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河
「文明型國家」（civilizaitonal state）一說源於哈佛學者白璧德，指「一個國家代表一類文明」，比如中國。在亨廷頓那裡，「文明型國家」 又被稱為「某個文明內的核心國家（core-state）」，比如美國是西方文明裡的「核心國家」，俄羅斯是東正教文明的核心國家等。在這裡，「文明型國家」不僅指擁有數千年歷史的古老國家，也可以指年輕的現代國家。
「文明型國家」如何善用其歷史資源提升文化影響力？對這個問題， 國內文化影響力研究領域長期關注不足。提到文化影響力強國，人們往往關注西方發達國家，它們不僅擁有先進的教育體系和工業體系、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和持久的科技創新能力，還擁有強大的文化生產能力和領先的傳媒技術。但確實有些不夠發達的「文明型國家」，它們雖在綜合指標上不及發達國家，卻在歷史、語言和宗教文化方面擁有強大的文化資本，並通過善用這些資本形成了強大的文化影響力，譬如沙特、伊朗、土耳其、哈薩克斯坦等。
從「文明型國家」的角度研究文化影響力，對我們這個文明古國具有重要參照價值。
一國的文明史資源是塑造其當代文化影響力的重要文化資本
近來，筆者考察了Y&R諮詢公司和美國賓州沃頓商學院專家編制的「文化影響力」測度測度指標系統，美國南加州大學外交研究中心聯合英國波特蘭公關公司共同發布的《全球軟實力研究報告》，以及我國一些「文化影響力」測量體系研究報告。筆者一個觀察是，這些對文化影響力進行測量的學者大都具有科技、商業或政治學背景，因此其關注點大多聚焦在如下問題： 一國在多大程度上將文化置於其政策優先地位，一國的文化產業（包括時尚產業、娛樂業）的活躍度以及相關文化貿易的活躍度和順差水平，一國使用政府手段推廣其語言文化的力度等等。相比之下，他們較少關注一國的文明史資源對該國提升其現代「文化影響力」具有怎樣重要的影響。
所謂「文明史資源」包括： 一國在歷史上屬於哪個文明圈？它在該文明圈中處於何種地位？等等。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指出：「文明是最大單位的文化，是把『我』 與『他』區別開來的最大文化單位。」其主旨是說，「文明」是超民族國家的文化單位，是一群認同相同或相近文化價值的國家群體。該國家群體共享的文明體系既可以是在文明早期生成的，如德國思想家雅斯貝爾斯所說形成於軸心時代（公元前6世紀-公元前4世紀）的中國儒家文明、印度文明、古希臘文明等，可以是公元7世紀出現的伊斯蘭文明和公元15世紀強勢崛起的俄羅斯東正教文明，也可以是伴隨現代化進程而產生的西方文明，如英國、法國的殖民主義文明等。這些文明有些是和平產生的，有些是通過血與火的暴力手段催生的，無論怎樣，這些文明都構成了當今世界文明地圖的基本板塊。任何國家要向世界推廣其語言文化，如果不具備這種文明板塊地圖意識，很難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更可能在文化推廣中遭遇各種形式的文化抵抗。簡言之，文明史資源可以構成一個國家展開其文化影響的首要「文化資本」。與缺乏這種文化資本的國家相比，一個累積了大量文明史資源的國家在推展其現代文化影響時具有一種強大的先天優勢。
英國法國將負面的殖民遺產轉化為強大的現代文化資本
在現代西方文明中，美國無疑是個「核心國家」。它的文化影響力是憑藉其強大的現代科技和文化工業實現的。十多年前，德國學者麥格斯稱美國是個「HHMM國家」，即一個以哈佛大學–好萊塢– 麥當勞–微軟（Harvard-Hollywood- McDonald-Microsoft）作為其文化標誌的國家。這些標誌毫無疑問都散發著強烈的現代氣息。不過，除了高度現代的美國外，西方的亞文明圈裡確實還存在著一些歷史資源相對豐厚的核心國家，譬如英國和法國。
