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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月,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婦產科醫生、醫學博士、助理研究員。《中國醫學倫理學》雜誌英文編輯,發表SCI論文十餘篇,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一項,參與多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
| 編者按 |
此次,我們採訪了一個醫務工作者,一個婦產科大夫。
醫生,這個職業有很多神聖的標籤,「白衣天使」、「救命華佗」,可是走進他們時,會發現他們也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有普通的悲喜,也有讓人激越的時刻。
可他們依然是不同的,我們生命開啟時在這裡,結束時,大多數人也在這裡。他們像是站在生命兩端的兩扇門旁,為我們點起了一盞燈。
那些為我們生命提燈的人,有什麼故事?那些藏在日常生活背後的,有怎樣值得銘記的時刻?
這篇報導也許並不是一個回答,而是一個輕輕地叩問,讓我們回顧,在我們初來人世時,有怎樣的一群人為此付出。
生活在城市裡的人們,日常就是貼在自己皮膚上的衣物,被遺忘的公交卡,一通錯過的電話,而在另一些地方,現實則像這個字眼本身,比如,醫院。
這樣一個時刻都會出現生離死別的場所,有一群人一直在這裡,他們就是醫生。每個人來到人世之初,迎接我們的除了母親,還有婦產科的醫生。
滕月是西安交大一附院的一名婦產科大夫,2009年從中國醫科大學碩士畢業後來到西安,已經8年時間。
用滕月的話來說,「其實生死是很自然的事情,醫生要做的,是用科學的手段去阻止或者延緩這樣的變化。」在採訪中,她用了一個詞叫「糾正」,在我看來,大概沒有比這更美好的糾正了。
少年時期,因為父親的一場重病讓她立志學醫。高考後填報志願時,她在所有志願裡都寫了醫學院的名字。
學醫第六年,需要確定自己未來的專業,她選擇了婦產科。除了婦產科本身是當時學校的優勢學科之外,對於滕月個人來說,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因為外科手術的繁重和複雜,女性能夠勝任主刀較少,婦產科手術相對靈活,更適合女性。
「我覺得女孩學婦產科很酷,大外科裡比如心外科或者肝膽科,對於女生體力要求更高,而我們的手術則相對會短,也更靈活。」 滕月的臉上有這個職業賦予她的嚴謹神情。
一個婦產科大夫的成長,需要將近十年的周期。大型醫院的相關劃分,會比基層醫院更加嚴格,每個階段醫生所承擔的責任都會不同,但卻同樣嚴苛。
博士畢業的醫生,除了臨床的工作,還要承擔教學與科研任務,對於醫生來說,不論是體力還是腦力,都是雙重挑戰。
滕月回顧自己學醫和從醫的這些年,依然會感嘆,「有一次和同學聊天,我說自己高考時報考的所有志願都是醫學院,他說他也是,其實學醫的人很多是理想主義者。」
據WHO 2014年發布的《世界助產士報告》中,截至2012年,我國產科醫生和婦科醫生有24.6萬人,而2017年《The Lancet》公布的一項研究中分析了中國2005年至2015年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公布的衛生年鑑,其中25-34歲醫生的比例從31.3%降至22.6%。
嚴峻的現狀也帶來更大的挑戰。
作為一個婦產科輪崗醫生,每天要處理很多不同的狀況:為病人診斷、準備並進行相關手術、進行病例討論……博士畢業後,滕月還有相關科研和教學的任務,每天的工作量可想而知。
繁重的工作背後,是精力與情感的快速消耗。滕月不止一次和同事、朋友聊起過這個問題:醫生在治療時,是否應該投入感情?
