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靜林
（廣西民族大學，廣西 南寧 530006）
［摘 要］馬科斯總統在菲中關係緩和的前提下，打破菲律賓歷屆政府奉行排華政策的慣例，採取積極的同化政策，放寬華人入籍限制，使菲律賓華僑得以獲得公民權，轉變為菲律賓國家公民。文化上的僑校菲化政策推動了外來少數民族族群的華族很快融入菲律賓主流社會。從1975年至1985年，在馬科斯同化政策的影響下，菲律賓華人社會形態發生了劇變，從僑民社會向公民社會轉形，菲律賓成為世界上華僑華人融入所在國最好的國家之一。
［關鍵詞］馬科斯；華人同化政策；菲律賓華人社會；嬗變
20世紀70年代初，國際局勢發生重大的變動及推動菲中邦交的需要，馬科斯政府制定寬鬆的華人政策，從打擊、排斥或限制轉為利用，藉助華人財力和商業貿易網絡發展菲律賓經濟；文化上的同化政策使華人提出利用優秀的中華文化豐富菲律賓文化，推動了華人逐步認同於菲律賓當地主流文化。在馬科斯政策的推動下，華裔少數民族開始全面融入菲律賓主流社會，菲華社會的形態經歷了從落葉歸根向落地生根、從僑民社會向公民社會的轉變。
一、馬科斯的華人同化政策戰後，菲政府長期推行排華政策，華人被排斥在主流社會之外，造成菲華族際關係的緊張。直到20世紀70年代，馬科斯政府為了推動菲中邦交，出臺新的華僑政策，放寬華僑入籍限制，採取僑校菲化政策，解決久而未決的逾期遊客問題。馬科斯妥善處理菲中國家關係發展中的華僑華人問題，菲律賓華僑華人不再成為影響或制約兩國關係發展的負面因素。
（一）簡化華僑入籍程序，鼓勵華僑加入菲律賓國籍
1971年，菲律賓召開制憲會議，就授予華人公民權寫入憲法的提案展開了激烈地討論。主張華僑入籍者則認為，「假定我們不及時修改入籍法，中國政府將來可能利用此間居住的中國人對菲律賓施加影響，但只要頒布一項總統命令，就可以迅速消除這種影響。菲中邦交將有利於華僑華人問題的解決，加速華人與菲律賓人民結合，這又是另一項應完成的歷史任務。」[1]1974年10月，菲政府召開國家安全與外交委員會聯席會議，馬科斯總統在會上指示移民局和外交部共同研究華僑入籍的解決方案[2]。1975年初，馬科斯接見菲華商聯總會名譽會長高祖儒、會長姚西崑等人，徵求僑社的意見。菲華商聯總會提出了放寬華僑入籍限制的一些建議，馬科斯的外僑入籍政策基本上尊重了僑社的意見。
首先，成立「歸化特別委員會」，專門負責簡化華僑入籍的程序工作，減少入籍申請費用。1975年4月11日，馬科斯總統頒布270號訓令，宣布修改入籍法，放寬華僑入菲律賓國籍的條件，簡化入籍程序，加快處理華僑歸化。入籍法將公民權的頒發從司法部移交到政府行政機構，繞開繁瑣的司法程序，直接由行政部門處理[3]。在申請入籍程序上，華僑只需要向政府部門提交申請書、證明及法律規定的相關資料。官員的提問較為合理簡單，少有刁難的現象；除了縮短了華僑取得菲律賓國籍的時間外，還省去了申請者花費不下五千比索的登報公布及領取清單的額外費用。
其次，延長申請入籍的時間。根據第207號總統法令規定申請歸化入籍的期限，1975年5月15日是外僑呈交申請入籍表的最後一天，但照顧到華僑的難處，確保更多的華僑提交入籍申請表。1975年6月10日，歸化特別委員會宣布展延呈交申請入籍表日期至6月15日，後又從6月15日延長到6月30日。截止6月10日，已有32 000名華僑領取了入籍申請表。
再次，降低入籍的門檻。新入籍法規定，華僑只須在菲律賓居住五年，有一定的收入即可入籍，其子女只要進入教授菲律賓歷史、政治及公民教育科目的學校即可申請公民權。同時，菲最高法院宣布，外僑一旦獲得菲籍，其家人亦將同時成為菲公民；還規定歸化後被取消菲籍的外僑，準予恢復菲籍。
