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的
過去、現在和未來
鴉片戰爭幾乎是每個中國人熟知的一個歷史名詞。我們熟知它，是因為它早已成為一個標籤：它被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被作為國家恥辱和中國人民覺醒的時刻。與鴉片戰爭綁定在一起的，是「閉關鎖國」。
是否打開國門就可避開一劫？是國與國的利益衝突，還是清末各階層的利益衝突？也許當我們終於從鴉片戰爭的歷史迷霧中走出來時，就更能有面對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的底氣與經驗。王曉秦先生在《鴉片戰爭》一書中，以史家觀點，文學筆法，從人、制度、技術三方面一層層剝開鴉片戰爭的歷史迷霧。
居廟堂之高VS處江湖之遠
在鴉片戰爭中粉墨登場的人物分為三類：一是以道光、王鼎、潘世恩、穆彰阿、琦善等為核心的權力集團和以林則徐、伊里布、葛雲飛、奕山、鄧廷楨、關天培等為代表的執行聖命的疆臣；一是戰爭的另一方英軍和英商，以明託家族和威廉·查頓、馬地臣、顛地為代表；一是廣州十三行、疍戶和鴉片戰爭期間的廣東、浙江一帶的中國老百姓。
這三類人物排列組合成數個矛盾衝突，演繹了一段段精彩的故事：
「隱匿不報」是書中反覆出現的最讓人觸目驚心的四個字。每戰必敗的疆臣不僅私自對皇上「隱匿不報」，還聯手對皇上「隱匿不報」；不僅不報戰敗的情況，還虛報小勝的軍情，粉飾戰績。
道光對戰爭期間的戰敗態勢一直處於「蒙蔽聖聽」中，因此從1840-1842年間從廣東到福建，再到浙江的諸次戰役，每戰必敗，敗完再接著打。道光如果早知道敗得如此慘烈，想必會召集軍機大臣考慮第二條道路，不至於「誤判敵情」。
至於「隱匿不報」的原因，是因為一俟戰敗，疆臣們會受到如罷免流徙等嚴厲的懲罰，家人也不能倖免。「道光皇帝多威少恩多張少弛，小眚大罰大功小賞，恨不得讓臣工們像磨道上的健驢一樣勤勤懇懇不出差錯。他既握有生殺予奪的無上權力，又以刻薄寡恩固執吝嗇聞名官場，故而各省的督撫提鎮都畏他三分。
另一個是一直以來不為大眾熟知的夾在英國商人與清朝官員之間商步維艱的廣州十三行。十三行屬於官商，負有替朝廷經理海外貿易的職責。行商們雖有官銜，卻常常受到科場官員們的歧視。他們隨時可能被仗責、罰款、勒索、抄家，連伍秉鑑那樣的富比王侯的皇商都不能倖免，他本人受過仗刑，巨額罰款，三兒子伍元華擔任總商時，因為得罪了廣東巡撫，居然被杖刑致死。因此行商的子孫後代多不願經商，寧願通過科舉步入仕途。
在鴉片戰爭初期，十三行扮演著調解清政府與英商之間的矛盾，在戰爭升級之時，「勸捐」成了刻在行商腦門擦之不去的壓力，既要為鴉片戰爭的軍費買單，又要承擔巨額的戰爭賠款。
戰爭是一面鏡子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告訴了我們一個重要的歷史觀點：中國舊王朝一直重道德輕技術。和道德相比，可靠的數字、優秀的制度、高明的「手腕」更令人期待。而要進行這樣的改造，皇帝、首輔、軍將、地方官員、哲學家、鄉紳等各個層面，都需要一場大的改變，而非局部的改造可以完成。
乾隆後期，清朝已不可避免走向式微。鴉片戰爭前，中國已經經歷了數次戰亂：平定準格爾部，遠徵緬甸，白蓮教起義。道光時期，白銀外流嚴重。道光繼位時戶部有四千多萬兩存銀，到虎門銷煙前只有一千多萬存銀。道光認為菸民對鴉片的大量需求是白銀外流的主要原因，但卻並不打算關上最後一道大門。
