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語言政策與規劃是社會語言學的重要研究領域。文章藉助CiteSpace5.5.R2,以Scopus資料庫2010—2019年收錄的2025篇論文為原始數據,從國家/地區分布、機構分布、期刊分布、關鍵詞共現、激增主題、高被引文獻等方面進行可視化圖譜分析,旨在釐清這一領域在過去十年中的發展狀況,梳理其研究熱點和前沿,為我國相關研究提供參照。研究結果表明,在過去十年中,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在國家/地區分布方面呈現不均衡發展態勢,但從高產機構分布上看,世界各地區分布較為均衡;近十年的研究熱點眾多且分布廣泛,包括語言教育、多語現象等各個方面;從研究趨勢看,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逐漸關注微觀層面。
語言政策與規劃活動可以追溯至數千年前,但真正進入社會語言學領域並成為其研究對象,始於 20世紀 50 年代末,至今已有半個多世紀。自二戰結束以來,語言政策與規劃在研究領域、對象、內容等方面不斷擴展,研究深度不斷增加,逐步成為了一個擁有豐富知識體系的學科領域。對該領域 2001—2010 年的研究狀況,馮佳和王克非利用 Web of Science 的數據,對 536 篇文獻進行了可視化分析。當今中國正處於實現「中國夢」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時代。在此過程中,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承載著重要的時代使命。因此,探討語言政策和規劃,總結梳理國際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的最新發展狀況,對推動人類社會進步以及促進國家和諧發展有重大意義,對我國相關學科領域的研究也具有重 要 的 參 考 和 啟 示 作 用。鑑 於 此,本 文 借 助Cite Space 這一計量軟體,從國家 / 地區分布、主要研究機構分布、主要期刊分布、高被引文獻、研究熱點與前沿等方面對 Scopus 資料庫 2010—2019 年收錄的 2025篇有關語言政策與規劃的研究論文進行統計分析,並採用知識圖譜的方式進行可視化呈現,以期釐清該學科領域近十年來的整體發展脈絡,呈現其最新進展和趨勢,為未來國內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提供參照。
本文採用的研究工具是 Cite Space,該軟體是由美
國德雷塞爾大學陳超美教授等人基於 JAVA 技術開發的一款科學計量軟體。藉助此工具,可以深度挖掘並分析科研文獻的被引數據,考察特定知識領域的基本情況,探測其發展趨勢,並以可視化方式加以呈現。Cite Space 的 數 據 來 源 包 括 Web of Science、Scopus、CNKI、NSF、Derwent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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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國家/地區分布
在國家/地區分布的知識圖譜中,節點代表國家/地區,其大小代表該國家/地區在近十年內的發文量,節點間的連線代表國家/地區之間的合作發文情況。該知識圖譜共呈現了 88 個節點,296 根連線,經過網絡剪裁剩下 88 個節點,40 根連線,如圖所示。
( 二) 機構分布
對發文機構分布進行分析,可以揭示領域內作者群體的分布情況,為深入了解和分析有關領域的發展情況提供參考。經過數據統計分析後發現,該領域的研究機構較多,本文只列舉了排名前 10 的機構,從發文量來看,數量最多的是澳大利亞的昆士蘭大學,其次是挪威的奧斯陸大學,隨之是中國的香港大學、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大學、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學、南非的南非大學、美國的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和紐約城市大學、南非的誇祖盧納塔爾大學、芬蘭的于韋斯屈萊大學。由此可見,在機構發文方面,各個地區的分布較為均衡,高產機構遍布澳洲、歐洲、亞洲、美洲和非洲,說明世界各國普遍重視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
( 三) 期刊分布
通過對來源期刊分布情況進行分析,可以發現樣本文獻的分布領域和來源刊物的水平及特點,並可以為研究領域走向提供依據。表 2 呈現了樣本文獻來源最多的前 7 種期刊。
高被引論文一般是具有奠基性作用的重要論文,可以被視為研究領域的知識基礎,一個研究領域可以被概念化為從研究前沿到知識基礎的時間映射。本研究利用 Cite Space 繪製出了文獻共被引知識圖譜,如圖 5 所示,其中節點代表被引文獻,節點大小代表該文獻被引用的總頻次,被引頻次越高,節點越大。年輪的厚度代表該文獻在某一時間分區內被引用的頻次,被引頻次越高,年輪越厚。節點間的連線代表其共被引關係,共被引強度越大,連線越粗,文獻之間的關係越緊密。圖 5 呈現了高被引文獻節點。
本文採用 Cite Space 文獻計量軟體,對 Scopus 資料庫中近十年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文獻的國家/地區分布、科研機構分布、期刊分布、研究熱點以及高被引文獻進行了可視化知識圖譜分析,旨在揭示國際語言政策與規劃的研究熱點及前沿動態。從研究結果可以看出,國際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正處於蓬勃發展階段: 就發文量來看,本領域研究的國家/地區差異較大,但都呈現上升趨勢; 從高產機構分布來看,世界各地機構分布較為均衡; 在研究熱點方面,近十年來,語言政策與規劃領域的研究熱點眾多且分布廣泛,主要包括語言教育政策,尤其是教學大綱、( 英語作為) 教學媒介語、高等教育等方面; 多語現象和語言發展研究,如語言的邊緣化、少數民族語言、本土語言等; 語言政策的其他分支研究,如家庭語言政策、語言地位規劃等; 特定國家和地區的語言政策研究,如美國、歐盟、東帝汶、越南、馬來西亞等國家和地區。從研究趨勢來看,近年來,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主要關注微觀層面的語言規劃和語言發展問題,超語言和主體性也是研究熱點之一。
國際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經過數十年的積累、發展和演變,已經形成了一個主題更加豐富、範圍更加廣闊的研究領域,相關研究成果對我國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具有一定的參照和啟示作用。首先,語言教育政策是語言政策中的重要分支,中國的語言教育涉及漢語( 普通話) 和少數民族語言教育、外語( 包括英語和其他語種) 教育等多個方面,對語言教育政策與規劃的研究不僅關乎我國語言教育的長足發展,也關乎國家發展戰略的貫徹實施。正如沈騎所指出的,當前我國正處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戰略機遇期,語言教 育 研 究 承 載 著 重 要 的 戰 略 使 命 與 時 代 重任。第二,中國作為一個人口眾多、民族和語言種類多樣的國家,在當下語言扶貧的背景下,多語地區的語言狀況以及瀕危語言研究、國家語言政策的施行成效等,都應當成為關注重點。第三,如趙守輝等所言,語言政策與規劃這個研究領域自產生以來,長期主要關注國家層面的宏觀規劃,注重國家或官方力量對語言的幹預。但除了宏觀層面外,微觀層面,如語言社區、教育機構以及個人的主體性等,也同樣應該受到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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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載於 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0年05期 第33-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