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錯落的山城，籠在淡淡的霧氣之中。嘉陵江與長江穿城而過，浪潮奔湧。人流擁堵的街道，和長江邊上設計新潮的、狀若「坦克」的重慶大劇院，無不彰顯著這個中國內陸最大城市經濟疾行的雄心。
從13年前成為直轄市以來，重慶的發展從未像現在這般異軍突起，58歲的
重慶市長黃奇帆因此而格外引人注目。
2009年，國務院以當年「三號文件」形式，明確了重慶的發展思路。重慶成為內陸惟一保稅港。隨即，重慶市政府將這些政策分解為上百項任務，下達區縣或政府各部門。這一年，重慶
GDP
增速列全國第三，利用外資的增速排在全國首位，國有資產規模居全國第四。繼浦東新區、濱海新區之後，優惠政策更豐富的兩江新區在此崛起。
在這年年底，原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黃奇帆成為重慶市代市長，並於今年1月正式出任重慶市長。黃奇帆在重慶經濟領域「新政頻仍」，他本人坦言敢言，與媒體交談也並不在少。惜乎他忙記者也忙，許多事又在摸索之中，交談無不匆匆，記載仍是片斷。
我們期待獲知他更完整的思考。9月下旬，按事前約定，我們專赴重慶，在黃奇帆的辦公小樓與他交談了整整八個小時。採訪從上午10時40分至晚7時，即使中間在小樓一層午餐時，他也仍在談，我們則邊吃邊記，採訪並未中斷。
當下外界對重慶經濟，有熱望也有疑慮，有期待也有異議。人們在問：重慶的著名融資平臺「八大投」（即重慶城投公司、高發公司、高投公司、地產集團、建投公司、開投公司、水務控股和水投公司，均由重慶政府擁有、授權經營，是重慶基礎設施、城市建設等公共領域重大項目重要的投融資平臺——編者注）依賴土地運作，運營資金龐大，角色如何定位？風險如何控制？剛剛施行的戶籍改革，以及涉及「土地證券化」試驗的「地票」制度，從理論到實踐怎麼擺脫強徵農民土地的嫌疑？為推行住房「雙軌制」改革而一次性推出的公屋建設計劃，是否超出財政支付能力而透支未來？此外，關於國資的地位，關於民營經濟的發展，關於政府角色的認知，許多問題縈繞人們心頭。
在接受採訪時，黃奇帆回應爭議，坦誠而談，詳述了重慶正推行的公租屋計劃、戶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創新型加工貿易模式，以及籌建西部金融中心等課題，對於「國有民營」之議也坦言了自己的想法。
黃奇帆來自上海。他早年在滬當工人，後來念過上海機械學院儀器儀表系，「文革」結束後從工程師當到廠長，上世紀80年代前期進入上海市經委。90年代前期他一直搞浦東開發，當過開發辦公室副主任、也當過浦東新區管委會副主任，後來升任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兼市政府副秘書長，還擔任過市經委主任。
2001年10月，是黃奇帆人生又一大轉折：他調任重慶當副市長，後來又擔任了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其間分管國資、工業、教育、金融等領域。在重慶，他已經幹了九年。
採訪和觀察讓人覺得這位市長更像「重慶的CEO」。不過，重慶畢竟是一個擁有3000多萬人口、40個區縣的直轄市，而且有2000多萬人口仍在農村。一市之長的思考和作為，與治理企業大相逕庭。他其實是「中國西部地區重要增長極」的經濟執行官。在採訪黃奇帆前後，我們也對重慶「新經濟政策」的實施情況進行了背景性採訪，在此一併刊出。希望我們以此側面所做的記錄，對於讀者了解這個變遷中的大都市是有意義的。
「住有所居」
背景
2010年10月14日，重慶秋季房交會在國家房地產調控新政出臺後正式開幕。300平方米的「重慶市公共租賃房（下稱公租房）會展」展區成為這次房交會最為特別的地方。在這裡，市民可以看到重慶2009年啟動的3000萬平方米公租房建設計劃的相關資訊。按照計劃，這批預期為150萬重慶市民預備的公租房，將在兩年後正式供市民申請租住。
這也是黃奇帆擔任重慶市長後遞給外界的一張「城市形象名片」。
今年8月初，他在接受採訪時手持幾份文件走入會議室，其中一份便是自己撰寫的關於這項計劃出臺背景和主要內容的文章。
