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身處同一校園,也還是有許多人並不了解中國留學生正在經歷著什麼。此時,積極地溝通、發聲,獲取外界支持顯得尤為重要。
採訪 | 小葉
受訪 | Ruofan Yu
今年全球新冠疫情暴發期間,中美矛盾愈演愈烈、也愈發公開。這把火還不幸燒到了身處美國的龐大中國留學生、學者和科研人員身上:從各種籤證禁令、調查甚至逮捕中國籍科研人員,到美國北德克薩斯大學對中國訪問學者和學生下逐客令,同時,美國媒體還報導,川普政府正考慮進一步限制中國留學生赴美學習。海外的同胞們遭遇了人生前所未有的艱難挑戰。
早在今年8月6日,《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中國留學生Ruofan Yu撰寫的短文Building bridges,以《全球爭議影響外國科學家,我們需要學界支持》(Global disputes affect foreign scientists. We need Community support)為題在線刊登於《科學》網站。撰寫這篇文章時,Yu還是休斯頓貝勒醫學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的博士後,她14年赴美深造學習,至今已在美國生活了6年。
年初至今的疫情加上美國緊張的環境,讓Yu感受到了很大的壓力和焦慮。但她是勇敢的,也是幸運的,和自己的小夥伴們撰寫聯名信,向學校公開了中國留學生們的遭遇和憂慮,最終收穫了學校和他人的理解與支持。與此同時,她還向《科學》雜誌投稿,記錄下這一切,呼籲學界建立溝通和理解的橋梁,打破政治試圖建造的藩籬。
《返樸》聯繫上Ruofan Yu,請她與大家分享自己的真實經歷及所感所想。
問:你在美國6年期間,覺得美國對海外留學生的政策、態度等方面發生了哪些變化?尤其是對科學領域工作學習的中國留學生及科研人員。
Yu:首先,對學生和博士後影響比較大的肯定是籤證上的變化。我們這屆剛本科畢業的時候,幸運的同學是有機率拿到五年籤證的,就可以不太有顧忌地回國探親或者去第三國旅遊/開會。這個政策本身雖然還存在,但能感覺到給STEM博士的機率是越來越低了。
如果是拿的一年籤證,那麼每次遞籤過程中都可能會遇到長時間的行政審查。因為審查時間具有不確定性(我認識的導師有學生被卡半年以上),許多導師就會不太願意放學生回國,所以不少同學就會選擇很多年才回國一趟,或者乾脆不回國了。據說在墨西哥辦理續籤被審查的概率小,我還有朋友專門坐大巴去墨西哥籤證。
現任美國政府對待華人科學家的態度應該說惡化得比較明顯。除了比較有名的郗小星和陳霞芬,還有不少學者也背上了間諜的嫌疑。我們現在如果要申請中國國內獎學金或者合作課題也多了一些申報程序。美國疫情暴發以後,這方面的動作又達到了新的高峰,先是川普宣布要禁止給一些敏感學科的學生籤證,還有學生在機場因「間諜嫌疑」被沒收電子設備等等。
問:今年疫情暴發以來,對你的工作生活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Yu:我個人工作受的影響不算太大。至於生活上的不便和對疫情的擔憂,我想大家都是一樣的。比較令我不安的是外界環境對中國留學生,甚至對整個華人群體的態度。
外界的許多言論,上至政客下至網民,都帶有很多誤解和敵意,網上有一些中國人遭受言語攻擊甚至暴力的例子,這就對我的心理產生了壓力。好在我所在的城市比較多樣化也相對開放,所以日常生活中並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當然,一開始戴口罩的時候也是被人盯過的。
問:今年5月開始,美國政府對中國留學生(尤其是STEM方向)的籤證政策進一步嚴苛,你們如何應對?學校方面提供過哪些具體的支持、援助或者建議嗎?