因為「皇家度支取自廣東粵海關、蘇州滸墅關和北京崇文門的關稅，粵海關的稅收一半上繳內務府供皇家開支，一半由地方留用，要是禁海封關，朝廷收入會減去不少」。
與英國的上下議院就是否要對中國開戰展開了激烈的爭吵結果是主戰派以9票的微弱優勢宣布開戰不同，道光的禁菸令（驅逐夷商、禁絕煙毒）與禁菸人選是與三位軍機大臣商定的。中國是一個宗族社會的性質也決定了戰爭期間對疆臣的啟用也多少受人情的影響：有人舉薦，就有做官的機會。
鴉片戰爭本質上是一場貿易爭端引起的戰爭。在英商看來，他們嚴格遵守大清法規，只在公海上銷售鴉片，清政府的貿易制度卻是苛刻又腐敗：每條商船進入中國內河都要交納數額驚人的船鈔和名目繁多的陋規。徵收船鈔的胥吏明目張胆地索要賄賂，如果不給，小船就按中船徵，中船按大船徵。
除英商難做外，中國官憲對行商也是恣意盤剝，各種攤派，廣州十三行除怡和行和同孚行外，其餘行商全都負債纍纍，連本帶息欠英國23家商行300萬巨款，相當於一個小國一年的稅賦。林則徐的禁菸令將16名英商驅逐出境，這讓英商認為這300萬巨款無法討回。
因此信奉自由貿易的英國人打著「明定關稅，取消陋規，重建貿易制度，廢除行商，打破壟斷，自由貿易」的旗號開始著手準備一場維護英國利益的戰爭。道光和諸臣不知道的是，大清制度下的種種流弊，成為英國發動戰爭的「名正言順」的理由。
知己知彼VS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在鴉片戰爭前，中英兩國間對彼此的了解是不對等的。道光對英國位於哪裡都不知道，也不相信傳教士所說英國距「本朝」7萬裡，因為「夷商怎能涉海而來？」而英方不僅熟知中國地輿，且在戰前早已準備好涉及中國海域、航道、物產、兵備、戰略等資料。
自信「中國文明相當於英國中世紀的水平，落後三百年」。英商查頓向英國國防大臣馬考雷匯報時說：「他們不知道地球是圓的，不知道牛頓力學，更不懂的亞當·斯密的經濟學。
他們使用中世紀的鑄模法製造槍炮，不懂怎樣在炮管制造來複線。他們缺乏空氣動力學的知識，他們的戰船和商船只有橫帆，沒有縱帆和三角帆，我國的一條戰列艦足以摧毀中國的全部外海水師。」
王曉秦先生用諸多筆墨描寫了英軍的船堅炮利，每一次戰役清軍的奮勇都如同以卵擊石。英國海軍的三桅風帆、燧發槍、雷爆槍、推輪野戰炮、施拉普納子母彈、康格利夫火箭、火箭船輪番上陣，就連戰鬥意志最強烈的八旗兵拼盡全力浴血奮戰儼然沒有扭轉局面的可能時只能自殺殉國。
兵少糧少的英軍挑起離本國萬裡之外的這場戰爭，不可不說是下了足夠大的勇氣。英軍最初的行動帶著試探意味，等熟知清軍外強中乾的真面目時，便長驅直入，直到掐斷了長江和大運河，大清的經濟命脈被卡住，而南京戰役時英軍疫情暴發不敢戀戰，清軍再也抵禦不了隱瞞不了時，這場中國不可能戰勝而英國不該發起的戰爭以損失十萬大軍、籤訂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的《南京條約》、林則徐遣戍新疆牛鑑餘步雲奕山等等候刑部會審落下帷幕。
歷史從未封存於史書中，也從未停下腳步。戰爭只有一個結果，原因卻是複雜的。今天再來看一百多年前發生的戰爭，如果處在先人們的時代，我們也許沒有比他們更好的選擇。歷史的必然總是讓後人吸取經驗從而不重蹈覆轍。能夠推動歷史的前進，就是失敗最好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