在這篇文章中，黃奇帆提出，中國城市住房制度從政府全包全攬的計劃分配，到主要由市場供給，在實踐中，都導致了一種供給方式為主的「單軌制」，難以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住房需求。重慶的研究認為，30%-40%的城市居民由政府保障房供應居所，60%-70%的居民則由商品房供應這樣的「雙規制」更為合理，可將城市中等偏下收入水平人群全面覆蓋。
這一思路，與2009年末的重慶經濟工作會議的提法一脈相承。此次會議提出，重慶要繼續大規模建設包括城市廉租房、農民工公寓、公租房等，同時適當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供應，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設。
2010年的重慶「兩會」期間，新任市長黃奇帆進而提出，重慶市將從2010年起，在未來10年建設4000萬平方米公租房；其中，頭三年新建2000萬平方米公租房。到了6月，這一計劃增至頭三年在主城區建設3000萬平方米公租房。
7月，重慶公租房管理局成立，《重慶市公共租賃住房管理暫行辦法》出臺。
重慶在主城區大規模新建公租房，在郊區則以收購和改建為主。戶型為35至80平方米，每五戶設置一個地下停車位。在布局上，主城區公租房主要分布在重慶內外環線之間、城市地鐵、輕軌沿線等交通條件較好的大型聚居區，每個聚居區裡公租屋小區與商品房小區按1：3混建，小區標準配套和物業管理與一般商品房小區無異。重慶擬建的這種20萬人容量的聚居區共21個。
政府將劃撥建設用地，並豁免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營業稅、房產稅等，通過這些優惠政策，降低公租屋的建設成本，以保證其租金原則上不超過同等品質商品房市場租金的60%。目前，1200萬平方米公租房已經興建。
如果一切進展順利，公租房將逐步整合取代舊有的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重慶的保障性住房體系就將簡化為應付拆遷改造為主的安置房和公租房兩大類，實現中低收入階層住房保障的全覆蓋。
疑慮
● 按照目前的規劃，最近三年的公租房建設的總投資規模超過700億元。如果考慮到政府劃撥3萬畝土地投入建設，由此損失的土地收益大體也將達500億元，一加一減，已與2009年重慶財政收入1165億元相抵。公租房建設資金從何而來？
● 私人房地產企業為何無緣參與投資開發？政府應該直接投入多少為宜？
● 公租房運營怎樣保證現金流與資金性質和融資成本相匹配？重慶如果有意嘗試諸如Reits等金融工具融資，政策空間能有多大？
● 公租房管理在國內並無先例，如何公正、公開地界定公租房住戶，防止公租房成為新的尋租工具？
黃奇帆說：
「公租房姓『公』不姓『私』」
重慶的公租房計劃是整體住房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在去年年底提出了「雙軌制」、三端調控的改革模式，即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優惠、高端要遏制，這是涉及整個制度安排的事。
在低端保障這一部分，過去主要是拆建危舊房後按標準安置的保障房，以及歷史積累的經濟適用房、廉租房。但是，這些統統加起來，只夠這個城市百分之十幾的居民居住，其中，廉租房僅保障3%，經濟適用房保障大約10%。如果按照我們的測算，需要保障35%的城市居民的話，重慶至少要新增20%左右的保障房。
我們的做法就是推出目前這樣的公租房系統。要麼不幹，要幹就到位，不能高高舉起一面旗幟，卻起不到實際作用。公租房需要形成較大的體量，才能保證有效的覆蓋面。以重慶未來容納1000萬城市人口計算，新增20%左右的保障房，就必須解決200萬人的居住問題，就需要4000萬平方米，這也是我們提出的十年計劃。
目前，我們首先提出三年3000萬平方米的計劃，今年上半年已經開工1200萬平方米，到明年上半年便可以開始出租。同時，我們已經準備好了明年1000萬平方米的前期工作，包括徵地、動遷、土地平整。不存在幹不成的問題。
3000萬平方米造完後，也許夠了，也許不夠，重慶會在以後的階段裡，根據需要，再用兩三年再去造1000萬平方米。總之，我們的特點就是起步力度極大。
這麼大的力度，確實需要龐大的資金支持。因此，有人提出，可以由房地產開發商來參建。有些地方搞公租房，就是由房地產商拍地，然後按與政府協議，騰出10%的地來造公租房。但到底是政府出錢造，還是私有的房地產商出錢造？公租房到底姓「公」還是姓「私」呢？