最後，針對偏遠地區華僑的實際情況，政府優先處理他們的入籍申請。在馬科斯頒布入籍法以後，歸化特別委員會官員多次出席華人社團聚會，鼓勵華僑提交入籍申請表，並一再表示，只要符合入籍法，儘管存在某些困難，當局在具體處理時予以放寬。考慮到馬尼拉地區以外的華僑提交入籍申請的成本和交通不便，歸化特別委員會優先處理外省華僑的申請。歸化特別委員會特地組織人員，派遣小組到納卯、宿霧、怡朗和南部其他重要城市為華僑辦理入籍手續。為了推動外僑入籍，當地報紙增加了宣傳，引導華僑以務實的態度申請菲律賓國籍。在1975年8月，大約有80%的華僑，約50萬華僑取得了菲律賓國籍[4]。經過集體轉籍後，保留中國籍的華僑為數甚少。
馬科斯總統出臺集體入籍政策，簡化華僑歸化程序，藉助行政手段急速地將華僑轉變為菲律賓合法的公民，不僅解決了長期遺留下來的華僑華人身份問題。同時，菲政府通過審核華僑入籍申請書，對華人社會進行了一次徹底的調查，甄別菲華人社會的成分，完成了對華人社會的監管和有效控制。
（二）推行僑校菲化政策
1973年1月，菲律賓國會通過新憲法，規定教育機構應該由菲律賓公民控制或管理，不準建立完全由外僑擁有的教育機構。同年4月，馬科斯總統頒布第176號「關於外僑學校全面實行菲化法令」，對華僑學校所有權、管理和課程設置等方面做出明確的規定，經過三年的過渡期，到1976年所有僑校必須完成菲化[5]。馬科斯的僑校菲化政策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所有權；從1976年到1977年為止，所有學校應為菲律賓人所有，其資本投資的百分之六十屬於此等公民。2.管理權；從1976到1977年為止，所有僑校的管理權與控制權應屬於菲律賓國家公民。3.課程與教材；從1973到1974年開始生效，所有華文學校採用菲律賓文化教育部門規定的課程設置。僑校採取新的教材必須放棄所有臺灣編印課本，糾正華裔學生的中國觀念。4.註冊學生；從1976年至1977年，外僑學生註冊報名的數目不能超過該年度全部報名額的三分之一[6]。在1975年6月《菲中聯合公報》發布後，菲教育部接連對華校又下達了三道命令：1.禁止使用臺灣編寫的課本、課程設置和參考教材，華校一律採用菲律賓出版的教材和菲律賓學校的課程設置。1975年6月11日當局向五十多所華校發出最後通知，要求這些學校一律使用菲律賓教育部規定的課本。2.嚴禁華校在國民黨臺灣法定節日組織慶祝活動。6月12日菲政府下令不準華校慶祝「國民黨中國」的五個法定節日，禁令在該學年生效。①3.重申華校在一年內必須完全菲化，採用菲律賓的課程、華校校長、教職員全部均須菲律賓公民，學校所有權的60%為菲人所掌握，須有70%的學生為菲籍[7]。
1975年6月7日，兩國政府籤署《菲中聯合公報》，菲律賓與中國建立正常的邦交。6月19日，羅慕洛強調菲政府已經與「中華民國」廢除友好條約，所有華校必須關閉或菲化，避免產生政治上的糾紛。華文學校遵照菲政府的命令取消所有提及臺灣是中國政府所在地的教科書和教材，解散國民黨控制下的菲律賓華文學校校聯總會。在大馬尼拉地區的華校教室取下了蔣介石和孫中山畫像，取而代之的是馬科斯總統和菲律賓民族英雄何塞·黎薩的畫像，華校不再升中華民國的國旗，單獨升菲律賓國旗[8]。1976年菲當局又規定華文學校學制實行小學六年，中學四年，中文課只能作為外國語課程教授，每天不超過100分鐘，中文教師只能在當地聘請，凡「中華」、「中國」字樣的中小學校必須改名[9]。經菲華商總與菲律賓當局協商，中文課延長至120分鐘。
通過頒布一系列的僑校菲化政策，菲教育部接管了僑校，唯有少數幾所僑校申請享有法律允許之外的外僑學校待遇外，大部分華校完成了菲化，納入到菲律賓國家教育體制之內。在菲化後的僑校，華語只是作為一門外語課來講授，傳承中華文化的華文教育轉變為培養菲律賓國家公民思想的教育機制。在思想意識和精神層面上，促進了菲華族群的融合及華人對菲律賓文化的認同感、歸宿感，而不再是對中華文化守舊式的迷戀和嚮往。
（三）解決逾期遊客案
1948年至1949年間，因中國大陸時局動蕩，政權更替，兩千七百餘名中國人持遊客籤證，經香港抵達菲律賓，並長期在菲島居住。菲當局妄加猜度這些滯留的遊客都是共產黨的支持者，不批准他們在菲律賓的永久居住權[10]。經過臺灣當局與菲政府的交涉，這批逾期遊客每年向菲移民局交納一定的費用，便批准他們暫時居留在菲律賓。因逾期遊客沒有合法身份在菲律賓的日常生活有諸多不便，生活異常艱難。菲華人文學作品淋漓盡致地再現了這批逾期遊客在菲生活的窘迫，「這裡還有遊客三千，徘徊在疾餓失業線上，徘徊在犯罪法律邊緣，徘徊在恐慌不安的情景中。」[11]
