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爾賽和約》通過加重德國負擔而使得情況更加糟糕，德國是歐洲最重要的工業國家，而現在背負了無限的實物和現金賠償的負擔。這不僅扭曲了其經濟發展，使其復甦延後了很多年，而且在駭人的通貨膨脹到來之時，剝奪了許多能夠刺激經濟運轉的因素。在東方，德國最重要的潛在市場——俄國，幾乎被完全阻擋在其邊境之外，幾乎沒有貿易；多瑙河和巴爾幹地區是德國商業的另一個重要地區，但或被分裂或窮困潦倒。
這些困難被美國願意出借的資金（雖然並不要求歐洲以貨物償還，但事實上已推後了其關稅壁壘）逐漸克服。但是，這帶來了對美國持續繁榮的依賴的危險。民族自決也有其缺陷，那就是它經常使得經濟混亂不堪。但是，很難看到有什麼理由去反對民族自決原則。協約國的勝利與和約締結的修辭，使許多人認為這是一個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巨大勝利。四個集權的，或者說不民主的、反對民族主義的狹隘的帝國倒塌了，而至今為止和約仍保持其特性，即歷史上唯一的、由全部是民主政體的強國所締結的和約。
自由主義式的樂觀主義也從威爾遜惹人注目的單純上得到了大力體現；他竭盡全力想讓人們明白，美國參戰的性質和協約國有著根本的不同，是被高尚的理想和信仰所鼓舞的（他令人厭惡地不斷重申這一點），這一信仰即如果其他國家能夠放棄其古老的有害的方式，那麼這個世界能夠為民主政體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一些人認為事實證明他是對的；新的國家（尤其是德國）採納了自由主義、議會憲政並常常是共和主義的形式。最後，還有國際聯盟的幻想；這個建立一個新的非帝國的、超越民族國家權力的夢想最終得以實現。所有的這些都植根於謬誤的前提。原則在實踐中被嚴重玷汙。
和約的締結使得不滿的民族主義充斥著各處；它在德國製造了新的、激烈的民族主義憤恨。也許這並無實際作用，但它是許多自由主義之外的東西得以生長的土壤。更何況，新國家的民主制度（就此而言，古老的國家的也是同樣）在一個貧窮、苦難和失業加劇了政治鬥爭的世界裡起步，在很多地方，對民族主權的崇拜所造成的特殊的混亂，使得這種情形更加惡化。在戰爭中舊式經濟交易模式被打碎了，這使得在國家內部處理農民貧困和失業問題更為困難；俄國曾經是歐洲大部分地區的糧倉，但現在在經濟上很難再現。
這個背景是革命者所能夠也將試圖利用的。如此之多的國家抱有修訂和約的野心，至少包含著妄圖如此的有著重要地位的少數派，這大大增加了革命者的機會。許多義大利人將南斯拉夫看作是實現對亞得裡亞海和巴爾幹地區擴張的古老夢想的障礙，其他義大利人則希望得到原先土耳其在小亞細亞的領土。希臘人有著相似的期望。立陶宛和波蘭為它們對維爾納的要求而爭吵。對波蘭和德國就西裡西亞領土要求的一項公民投票，更使得該地區長期充斥著憎恨和強烈情緒，至少在一個雙方均感滿意的條約達成之前都是如此。
匈牙利人悲痛和憎恨於其古代王國領土的大片喪失。垂落於幾個世紀以來的東歐和中歐的新俄國的陰影，則使得情況更加糟糕。布爾什維主義，如同1917年「十月革命」締造的新俄國政府所宣稱的革命信條那樣通常被稱作地，在戰後的年代裡被許多歐洲國家視為雙重的威脅。
很快各歐洲國家都發現，國內有一個革命的共產黨，它對工人階級的國際事業以及這一事業在莫斯科的領導權效忠。共產黨引起了很大的驚慌。這是由其誕生環境決定的。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在1919年3月由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在莫斯科建立，用以給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提供領導，他們害怕如果不這樣的話，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就會再次陷入之前的缺乏革命熱情的領導人手中，而第三國際的領導人認為沒有抓住戰爭的機會應當歸咎於此。列寧對社會主義運動的檢驗依託於共產國際，其政策謹慎而嚴格，富有紀律性和堅定性，這與其認為需要一個有效的革命政黨的觀點相一致。
幾乎在每個歐洲國家，都將社會主義者劃分為兩個陣營，彼此為獲得工人階級的支持而競爭，因此嚴重削弱了大多數國家的左翼力量。一些社會主義政黨依附於共產國際，並常常以「共產黨」為名；另外一些，甚至當宣稱自己仍然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卻仍然留存在自分裂中產生的民族主義政黨和工會之中。後者中最顯著的是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和法國的社會主義黨。儘管如此，許多歐洲人認為，即使是溫和的社會主義也是令人擔憂的，因為戰爭之後似乎有大量的革命可能性可以被利用。
在匈牙利，一個布爾什維克政府實際上有過短期的執政，但是也許更加令人吃驚的是德國不斷的共產主義起義的嘗試，有些獲得了短暫的勝利。諷刺的是，甚至是在共產國際建立之前，這已經迫使在戰敗後不久成立的新的德意志共和國的由社會主義者主導的政府，為了避免革命而不得不倒退，依賴於保守力量——尤其是舊軍隊中的專業士兵。這給德國左翼的分裂平添一個特殊的苦難。但是在各個地方，共產主義政策使聯合抵抗保守主義變得更加困難，因為他們時刻警惕著以革命修辭來偽裝其陰謀的溫和派。
國際社會主義者的有意分裂，以及其中一些新的由蘇維埃激發的、在意識形態上對憲制政府和任何似乎贊成資本主義經濟的政權的疏遠，將歐洲從文化上和政治上分裂開來，這是自宗教改革運動以來未曾有過的。堅定的共產主義者通常是少數派的這一事實，許多年來被掩蓋在其在各個國家裡接連獲取左翼領導權所表現出的策略這一面具下。
在「客觀的」意義上（就像馬克思主義的術語所運用的那樣），他們是外國勢力的代理人，因為他們至少在意識形態上效忠於一個分裂的、並不包括歐洲在內的世界。事實上，歐洲與東方再次有了分界線。關於俄國是否是歐洲國家這一古老問題此時被以一種新的方式解答了，因為蘇聯斷然宣稱，在最為重要的方面，它不是歐洲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