如果引入私營開發商，由他們建設的公租房產權如何界定，政府是否要給予政策優惠？開發商的利益訴求和政府的保障取向價值如何平衡？包括未來配租、管理等環節都很容易出現政策不清、分配不公和利益輸送等問題。
為確保公租房的公共保障屬性，公租房應該由政府投資，國有企業承建。香港和新加坡這些資本主義體制下建設保障房也是由政府主導，不由私營企業承建和持有產權。作為社會主義政府，我們更應如此。
「資金遠近帳」
在融資方面，我們現在平衡得比較清楚。重慶公租房從土地加建設的成本角度計算，大體是每平方米2500元，即3000萬平方米要花750億元。其中，政府出250億元，社會融資500億元。
政府先期投入的250億元，包括注入的3萬畝土地。既然是造公租房，按徵地動遷時候的成本大約每畝60萬元算，相當於政府投入接近200億元。這之後，政府再把每年土地出讓收益的5%、部分稅收、政府的機動財力，在三年調50億元進去，大體上這就是250億元。因此，政府出這個錢，並不是很累的。因為過去幾年，我們儲備了大約22萬畝的土地。
從海外的經驗看，公租房事實上是一個世界級的優質投資項目，資產安全而且能增值。目前，我們有五種資金可以利用：一種是保險資金，一種是社保資金，一種是銀行資金，一種是信託資金，此外還可以發債券，各種金融工具都是社會資金，叫作「政府引導，社會資金參與」。但是，這個社會資金參與不是私人企業用股權形式來參與，而是金融工具來參與。
在目前的實際操作中，我們從銀行貸款200億元，利率基本上是6%。保險公司也非常積極，保險資金如果存入銀行，只有3%多的利息，政府能給他們4%以上的收益。從保險公司我們可以借200億元。還有 100億元，正在和社保基金討論。
總體而言，我們從金融機構借貸500億元，平均利息在5%左右。這意味著，每年需要支付25億元的利息。而重慶3000萬平方米公租房，理論上每平方米每個月租金10元錢，一年就可以產生36億元租金收入。這完全可以匹配25億元的利息，現金流是平衡的。
更重要的是，公租房支出的幾百億元，和政府扶貧幫困支出幾百億元是不同性質的。公租房就像買了一堆黃金，能夠實現保值增值。因為公租房作為房產要跟商品房同區域「混建」，配套完全一致，其價值將與商品房一樣，隨著時間和社會整體財富提升實現同步的增值。
在這個價值提高的過程中，首先，租金在佔住戶收入比例不變的情況下，絕對數額將會逐步提高，增值的租金將能夠支付目前公租房融資本金。此外，如果到時候社會不需要那麼多公租房了，這些公租房樓盤本來就和商品房的樓盤區混雜在一個地方的，可以像商品房一樣出讓獲利。這也能收回本金。
因此，政府應該在一個地區新興的時期「跑馬圈地」，大規模造公租房，相當於儲備大量好地段的房產。即便房產價值進入平衡階段，公租房運營模式仍是低風險的。公租房管理局作為一個獨立法人運營公租房，其原理與商品房出租的運作一樣，即通過長期出租平衡投入和收益。
由於公租房資產的成本更低，在重慶，相當於同等商品房一半的成本，釐定租金標準，則不超過平均租金六成。因此，即便不考慮升值，公租房管理局進行出租循環是不賠本的。
「把關準入，封閉運轉」
公租房的租戶對象，我們確定是「3+1」。這個「3」裡面，第一是重慶戶籍人口中的原住民，家庭人均居住面積在13平方米以下的困難戶；第二是進城農民工；第三是新生代，在重慶就業的大專院校及職校畢業生。
在這裡，公租房沒有戶籍的概念，只要在重慶有工作，符合單身月收入2000元以下、家庭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標準，就可申請。
除這三種，第四種叫「+1」，「+1」就是將多年的勞動模範、二等功以上復轉軍人、引進專才等特殊人群納入其中。這些人不一定是中低收入人群，但是，為了促進人才流動，可以放寬條件，按屬地原則申請，不受收入標準限制。這是我們的一個特點。
另外，重慶市政府已經宣布不會再造經濟適用房，也不再單獨造廉租屋，也就是說，保障房將以公租房為主線，整合前兩種方式。公租房造出來以後，首先向中低收入群體配租，廉租房即在公租房的系統內，只是租金更低，象徵性地收取。
公租房的租戶不能轉租房屋，在連續租滿五年後，可以把公租房買下來。但是，與經濟適用房不同，我們規定，任何公租房變成產權房的時候，可以在家庭裡面使用、繼承，但不能當作商品房在市場上出賣。如果有出讓的需要，只能限價賣給公租房管理局，即「封閉運轉」。經濟適用房一定期限後可以上市轉讓的做法帶來了一系列問題，我們對此做了反思，確保公租房的保障屬性不受破壞。