在1975年6月6日，馬科斯宣布準許「逾期華人遊客」在菲島的永久居留權，免去戰後初期來菲的逾期華人遊客向移民與出境委員會申請移民籤證，可以在菲律賓永久居留。對於其他滯留逾期遊客的居留權問題，馬科斯總統又規定，經移民局調查之後，將儘快予以解決。1 787名逾期遊客從此獲得在菲的居住權，身份改變後的逾期遊客不但可以永久居住，而且從事職業合法化。在1977年2月，馬科斯政府又批准了119名逾期遊客的居留權[12]。長期以來，因無合法身份而滯留菲島的逾期遊客引發國家間的外交爭端得到平息，菲律賓華人所處政治環境的改善，華僑華人不再被視為紅色中國對抗菲政府的「第五縱隊」，其合法的權益得到了法律的維繫與保障。
馬科斯破除菲律賓歷年來的族群歧視政策，從身份國籍、文化教育等方面採取寬鬆的同化政策，解決以往政府遺留下來的華人逾期遊客問題。菲律賓華僑持雙重國籍轉為菲律賓國籍的國家公民，菲律賓華人的經濟活動空間、政治地位有了很大的改觀，激發了他們建設菲律賓國家的公民意識，菲律賓華人社會迎來了發展的新時期。
二、菲律賓華人經濟實力的崛起轉籍後，華人的經濟活動不再受菲化法令的限制，與菲律賓人一樣具有同等參與菲律賓經濟活動的機會，並以新主人的姿態融入菲律賓，發展當地經濟。隨著華人涉足的經濟領域、行業的擴大，華人經濟實力明顯增強。華人集體轉籍是菲律賓華人經濟飛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13]同時，華人經濟作為菲律賓民族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華人經濟事業的前途與菲律賓國家的發展、社會的穩定休戚相關。
首先，華人在傳統商業領域的優勢地位進一步鞏固和提升，並向新的經濟領域或部門拓展。以往排華政策下的菲律賓華僑被排斥在只有菲律賓公民才能從事的醫生、建築師、工程師、會計、律師、社會工作者和護士等職業之外。1975年他們取得菲律賓國籍後，紛紛進入這些行業[14]。所有排華的菲化法案，包括零售法案隨著華僑公民權的獲得而失去了效力，華人的經濟活動不再受到限制[15]。華人經濟活動發生了重大轉變：從傳統的商業領域進入菲律賓國民經濟的各行各業。七十年代，菲政府發展勞動和資本密集型出口工業，獎勵出口，吸引外資。菲華企業利用這個契機，通過融資、兼併、合營和控股等方式，將涉足的經濟行業擴展到金融業、工業、製造業、進出口業、旅遊業等領域。到了八十年代，華人又將資本轉入工業領域，大規模投資菲律賓經濟的空缺部門，如化學工業、工業機器與運輸機器製造、礦業及出口種植業，也有相當一部分華人投資服務業和房地產業[16]。九十年代，菲華人又轉入更廣闊的公共服務業。菲華企業在製造業所佔有的份額從1980年的48%下降到1990年的37%，而在服務行業佔有的份額從1980年的1.2%增加到1990年的13.8%[17]。
其次，菲華人企業走出了唐人街或以華人為核心的商業經濟圈的限制，華人企業集團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華人資本流動速度加快，資本迅速增值，菲華中小企業一舉發展成為跨行業、跨地區的企業集團和大型跨國公司。據菲律賓投資局統計，1985年華人資本總額為1.12億比索，1986年為3.48億比索，1987年為1.67億比索，1988年增為5.57億比索，1989年為7.4億比索，1990年為4.41億比索，1991年1至7月為4.6億比索[18]。華人的經濟收入平均高於菲律賓當地人的收入，華人企業是菲律賓國家財富與稅收的重要來源。據菲律賓學者統計，在1977年華人經濟收入平均超出菲律賓人收入的80%，華人經濟佔菲律賓國民收入的20%～30%，華人繳納個人所得稅佔政府稅收的50%～80%，華資銀行佔菲律賓銀行總資產的23%，且華人金融資本還在不斷增長[19]。到1986年，在菲島最大的120家國內製造業公司，菲華企業已經佔有了45%。菲華大財閥控股下的出口商業公司壟斷了菲律賓67%的出口業，控制了菲律賓三分之二的零售業[20]。
