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劍橋讀科學史博士

文：餘佳

（2018-2020 金順英東亞科技史獎學金獲得者）

餘佳，2019 年夏拍攝於英國 Birling Gap, East Dean

2018 年 1 月 16 日，我到達英國劍橋，開始我在劍橋大學的博士課程。

在劍橋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我的博士研究獲得兩項重要資助。其一，李約瑟研究所 (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提供的金順英學生獎學金 (Soon-Young Kim Studentship)，資助了基本的國際生學費 (£20,000 per annum)。其二，系裡提供的 HPS Trust Fund Maintenance Award (科學史系信託基金獎)，資助了基本的生活費。這兩項資助，申請時暫確定資助第一年，並可額外延續兩年，不過後面兩年的資助需依據前一學年學業的完成情況與綜合評價來決定。類似的, 英國高校博士學生獎學金最長資助期為三年。

至 2020 年 12 月，我已在劍橋大學學習了近三年，博士課程完成大半。與美國高校的科學史系博士教學相比，劍橋大學的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對博士生沒有必修課、必修學分的要求。一般來講，完成英國的博士課程、拿到博士學位也會用時較短。在系裡老師們看來，新博士生入學後，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著手把入學申請時提交的研究計劃一步步推進、調整、打磨，從而完成一篇有學術貢獻的博士論文。這一過程充滿了未知與挑戰，非常令人振奮。而且，在入學的第三學期後期，每一位新博士生都需參加一次極為重要的註冊考試 (First Year Registration Practice) 。如果這一面談形式的考試 (一般兩至三個小時) 未能通過，將無法推進後面的研究課題，也無法獲得博士候選人資格。於是，入學伊始，我與我的學業主管導師白瑪麗 (Mary Augusta Brazelton) 博士就數次會面，著手制定、修改、執行我的博士研究計劃。

白瑪麗博士在我們系主講現代東亞科技及醫學史，參與了多門本科課程的設計和授課，很受學生歡迎，得到很多好評。她的專業領域集中在二十世紀中國的公共衛生及醫學史。同時，我的學業指導顧問是 Jim Secord 教授。他的研究興趣集中在英國18世紀及 19 世紀的科學社會史，特別關注博物學歷史、地質學歷史、及科學交流史。博士一年級時，我旁聽了他們兩位主講的多門本科生課程。在我和導師們的日常學術交流中，Secord 教授的核心作用是提供第三個視角。他的指導建議通常較為宏觀，且具有與東亞科技史總體來說相對異質的背景。他提出的問題總會促使我跳出熟悉的歷史地域，讓我嘗試把自己相對區域化、微觀的、個例的研究問題與並行的全球科學史研究主題結合起來。

我的博士研究課題是關注「博物 (bowu) 」這一詞語的歷史轉變。的確，用這樣簡單的一句話來概括也算貼切。對這個詞語產生興趣，是在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的 STS (Science & Technology Studies) 項目讀碩士期間。當時，我的研究方向與碩士論文仍關注心理學知識在民國時期的構建與交流，與我在中科院科學史所跟張藜教授讀碩士時關注的共和國時期心理學學科史課題有關聯。在UBC，我的導師是那葭 (Carla Nappi) 教授。那葭教授的研究興趣廣泛，包括明清時期的醫藥學史、書籍史、詩詞文學翻譯史、滿語歷史及文獻、歷史寫作與理論研究，等等。她的第一本書是《猴子與墨池：自然歷史在早期現代中國的轉變》(The Monkey and the Inkpot: Natural Hisotory and Its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China)。她以 1596 年刊行的《本草綱目》的書籍史入手，關註明朝本草醫藥知識與自然史的關係。在晚明的社會智識環境裡，李時珍需要在時常矛盾、多有衝突的知識編纂傳統中協調各類信息與知識，他逐漸形成了獨特的思考、辯真、以及寫作方式。豐富的自然實踐使得他能夠從不停變化的自然宇宙中確立一套體系，以此來理解與確定自然事物的本質和性狀。這本書認為李時珍的醫藥學實作與博物學知識密切相關，然而初讀此書的我在嘗試理解及確認什麼是明朝的 「natural history」 時遇到了困難，因為李時珍他自己並不會使用 「natural history」 這個 category 來定義他的實踐。那麼具體是什麼被歷史學者概念化為 「natural history」 了呢？不過，當時我的論文關注的還是二十世紀的心理學史，雖然對這個問題非常感興趣，但沒有繼續深入挖掘。

