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全國轟轟烈烈的鐵路風雲成為壓垮清朝的最後一根稻草。
遠在西南腹地的四川是保路風潮最激烈的地方，除了成都平原，全省是以山地丘陵為主，清朝末年的四川並沒有鐵路，為什麼會因為要修建鐵路這一「民生工程」而鬧起巨大風波？為什麼說保路風潮是促成辛亥革命的導火線？這是一段似乎人人都有聽聞，但其實可能並不大了解的歷史。
成都市人民公園內的保路紀念碑
一、修建鐵路的背景：到底是「民營」還是「國營」？
甲午戰爭後，鑑於鐵路對國防的重要性，清朝決定籌集資金自辦鐵路。因資金匱乏，還是從國外貸款為主。1897年，利用外資修建的津盧鐵路建成通車，盧漢鐵路、粵漢鐵路、津鎮鐵路相繼上馬，到1904年，先後建成鐵路一萬三千餘裡。
隨著鐵路項目潛在巨大利益，許多辦洋務的官商覺得眼紅，紛紛向官府要求允許民間資本進入。用外資官辦的建路確實存在不少問題，鐵路的管理權、用人權、稽核權、購料權都由洋人掌握，一旦中方借款到期還不上，外方就會把鐵路佔為己有，勢必嚴重危及國家利益和安全。
清朝原本在1897年初就成立鐵路總公司，考慮自己獨立建造鐵路。不過，在鐵路總公司督辦盛宣懷、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大臣看來，民間根本沒有足夠的資金來修築鐵路，原則上這還是一種與洋人談判拉鋸的籌碼。
盛宣懷塑像
經過盛宣懷等人一番運作，1898年4月，清朝又與美國合興公司籤訂《粵漢鐵路借款合同》，將粵漢鐵路的承建權交給美國人。沒多久，不但英國不大滿意由美國人佔據華南地區巨大利益，就中美雙方在鐵路附近開礦問題上也產生分歧。
美方私自將三分之二的股權賣給比利時萬國東方公司，湖北、湖南、廣東三省紳商強烈要求收回路權，這時清方才真正向民營商辦傾斜。
拖到1903年，官府明確宣布對民營鐵路公司不再派監督總辦等角色。又頒布《鐵路簡明章程》，允許各省官商自集股本興修鐵路幹線與支線，商辦的鐵路公司開始陸續建立。1906年，航運、鐵路、電報、郵政等統歸郵傳部專管，其中的重頭戲就是鐵路建設。到1910年，民間各地成立了17家鐵路商辦公司。
這幾年間，清朝在民間激烈反對情緒推動下，也收回了一些鐵路路權。比如粵漢路權已轉給美國的華美合興公司，但中方找到美方違約的證明把路權收了回來，不過高了一倍的675萬美元贖回承建權。此後，各省商紳於1905年至1908年都發起贖回滬寧鐵路、蘇甬杭鐵路、廣九鐵路承辦權的行動。
所以，清末的保路原本涉及不少省份。但從另一方面看，正如盛宣懷、張之洞等人所慮，雖然民眾是出於愛國心，但民間商紳大多數並不懂洋務，同時缺乏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要獨立自主建造鐵路幾無可能。
辦洋務著稱的張之洞
雖然清朝官府將這一事務允許民間商辦，但各地實際無法籌集到修路所須的巨額資金。其中還有一個客觀現象，官府迫於輿論壓力，對修路一度放鬆管理，實際各省各自謀劃，缺少統一督導，修路標準不一，根本沒有互聯互通的打算，使得自主修路也成為一鍋亂局。
即便當時做得比較好的粵漢鐵路公司，花了約1000萬，實際只鋪設了40英裡鐵路。
當時澳籍華人雪珥對民營商辦鐵路評價說：「面對鐵路這一資金、技術、管理饑渴型行業，民營資本不僅先天疲軟，而且其腐敗與內訌，因比國有企業缺少監督和制約而變本加厲。17家民營鐵路公司，家家都是烏煙瘴氣、醜聞迭出……」
