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任教於三線城市普通初中的語文老師，面對成績平平的學生，卻在日常教學中發現了一些新的可能性。
文 | 郭歌
張家港是蘇州市所管轄的縣級市，但為了方便，人們往往選擇坐高鐵先到無錫東站，再搭乘大巴前往。我走出張家港汽車站的時候，天正下著暴雨，迅速鑽進一輛的士，它就像小船一樣推開兩片波浪。左手是生態園，右手也有大片的綠化和古典的小橋，的士縱橫在綠意盎然、規劃良好的城區裡。
行駛至東萊鎮，窗外風景陡然變化，街道有些殘破。此處已經距我的目的地張家港第八中學不到三公裡，司機突然停下車，四個成人蜂擁進來，我明白這是地方上常見的「拼車」。四人中的男性向我宣布：後排本就應坐四個人的。
到達目的地，殷國雄老師早已在門衛處等我。他看起來三十五歲上下，身材瘦高，戴著一副半框眼鏡。在張家港第八中學這個公立初中裡，殷國雄已經任語文老師六年了。
在江蘇的傳統教育體制中，公立初中似乎就是成績不理想的代名詞。我的中學時代裡，一直流傳著以數字命名的中學裡各種聳人聽聞的傳言，不外乎逃學、鬥毆和女生懷孕。而在這所名為「第八中學」的城郊學校裡，這些傳言都變作了真實。去年夏天，殷老師有一次上課發現幾個學生不在，於是詢問其他學生。只聽得那孩子毫不在乎地回答：「他們四個在廁所裡打牌呢。」
今年九月，殷老師剛接手一個月的初三班級，一共有四十四名學生。上次語文考試，最低分16分，不及格28個（滿分130分，78分及格），佔全班人數的大半。學校裡的學生多沒法考取普通高中，再過三年後進入大學的機率也就更加渺茫。多數的學生在畢業之後會去職高，或者，去學習烹飪、理髮之類的技術。
有些黑色幽默的是，這樣的環境反而給了殷老師相當一部分的教學自由——一個城郊學校沒有能力承擔無法應對的責任，便放鬆了對教師教學成果的要求和教學方式的規定。殷老師得以使用自己的方式教學：放映電影，講解教材之外的文本，例如《小王子》等。
我去殷老師的班級裡旁聽了一節課，正好是看電影《十三棵泡桐》的最後一節。去之前約時間時，殷老師告訴我：「除了周五，哪天都可以來。周五會影響大家happy！」
在成績和升學壓力像是汪洋大海的中學裡，殷老師的課堂難道是一葉烏託邦？
我隨著學生們看完了《十三棵泡桐》，這部電影講述的是80後的故事，描寫了一群中學生的混亂生活和殘酷青春：他們欺負外來同學、打架鬥毆直到被捕入獄，女教師和學生之間曖昧不清，學生和學生偷食禁果。家長、老師和校長几乎是缺席的。
講臺下的學生們看得很認真：他們全都穿著成套的藍色校服，女生無一例外扎著馬尾辮，整整齊齊，就像是在學海裡掙扎浮沉的任何一個正常班級。
放映的時候，殷老師會提醒大家注意重要鏡頭：「這裡有個鏡頭，大家注意，鏡頭剪切掉了。床下是有人的。」全班隨即爆發出一陣飽含深意的「哦……」
放映結束後，他把一個學生叫起來，詢問電影相關的問題。問題環環相扣，他在努力引導學生形成自己的完整表達。
當學生說到「電影裡的學生不好好學習，他們還談戀愛」的時候，殷老師追問：「談到什麼程度？」學生漲紅了臉，憋出一句：「談到那種程度！」殷老師嚴肅地幫他表達：「發生性行為，對吧？」事後，殷老師向我解釋，只有讓學生能夠正常表達這件事，才能引導他們正視它。既然中學教育本身沒有真正包括性教育，那麼只能由老師個人來做，殷老師複印了高茲的《致D情史》前七章、蕭瀚的《一些思索：兒童與性教育》還有陳數博客一封名為《我尊敬的姐姐發來的，她是影響我最深的人》的博文列印成講義，發給學生們。
課堂進行得井然有序，甚至還開啟了小組討論模式，小組成員們都熱切得像是在參加大學裡的辯論會。殷老師又提出一個問題：「金貴是從外地轉學來的學生，他是怎麼得以進入這個學校的？又是如何最終留在城裡的？」