此外，我們還用回籠的資金「反哺」建設和管理成本，並準備在未來對高端商品房徵收的房產稅，以此作為公租房運營資金的重要渠道，實現社會財富再分配。
補記
在重慶大張旗鼓建設公租房之際，2010年6月，國家召開全國公共租賃住房工作會議，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下發了《關於加快發展公共租賃住房的指導意見》。隨後，浙江等東部省份陸續醞釀出臺地方性公租房發展方案。此時，重慶做法的優劣、成敗尤顯得意義重大。
在與黃奇帆的交談中，可以感受到，重慶將通過政府的強力主導，完全變更國內過去十多年來以經濟適用房為主流的保障房供應模式，將保障房徹底納入政府供應的範圍，並對實施方案做了比較細緻的規劃和計算，改革力度很大。不過，從長期看，政府持有公租房，後續維護、更新改造以及管理、服務還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更需要嚴密制度和有力執行來杜絕尋租。而政府將更多公共資源投入保障房領域後，如何通過市場槓桿提升運營效率，避免「全能政府」，從來都是現代政治治理的難題。
此外，在金融工具的使用方面，重慶的公租房實踐仍凸顯了國家政策的限制。重慶市金融辦主任羅廣在接受財新-《中國改革》記者採訪時透露，重慶曾考慮發債融資，但是，在地方政府舉債方面，國家政策並沒有開口子。此外，類似香港等地公屋運營的Reits模式，在內地也依然缺乏操作空間。
戶籍改革攻堅
背景
重慶有2000多萬農村人口，城鄉統籌發展不容忽視。2007年5月14日，重慶市政府第100次常務會議審議通過「渝府[2007]65號文」，批准九龍坡區設立重慶市統籌城鄉發展綜合現行示範區。此後，九龍坡區將改革的首要重點放在加快推進戶籍配套制度改革上面，提出「逐步建立符合統籌城鄉發展要求的戶籍管理制度」。一個月後，重慶成為國家統籌城鄉改革實驗區，戶籍和土地改革被擺在首位。
黃奇帆在接受財新-《中國改革》記者採訪時說，現行的戶籍制度是差異化分配城鄉利益最直接的標誌。此前，各地也多有改革探索，卻都沒有跨出實質性步伐。重慶的雄心便是真正破題。
九龍坡區自2007年啟動戶籍換社保試驗。同年8月21日，在重慶農村土地規模經營工作會議上，通過了《重慶市人民政府關於加快農村土地規模經營促進產業發展的意見》，將這一試驗擴大，提出要「進一步推進農村和農村人口轉移工作，鼓勵更多的農民進入城鎮，轉變戶口」。
在這份文件中，重慶市政府的態度是「支持和鼓勵長期外出遷入城鎮並有穩定職業的農民自願放棄承包土地」，而對於那些能「自願放棄承包地的農民，各區縣可結合實際，制定相應的鼓勵政策，給予補償、補助，並享受與當地城鎮居民同等的待遇和相應的社會保障」。
與之相應，重慶建立了土地交易所，除了用於農村各類土地經營權、使用權交易，還推出了旨在建立統一的城鄉建設用地制度的「地票」制度。根據這項創新制度，由當地國土資源部門編制城鄉建設用地掛鈎專項規劃，宅基地等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如復墾為耕地，驗收後即可形成城鄉建設用地掛鈎指標憑證，亦即「地票」。
地票在土地交易所公開拍賣，需要建設用地指標的主體，均可在政府制定的交易基準價格基礎上參與競購。地票拍出後，即可增加等量城鎮建設用地。地票拍賣所得，按8：2的比例分配給農民家庭和農村集體組織，地票持有者則可在日後憑地票競購相應面積的城鎮建設用地，其購買地票的費用，可衝抵這些建設用地的有償使用費和耕地開墾費。
及至2010年7月28日，重慶市政府召開統籌城鄉戶籍制度改革工作會，標誌著重慶市全面啟動戶籍制度改革。
此次改革主要面向重慶市籍的農村居民，主城區、31個遠郊區縣及鄉鎮對農村居民的轉入條件有所不同。主城區需要申請人在主城區務工、經商五年以上，或投資興辦實業，三年累計納稅10萬元或一年納稅5萬元以上，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的配偶、子女可申請在合法固定住所遷移入戶；31個遠郊區縣城標準則分別放寬為務工經商三年以上，三年累計納稅5萬元或一年納稅2萬元以上；鄉鎮的條件則較為寬鬆，農村居民本著自願原則，可就近就地轉為城鎮居民。