再次，菲華企業強強聯合，商業資本、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相互融資，並與外企雄厚的資本、先進技術、現代化管理模式相結合，催生了菲華企業的現代化、集團化和國際化。馬科斯政府從1973年到1980年推行經濟改革，實行「新經濟政策」，重點發展出口導向型工業，扶植勞動和資本密集型出口工業，放寬關稅保護，獎勵出口，吸引外資，利用國際市場帶動菲律賓國內經濟的發展。1978年菲律賓執行第一個五年經濟開發計劃，經濟結構的轉型和調整需要大量資金和外援。馬科斯解除對華人經濟限制，倚重菲華大企業，藉助華商的經濟力量，抗衡舊財閥的勢力。與政府關係緊密的菲華大班迅速崛起，其中以高祖儒和陳永栽最為著名。陳永栽在1965年創辦福川煙廠，到70年代末發展成為菲律賓最大的香菸生產企業，產品壟斷了菲律賓六成以上的香菸市場，福川產品還打入國際市場，遠銷美、日、中東和東歐等地，陳永栽也有了「菸草大王」之稱[21]。在馬科斯支持下，陳永栽將商業資本滲透到金融資本領域。在1977年陳永栽從國有中央銀行獲得大筆低息貸款，收購通用銀行，該行很快在菲島發展了240多個分行，經營資產達到1 350億比索，一舉發展成為菲律賓最大的民營銀行[22]。陳永栽家族企業集團跨行業，經營房地產業、金融業、電業、航空業、生產菸草、捲菸、紡織品和膠鞋等，還涉足鋼鐵、椰子加工、麵粉和食品加工業等行業。陳永栽在商業上取得驕人的成就，被菲華各界譽為「華人之光」。呂希宗家族企業發展成菲律賓最大的椰油貿易商，掌握全菲椰油出口業務的75%，在東南亞享有「椰油大王」之譽。他的集團與歐、美等地建立貿易關係，還赴美國和日本等國家進行商業投資。
菲律賓華商融入臺灣、香港及周邊東南亞國家的華人經濟圈，與日本、韓國在內的東亞地區華人資本融資，構成了世界華商網絡的一環。菲華商抓住時機，搭乘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增長的快車和潛在的中國投資市場，整合跨地區、跨國家的華人商業資本，拓展菲華企業的商機[23]。菲政府倚重華人資本、貿易網絡復興菲律賓國內經濟，通過菲華人加強菲律賓與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甚至於東南亞其他國家的經貿關係，扭轉菲律賓國內的經濟狀況[24]。1978年菲華商總出面邀請東南亞華裔商人數百人到菲律賓，參加菲政府主持的第一屆東協工商展覽會和工商研討會。商總組織商業考察團到東南亞各國和香港、臺灣等地訪問，吸引華商入菲島投資，增進菲律賓與周邊國家或地區的工商界之間的聯繫。
最後，華人經濟的性質發生了改變，華人資本不再是外僑資本，而是菲律賓民族資本組成部分，成為菲律賓國家經濟建設不可或缺的力量。隨著菲華人外僑身份轉變為菲律賓國家公民，菲華人不再是外來僑民，減少菲官員對華人的經濟勒索而滋長菲律賓政治的腐敗[25]。在物質生產方式的層面上，擴大了菲華兩大族群接觸，華人的日常經濟生活與菲律賓當地人密不可分。華人每日起居飲食，開門營業，經辦企業等經濟活動，與當地菲律賓人形成了公司與客戶、老闆與僱員、商業合伙人等社會經濟關係，菲律賓人是華人生意上的顧客或夥伴。在華人企業中，不但一般職工多為菲人，而且白領職員，包括高級管理者都是菲律賓人。反之，菲律賓人的大企業聘用華人白領職員，以及高級經理人員者，比比皆是。華人經濟是一種華菲結合的經濟，就像菲律賓經濟不能沒有華人，華人經濟也不可沒有菲律賓人[26]。
