點的資料。其實，恰恰是那些和自己觀點對立的記錄，給了研究者一個去發現後面更有意義的東西的機會。

但是問題在於，怎樣錘鍊出一篇文章的主要觀點呢？多年以前，我的《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那本書在史丹福大學送交外審後，一位評審者就指出，書的中心觀點不是很清楚。在修改書稿的過程中，我把我的苦惱告訴了羅威廉（William T. Rowe）教授，他給我寫了一封信，教了我一個非常有用的方法，我按照他教我的方法操作，很快就使我的中心觀點明確起來。下面我把這個方法分享給大家。提煉中心觀點可以分三步走：1.一篇文章一般都分為幾個部分，把每個部分的中心意思用一兩個句子進行概括；2.把各個部分總結出來的句子，合在一起，改寫成一個完整的段落；3.總結出這個段落的主題句，這個主題句就是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或核心觀點。如果是一本書，程序也一樣，即把每一章用一兩句話總結，把各章的總結合成一段話，這段話的主題句，就是這本書的中心。

不要使自己主要觀點淹沒在細節中，文章自始至終都要圍繞主題，不要讓太多的枝蔓造成主題偏離。寫作的時候，引用的資料或者討論的問題，一定是和主題有關的。而不是因為某條資料或者某個問題太重要、太珍貴或者太有趣，而加在論文中。使用每一條資料，討論每一個問題，引用每一個觀點的時候，都要問一下自己，是否和這篇論文的主題有關。前面提到過，主要觀點應該在文章開頭便出現，這裡要說明的是，在結論中還應該再次對中心觀點進行某種闡述，以與開篇相呼應。而不應該是在開篇提出了問題，最後並沒有告訴讀者你在這篇論文中到底解決了什麼問題，就是說要告訴讀者你的結論到底是什麼。

要注意用詞和語氣，以便清楚區別「歷史事實本身」與資料所「記錄的歷史」之間的不同。在論文或者著作中所講的故事、事件，作者自己要有明確的意識，自己是在闡述一段歷史事實本身，還是在引用觀察者或者親歷者的記載或者講述。用詞和語氣一定要清楚，否則可能誤導讀者。對於一個事件，可能有不同的人記錄或者描述，因此經常所呈現的所謂「事實」是不同的，可能是真實歷史的一部分，但是也可能是片面的，是虛構歷史的一部分。在用詞時，一定要表述清楚，是「某人所記錄」，或者是「根據某人的觀察」，或者「依據某材料」。一定要讓讀者知道，這段論述是闡述歷史事實，還是資料這麼說的，或是作者論述分析的。現在有些論文，把三者混在一起，這樣可能造成敘事的混亂。如果是作者的論述和觀點，可以用「筆者認為」等方式予以講明。

在與不同觀點進行辯論的時候，一定只用學術語言，儘可能公正地評述，不能因為需要反駁他人觀點，而片面理解或者斷章取義。要用討論的口吻，而不是下斷言或猜測，例如說某人的觀點是「錯誤的」，是「歷史虛無主義的」，是「反……主義的」，是「違背……原則的」，是「帶著……目的的」，等等。應該是觀點的交鋒，而非站在政治或道德的制高點。不要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而是在爭論過程中求得學術的探討。我們需要認識到並沒有所謂的絕對真理，或者所謂絕對的歷史真實的存在，歷史過去了就過去了，或許我們永遠不可能完全重構逝去的歷史。我們必須承認每個人都有認識和理解的局限，這種局限可能與家庭、地域、教育、經濟地位、意識形態、政治觀點等等因素有關，所以對那些與自己看法對立的觀點，一定不能採取一味排斥的態度。要避免以偏概全的論斷，或者使用人身攻擊的詞彙。除非有非常直接的證據（不是猜測或推論），不能隨便指責別人學術不端、抄襲，或者用可能損壞他人學術聲譽的詞語進行學術討論。

文獻綜述要與作者的課題有機結合起來。現在的文獻綜述，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只羅列或者簡介文獻，而不是對此前研究的貢獻和觀點進行分析和對話，也沒有把自己的課題與文獻綜述所提到的那些成果建立起必然的聯繫。把自己的課題與過去的研究進行學術對話是至關重要的。為什麼許多論文停留在簡單的描述，就是因為缺乏問題意識，無法在更高層次上與現存的研究進行對話，所以具體問題無法上升到理論層面來討論。