8月1日，《重慶市統籌城鄉戶籍制度改革農村居民轉戶實施辦法（試行）》施行，據此，自主城區到遠郊區縣，只要是符合條件的本市農業戶籍人士，均可轉為城鎮戶口，農民轉戶後三年內可保留「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到8月15日，相應的土地補償、社保繳費標準出臺。目前，全市40個區縣807個派出所全面受理符合條件的農民轉市民申請。
按照「分兩步走」的規劃，2010年至2011年，重慶將推動338萬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及新生代轉戶進城。第二步，則在2012至2020年間，以每年轉戶80萬-90萬的速度，最終累計轉戶1000萬人，全市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將達到60％以上。目前，這一比例僅為29%。
與公租房計劃一樣，這次改革起步力度極大，亦因涉及人口眾多，被稱為全國最大規模的戶籍制度改革。
除了規模，此次重慶轉戶，亦有多項突破措施。首先是轉戶對象並沒有局限於本地農村戶籍人群，還包括外來的、非本地戶籍的農民工。
其次，這次改革的「農轉非」條件比較簡單，僅參考務工年限或投資納稅，比較接近戶籍制度作為人口登記基礎制度的本質。
第三，轉戶後，農民將「穿上城裡的就業、社保、住房、教育、醫療五件衣服」，同時「脫掉農村宅基地、承包地、林地三件衣服」，同時，重慶規定，在三到五年的過渡期內，轉戶農民可保留這些土地資產，此後，政府有償收回。
第四，在宅基地退出中，根據「地票」制度，嘗試運用金融工具調節城鄉土地資源。
目前，第一階段的338萬人口轉戶正在推進，其中包括整體將70萬在重慶就讀中專、職業高中和技校的農村戶口的學生轉為城市戶口。
疑慮
過往各地戶籍改革往往陷入城市向農村單向擴張，以城市獲取農村土地資源為落點，此項改革之難由此可見一斑。在2004年，廣東深圳在將特區外全部農村戶籍人口轉為城市戶口的操作中，便直接提出「轉地」概念，承認此舉目標是為深圳城市發展補充儲備土地。
重慶大規模的戶籍制度改革甫一出爐，即面臨諸多爭議。
由於政府制定大規模轉戶計劃，亦引發社會質疑是否「強制農民轉戶」，強制城市化。事實上，財新-《中國改革》記者採訪得知，在重慶九龍坡派出所，即有每月必須轉戶多少的硬性指標，有違自願原則。
● 由此引發的是對戶籍制度改革的「終極目標」的懷疑—重慶是否仍在重複以城市化名義對農村資源再次盤剝的老路？
● 即便出發點良好，使用農民並不熟悉的金融工具—「地票」來實現農村建設性用地退出和使用權增值，在制度設計和具體操作中，怎麼合理分配集體組織與農民的收益？是否能保障農民成為受益主體？
● 戶籍制度改革無疑要付出巨額成本。以重慶第一步轉戶338萬人計，總資金需求已達2070億元，其中，城市的「五大保障」須花費1300億元，推出農村「三大保障」需要770億元。政府如何「埋單」？
● 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長期捆綁了不同標準的社會福利，欲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為何不直接取消戶籍，改為人口登記制度？
黃奇帆說：
「平衡土地資源但不以轉地為前提」
跟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發展有三個悖論。
首先，城市化過程中，只有中國耕地越來越少，這跟戶籍制度有關。因為當農民進城以後，如果真正成為城市居民了，農村的宅基地本應退出轉為耕地；如果進城的農民沒有成為城市居民，多年後，他又要回到農村建房子，那他農村的宅基地就不退出來，最終，他兩頭佔地。只有中國存在這樣的奇怪現象。
第二，在城市化後，農民的土地越來越細碎，沒有規模效應，這同樣跟戶籍制度有關。現在，中國有2億農民進城，可他們實際上進不了城，還是要回農村，還是9億農民在分18億畝耕地。城市常住人口再多，戶籍制度不變，土地依舊難以實現規模經營。
第三，全世界城市化過程中，社會總是有兩類人：一類是城市居民；一類是農村居民，只有中國出了第三類人——農民工。他們每年像候鳥一樣遷徙，這同樣是戶籍制度造成的。既然農民工對城市做了有目共睹的貢獻，為什麼要通過戶籍制度限制他們？
分析這三個悖論，可知現行的戶籍制度是讓農民富不起來的制度。作為城鄉二元結構明顯的城市，重慶市必須破題。如果這件事辦好，還能夠拉動消費，城鄉的土地資源也能平衡，我剛才說的三個悖論也能夠迎刃而解。