「一個患者來做手術,對於她以及她的家庭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變故,不管是好的方向,還是壞的。每一天,我們都要經歷他們這樣的情感,如果不克制,很快就會耗光。」
她說起前段時間一個產婦的故事。
這位30歲的產婦在術中經歷大出血,一度術中出血超過2000ml,術後又開始發高燒到39°,情況危急,幾經波折。
滕月是她的主管大夫,在產婦生命體徵平穩後,她才從同事那裡聽說了她的經歷:這位產婦是一位護士,在護理病人時傳染上結核性腹膜炎,流產後導致不孕不育。她曾經多次做試管,嘗試了很多次才懷孕成功。
「她是一個非常樂觀的人。不管是她本人還是她的家屬,和我接觸的過程中,從未提過之前經歷的事情。這種對情感的克制,我覺得很不易,讓人尊敬。」
這種對克制的欣賞像是一種映照,反映了這個特殊的職業在工作環境中,要用多大的理智去平衡工作中的情感。
危急狀況中,他們拿著測量儀、握著手術刀,冷靜又嚴謹地為病人們進行治療,而在摘下口罩、脫掉白大褂時,他們又是一個又一個生動而具體的個人。
滕月記得自己的那些病人,說起他們時,臉上露出微笑:查房時,她向熟識的病人說了一句,把頭髮洗洗啊,第二天,那個產婦洗乾淨頭髮坐在病房等她;在大街上,有人親切地和她打招呼,那是她曾經的病人;有個產婦在生產手術脫險後,過了一年帶著自己的孩子去看望她……
她打開手機,給我看那個虎頭虎腦孩子的照片,那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小男孩,他坐在滕月的懷中,笑得天真爛漫。
滕月和丈夫在北京相識,丈夫也是一名醫生,她隨丈夫來到西安,女兒端端是在滕月在交大讀博期間出生的。
為了兼顧學業、事業和家庭,女兒大一些的時候,她常會帶著端端去實驗室或者醫院。那些對於平常孩子遙遠而陌生的醫療器械和環境,女兒在很小的時候就接觸了。
這樣的情況,每一個醫生家庭的孩子都會經歷。
在滕月的採訪結束後,我接觸到一位父母都是醫生的設計師,她回憶自己童年總是在醫院度過,「我的父母都是醫生,在我很小的時候,一周之內我會有一天住在醫院陪媽媽值班。我那時小,總會在半夜哭醒。不是我在做夢,是因為媽媽去查房,不在床上陪伴我。」
滕月也如此,有一次去幼兒園給女兒開家長會,才知道女兒的教室已經從二樓搬到三樓。說到這裡時,她話語中都是遺憾,過了一會兒,她收起情緒,拿出手機給我看丈夫拉著女兒的手蕩著她玩的小視頻,「這是我娃發明的一個新遊戲,每天晚上會讓我老公這樣蕩著她玩。」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童年嬉戲,但在這裡,它卻變得稀少卻重大。
作為婦產科醫生,對於女兒的性別教育早早就開始了,女兒在五歲的時候,問了大多數孩子都會問的一個問題:媽媽,我是從哪裡來的?
滕月沒有迴避這個問題,告訴她,「爸爸媽媽很相愛,結婚在一起之後,就有了你。」她帶孩子一起看了生產的紀錄片,端端看完後說,原來生孩子就像拉屎一樣啊。滕月笑了,摸摸她的頭回答,嗯,很像。
這樣早期的性別教育還有很多,女兒要上小學了,她提前告訴女兒關於女性生理期的變化,「她現在依然覺得有點怪怪的,但是下一次在學校或者其他場所的公共衛生間,碰到其他女性的生理期狀況,她就不會因為未知而感到恐懼或者慌亂了。」
她說,其實自己更想成為一個麥田裡的守望者,讓女兒在一個安全的範圍內,輕鬆快樂地成長。無論作為媽媽,還是作為醫生,她確實是一個麥田守望者:
在一片遼闊的麥田裡,有很多孩子在自由自在地奔跑,麥田守望者站在遠處,保護著他們不跌落。
此次,TEDxXi'anWomen2017城市大會
將邀請滕月作為講者
與我們分享她作為一個婦產科醫生
在從醫過程中
讓她難忘的瞬間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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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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