電影裡，金貴的哥哥幫城裡的老闆擦玻璃摔死了，老闆因而供他讀了這所中學。而他之所以能留在城裡，是因為救了遊戲城大老闆的兒子。
電影外，「外地人」這三個字也是一些學生揮之不去的陰影。一個學生曾在作文裡寫：「外地人的孩子只能在外來務工子弟學校上學，外地人的孩子想要到好一點的學校上學，要找關係，要往坑裡扔錢，還要捨得扔，外地人的孩子不必在乎……可憐的外地人的孩子，我要穿越時空，我要回到過去，我要做『地』主！「
殷老師也是「外地人」。他是湖北人，在大學裡認識了現在的夫人，因為丈母娘在張家港而來此教書。最初的兩年就在第八中學，但他總覺得，「我怎麼能在這樣一種地方浪費生命呢？」就連同事也說：「女的嘛，當教師挺好的，男的嘛，就一般一般。」
03年，學校比現在還要破，修了一條300米的跑道，連標準跑道都不是，那時候的校長還在會上不停地感謝領導。顯然，這地方使人絕望。
2005年，他轉去了市裡一所成績不錯的學校。考入這個學校，某種意義上已經成為這個江南小城衡量小學畢業生優秀的標尺。然而他並沒有感受到抱負的實現。他聽到有同事家屬揶揄調侃教師的專業性，並認為他們幹不了別的，正是血氣方剛的年紀，殷老師當即就發火了。
他去考了公務員，筆試考了第一名，面試時遇到一道題：中學生網上造謠你怎麼看？才讀了林達的《總統是靠不住的》的他，對比書中例子回答道：「只要不引起傷害，我們應該對學生抱有寬容的心態。」
最終殷老師也沒有考上公務員。他終於意識到自己不是那塊料：「我只能做老師。」
恰逢08年很多地方教師罷工，教師工資提升，總體待遇還不錯。「那就做啊，又適合，又能多抓兩把米。」殷老師似乎變得很務實。
這務實裡有一份野心——他聽說，有個「名師」去河北講學，一個小時校長給了六千。於是那個時候他特別想當名師。
他說自己那時候很驕傲，看不起學生，也與其他老師難以相處融洽。在成績好的學校往往背負沉重的教學壓力，個別老師會在考試前給學生漏題，他拒絕看題，故意說自己看了一定會透露給學生。說到這裡，殷老師皺起眉頭直視著我：「我不過只有三十歲，怎麼能活得這麼恐懼？」
他也對學校要求的教學方法感到極為彆扭，學校不僅要求最後的結果，還規定了到達結果的方法。毫無疑問，這大大減少了他的教學自由和樂趣。雖然他帶的班級，在成績上總是過關的。學生也認可他，在那所學校的貼吧裡至今還能看到懷念他的帖子，稱失去他為學校的最大損失。
2011年，學校要轉為純民辦，如果留下，就沒有編制了，可能變成一個純民辦教師。那個時候殷老師覺得編制對自己特別重要，只得按照教育局的指示，回到了第八中學。
「當時心裡特別難受，人往高處走啊，水才往低處流呢！」但是呆了兩個月之後，他說自己發現這裡很好，因為可以「磨鍊」傲氣。從前，他太急於得到別人認可了，因而活得驕傲浮誇；如今他首先得承認自己是個很普通的教師，做一些很瑣碎的事情。
沒有那麼強的精英感了。這裡的家長也是他從前沒有接觸過的，他們會穿著工廠的制服，跑過來說：「老師，我也想管孩子，可是……我得加班啊。」
一些學生是從民工子弟學校轉過來的。能進公辦學校，對他們來說已經是件莫大的好事。但是他們一進來語文只能考四十分。一個學生在初三作文裡寫道：我也想當明星，但是我媽媽說我成績很差。
一個學生在初三作文裡寫道：我也想當明星，但是我媽媽說我成績很差。
走進辦公室坐在我對面的時候，學生小陳（化名）顯得非常緊張羞澀。他回答問題的時候不敢看我，甚至會捂著臉。他的聲音很小，說話喜歡省略音節——一句「因為我成績也不好」，他會把「不好」兩個字連同「也」的尾音都一起吞掉，「也」聽上去像是第二聲。「我想說，但是不知道怎麼說，真的！」有時候他會這樣解釋他的囁嚅。
他就是那個語文考十六分的學生。
我問他想成為什麼樣的人，如果不考慮他目前所擁有的條件，他想了一會兒，說：「受大家歡迎的人。」然後，不管我怎樣引導他「想得大膽一點」，或是問「有沒有想成為的電影裡的角色」，他都有些無動於衷，還是強調：「就是想大家開心啊，氣氛不好的時候緩解一下氣氛。」