Yu:我的體會是大家都挺難受的,也都憋著火。五月份那個總統令出了以後,大家一合計就給學校寫了封聯名信,學校也給出了積極的回應,組織同學開會解答一些關於課業、身份以及法律方面的問題。最近還找了專家來開講座講怎麼應對針對亞裔的歧視等等。
問:寫聯名信的動機是什麼?這件事給到你們怎樣的幫助和啟發?
Yu:川普針對中國STEM學生學者的總統令出臺以後,大家普遍比較震驚。加上疫情開始以後亞裔遭受的一些不公言論甚至攻擊,我覺得學校有必要表達對中國學生的支持,所以自己先寫了一封信給校長。後來學生們在群裡討論,覺得寫聯名信會得到更多幫助,所以就由幾位同學起草了信件,大家籤名後送給了學校。學校了解之後組織了各種會議幫大家答疑解惑,也發郵件表達了對國際學生的支持。
絕大部分美國人並不清楚中國學生面臨的種種壓力,畢竟他們不是利益相關者,持各種立場的人都有,所以要獲得外界支持,緩解自己的困境,首先應該積極溝通。我覺得這次經歷是有效溝通的一個好例子。畢竟在聯名信之前,即使身處同一校園,還是有很多人並不知道我們到底在經歷著什麼。
問:你在文中表示,美國形勢的變化讓你對自己的未來產生了擔憂,你覺得自己未來可能會面臨哪些困境?
Yu:一方面是怕大環境不友好,不過我希望這點在大選或者疫情減輕後有所好轉。另一方面是怕政府沒錢,因為我們做生物醫藥研究的主要靠NIH(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給錢,比較怕削減預算。
問:是什麼契機讓你想到給《科學》雜誌投稿的呢?雜誌方面又如何協助發表的?
Yu:我身邊的同學朋友和網上許多留學生都表示當下美國的環境給自己帶來不小的壓力,所以我想分享一下自己的經歷,一方面希望大家積極與外界溝通,從而讓自己的處境能好過一些;一方面也想告訴大家有壓力、有煩惱是正常的。
《科學》雜誌的專欄編輯在接到我的小文章後立刻就表示了興趣,因為外國trainee(即本科、研究生和博後)很少給他們專欄投稿。而且在目前的形勢下,他們很關心中國學生學者的處境,所以非常歡迎我的稿件。
順帶一提,短短七百字的文章從投稿到刊發改了整整27稿,經手了三四位編輯。《科學》雜誌的專欄編輯相當認真負責。
問:現在美國疫情還很嚴峻,且留學生政策也有很大不確定性,你對未來一兩年內打算赴美留學的學生有什麼建議?
Yu:如果沒有執念,可以考慮下留在國內讀研或者去別的國家,比如歐洲、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日本的科研也都不錯。如果有特別喜歡的美國學校或者導師,那我還是覺得應該追求夢想。畢竟美國科研實力不容小覷,美國學校出身的學生也可能更受國內僱主青睞。其中利弊還得根據自己的情況來考量。
問:當下緊張的中美關係會對科學界產生哪些影響?科學界該如何給予海外留學生和科研人員更多的支持呢?中國學生和科研人員自己又可以採取哪些行動呢?
Yu:任何形式上的racial profiling(種族定性)對科學界都必然是有害的(去年一些中國學者也在《科學》上發過一篇聯名信:Racial profiling harms science)。學界應該呼籲保障學術氛圍的公平與自由。具體到各個學校的話,應當盡力為遇到困難的中國學生進行精神上以及實質上(比如法律、課程安排等)的支持。而像我前面所說的,許多人並不了解中國學生學者面臨的特有問題,所以希望遇到困難的人可以多站出來分享自己的故事,其他人也能夠積極提供幫助。
問:很多留學生和科研人員的家人都在中國,政策和局勢快速變化,國內外可能會有一些「信息差」,引起家人恐慌。如何與家人更好地溝通解釋,避免給家人和自己增加額外壓力?