以城鄉資源互動來說，目前，我國實行嚴格的耕地紅線保護和土地用途管制。以建設用地為例，如果農村人口轉為城鎮人口，退出宅基地，城鄉建房用地相抵後，至少人均節約用地130平方米。全國如有2億農民轉戶進城，宅基地復墾後，理論上可以淨增耕地3萬平方公裡。
那麼，我們是不是以土地置換為戶籍改革的前提呢？我可以明確地說，重慶市目前允許338萬人進城轉戶，是堅持「以人為本」和自願原則，農民工能換戶口，是以他的勞動力、以他的有效的就業為前提。他的勞動力能將城市的人口紅利增加。其次是使城市年輕化，因為重慶城市平均年齡已經到了50歲了，這些轉戶的年輕勞工可以使平均年齡下降到40歲，延緩城市老齡化。這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事，不存在強要土地的問題。
實際上，首先要解決的人裡面，有60萬-70萬的中專、職校學生，8月已經把檔案準備工作做好了，9月開學即整體轉為城鎮戶口。還有60萬-70萬左右的新生代農民工，這些年輕人由於農村土地承包實行「增人不增地」制度，在農村大多數是沒有承包地的，也就是沒有轉戶換土地的可能。此外，我們還要將44萬歷史遺留的「農轉非」未轉人員一次性轉戶。
剩下來約150萬人，是有地的農民，是不是交了地才給他戶口呢？也根本沒有以這個為前提，只要符合工作年限條件就可以轉，「五個保障」一步到位。而農村的土地使用權則給他們三到五年時間，自由考慮是否要退出。但是，目前不能撂荒，要委託給種糧大戶和專業合作社用於農業生產。
「農村『三大保障』逐步退出」
農民轉戶進城後，不再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按理應該隨即退出在農村的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但是，農民長期處於弱勢地位，如果硬性要求退出，那是典型的本本主義，是對農民基本權益的漠視和侵害。因此，我們設計了一套彈性退出機制，保障轉戶居民的合法權益。
首先，對推出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給予三到五年過渡期，並保留與農民身份相關的計劃生育、與土地相關的種糧直補等權益。過渡期內，可以全部退出，也可以部分退出，可以保留收益權和經營權，也可以只保留收益權，流轉經營權。
在農民通過三到五年逐步適應城市生活，對土地依賴程度減弱後，認為不再需要農村的「三件衣服」時，即可毅然脫掉。這是尊重農民意願的表現。
農村的土地，所有權收益歸集體，使用權收益歸農民，為此，我們建立農村的宅基地、承包地退出補償機制。其中，宅基地退出以土地交易所為交易平臺，農民除了參照徵地政策獲得一次性補償外，還可以參照「地票」在交易所的價款，一次性獲得宅基地使用權補償和購房補助。
退出的宅基地復墾為耕地，仍由集體經濟組織使用，並以「地票」的形式在農村土地交易所交易。目前，重慶在土地規劃上的做法是，每年從國土資源部獲得的用地指標主要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公共設施建設和工業用地，大部分的房地產開發則通過購買地票，來取得額外的用地指標，每年大約有四分之一的用地指標通過這種方式獲得。這樣，在確保耕地面積不減少的情況下，滿足城鎮化建設用地需求，還可以利用級差地租，提升農村偏遠地區的土地價值。從重慶的實踐看，偏遠農村宅基地復耕後的價值，由每畝2萬元上升到每畝15萬元左右。
這些收益如何在農民和集體組織間分配，我們一開始的方案是5：5分，後來定為8：2，即農民8，集體2。同時，如果農民已經不在農村居住，進城了，土地完全交給村集體了，則「地票」的全部收益都歸農民。
承包地比較簡單，退出時按當地土地流轉市場價，對本輪承包期剩餘年份的權益給予一次性補償。
目前，一般退出宅基地及農房的，農民每畝可以獲得10萬元以上的補償，流轉承包地每畝可以獲得1萬-2萬元不等的補助。此外，為解決轉戶與退出不同步的問題，我們組建了農村宅基地整治流轉機構，並設立了50億的農村土地補償周轉金，若集體組織支付退出的承包地補償有困難，可由這部分先墊付。
「成本理應由社會各方面共同分擔」
作為一項時空跨度較大的改革，戶籍改革的成本不是全部即期支付的，而是通過一段時間漸進到位。在城市的「五大保障」方面，養老和醫療是大頭，轉戶對象多為青壯年，大規模的資金需求會在今後10年到15年逐步體現出來，