英國是老牌帝國主義國家， 從17世紀到19世紀，其殖民地遍布全球。它在其他國家留下的大量文化遺產，無論是英語文學、教育體系、政治制度、建築遺存還是英式的生活方式，無不具有鮮明的殖民主義色彩。從歷史正義的角度來看，這種殖民色彩當然是負面的歷史遺產。但進入20世紀，隨著英國實力衰退，旗下的殖民地國家相繼獨立，如何維持英國與這些前殖民地國家的歷史聯繫就成為重要課題。1931年，英國國會通過法令， 創設「大英國協」，要求其成員國基於共同歷史背景，維持彼此獨立但自由平等的關係。2013年3月11日， 英國女王籤署大英國協首份闡述其核心價值觀的文件——《大英國協憲章》。《憲章》總結闡釋了54個聯邦成員在民主、人權、法治、國際和平與安全、可持續發展等16個方面的核心價值觀和共同原則，旨在維護聯邦成員間的緊密聯繫、維持英國在聯邦的影響力。至此，英國顯示出將其歷史上的負面歷史遺產轉化為現代文化資本的姿態。
英國在世界上留下的最重要文明史資源是英語。近幾十年來，不少國家都將向海外推廣自己的語言文化當作一項基本國策，如德國歌德學院、法國的法語聯盟、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學院、日本的日本文化中心、韓國的世宗學院等，但唯獨英國不需要專門提出海外英語培訓計劃，因為英語在全球高等教育、網際網路、國際組織、學術著作等領域，一直是全球通用的「世界語」。今天，英國雖然相對於其他國家國力規模日漸縮小，但憑藉英語，它在文化影響力或軟實力榜單上始終名列前茅。
隨著全球化與網際網路的普及， 英語獨攬了網際網路90%以上的信息資源，由此對西方國家另一個亞文明圈的核心國家——法國——構成了強大威脅。可以說，20世紀以來法國捍衛自己文化、推廣自己的文化的主要動機，是要抗衡來自英語世界（以美國為代表）日益增長的文化壓力。為抗衡這種壓力，法國聚集了法語文化圈的多國，形成了具有影響力的區域國際組織，將多項自己的文化政策訴求轉化成國際文化政策。其中最成功的案例，就是在法國為首的國家集團推動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05年10月以壓倒性優勢通過了《促進與保護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簡稱《文化多樣性公約》）。
深入觀察一個多世紀來的法國， 不難發現，這個國家善於利用國際社會的平臺維護那個以它作為核心國家的亞文明體系，並取得了不俗的成效。這裡需要明確以下幾個事實：
其一，法國在18世紀是個世界性帝國，法語在當時世界的地位相當於今天的英語。從文化影響力角度來說，法國曾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即一個代表著獨特文明類型的國家。
其二，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 法語文明分別經歷了來自不列顛帝國和美國的兩大衝擊。在此背景下， 1883年法國成立了以推廣法語文化為宗旨的「法語聯盟」（Alliance Francaise），目前共有1100個機構分布在130個國家。而從20世紀上半葉起，法國一直是應對美國好萊塢文化衝擊的最強大的抵抗者。1958 年，法國明確將電影劃歸文化部管轄，從而徹底淡化了它的「文化工業」屬性。此後，法國在烏拉圭回合當中提出「文化例外」，1994年又在國內推出旨在限制英語使用的「杜邦法」，這一切都表明法國在維護自己文明地位方面的不苟且態度。
其三，法國為維護其「文明型國家」地位所作的最重要努力， 是在1970年聯合其以前的殖民地國家和附庸國，建立「法語國家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French Speaking Countries）——這是法國將其負面的殖民主義歷史轉化為強大文化資本的成功舉措。該組織總部在巴黎，1986年以後每兩年召開一次會議，目前已有56個正式成員國，19個觀察員國，覆蓋9億人口，其參與國數量大大超過了大英國協組織（53國）。它已經成為法國施展其重要國際影響的重要平臺。
其四，至少自上世紀90年代起，法國利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在巴黎的便利，在法語國家聯盟的大力支持下，聯合大英國協國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發展中國家（如印度、中國），成功地將用以抵制美國主導的文化全球化進程的「文化多樣性」觀念，變成了教科文組織政府間委員會締結的國際公約， 從而使其成為國際法律文件。
