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國強:甲午戰敗後全盤反傳統,中體西用真的沒道理?

2020-12-15 澎湃新聞

楊國強：甲午戰敗後全盤反傳統，中體西用真的沒道理？

澎湃新聞記者 石劍峰

2014-09-18 12:08 來源：澎湃新聞

       9月17日，在上海社科院歷史所舉辦的「紀念中日甲午戰爭12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華東師範大學楊國強教授做了「大視野裡的甲午戰爭」主題講演。他認為，甲午戰敗導致的中國形象破滅，是20世紀中國越來越西化、歐化乃至全盤反傳統的根源。

1894年7月25日，商船「高升號」在朝鮮豐島附近海域，被日本軍艦擊沉，甲午戰爭由此爆發。

       7月20日，楊國強教授曾在第51期「海上博雅講壇」做了題為「甲午戰爭前後的中國士大夫 」的演講，在那個講座中，楊國強教授主要介紹了士大夫階層對甲午戰敗的反應，以及由洋務向變法的轉變。在9月17日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的這個學術討論會上，楊國強教授做了「大視野裡的甲午戰爭」主題講演，他的演講內容繼續了「甲午戰敗對士大夫影響」的話題，主要討論了戰敗對中國人思想的巨大影響。在他看來，甲午戰敗導致的中國形象破滅，是20世紀中國越來越西化、歐化乃至全盤反傳統的根源，變法和革命的急切也導致了中國人思維的簡單化，重破壞、少建設。       

       談到甲午戰敗對中國人思想的影響，楊國強教授認為，甲午戰敗如此徹底，中國人和日本人都沒想到中國會這樣戰敗，戰敗導致憤怒，憤怒觸動恥辱。1860年，因為變局有了洋務運動；而到了甲午之戰後，變局成了危機；而到了八國聯軍時，則成了殘局。洋務運動三十年講海防、塞防，如今「防無可防」，外患變成內憂。戰敗首先導致中國的自我形象在中國人心目中的破碎，「5000年歲月山河因甲午之戰形象破碎。」

       在楊國強教授看來，1860年代洋務運動不是變法，是「借法」，「借法」的動機是借西方人的辦法對付西方人。「雖然中國社會因為『借法』而發生變法，但體用、本末、道器還是有區別的，所以這段歷史的『借法』是自覺又不自願。」而變法最終導致的是改變中國的本我、固有。楊國強教授認為，甲午之後的變法，鋒芒轉到了中國社會內部，產生了中國社會內部的革命。在他看來，甲午之後的變法和革命不必做太大的區分，從那以後，無論改良還是革命，都成了中國歷史的主要潮流。

       但另外一方面，由於變法生於危局，變法不是因為中國社會內部矛盾自己生長出來的，「是外來刺激逼出來的，是不自然不正常的，是被迫的，是用西方人的法改變中國人的法。」但楊國強教授認為，所謂西法強調普遍性、徹底性、抽象性、絕對性，但在當時的中國人心中，要把整體的西方移到中國，可是中法、西法有各自生成的歷史因果，結果在這過程中，「中國的特殊性和西方的特殊性被抹掉了，變法實際上沒有細節性、真實性、具體性。」楊國強舉了康有為當時在強學會的演講，當時他說中國要滅亡了，要救亡，但怎麼救，卻是非常懸浮的。

       所以在甲午之後中國要打破中體西用，結果是20世紀中國的西化、歐化，因為找不到第三條路。「20世紀前期中國越來越西化、歐化，全盤反傳統，其理論前提、思想前提就是甲午戰爭後中國形象的破滅。」到了現在，楊國強教授自己都懷疑，難道中體西用真的沒道理？

       楊國強教授認為，今天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很重要是重建中國人的自我形象。而從甲午開始，到整個20世紀，中國人都在用思想改造社會，也講頂層設計，但沒設計好。「頂層設計很危險，為國家設計，不能出錯，但人總會出錯。」而從康有為到孫中山， 從變法到革命，這些領袖其實都有很強的上帝意識，認為自己不會錯。

       變法起源於戰敗，是形勢是逼出來的，所以有強烈的急迫性。康有為講大變、全變、驟變，孫中山講社會革命、政治革命畢其功於一役。在楊國強教授看來，這種無論變法還是革命的急迫性直接影響了我們民族的思維，使得對複雜問題、複雜社會簡易化。無論變法還是革命，非得找出一個根本不變的東西，認為解決這個問題就能解決所有問題，「練兵、教育、立憲，都試了，但挫折重重。」

       甲午戰敗之後求變法，要除舊布新，但在楊國強教授看來，除舊很容易由急迫轉向自覺破壞，典型就是梁啓超。梁啓超認為，「我極端，反對我的意見也極端，然後就可以中和。」「這是想像，極端言論是不可能被中和的。」 後來魯迅講，「你要開個窗，非要掀屋頂，非常極端。」當時報館言論影響很大，報館主要在上海租界和日本東京，「所以士大夫立言不受約束，講話很放肆，信口開河。一直到今天，知識分子還是想到就講，而不考慮自己承擔的責任，結果是破壞比建設更顯著，破壞和建設之間不成比例。」清末最早建議廢除科舉的就是梁啓超，而到了晚年，梁啓超面對民國，他看到廢除科舉的官僚階層更壞，他就說建議恢復科舉。

       甲午戰敗之後靠西法來布新，也就是把西方制度移到中國，「但失敗的多，引進的『新』和固有的『舊』不能調和，往往形成更大危機。」楊國強說，由此留下了很強的思想慣性，「比如我們喜歡講重建、重寫、再創而不是繼承，對歷史前人缺乏敬意。同時，保守沒有了正面意義。」

       甲午戰敗之後，因為日本打敗了中國，日本反過來成為中國人的老師。與此同時，日本詞彙大量引入中國，「這也影響了我們的思維。我們的《人民日報》去掉這些詞彙寫不了社論。」當時從日本大量傳進學術，日本的翻譯影響很大，但問題是這些通過日本轉譯的東西非常粗糙膚淺，「有新思想但不深刻，是破碎的。」

       楊國強教授最後說，如果把晚清民國放在一起看，「就像是後面一個人老是在打自己的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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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 楊國強,甲午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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