引用文獻要規範，也是寫好論文的要素之一。千萬不要試圖在寫完文章以後才去查核資料來源，這樣會耽誤和浪費許多時間。要養成一個良好的習慣，收集資料時便及時標註好詳細的來源，不過寫草稿的時候可以採用簡注的辦法，例如作者姓名和頁碼等，以保證最後能夠做出完整資料來源的注釋。如果在收集資料和寫作的各個階段不堅持隨時標註來源，一是有可能時間久了，記不清到底是徵引的資料或者轉述他人觀點，還是自己的思考或看法，結果造成沒有按規範注釋，可能無意識地犯抄襲的錯誤；要不就是有可能最後無法找到正確的來源，而不得不忍痛放棄那些非常有用的資料。

在一篇論文寫作的初期階段，不要過多考慮文字是否通順，詞語是否恰當，行文是否流暢，以免打亂思路，而要儘快把頭腦中的想法寫下來，文字是可以隨後處理的。魯迅曾經在談論寫作的時候告誡道：「寫不出的時候不硬寫」。不時有學生找我訴苦，說是寫不出來，很痛苦。我往往告訴他們，文章不必從頭寫到尾，資料豐富、思考成熟的部分可以先寫。有時候，當我們對一個問題面臨瓶頸，無法動筆或者展開的時候，可以暫時放下，寫其他的能寫下去的部分。奇蹟有時候就會出現，其他部分的研究和寫作，有時候在不經意間出現了一把鑰匙，就把那扇原來封閉的門打開了，問題突然清晰了。這個時候，寫作就順理成章地進行了下去。所以，寫不出來的時候，把思路轉移到其他地方；或者去閱讀有關的二手研究，也是打開思路的好方法。現在使用電腦，文章的順序調整變得非常容易，在寫草稿的時候，幾乎可以不必拘泥於先後順序，可以留待下一步處理。一篇論文，有時候可能要調整無數次，才可能達到最佳的效果。因此，要有論文整體調整的思想準備，要捨得在結構上動大手術，不能怕麻煩。

以我自己關於麻將的一篇論文為例，最初的英文文稿只是按主題分為六部分，缺少層次上的遞進關係，即「爭端與居委會」「麻將的功能及其引起的社會問題」「國家對麻將的管控」「個人權利和集體利益的矛盾」「關於城市形象和城市精神的爭論」「麻將、休閒以及日常生活的衝突」。稿子投給雜誌後，一位匿名評審人總結道，其實論文講了四個層次的問題，我認為這個評審者說得有道理，便對論文動了大手術，最後的結構是：「關於麻將的訴訟」「個人的故事：個體權利與集體利益」「街坊的故事：居委會的困境」「城市的故事：怎樣塑造自己的形象？」「國家的故事：地方問題還是全國問題？」「公共生活中的市民、街坊與城市」六部分，這樣，這篇論文從個人的故事開始，範圍逐步擴大到街坊（鄰裡）、城市，以至整個國家。這種多層次的結構，比原來的布局顯得更新穎，更有邏輯性。最後發表的英文版就是這個結構。

在讀資料的時候，或者在寫作的時候，哪怕有些想法非常不成熟，只是一個疑問，一個困惑，一個小小的不理解，或者思想的一閃念，都要隨時記下來。有些思考是轉瞬即逝的，一旦出現了，就立刻記錄下來，無論是電腦上、手機上，還是任何紙片上。當這些問題集中到一起，經常會發現一些有趣的東西，甚至發現你研究中最重要的思路或者觀點。這是我在四川大學讀書的時候，我的碩士導師隗瀛濤先生給我傳授的經驗。上世紀80年代我寫《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遊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的時候，隨身帶著一個筆記本，有任何想法，就記在上面，幾年來記了一大本，書中的許多思考，都是從那本「隨想錄」中得來的。我猜想這種方法可能脫胎於顧炎武的治學習慣，他遊歷各地的時候，隨身帶一個袋子，有體會就寫在紙條上，扔在袋子裡。日積月累，這些紙條匯在一起，成為了名著《日知錄》的基本素材，就是他所說的「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如果要追溯到更久遠，也就是《論語》中的「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這些前人的經驗之談，就是一個意思，思考是必須每天進行的，這些思考要隨時記錄下來，鴻篇巨製，無非是這些涓涓細流匯集而成。千萬不要幻想坐在電腦前便思如泉湧，下筆若有神。坊間許多這類故事的流傳，雖然的確有一氣呵成的先例，但不少也是過去文人的無可考據的軼事或編造的神話而已。