華人經濟為菲律賓國民經濟的一部分，它的發展以菲律賓整個國民經濟為依託，菲律賓國內的穩定與發展決定著華人經濟的前景。華人以菲律賓的國家利益為切身利益，不留餘力地建設新的國家，繁榮當地經濟。菲華人研究學者吳文煥指出，「華人社會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更好地發揮其經濟優勢，為菲律賓的國計民生貢獻力量。須知道，我們的優勢是在菲律賓形成和取得的。以我們的優勢發展菲律賓民族經濟，對我們來說，這是責無旁貸、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27]
三、菲華人政治生活及認同的轉變戰後，臺灣國民黨利用與菲律賓政府特殊的「政治關係」，在菲華社會建立了一套嚴密的管理體制和黨務機制，長期控制菲華社會的政治生活和政治認同。臺灣當局在菲律賓設「大使館」，派出「外交人員」，組建國民黨駐菲總支部及在菲島各地設立14個分部[28]。積極拉攏菲華年輕人加入親臺社團和國民黨組織，最多時黨員發展到6 000至7 000人，大部分為中上層華僑商人和中小學教師[29]。臺灣的僑務政策受制於反攻大陸的戰略需要，在菲律賓培植一股強大的親臺反共政治勢力。在菲華人社會，國民黨駐菲總支部是除商總和菲華反共同盟之外的第三大華人組織。[30]形成了國民黨黨部、商會、僑校和宗聯四大集團共同支配菲華僑華人政治生活的局面，臺灣在菲華人社會有著極大的政治影響力。
在菲中邦交之前，臺灣國民黨控制菲華人社會，奉行雙重國籍的原則，華人長期被排斥在主流社會之外，歸化入籍難，即便是取得國籍，很難主動地介入菲律賓當地政治生活。馬科斯出臺集體入籍法令後，菲華人的公民身份從法律上與菲律賓國民享有同等政治權利和義務——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以主人翁的身份參與當地政治生活，逐步脫離臺灣意識形態的控制。菲律賓華人開始表現出參政議政的熱情，華人富豪重視龐大投資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的變動，中產階級則關注其公民政治權利[31]。可見，完成歸化後的菲律賓華人已不滿足逐漸上升的經濟地位，而是關心當地政治事務，表達政治訴求，與菲律賓人共享政治利益。
首先，華人被不同的政黨鼓動起來，利用手中的選票參與菲律賓的政治大選，成為菲政客拉攏選票的對象。在1986年馬科斯和阿基諾夫人雙方爭取華人選民的選票和財政支持。華文報紙積極討論華人參政，鼓動華人利用手中的權利參與投票選舉，為華人候選人拉選票。1982年6月《時代論壇報》統計馬尼拉各描龍涯主席的名單，在全馬尼拉市共有九百零五個描龍涯主席，帶有華人姓氏的有四十一個，佔4.5%。描龍涯是由一個主席和六個議員組成，估計華人議員在全馬尼拉描龍涯議員中所佔的比例大約超過4.5%，人數也可能超過三百人。不僅在華人區的描龍涯，在華菲居雜地區的描龍涯也看到許多華人候選人，甚至在菲居民為主的地區看到比以往任何一次選舉都多的帶有華人姓氏的候選人[32]。華人參加1978年國民議會選舉，參與1981年和1986年總統大選及地方選舉。華人普遍參政是從1986年總統選舉開始，他們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或姿態參與大選投票。一些華裔青年走上街頭，參加了二月革命[33]。華人直接參與菲律賓政局的變化和菲律賓民主政治的競選。在當時華人的選票是有史以來最多的，華人從來沒有如此關心菲律賓的國家大事[34]。
其次，華人在國家和地方的政治選舉或處理政務表現優秀的才能直接被委任為菲政府駐外大使、政治顧問和基層官員。馬科斯總統還委任了一些華裔、華人在政府部門擔任要職[35]。馬科斯總統任命羅伯特·王彬擔任菲律賓國營企業公司董事長職務，常陪同馬科斯出訪國外。馬科斯聘請姚祖烈為經濟顧問，參與研訂國策，1985年陪同馬科斯夫人訪華，還率領菲律賓政府代表團來華，商討擴大兩國貿易。訪問期間，姚祖烈主持同中國政府籤訂菲律賓購買石油協定[36]。