我突然想起，在我初三那年，那個後來全班唯一沒上高中的同學也是這麼說的。
殷老師幫我問了一句：「那你初三畢業以後到底什麼打算？」
學生說，他爸媽讓他去學技術。技術，指的是烹飪、理髮一類。「本來想拼一下的，也想考職校。但是我爸媽考慮，職校裡面不是有一些小混混嘛。」
他想了想，又說：「然後我媽讓我去當兵，但是當兵不是很苦嘛。可是要真學了烹飪，他們說到時候去飯店裡，熱死了。真的熱。」斟酌了一圈以後他選定了：「我最想去學的是理髮。輕鬆。」
這個孩子，他生活中充滿了一堆泡泡，是別人描述的「成人艱辛生活」。他努力閃躲著，想要挑選一樣最不艱辛的——他對未來生活的要求就僅此而已。
但其實，他也有他哪怕辛苦也好、也喜歡做的事。六年級時，他去蘇州念了一年體校，學打籃球。他每天七點半起來上三節課，接下來一直訓練，訓練到六點去食堂吃飯，如此往復，不覺得苦。可是他在那裡打架了，只能又回來。「我跟我爸說，畢業以後還把我送到蘇州體校，不想放棄籃球。我爸說我每次都做後悔的事情，當時為什麼要打架？後悔也沒辦法。」
小陳說，他最喜歡的學科是語文。殷老師開玩笑：「你這才上了我幾節課就說喜歡？」這孩子被激將了：「老師你看好了，一年堅持下來，語文能考及格！」他似乎振奮了點士氣，繼續許願：「儘量多學一點，把體育40分全拿了！語文考78分。物理，物理……數學不好，物理和化學全都不會。」他的聲音又低了下去。
他也想要考普高，但是說出來又立刻覺得離自己太遙遠。就連上技術學校，也需要考到400多分，對他來說還是很困難。他又開始像一臺設定好、已經運行很久的機器那樣，主動又誠信地檢討著自己：「我不自覺、我上課不認真、我記不住字怎麼寫……」甚至主動向我交代說，他成績差的起源是小學二年級有一次考得不錯，老師誇了他，他就驕傲了。「我都記得！我印象特別深刻。從那一天開始，我後面考得一塌糊塗。後來，我就不喜歡別人誇我。」
他還主動承認：「假如周五把作業寫完了，爸媽把手機發下來了，我周六周日就抱著手機打遊戲。」我想讓他放鬆點，問他：「上王者了嗎？」（王者是手遊王者榮耀的一種較高的等級。）「沒有，我只有鑽石」，他有些窘迫又非常嚴肅地趕緊喊停：「老師，不要談遊戲了！」
殷老師的夫人石老師也在同一所學校教語文，她開著車來接我們，並毫無懸念地在這個下雨天的放學高峰期堵了車。她有些焦慮，不時抱怨幾句路況，又命令了殷老師一句什麼。
這個在課堂上揮灑自如、說起過往更顯得有幾分桀驁的男人此時卻非常溫和，甚至到了「溫順」的程度，並且溫順得不帶一點委屈和敷衍。冷雨敲窗，我們躲在這個溫暖乾燥的小空間裡慢慢移動，殷老師的另一面又展現在我眼前。
他和石老師簡直是正好互補的。石老師不太會在課上帶學生看電影，談論起學生的髮型和著裝時，也傾向於較傳統的觀點。但是殷老師卻說：「其實教育原則和方法，我們倆都是相同的。」然後，又補充一句：「管學生的方法都是她教我的。」在他的朋友圈裡，屢屢可以看見夫人、女兒的照片和相關內容，那裡，他對夫人的稱呼是「領導」。在一張《傲慢與偏見》紙書的照片下，他的配文是：「家裡領導強烈要求我看這本言情小說……也是該做個愛情主題閱讀了。」
不會駕車的他此時忙於打電話，想要叫上幾個朋友共進晚餐。然而幾乎每一個電話都失敗了——那些朋友都在「好學校」當老師，需要帶學生「晚讀」或者做其他工作，抽不出身。而最終出席的一位女老師，也是下了晚讀才匆匆而來，並在談話中屢次強調：她堅持教下來全靠「臉皮厚」，才能不那麼在乎成績的壓力。「不過，我發現我教的班也沒有考得那麼差嘛。」她的聲音嬌俏，帶著一種女學生般的青春感。
「不考得那麼差」，對於這些學校的老師來說絕對是一個「厚臉皮」的要求。大部分的老師是希望自己的班級考第一的。