Yu:這種壓力我十分理解。我的父母理解並支持我的選擇,但家中其他長輩時常表達對我在美學習工作的擔憂。我想我們應當儘量客觀、全面地解釋自己周圍的情況。另外,我認為越是在緊張的環境下,越要多和父母交流,不然更容易造成焦慮。人與人的溝通本就不易,越是在困難的時候,耐心和理性就越為重要。
以下是8月6日《科學》刊登的Ruofan Yu來稿Building bridges:
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懷念過去那些為籤證擔心的日子——那時,我擔心的只是籤證會延遲多久。然而,作為在美工作的中國博士後,近來的經歷使我體會到了遠勝於此的焦慮。今年二月美國政府頒布的旅行禁令,使我被迫中斷了在國內的短暫新年假回到美國。自此之後發生的一切讓我震驚不已:我的同胞經受著語言和肢體攻擊;我的故土變成了病毒的代名詞;常去辦事的中國領事館,也在壓力下關閉。兩個月前,我認識的一位中國研究生在登上回國的班機前,因被懷疑從事間諜活動經受了整整兩個小時的盤問。他的經歷給我造成很大的觸動。
6年前,我從中國來到美國讀博。由於之前已經在加拿大生活過一段時間,我並沒有遇到太多語言障礙或文化衝擊。冗長的籤證審批過程成為我壓力的主要來源。記得第一次辦理籤證時,等了5天就取到了證件。但是,去年我回中國更新籤證時,正值中美貿易戰,同樣的過程花了整整一個月。不過,我認為自己相當幸運,畢竟有人在籤證上耗費數月甚至一年。出於對無法及時返回美國的擔憂,我的一些朋友甚至選擇在整個博士或者博士後階段都不回國探親。
近年來,中美各自的立場趨於強硬,令人對未來感到憂慮。今年5月,美國政府宣布,和「軍民融合戰略」研究相關的中國STEM學生不再被允許進入美國。這一政策對我沒有直接影響——畢竟我主要的研究模型是啤酒酵母——但現狀卻讓我對未來思慮重重。從今以後,是不是所有的中國STEM學生都會被另眼相待?
5月政令宣布幾天後,我收到系裡的電子郵件,建議中國籍員工在政策的更多細節出臺之前,避免離開美國。我對系裡的提醒心存感激,但同時希望得到更多的同理心和情感支持,也希望學校管理層能夠承認,他們知曉並理解我正在經歷的一切。我並不是一個人:在討論組裡和社交媒體上,其他中國學生也表達了自己的憤怒、沮喪,大家都渴求支持。然而,處於這一群體之外的人似乎並沒有意識到這些政策對留學生的衝擊。
正因如此,我給校長致信表達了自己的想法和焦慮,也在微信群裡向其他中國學生提到了這封信。一些校友立刻表達了想要以集體名義發送聯名信的意願。同學們一拍即合,幾天以後,我們給校長、研究生項目領導等學校官方人員發出了一封聯名信。
令人高興的是,校方很快做出了回應。我們收到了許多的善意與理解, 學校還組織了線上會議來討論我們關心的種種問題。幾天之後,學院發表了一份公開聲明,對所有的外國學生學者表示支持。世界並沒有改變:疫情持續,兩國間的關係緊張依舊,但來自學界的支持仍使我鬆了一口氣。
身為中國學生,我想在此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體會:對我們中的許多人來說,大聲、直白地表達自己的想法與擔憂絕非易事。身處異國他鄉,內心難免沒有底氣,畢竟我們的權力有限,身邊也沒有家人支持。但在這種局勢下,表達憂慮、尋求幫助顯得尤為重要。溝通的方式多種多樣,可以給校方寫郵件、寫信;可以選擇在會議上發言;甚至非正式地和同事們交流想法,也是頗具積極意義的。
通過開展真誠的對話,我們可以讓科學界理解我們面臨的特殊難題。這樣的對話可能無法改變外交局勢,但對每個個體而言,它能夠幫助我們打破藩籬,建立溝通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