與馬來西亞華人組織政黨、選舉議員的形式參與國家政治生活不同，菲律賓華人參政的方式是在參與菲律賓當地政治事務進行自我反省、內部調整，力圖與主體民族、主流社會建立一種比較平等的、民主的、健康形態的關係。在這個基礎上，華人與原住民參政一樣，以國民身份參與當地政治，促使當權者在決策與立法上考慮華人少數民族族裔的權益與民意。華人介入菲律賓政治事務，與菲律賓人共同肩負起菲律賓國家興衰的責任和義務，打破了菲華傳統社會「在商言商、不問政治」的傳統。
然而，在涉政之初，華人的政治力量對菲律賓政治的影響仍相當有限，華人參政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首先，菲華人取得國籍不久，身份的轉變到參政意識的形成，再發展到主動參與當地政治，需要醞釀的過程和輿論的積極引導。其次，華人社會具有崇商的傳統，大多以商業上的成功為人生價值的衡量標準，對參與當地政治相當冷漠，缺乏參政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就連第二、三代華人對菲律賓有了很深的政治認同，但傳統的家庭教育觀念仍以經濟為主，價值核心依然是追求經濟的發展，忽視政治上的需求。第三，菲律賓當地主流社會對華人的包容性和開放性還有一定的限度。菲國內貪汙腐敗盛行，政黨鬥爭白熱化，暴力政治的滋生，政治暗殺事件時有發生，缺乏公平，民主變味，政治家沒有理念，政局動蕩不安，不穩的政治生態環境，無疑大大增加了非純菲人血統參政的成本和從政的難度[37]。
隨著菲華人經濟實力的提升和參與當地政治事務而展現出來的才能，菲當局不得不重視菲華人社會的合法權益和合理要求。菲政府放寬華人參政的門檻，容納菲華精英參與菲律賓國家決策的制定、立法工作和社會公共服務事業的行列。菲華社會有了很多參與當地政治事務的機會，直接向菲當局反映他們的政治訴求，減少了向菲華內部尋找心理安慰與解救，與當地政治精英建立牢固、緊密的社會關係。總之，馬科斯同化政策是菲華人政治認同轉變的推手，華人以主人翁的新姿態介入菲律賓政治生活，產生了對菲律賓國家的政治認同感、責任感和歸宿感，歸化於當地是菲華社會演變不可逆轉的趨勢。
四、華文教育的衰微與菲華文化的融合在僑校菲化政策實施以後，華文教育的培養對象、性質、目標、內容、授課時間等都發生了顯著地變化。從培養對象上來看，華校為中國旅居菲律賓的華僑子弟提供教育，轉變為菲島華裔少數民族提供教育，越來越多地招收當地菲律賓人學生，甚至還有其他外來族群的學生，如印度裔、西班牙裔學生；在教育性質上，華校傳承和發揚中華傳統文化教育轉變為培養合格的菲律賓公民教育；在教育目的上，通過華文聽、說、讀、寫技能訓練，培養學生使用華語交際能力，了解中華文化，轉變為促進中菲文化融合的教育。在教育內容上，華文已經不再是華校教學的主要手段或媒介，華文授課改為第二語言教學，華語課程成為選修課，華語考試成績不再是升學的必備條件，學習內容轉變為學習英語、菲律賓語及菲律賓文化、歷史、地理等科目；在授課時間上，華語授課時間從全日制華語教學，變為雙語教學，最後壓縮為兩個小時的華語授課時間。菲政府對僑校華語教師的聘用、課程設置和中文課本等方面嚴格規定，華語教師只能在菲律賓國內聘請，中文課本只能使用本國所編寫的教材，校內只準掛本國國旗，節假日必須按照本國的傳統習慣等[38]。
馬科斯總統遵從菲律賓國家利益重塑華人教育，將華文學校納入菲律賓教育體系之內，削弱了中華文化在華校的傳承及對菲華青年的薰陶，用菲律賓的歷史與文化塑造外僑的文化素養，從文化形態上同化外來的華族，灌輸華人菲律賓文化與國家意識。菲政府藉助政治認同影響華人教育的變遷，逐步使華人對民族傳統文化淡化，在文化教育上達到同化華人的目的，最終是華僑變成「真正」的菲律賓公民[39]。同時，菲政府從臺灣駐菲「外交機構」手中全面接管僑校的監督權，消弭臺灣在菲華社會的政治影響，結束了臺灣當局對菲華校的控制和意識形態的輸出。僑校的菲化是推行政府的國族建構和公民教育，與菲律賓人共同致力於菲律賓教育事業的發展，共享菲律賓社會的文明與進步[40]。
