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有許多因素促進了移民同化而融入美國社會。其中包括： 大部分移民來自歐洲各地，其原有文化與美國文化相近或相容。 移民自己要對去留作出選擇，要留下來，就得願意承擔代價和風險。 移民總的說來是想要當美國人。 移民若未歸附美國的價值觀、文化和生活方式，就返回他們祖國了。 移民來自許多國家，從來不曾有哪一國或哪一種語言的移民在一個時期內佔絕大多數。
移民分散到美國各地，從來沒有哪一個移民群體在某一地區或某一大城市形成當地人口的多數。 從單個國家以及從整體上來看，移民都是斷斷續續、時多時少，不曾是持續不斷的。 移民參加了美國的戰爭，一些人為國捐軀。 美國人有著共同的、相當明確的和高度正面的國民同一性理念，並且創立了各種機構，開展了各種活動，制定了各種政策來促進移民的美國化。
1965年以後，上述這些因素要麼不復存在，要麼是比原先淡化得多。因此，現今移民的同化很可能緩慢得多，不如過去全面，而且不同於以前的移民的同化。同化不一定再意味著美國化。就墨西哥人和其他拉美裔人來說，同化尤其成問題。他們移民來美國，給美國造成了史無前例的問題，下一章中再細說。本章將比較一般地對比一下1965年之前和之後的移民、移民過程、美國社會的反應以及談談這種種差別對於現今移民問題意味著什麼。
在美國歷史上，外來移民容易地、迅速地融入美國文化和社會，人們很自然而且很普遍地認為，其原因在於移民原籍的文化和社會與美國相近和相容。這有一部分道理。 這種見解的一種表現形式，是關注移民原籍的政治體制和價值觀是否與美國相似。傑斐遜在18世紀80年代初說過，從絕對君主制國家來的移民對美國是一大威脅，因為可以估計到「會有最大量的移民」來自這些國家。
更重要的是，傑斐遜認為這些人「會帶來他們自幼時即已習以為常的那種政治理念，而假如他們已拋棄這些理念，他們又可能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變得放蕩不羈。如果他們止步於適度的自由，那倒是奇蹟。他們會用他們自己的語言把這些理念傳授給自己的子女」。傑斐遜認識到美國的政治制度在當時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那麼，照他的見解去做，大部分的移民都該被禁止入境。事實上，的確有大量移民是來自政治制度與美國相反的國家，但其中多數人並非帶來原籍的政治制度理念，因為他們在那些制度下受苦受難，才想逃脫到美國。
更多的人關注的是移民原籍的文化是否與美國文化相似。19世紀，美國最高法院曾認為華人的文化與美國文化大不相同，這妨礙了華人融入美國社會，這種文化差別論的見解後來也應用到另一些民族身上。它究竟有多大道理，也很難評說。最好的辦法也許是看看從某一國來的人當中，有多少人決心不留在美國而重返原籍。這一數字是可能上下浮動的。在1908年至1910年期間，據麥可·皮奧裡估計，重返原籍的人佔移民總數的大約32%，分別來說，匈牙利人佔65%，義大利北方人佔63%，斯洛伐克人佔59%，克羅埃西亞人和斯洛維尼亞人佔57%，義大利南方人佔56%。
比例低的則有：蘇格蘭人佔10%，猶太人和威爾斯人佔8%，愛爾蘭人佔7%。看來，語言是一個重要因素，在原籍就說英語的人同化容易得多。 19世紀和20世紀初，美國人認為來自非英語國家的移民當中，來自北歐的人比來自南歐和東歐的人較易於同化。但這也不一定符合實際。19世紀來自德國的移民當中，有些人就相當成功地抵制了同化，自成社群而不與外界往來，長達幾代人之久。他們認為自己不是移民，而是定居者。當然，這在德裔移民當中仍屬例外情況。
猶太移民大多來自東歐，重返原籍者很少，到第二代時，「在各個階級層次上，這些在美國出生的猶太人已與當地非猶太人非常相近」。來自義大利的移民當中，雖有相當多的人重返原籍，但留下來的人仍同化順利。來自南歐、東歐其他各國的人亦大致如此。正如託馬斯·索厄爾所說：「南歐人和東歐人雖然在大規模移民時代剛來美國時非常沒有文化和未受教育，往往還不肯讓自己子女上學念書，但到了1980年再看，他們已跟別的美國人一樣有文化、受到教育，而且很多人走上了專業水平要求很高的各種專業、技術和經營管理工作崗位。」
1965年以後的拉美裔和亞洲裔移民情況怎樣呢？社會學和心理分析學的研究表明，按宗教和地理區域來看，不同群體之間有很大差異。目前，有關1965年以後的移民群體同化情況的材料還比較有限，但從中可以看出，最重要的因素大概是移民來到美國之前的教育水平和職業性質。總的說來，來自印度、韓國、日本和菲律賓的人，其教育背景與美國人比較近似，一般同化較快。
印度人和菲律賓人通曉英語，自然是一個有利條件。而來自拉丁美洲，尤其是來自墨西哥的移民及其子女則同化較慢。墨西哥人來美國的人數多，又集中居住在某些地方，是同化慢的重要原因。墨西哥裔移民及其子女在教育水平上不僅低於美國原有的各種族群體，而且還低於幾乎所有別的移民群體（詳見第九章）。此外，墨西哥學者、美國學者和墨西哥裔美國學者都指出，墨西哥和美國文化差距大，這也有礙於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