當石老師談到她四點多就可以下課回家時，女教師表現出了充分的羨慕：「我五點鐘還在開會呢！」自從她落座，我的中學回憶呼啦啦一下子被喚醒：早讀、排名、天天默寫，一個班視另一個班為競爭對手，分數要緊緊咬著對手。
反而在第八中學，在這個被殷老師稱為「鄉村學校」的公立中學裡，野蠻生長出了一片試驗田，學生在他的指導下，得以在《小王子》《李爾王》甚至《動物莊園》的水域裡自在遊動，獲得一些應試之外的學習樂趣。
殷老師肯定八中的校長說：「不幹預老師的教學，不是每個校長都做得到，雖然這是應該的。」他自己也在這樣的教學中獲得樂趣，給學生，也給自己創造一些意義。
被稱為」浙江三教師「之一的蔡朝陽評價殷老師：「他比較重視教育理論，教育學理論素養在青年教師當中很少見。作為語文老師主要還是帶動孩子們去讀書，他做了不少。這也是在體制內唯一能做的事情。」而殷老師帶著點開玩笑的語氣告訴我，最喜歡的事情是睡覺、長跑和讀書，而研究教育理論是教師份內的事情。
殷老師的教學方式的確是別具一格的。他至少每周在課堂上放一次電影，並與學生就電影進行討論，如講到課本上的「長徵單元」時，他選擇《雷霆救兵》和《太極拳飄揚》這兩部電影，向學生講述「普通人的戰爭」。他把《夏洛特的網》《三傻大鬧寶萊塢》《放牛班的春天》等電影作為初一學生的必看電影。
教授到蘇軾和杜甫的作品時，他索性依據林語堂的《蘇東坡傳》、甚至還有六神磊磊的《猛人杜甫：一個小號的逆襲》編印閱讀材料，打破學生臉譜化的認知。學生高豐楠在課後寫下：我覺得「烏臺詩獄」和「鶴立雞群」這個成語所表達的意思有些相似之處，蘇軾就是那隻與眾不同的鶴……蘇軾一直以來引以為傲的文採與四海的朋友，此刻卻成了他的悲哀！
他希望以後能繼續探索新的教學形式和教學內容，比如桌遊三國殺和閱讀三國志的結合，用《小狗錢錢》的閱讀和桌遊馬尼拉的搭配來做經濟學常識的啟蒙，每學期一本莎士比亞的悲喜劇的閱讀和表演。他是個樂觀派，相信哪怕體制內教書，未來也有很多的可能性。
他還把學生的佳作放在自己的簡書上，號召讀者打賞。他把打賞轉交給孩子，「讓他體驗到思考和才華可以吃飯」。學生李天容在文章中發表了自己對應試教育的見解，說現實中的教育像「一把實用卻難用的工具」。他承認考試的必要性，又抨擊它的「使用門檻」太高：「一場中考，呼啦啦地就要刷掉60-70％的人，簡直讓人想起來不寒而慄。」
這個一向成績還不錯的孩子甚至吐露了這樣的心聲：」在別人看來，我的考試排名在我們年級應該算是比較靠前的了。可其實我最羨慕的人其實是我身後那些分分鐘幾十名上下的同學，至少我覺得他們這樣算是沒有完全被考試製約住（當然也可能是完全沒有看書）。羨慕總歸是羨慕，我反正是沒有這等勇氣去體驗。「
殷老師想要教授給學生的，不只是語文，更是思考的能力。「我只是希望他們成為一個常識比較健全的人。哪怕是成為最底層的勞動者，他們活得一定要有尊嚴。」殷老師對我說。
他告訴我：「我在讀大學的時候，有一個教新詩的老師，她培養了我對詩歌最起碼的一種感覺。在此之前，我作為一個十八九歲的縣中出來的學生，以為讀書就是讀經典名著，就是《紅與黑》。
「為什麼我們這個過程一定要等到我們二十幾歲的時候才有呢？我們做老師的應該給孩子最好的讀物，而不是把這個過程延長到由他們自己掙扎。大部分人都掙扎不出來，因為一個人探索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後記：就在我與學生小陳聊天之後沒幾天，他退學了，去了張家港一所武術學校。這個想要回到體校的孩子也許某種程度上達成了自己的願望。只是，殷老師聽說，上學第一天他被打得很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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