菲化以後的華校增加了菲律賓語、英語、政治、歷史和社會等科目的教學，大大縮短漢語課程，大多年輕一代華人接受英文和菲律賓語教育成長起來，思維方式與價值觀與當地人趨同。一些華人子女出於實用主義的目的學習而掌握一定程度的華文，其產生的作用和意義與傳承中華文化的華文教育完全不同。中國文化對菲華青年的影響日漸式微，菲律賓華文教育每況愈下。70年代末，羅伯特·泰爾曼（Robert Tilman）對菲華校學生進行了調查，發現這些學生的中文閱讀和寫作能力已經非常困難，華文報紙的閱讀者僅局限於老一輩華人，菲華青年不再閱讀華文讀物，華文報紙很少報導他們的價值觀[41]。他們在學會講漢語之前，已經學會了當地語言。他們的英語和他加祿語比普通話更為流利，在家中講菲律賓語比閩南語更為自然。菲律賓學者對大馬尼拉區華校中學和大專院校華裔學生進行了社會調查，結果表明能流利地說普通話的華裔青年僅佔24%，能流利地講閩南話的雖高些，但仍不到一半，只佔47%。至於閱讀華文報方面就更少了，只看華文報者僅1.5%，英華文報兼讀者也只不過佔31%。在家中講華語者只佔10%，以華語為主，混以英菲語言者只佔37%[42]。
老一輩華人和商總及其它菲華社團無法目睹華文教育的衰敗，提出振興華文教育的口號，在華文報紙開闢華文文學專欄，鼓勵菲華青年從事華文創作；不少富商慷慨捐資，支持華校辦學、設立各種教育基金、改善教學設備。華校還藉助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師資力量助其復興，委派華校教師到中國大陸或臺灣接受專業技能培訓。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兩國經貿的發展和外交關係的增進，菲華學生學習華文的熱情所有提升。
華人在宗教文化與社會習俗上適應菲律賓當地主流文化。越來越多的華人皈依天主教，通過教父制度與當地菲律賓人建立宗教性質的社會關係。在1989年菲華學者洪玉華調查了381名華人，佔大約66.6%的人是天主教徒，11.5%是新教徒，僅有9%的人兼信道教和基督教徒[43]。與菲律賓人一樣，在菲出生的華人宗教信仰大多是天主教徒，但具有強烈的實用主義，華人的天主教信仰融入了佛教或道教，甚至民間宗教的內容[44]。菲華青年與當地菲律賓人一樣慶祝新年、宗教節日、宴會，而中國的傳統節日往往被忽視；華人在天主教堂舉行婚禮，而不再是宗親會禮堂。在喪葬儀式上，華人的儀式也已改變，如菲律賓人一樣穿著黑色衣服出席葬禮，不再穿中國傳統的素衣。在義山，隨處可見天主教聖母瑪利亞神像與觀音像並列[45]。
五、華人社團的變化：服務於當地主流社會華人社團過去家族式政治色彩下降，淡化政治、注重經濟，倡導華社融入主流社會的社團增多，逐步成為華人社團的主導力量[46]。在七十年代，施振民、洪玉華和吳文煥等一群以學者為主的晉江華裔青年成立了「合一協進會」。「合一協進會」提倡菲華融合，爭取與當地人平等權益，「華人社會並不是一群遊客或外來的投資商人，政府應該為滿足其特別的需要設立一個專門機構處理他們的問題。可以有效地宣揚政府的法令，溝通華人與政府的關係，華人整合問題是大家關心的國家的重要問題之一。」[47]不同於以往以血緣、地緣、業緣關係結成的華人社團，它主張通過一切合法、適當的手段，鼓勵和促進外來少數民族集團，特別是那些出生於菲律賓、已經成為菲律賓永久居民的華人融入菲律賓主流社會，培養對菲律賓的忠誠，保衛這個國家的完整和永久性；灌輸菲律賓國籍價值和神聖義務的更高評價；促進菲律賓人和外來少數民族之間的接觸，促進後者融入菲律賓社會[48]。在馬科斯頒布入籍法後，該社團公開鼓勵華僑入籍和菲華族群融合的主張。在1979年7月至1980年5月，施振民和洪玉華等在《東方日報》開闢了「十字街頭」專欄，一共發表了150餘篇有關菲華社會融合的文章。從1981年6月至1984年3月，吳文煥在《世界日報》「華人天地」專欄連續發表了100多篇文章。