目前解決338萬進城民工的福利問題，需要花1400億元。其中，政府需要投300億元，主要承擔彌補養老保險基金缺口、就業培訓以及公租房、學校等社會配套基礎設施的建設成本。但是，平均每年只需投入20億元。重慶每年財政收入超過1000億元，拿20億元為農民工做這件事，實在不是難事。
企業則要承擔900億元。按現在的規定，如果農民工在工廠月收入1500元，企業按工資基數的12%為他買養老保險，轉為城市人口後則為 20%，差八個百分點，為此，企業15年內要增加支出400多億元。在醫療保險方面，一個農民工一年付480元，城市職工1400元，差1000元，轉城市戶口也會使企業增加400多億元投入。兩者相加就有900多億元。
有人擔心，這樣企業負擔太高，會破壞了重慶的投資環境。請問美國政府都對公民不分種族、不分民族同等待遇，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居然把農民工和城市居民區別待遇，公平嗎？政府就該制定這個遊戲規則，要求國企、民營、外資、內資，只要在重慶生根的企業，通通都要這樣做，體現同工同酬同待遇的公平。
還有200億元，用來解決農民工住房問題。理論上，已經在重慶城裡待五年的農民工基本上都有房子住。但是，有了戶口後，可能需要把父母、孩子接過來一起住，可能就改租公租房。在另外的預算裡面，重慶市投入了750億元做公租房，不需要政府再出錢了，而由轉戶居民自己出租金養自己，這大概就是200億元。
「『戶籍無用論』脫離實際」
城鄉分治的二元戶籍制度，長期以來捆綁了大量不同標準的社會福利，這是不爭的事實。
有人認為，戶籍在現階段已經沒有實際意義。其實，不同群體對戶籍的依賴程度是不同的，對富裕階層而言，可以不受戶籍制約「天馬行空」，可對農民、特別是貧困群體來說，戶籍仍然是最終的「保護傘」，因為農村的「三大保障」仍然是可以退守的避風擋雨之處。所以，單純取消戶籍，只是超越發展階段的烏託邦式的玄想。
戶籍改革是綜合性社會重大變革，既要考慮社會心理，又要考慮利益平衡，也要考慮可操作性，還要考慮成本的承受度，是多種因素交織的複雜體系，因此，推進過程中一定要尊重農民的意願，絕不能搞行政命令和「一刀切」，絕不以強制性措施來推進。
補記
戶籍制度改革的重大和複雜註定了其極富爭議。儘管重慶市政府有決心，有舉措，但這一改革事關最重要的兩種資源——土地與人的配置，其落實要遠遠難於構想藍圖。重慶創造了相對簡化的「農轉非」條件，較過往更為重視人本主義，也強調了交易中的自願原則，但仍未完全擺脫以行政指令推進城市化的套路。農民的願望能否真正得到尊重，其權益能否得到保障，取決於改革實施，而「魔鬼藏在細節中」。
地票交易是否能夠達到預期目標亦值得關注。在重慶土地交易所成立初期，政府對交易雙方的資格條件未作特別限制，農民即可參與地票交易。但是，因為土地整理需要付出一定的原始成本，實踐中往往是有關公司直接替農民整理土地並自己成為交易主體，在地票賣出後再分給農民部分收入。交易主體悄然變化，農民利益如何保證？目前尚無法治手段確保農民從地票交易中獲利。
一位持續觀察重慶戶籍改革的土地專家指出，重慶的做法並非不可為，但仍需解決政府與農民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操作透明度不足等問題，以保障農民權益，核心還在於圍繞土地權益的法治體制完善。
加工貿易構思
背景
在談及戶籍改革時，黃奇帆提及吸引新生代勞動人口，以增加城市人口紅利。這與重慶正大張旗鼓吸引加工貿易的戰略亦互為表裡。
新一輪產業轉移的明顯特點，即地方政府主導及優惠政策競相出臺。重慶亦在其中角力，並從過去30年給沿海帶來極大利益的加工貿易入手。
過去20年，加工貿易「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物流成本佔比很低。在黃奇帆看來，這是東部沿海盡佔區位優勢的原因，而重慶發展加工貿易，便須以新的模式解決物流成本、產業配套等問題，「一頭在外，一頭在內」。以此新策略，他曾於2008年親赴美國惠普公司，說服惠普將4000萬臺產能的電腦生產基地落戶重慶。此後，他再赴臺灣，將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代工企業富士康引入重慶。廣達、英業達等電子代工巨頭接踵而來，大批零部件企業亦相繼跟進。