這裡還想告誡一下年輕的朋友們，寫作過程中一定要妥善保存好正在工作的文件。在我作為教師的職業生涯中，遇到過不少學者和學生由於電腦出問題，把傾注了無數心血的書稿、文章或者作業文件搞丟了。在美國教師中有一個大家常用的說法：「狗吃了我的家庭作業」（The dog ate my homework），是譏諷那些不按時交作業而隨便找個藉口的學生。不過，在我幾十年的教書生涯中，倒是真的有不少學生由於各種客觀原因，丟失了正在寫的論文文件。我在霍普金斯大學讀博的時候，曾經丟失過一個手提電腦，萬幸的是，我的所有重要文件都有備份，要不文件遺失了，延長几年的讀博時間也是可能的。現在，我們儲存信息的方式更多樣化、更加方便了。我自己的經驗是，正在工作中的文件，不僅存電腦，還要存到雲盤、U盤、硬碟或發送到電子信箱，以做到萬無一失。這樣，哪怕是電腦遺失或者損壞，也不會造成作品的丟失。

最後應該特別強調，寫一篇好論文，文字只是最基本的要求，還需要資料豐富、論述深入、條理清楚、層次分明、觀點鮮明、邏輯嚴密、合乎規範等。同時，我認為，寫一篇好論文，甚至什麼是好論文，學者們會有不同的體會和看法，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同樣的技術或方法，對一個人來說是經驗，可能對另一個人來說是教訓。這需要在實踐的過程中，反覆摸索，才能總結出一套對自己行之有效的方法。這篇文章所討論者，不過是自己長期學術研究與寫作的經驗，和同行特別是青年學生和學者們分享，是否有用和有所啟發，要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包括寫作習慣、知識準備、課題性質、研究方法等等，進行融會貫通，方會有比較好的結果。

01 從計量、敘事到文本解讀

本書由作者不同時期的11篇文章構成。作為一個整體，展示了作者學術研究方法的轉變。這些文章涉及不同的主題，寫作於不同的時期，在方法上都有一定的特點，體現了作者方法上的自覺，可以說是作者近三十年來學術探索的一個總結。從這本書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從計量、敘事到文本解讀的學術軌跡，從數據和社會結構的分析開始，到對下層民眾和日常生活的深描，最後致力於歷史文本的多角度闡釋，反映了作者從社會科學方法，到人文學方法的回歸，以及所採取的新文化史、微觀史和人類學的多學科交叉的研究取向。

02 消失的古城

作者提供了人們日常生活的豐富細節，講述了成都這座城市從傳統生活進入現代的故事。它為我們精心描繪了聽戲、泡茶館、逛廟會、節日慶典、街頭政治、改良與革命等活動，以及乞丐、苦力、小販、工匠、挑水夫、算命先生、剃頭匠等各種身份的人，在這座城市中為生活而掙扎。本書從微觀史的角度，以通俗、生動的語言，讓我們看到成都歷史、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變遷，並留下深刻的思考。

03 茶館

本書應該說是以新文化史和微觀史取向在中國史研究的一個實踐，理解茶館的社會、文化、政治角色，能夠幫助我們不僅從微觀角度了解成都，而且對認識20世紀中國城市、城市社會以及與中國政治之關係都將有所裨益。作者通過考察茶館的歷史、茶館的經濟功能、茶館作為社區中心以及茶館所蘊藏的豐富日常文化和政治文化，告訴我們：當傳統的日常生活和休閒的方式逐漸消失，為什麼茶館能夠在艱難的社會環境中倖存並更加繁榮。微觀歷史研究取向可以引導我們進入城市的內部，茶館提供了研究下層民眾活動的一個重要空間，在那裡我們可以仔細考察他們日常生活的細節，即使這些細節看起來是多麼地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