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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出背景
20世紀六七十年代,電視在美國家庭中逐漸普及,產生了強大的社會影響力,當時美國面臨著日益嚴重的社會暴力和犯罪問題,政府在1967年專門成立了「暴力起因與防範委員會」來研究對策,格伯納(1919—2005)是參與者之一。
5年後,美國衛生局科學諮詢委員會又開展了有關電視與社會行為的調查,格伯納在研究中建立了暴力指數,通過對電視網的黃金時段內容做抽樣和內容分析來了解節目中暴力的展現。
1973年,格伯納工作小組將其研究界定為文化指標項目,該項目既是有歷史基礎和理論指導的,又是有實證支撐的——它跟蹤了1967年以來的電視劇內容,並從1974年開始探索電視陪伴下的成長與生活的後果。它是1967年以來唯一一個持續對電視劇中暴力角色跟蹤趨勢的獨立研究,未來暴力測量的相關研究無一不以此作為進一步研究的背景。
該項目旨在探究3個主要問題:一是考察制度過程、壓力與媒介內容生產背後的限制,即制度分析;二是對媒介內容中流行影像的研究,也稱訊息系統分析;三是對媒介接觸與受眾信念和行為關係的分析,即培養分析。
格伯納提出了「培養」理論的核心觀點:電視在選擇和加工新聞和其他信息時建構起一種由符號構成的擬態環境,這「培養」甚至「創造」了一個與現實未必一致的「世界觀」。
二基本介紹
「培養」理論又稱「培養」分析或「教化分析」、「涵化分析」。格伯納認為,在現代社會,大眾傳媒提示的象徵性事實對人們認識和理解現實世界發揮著巨大影響。由於大眾傳媒的某種偏向性,人們在心目中描繪的主觀現實與實際存在的客觀現實之間出現了很大的偏離。
同時,這種影響不是短期的,而是一個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培養過程,他在不知不覺中制約著人們的現實觀。在這個意義上,格伯納等人將這一研究稱為「培養分析」。
1研究的主要問題
一是分析電視畫面上的兇殺和暴力內容與社會犯罪之間的關係;二是考察這些內容對人們的認識社會現實的影響。
2基本觀點
①社會要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存在和發展下去,就需要社會成員對該社會有一種「共識」,在此基礎上,人們的認識、判斷和行為才會有共同的基準,社會生活才能實現協調。
②大眾傳媒在形成現代社會的「共識」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尤其是電視。
③由於傾向性等因素,大眾傳媒所提供的「象徵性現實」與客觀現實存在距離,而受眾往往無法分辨。這種「象徵性現實」對人們認識理解客觀世界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其影響不是短期的,而是一個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培養」過程,它在不知不覺中制約著人們的現實觀。
④大眾傳媒具有特定的價值和意識形態傾向,通過「報導事實」、「提供娛樂」等形式傳達給受眾,從而潛移默化地形成人們的現實觀、社會觀。大眾傳媒的「培養效果」,主要表現在形成當代社會觀和現實觀的「主流」,而電視媒介在主流形成過程中尤其發揮了強大的作用。
3理論評價
該理論揭示的是大眾傳播對社會「共識」、對人們的「主觀現實」的形成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它是以一定的社會觀和傳播觀為研究出發點的。
①強調大眾傳播在形成社會成員對社會的「共識」中的巨大作用。
②指出大眾傳媒所提供的「象徵性現實」與客觀現實之間是有差距的,傳媒的傾向會帶來或好或壞的社會效果。
③包含對資本主義大眾傳媒的批判和要求改革的觀點。
④教養理論可能適合於特定種類的電視節目,但可能不支持總體上的電視內容,期待整體的電視觀看產生教養效果是不合理的。
三理論發展
1、「主流說」:不同背景不同社會群體的長時間看電視者,其對社會現實的看法,即「主觀現實」均傾向於「媒介現實」,具有趨向「主流」的趨勢。
2、「共鳴說」:電視的&34;效果在某些特定群體中具有更加明顯的效果。如女性更加容易受到暴力傷害,因此大量收看電視的女性受眾更加傾向於認為暴力犯罪是嚴重的社會問題,也就是與電視中呈現的高犯罪世界的描繪產生了「共鳴」。
3、「第一級信念」:指人們對社會現實的表面認識。如暴力犯罪的發生率等。
4、「第二級信念」:指對社會現實態度層面的認識。如社會是安全的還是危險的。
「第一級信念」與「第二級信念」雖然在程度上是遞進的關係,但它們並不具有天然的因果關係。在培養理論中,「第一級信念」更多的受電視影響,而「第二級信念」則受電視以及其它各種因素的綜合制約。
四新媒體環境下的「培養」理論
1
新媒體環境下的「培養」理論正在弱化
1碎片化的傳播語境難以形成共識
新媒體環境下受眾被細分為一個個虛擬社群,傳播者需精準把握細分的碎片社群,重視個性化需求才能形成價值認同,完成關係構建,但無數個碎片社群勢必有無數個性化定製,眾口難調下帶來的結果就是難以構建社會共識。
同一篇新聞報導,基於用戶畫像而進行的機器算法形成個性化的千人日報分發給受眾時,被差異化後新聞報導在產生共識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
2話語權的閱眾分享挑戰主流價值
新媒體平臺匿名性與互動性的特點激發了受眾表達的欲望,意見結構趨於完整,去中心化生產、平等對話成為可能,且分散而龐大的草根熱衷狂歡式的情感宣洩,對主流意識形態產生越來越多的抵抗。
比如近年來網絡民粹主義的盛行,重大輿情中反權威反專家的聲音不斷出現,不斷消解著電視時代推崇官方權威尊重專家的主流價值。
3實時性的雙向傳播弱化了長期
涵化「培養理論」關注的是長期條件下電視對人們認識現實和社會的影響,人們在無意識情況下接受電視構建的象徵性現實的影響。而新媒體時代傳播方式發生變革,一方面雙向傳播下的受眾成為信息的產消者,可以隨時發布並獲取反饋,進行互動。
當人們對部分領域的客觀現實認識存在盲區時,可以通過知乎、貼吧等提問,實現從被動接受電視的象徵性現實到主動獲取他人的客觀現實經驗。
2
新媒體環境下的「培養」理論存在的具體表現
主流媒體較強的輿論引導力依然存在,自媒體、微博大V在輿情中的信息表達一般是對事件本身的評論與相關情緒的宣洩,而缺少事件新事實的挖掘與補充。
主流媒體的專業採訪人員利用大數據監測軟體,依託自身的「兩微一端」多媒體矩陣,秉持新聞人的專業素養,能夠挖掘呈現事實的深層次原因,還原事件真相。
不良網絡信息誘導犯罪網際網路時代的技術賦權,使得用戶UGC成為可能,由於傳播者媒介水平參差不齊、監管的缺位及受眾辨別虛假信息能力不高,導致虛假不良信息泛濫,網絡詐騙頻出,影響社會穩定。不良的網絡信息可以潛移默化對人們的行為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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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何欣蔚.中國對培養理論研究的文獻綜述[J].傳媒論壇,2019,2(13):115.
[2]楊悅.培養理論研究前沿:一個國外文獻綜述[J].新聞研究導刊,2020,11(03):44-46.
[3]毛藝融.新媒體環境下「培養理論」發展研究[J].西部廣播電視,201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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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一十六畫生
責編 | 白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