不僅如此，在《文化多樣性公約》實施工程中，法國也發揮了積極的主導作用。筆者2009年到2013 年擔任教科文組織設立「文化多樣性國際基金」（IFCD）六人評審委員會成員。在4年的工作中感受到該基金組織受到某種操控，其基金項目的評審結果明顯向法語國家組織成員國傾斜。根據教科文組織「文化多樣性公約」秘書處統計的結果，2010年，全球有31個項目獲得「文化多樣性國際基金」資助， 屬於法語國家組織成員國和前法屬殖民地的國家有19個，其中16個在非洲；2011年獲資助的17個項目，屬於法語國家的有5個，全在非洲，還有一個加勒比國家以前一度是法國殖民地；2012年13個獲資助項目中有3個法語國家，全在非洲。上述觀察表明，在非洲並且屬於法語國家組織（56個成員國）的國家，獲得資助的項目比重相當大，三年來共24個，佔獲資助項目總數的40%。尤其是第一年，非洲法語國家獲資助的項目總數佔比高達51.6%。整個受到法國影響的國家為19個，佔總數61%。
來自法語國家組織成員國的項目申請者成為「文化多樣性國際基金」的最大受惠群體，這種狀況與《文化多樣性國際基金應用指南》條款4.5中申明的「區域平等原則」（an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the resources of the fund）是相衝突的。但無論怎樣， 法國以其幾十年來的文化政策實踐告訴世人，要成為有影響力的「文明型國家」，就要具備使「我的道路」成為「我們的道路」，使「我的理想」 成為「我們的理想」，使「我的文化訴求」成為「我們的文化訴求」的政策想像力和執行力，而這是一個國家「文化影響力」的至高境界。
對中國利用傳統文化資源塑造文化影響力的思考
除了上述大英國協、法語國家組織之外，伊斯蘭世界也是當代世界中非常顯眼的政治文化板塊。伊斯蘭世界主要國家利用伊斯蘭會議組織、突厥語國家合作理事會等國際組織重塑文化影響力的做法也值得關注。
總的來說，我們可以從相關國家身上清晰地看到其是如何利用種族想像以及語言、宗教和歷史記憶資源來重建文明圈，並力爭在該文明圈中充當核心國家的角色。而與這些國家相比，曾經長期充當儒家文化圈或漢字文化圈核心國家的中國目前境況不甚理想：儘管中國在過去70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過去40年的高速發展取得了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驕人成就，但由於在過去100多年中，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現代化進程同時是儒家文化圈或漢字文化圈徹底解體的時代，中國與周邊國家在語言文字、宗教信仰、歷史記述等各方面漸行漸遠。2004年以來，伴隨「文化走出去」的實施，我國孔子學院快速發展，目前有500多所，遍布全球。這應當是我國利用傳統文化資源來塑造文化影響力的重要舉措。
我們高度關注世界主要國家利用文明史資源構築相關國際組織，維繫、重塑或提升其文化影響力的做法。這是因為， 在歷史上生成的文明史資源是相關國家群體共享的歷史記憶，這種記憶的恢復可以推進相關國家形成彼此高度親近、高度認同的文化統一體。大英國協、法語國家組織等都是這方面的典範。一旦具有這種資源，相關國家推進其文化影響力就能夠達到《老子》所說的「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的境地。這也是我們這個曾經的中華文明圈核心國家需要認真加以研究的。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文章來源：《中國發展觀察》2019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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