再到1911年，郵傳部大臣盛宣懷等再次建議朝廷宣布鐵路幹線國有，原本是一項必要措施，但官府做法失當，毫無協商善後的意思。這一舉措的背後雖說有收拾亂局的初衷，但同樣還是涉及盛宣懷打算同外資四國銀行借貸還債之意。
因此，最終保路風潮的性質漸漸起了變化，原本是從單純國人為了保護路權而與洋人有不滿爭奪，變成了摻和國內民間與官方的複雜衝突。
保路紀念碑上浮雕，當時四川並沒有鐵路
二、四川鐵路籌辦陷入一場「扯皮」
四川鐵路問題的爆發，起因在端方受盛宣懷推舉出任川漢粵漢鐵路總辦大臣。端方本人並沒到四川，而是到兩條鐵路的樞紐武漢待著。
當地的湖廣總督瑞澄與端方暗中較勁，端方就逼迫四川總督趙爾豐儘快完成鐵路國有。盛宣懷在背後要與四國銀行繼續完成交涉，利用鐵路修築權向外國借總額為六百萬英鎊。激起湘、鄂、粵、川人民的反對，尤以四川最為激烈。
四川當時並沒有鐵路，整個西南地區就雲南毗鄰越南法國殖民地，境內有法國人在1903-1910年完成的滇越鐵路雲南段，是當時西南地區的第一條鐵路，也是中國的第一條國際鐵路，從昆明直通越南，全長480多公裡，時速不到40公裡。直到今天，雲南部分地段還把這一小火車作為旅遊項目在使用，因為法國人當時的鐵軌只有一米寬。
清末由雲南法國人造的米軌鐵路
四川修鐵路的股金不僅來自紳士、商人、地主，還有大量農民，佔很大比例，之前總督錫良成立川漢鐵路公司，首期籌劃武漢到重慶段，這是改善四川以山地為主，便於省內鄉紳、民眾或出行、或買賣的一項重大舉措，雖然有攤派的嫌疑，但畢竟得到省內各地民眾響應。
忽然朝廷朝令夕改，宣布「鐵路國有」不說，還拒不歸還四川的股金。
從甲午戰爭到庚子事變，四川分擔賠款已200多萬兩，再加上修路的民間「租股」，令許多平民百姓喘不過氣，保路史料稱川民「賣妻鬻子、傾家破產者不知凡幾」。
6月13日，四國借款合同寄到成都，由羅綸起草文章，逐條批駁，並聯合2400餘人請求王人文代奏朝廷，希望能夠退還股金。1910年底，川路公司已經實收股金1198萬兩，其中，官府投資23萬兩左右，巴蜀商人投資245萬兩，普通民眾繳納租股達928萬兩。這些錢究竟有沒用到修路讓人十分懷疑，當時公布有用於鐵路公司的辦公經費花費200餘萬兩，投資銅元局損失200萬兩，在上海投資橡膠生意損失300多萬兩……似乎根本就沒有用於籌劃修路。
從武漢到重慶的實際鐵路數據幾乎為零，按當時工作進度，推算要完成川漢鐵路至少需要90年。可想而知當時川人對「鐵路國有」舉措的失望和憤慨……所以，巴蜀民眾強烈希望官府將股金退還，但官府對此居然敷衍塞責，大有侵吞之意，還對當時的民間保路組織，懷疑被同盟會等操控，形成一種敵視，終於四川民眾對清朝官府的不滿激變成了1911年轟轟烈烈的保路風潮。
1911年9月7日上午，總督趙爾豐稱北京有好消息，將四川保路同志會，四川省諮議局、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的首腦蒲殿俊、羅綸、鄧孝可、張瀾、顏楷、胡嶸、江三乘、葉秉成、王銘新等人哄到督署看電報，隨即加以逮捕，企圖以此打壓保路行動，頓時將這一風潮的性質來了一個大變化，激起全川上下的同仇敵愾之心。
趙爾豐對保路同志會進行大搜捕，還對同情他們的群眾下令開槍，擊斃群眾數十人，還下令三日不準收屍。
保路的悲劇釀成一股全省的大變，最終成為武昌方面的導火線。
三、四川保路風潮為什麼會是武昌首義的導火線？
對於涉及在保路風潮中顯得心狠手辣的趙爾豐，本來是前總督錫良一手提拔的心腹。