大概半年後，在開始查閱民國時期的心理學期刊，進行畢業論文寫作時，我又遇到了中國現代歷史語境中的 「natural history」 。我找到了一則商務印書館的小廣告。在當時這是挺流行的方式，宣傳新出版的小冊子及期刊，多用於中等水平國民教育。在尋常的物理、化學、國文等書籍中，我當時要找的是相對少見的心理學期刊的出版信息。而在這則廣告中，我無意看到了博物學期刊的出版廣告與流通信息。同時，在另外一些民國教育期刊中，我還看到有學生參與博物學課程的照片。這一發現讓我非常驚奇，因為當時我並不知道 「博物學」 曾作為一個學科在二十世紀初出現過，而且科學史學史上還較少討論到作為歷史事實的、短暫存在的、非理念化的 「博物學」 。

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博物部三年級動物實驗狀況

（圖片來源：《教育叢刊》1921 [第 2 卷 第 4 期，p.1] ）

這樣，我在 2016 年年底申請博士項目時，就針對這個我非常感興趣的問題提交了博士研究計劃。錄取入學後，導師白瑪麗博士建議，我首先需要理解，在博物學出現之前，什麼是 「博物」 以及什麼構建了我們現在常常提到的 「博物」 傳統。只有完成這個工作之後，才可以具體談論二十世紀初的博物學。這一思路，正如羅芙芸 (Ruth Rogaski) 教授關於 「衛生」 以及張倩雯 (Rebecca Nedostup) 教授關於 「迷信」 的歷史追溯一樣。這個建議我認為很重要，於是博士項目的第一年用於回答這個問題，撰寫論文的第一章。在這個過程中，李約瑟研究所豐富的館藏資料對我的研究有極大幫助。我開始逐漸熟悉中國古代、中古及現代早期的部分史書、類書和辭書。在莫菲特 (John Moffett) 圖書館長和程思麗 (Sally Church) 研究員的幫助下，我學會使用更多的基礎文獻工具書。第一年的學習結束時，我以李約瑟研究所和劍橋大學圖書館東亞閱覽部兩處館藏的資料，如太平御覽、冊府元龜、四庫全書影印本等為基礎，提交了論文的第一章，並在次年二月初通過了新博士生的註冊考試，獲得博士候選人資格。

完成了這一綜述型的基礎工作，我意識到十九世紀中期的兩本以 「博物」 為名的傳教士科學書籍有非同尋常的研究價值。在第二學年開始時，有三個月的時間我逐步熟悉與瑪高溫、合信相關的現有研究，並開始閱讀史料原文。在 2019 年的八月下旬，我在韓國全北大學校參加第 15 屆國際東亞科學史會議，以第一學年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做了簡短報告。九月初，在上海市檔案館及上海圖書館查閱資料。回劍橋後，十一月初，在李約瑟研究所的周五例行研討會上，匯報我的第二年研究進展，組織大家參與原文閱讀、分析與討論。今年二月底，完成了以這兩本傳教士書籍為中心的第二章及第三章的初稿。三月中旬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開始時，我幸運地買到俄航的回國機票，返回杭州。隔離期結束之後，我在較為有限的工作時間內對論文第二章進行大幅度的修改。自六月開始，更多的檔案機構逐步恢復服務，我也多次前往杭州省檔案館查閱地方志及舊報紙等資料。為了完善我對傳教士書籍版本的把握，我也訪問寧波市檔案館查閱與瑪高溫相關的檔案，並在寧波天一閣查詢與他的出版物相關的信息。今年十月底，我從南京返回劍橋，繼續完善第三章的寫作，並將在近期開始推進論文的第四章。我預計在 2021 年年底完成論文全文寫作，並確定答辯日程。

2019 年 7 月，本文作者餘佳與李約瑟研究所學者合影

很快，金順英獎學金的三年資助期就結束了。我非常感謝資助方對我博士研究課題的認可。相比較劍橋大學提供的其它學術獎項來說，這一獎學金是特別針對近現代東亞科技史領域的新入學博士生設立的，是有志於此領域的年輕朋友們值得爭取的機會。而且，李約瑟研究所將為獎學金獲得者提供學習的資源與空間。作為劍橋的東亞科技史研究與交流中心，李約瑟研究所與亞洲和中東研究院、歷史系、科學史系均有學術合作活動。從今年年底至明年三月，又是新的一年的博士申請季。希望很快能與金順英博士獎學金的最新獲獎者見面，並道一聲：衷心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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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約瑟研究所坐落於英國劍橋，是國際上研究東亞科學史的重要中心之一。其前身是著名科學家、科學史家李約瑟先生親自創立的劍橋東亞科學史圖書館。

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