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汙染環境罪屬於行為犯而非結果犯）
刑法修正案（八）將原來的重大環境汙染事故罪修改為汙染環境罪，同時將犯罪的成立條件即「造成重大環境汙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後果」，改為「嚴重汙染環境」。在理論上，這被認為是環境立法由結果犯向行為犯擴張的表現。2013年最高法、最高檢發布的《關於辦理環境汙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為了規範、指引實踐操作，將「嚴重汙染環境」具體化為14種情形。《解釋》的細化規定雖然使汙染環境罪的認定變得清晰，但也引發了理論爭議。
有觀點認為，《解釋》第1條前5項將「嚴重汙染環境」解釋為5種行為，而後9項則將「嚴重汙染環境」解釋為9種結果。此種解釋方式將行為犯與結果犯規定在同一個罪名之下，表現出了一定的糅合性。
也有觀點認為，本罪是結果犯，主要理由為：第一，本罪是由重大環境汙染事故罪發展而來，後者是結果犯，故本罪也應當為結果犯。第二，本罪的罪過形態包含過失，而過失只處罰結果犯。第三，根據《解釋》規定，第1條中後9項事實上都要求行為造成一定的結果方符合「嚴重汙染環境」之要求。
筆者認為，汙染環境罪是結果犯的觀點值得商榷：第一，重大環境汙染事故罪雖然是本罪的前身，但是立法者已對其罪名表述進行了改造，刪除了「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後果」的結果犯特徵性表述。這反映出立法者立法思維的轉變。第二，雖然本罪罪過形態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過失，而過失只處罰結果犯，但這並不能從邏輯上得出本罪是結果犯的結論。因為邏輯推理大前提中，既有故意形態，也有過失形態，上述推理有意忽略了故意形態。簡言之，故意汙染環境的行為也可以構成本罪而不需要汙染結果。第三，《解釋》第1條中後9項雖然要求行為對人身、財產等造成一定的危害，但並不等於本罪為結果犯。因為即使是行為犯，也要求行為達到一定程度才構成犯罪。我們認同汙染環境罪是行為犯，並不意味著任何的排放、傾倒、處置汙染物的行為都構成犯罪，只有在特定的地點、超過特定的數量排放、傾倒、處置的，才構成犯罪。因此，後9項事實上是通過汙染行為對人身、財產的侵害程度，體現環境汙染行為的具體程度。
筆者認為，汙染環境罪屬於行為犯還有如下理由：第一，符合立法趨勢。隨著風險社會的來臨，縱觀近幾年刑事立法，會發現刑法的觸角不斷前移。行為犯、抽象的危險犯不斷增多。最為典型的便是醉酒駕駛入刑，這體現出立法者由結果無價值論向行為無價值論的思維轉變。第二，打擊環境汙染刑事犯罪的現實需要。一方面，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環境汙染行為逐漸增多，而環境汙染行為一般具有汙染結果的緩釋性，即汙染行為與汙染結果往往時間間隔較長，導致因果關係認定困難。如果將本罪界定為結果犯，可能會因為因果關係認定的困難而放縱犯罪。另一方面，環境汙染行為通常涉及面廣，汙染結果一旦出現，將對環境和公眾的人身、財產造成巨大損失，某些危害結果甚至是難以逆轉的。如果將本罪認定為結果犯會導致刑事打擊過於滯後，不利於環境保護。
（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
(原標題：汙染環境罪屬於行為犯而非結果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