從錫良在山西任巡撫時，趙爾豐就被任為靜樂知縣。1903年，錫良調四川總督，趙爾豐跟著入川，先後任永寧道、建昌道。
趙爾豐像
趙爾豐為人勇敢果決，在地方就素來以嚴酷著稱，很受錫良賞識。當時在川西藏區進行改土歸流，趙爾豐成績顯著，受到朝廷嘉獎。在錫良離開四川以後，就讓其接任，不久趙爾豐還前往任駐藏大臣，由其兄趙爾巽頂替到1910年。
趙爾豐回到成都以後，其兄調去東北。四川的保路呼聲已經十分強烈，很多人對趙爾豐在這股風潮中是一個大反派人物。朝廷在這一時刻派趙爾豐回任四川總督，顯然就是希望藉助其果決勇猛的手段，為盛宣懷、端方順利完成鐵路國有舉措。
但是，實際上這場悲劇根本不是趙爾豐的本意，他就不希望對此採取過激方式。之前，趙爾豐與其兄趙爾巽常有聯繫，對四川局勢變化一直很清楚。趙爾豐認為「四川百姓爭路是極正常之事」，他一面開導民眾，一面電懇內閣「籌商轉圜之策」，甚至他還請求朝廷查處盛宣懷。
但朝廷方面十分依賴盛宣懷籌款，對趙爾豐所陳四川民情置之不顧，反而電飭要求從速解散群眾。趙爾豐處於任上被逼無奈，只能執行命令。所以，趙爾豐才有誆騙保路各方首領到督署看北京電報一幕，希望對一夥保路組織首領施壓，但沒有效果，最終才變為強硬手段，無視民眾生死。
保路會張貼的通告
到9月中旬，趙爾豐緊閉成都城門，各街加兵防守，封鎖郵電交通，加派人手搜捕同志會成員和青年學生，查繳所有宣傳保路的報刊，激起巴蜀各地保路同志軍揭竿而起。成都附近州縣廣大民眾都參與進來，稱呼同志軍或國民軍，在同盟會員和哥老會首領秦載賡、龍鳴劍、侯寶齋、張捷先、張達三等人率領下圍攻省城，在城郊紅牌樓、犀浦等地與清軍交火。十餘天內，「每縣數起，每起數千或至數萬」，據說達20萬之多。
不管是否有正規組織，與清軍戰鬥不下數百次。趙爾豐一面派兵，一面通電求援。清廷急調六省派兵赴川，又催促端方迅速啟程西上「查辦」。
四川保路風潮遍及全省，重慶為川漢鐵路修建焦點，重慶鄉紳民眾在出資修路方面，為全省之最。1911年抗議重新收歸國有大會，重慶有6000民眾聚集在萬壽宮、禹王廟反對官府再次出賣路權，認為事關「生死存亡」。周邊各縣各級保路組織團體紛紛成立，連婦女界都成立了五六百人的保路團體。
重慶保路風潮與成都的區別是，一開始就屬於同盟會梅樹南、朱之洪、劉祖蔭、李時俊等人的領導，有鮮明的鬥爭方向，與成都蒲殿俊、羅綸等傾向實行立憲主張不同。
最後一部官修史書清史稿總編撰是趙爾豐的哥哥趙爾巽
全川保路大會舉行期間，重慶方面朱之洪到成都，事先就表態：「蒲、羅均未足與謀」，認為同盟會應把握時機，鼓舞民眾加入改天換地的新潮流。因此，朱之洪與龍劍鳴等在成都的同仁聯絡，隨後趙爾豐手段強硬，成都發生罷市罷課，重慶緊跟步伐，當地日本、德國等洋人都看出危機，全川保路風潮的性質已經發生變化。
9月底，在吳玉章、王天傑領導下，榮縣率先打出獨立旗號，因調集數省清軍趕赴四川解決危機。10月，武昌新軍才順利取得了辛亥勝利。
武昌勝利也鼓舞全川上下爭取勝利，11月，重慶新政府成立，趙爾豐見大勢已去，釋放蒲殿俊、羅綸、張瀾等人籤訂新條約，也組成以立憲方為主的新局面。
1911年底，同盟會尹昌衡為首的新軍攻入成都，蒲殿俊、朱慶瀾等出逃，趙爾豐被梟首，成都改組為新軍控制的協作團體，然後與重慶方談判，新任四川都督府都督尹昌衡、副都督張培爵在成都就職，致電南京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報告全川實現新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