菲華社團走出華人小社會，走入菲律賓大社會，為華社提供公共服務，擴大到為整個菲律賓社會謀福祉。1975年「菲華自願消防隊總會」在創建之初只局限於服務華人社會。隨著菲華融合，族群邊界的打破，華人的公共福利事業擴大到服務菲律賓當地社會，為當地滅火抗災、拯救菲律賓人的生命財產做出突出的貢獻。菲華商總全力支持菲政府出臺的多個經濟與社會發展方案，開展社會福利事業，推行農村校舍方案，為貧民義診贈藥，每逢自然災害及時施賑救助。1981年高祖儒再任商總理事長，商總親臺的政治立場發生了蛻變，參與菲律賓經濟和社會事務，捐款救助受颱風、地震、火災等自然災害困擾的菲律賓災民，捐建農村學校，每座農村學校造價三十萬比索，截止1994年商總一共捐贈1 428所學校[49]。商總帶動了各地方商會組織熱心於當地公益事業，從1965年到1985年間，僅大古板市華人商會（PCCC）一共捐贈了105所中學校舍[50]。在1985年5月由加洛幹菲華商會、北黎剎工商聯合會等七個華人團體成立菲律賓最大的華人義診中心——加洛幹市菲華義診中心，接受義診的受惠者主要是貧苦的菲律賓人[51]。華人在義診、救火、賑災、捐獻農村校舍上的善舉被菲政府稱華人為菲律賓社會貢獻的「四寶」。華人的義行不僅惠及菲華人社會，也讓當地人受益匪淺，贏得了菲政府的讚許和當地主流社會的認可與尊重。
菲華社團加強與菲政府合作，密切菲律賓與中國大陸、臺灣、香港等地間的經濟聯繫。從1976年到1980年，商總在鄭龍溪當政時期推動菲華商總與東南亞華人商會的聯繫，率領代表團出訪臺灣和東南亞各國[52]。菲華商總促成五穀商同業公會的成立，共同抑制米價上漲。此後每逢菲律賓大米漲價，該公會出面同菲政府有關部門商議對策，協助平穩糧價，頗受當局重視。五穀商同業公會還積極促進菲律賓與中國大陸發展經濟合作與貿易。在菲中建交後，五穀商同業公出面先後接待中國農業部訪菲的歷任部長楊立功、林乎加及何康等人。1978年，五穀商同業公會同菲律賓米麥商公會組團一起訪問中國。1985年公會理事長吳國森領隊到中國大陸進行商務考察，與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總公司商談糧食、大豆貿易。總之，70年代以後，華人社團立足於當地，服務於華社，致力於菲律賓的公益事業。同時，華人社團脫離與中國大陸或臺灣的政治關係，藉助社會組織固有的聯繫加強菲律賓與中國大陸、臺灣之間的經貿關係，在菲中兩國的政治外交和經貿及公共外交領域發揮積極的作用。
結論馬科斯兼收並蓄的華人政策使菲華兩大族群在文化上相互交融，在經濟、政治認同、日常習俗上相互融合，這不僅符合華人的根本利益，也符合菲律賓國家建構的需要。馬科斯的同化政策是促進華人經濟迅速崛起的至關重要的因素，華人經濟與當地經濟融為一體，加快了菲律賓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穩定。菲華商慷慨出資建設偏遠的農村學校、公共設施和診所及設立社會救助基金，還利用世界華商貿易網絡和資源優勢發展菲律賓與中國大陸、香港、澳門等地區及東協國家的經濟聯繫，擴大菲律賓與日本、韓國、美國等國的經貿關係。在馬科斯推行同化政策後，菲律賓華人很快做出回應和調試，培養參政意識，爭取合法的政治權益，以主人翁的身份主動參與當地的政治生活，表達政治訴求。僑校菲化在文化上促使華人對當地主流文化的接受，提出利用中華文化的優秀因子豐富菲律賓社會文化，華文教育培養具有中華文化影響的合格的華裔菲律賓公民。菲華社團適時地轉換角色，化被動為主動，充當推動菲華族群融合的推動者和實踐者。馬科斯寬容的華人同化政策是菲華人社會嬗變的催化劑，華人獲得與當地菲律賓主體民族平等的地位，使華人從封閉的傳統社會脫離出來，衝破了長期以來菲政府的族群隔離政策，華人得以迅速融入當地主流社會，緩和了種族矛盾，加快了菲華族群融合。因此，在東南亞國家中，乃至在世界各國中，菲律賓成為華人融入當地最好的國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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