所謂「一頭在外，一頭在內」，即沿襲銷售市場「一頭在外」的同時，將原材料、零部件等生產全部實現本地化，聚集在同一城市和地區，從而大大降低物流成本。
與此同時，重慶亦在過去幾年大力發展物流業，調整江北機場改擴建規劃，開通重慶至深圳鹽田港的「定點、定線、定車次、定時、定價」的「五定」班列，此外，由於歐亞大陸橋南線打通，也使重慶到歐洲比沿海海運到歐洲快了24天。
疑慮
「一頭在內，一頭在外」的新模式，並不完全被外界認可。
● 從零部件到組裝到研發全部在本地配套，會不會因產業鏈上不同環節的需求不一致，犧牲最優性價比？
● 筆記本電腦下遊企業向內地前移後，上遊供應商將如何動作？
● 重慶另闢蹊徑的加工貿易新模式，是否將導致與東部在低端加工貿易業上的零和博弈？
黃奇帆說：
「『重慶模式』的三個概念」
對西部而言，物流成本過高的問題不解決，加工貿易向內陸轉移的願望就只能是一相情願。我們用整機和零部件垂直整合的模式，改變了世界上整機、零部件代工、設計和銷售水平分工的模式，實現了一體化，並形成了新的核心生產力。這其實是重慶「一頭在內，一頭在外」加工貿易模式的第一個概念。
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後，全球工業產品紛紛萎縮，但筆記本電腦銷售逆勢增長20%以上。我們決定把發展的眼光聚焦到這個市場前景廣闊的行業中。2008年，我曾到惠普總部與其總裁會面。我提出，當年全球筆記本電腦產量約1.6億臺；到2011年、2012年，可能會達到3.2億臺或者3.5億臺。惠普在全球市場中佔據四分之一份額，意味著未來有4000萬臺增量。對於這些新增的產量，你們是放在中國沿海就地擴張呢？還是有新的布局？
我提出，在重慶把一個整機所需要的零部件80%本地化，使得零部件運輸幾乎沒有物流成本，剩下20%極少的戰略物資在世界範圍內配置。如果三年後，重慶未兌現承諾，由此引發的全部物流成本，由我們補貼。我們一拍即合，他們決定將4000萬臺電腦生產基地放在重慶。
當品牌商決定地點後，代工商就會跟過來。2009年1月，我去臺灣見了富士康的郭臺銘。一見面，我說我不是來招商的，我是來跟你討論一個戰略。惠普給了重慶4000萬臺電腦的單子，你如果有興趣的話，至少可以把三分之一或者把2000萬臺交給富士康做，把你的零部件製造基地，也帶到重慶去。談了一會，郭臺銘把富士康的四個副總裁、十個部門經理都叫來了，跟我討論了三個半小時。拿下惠普、富士康等項目後，100多個零部件供應商跟著來了，因為零部件生產有規模效應，需要大項目來帶動。
傳統的加工貿易其實是浪費能源、浪費交通、浪費物流的模式。石油是10美元一桶的時候可以這麼幹，現在近100美元一桶了，就不合理了。現在，哪個地方能實現整機加零部件一體化，把一個整機所需要的零部件80%本地化，使得零部件運輸幾乎沒有物流成本，誰就是一個有核心競爭力的生產基地。重慶本身就擁有比較深厚的工業基礎，能夠支持本地生產80%的電腦零部件，就地生產，就地組裝。
筆記本生產基地在重慶落戶後，惠普、思科、富士康、英業達等的研發中心也紛紛落戶，使重慶由單一的筆記本電腦生產基地，拓展成為IT研發機構的集聚之地。
新模式的第二個概念是以人為本的「社保模式」。加工貿易的特徵，一個是大進大出，一是勞動力大規模集聚。我們搞加工貿易，也會聚集數以萬計的勞動力。傳統加工貿易存在「企業辦社會」的問題，員工的生產和生活往往局限在廠區狹小空間。加上戶籍制度的缺陷，極易導致員工出現心理問題。富士康在深圳廠區的 「12跳」就是例子。
我們改變了這種模式。所有的加工貿易企業只管廠裡的事，職工出了廠就步入社區、進入城區、融入社會，是一個社會管理，不是企業管理。
我們在加工貿易區造宿舍，給初級員工居住，中級員工住公租房，高級員工住商品房，自己買，給予個人所得稅退稅。以這樣三個層次，把員工分散開來。因為政企分開，政府和社會把員工生活攬下了，企業只造廠房，不要去造宿舍了，它的投資也節省了，這也有利於招商引資。
第三個概念比前兩個更有宏觀意義，即金融結算模式。在過去，中國有11000億美元的加工貿易額，全部的金融結算都在海外，中國的各個沿海省僅收到了勞動力的加工費，加上大多數稅收在招商引資的時候「免五減半」，等於就沒收什麼錢。
加工貿易在全球布局，如果每個地方都設一個結算點，是低效和浪費的。所以，這20年來，不管一個公司的結算體系有多複雜，全球的加工貿易都在第三地做統一的結算。
比如惠普，在亞太地區有1000億美元的加工貿易，結算在新加坡。我們跟惠普合作後，在國家外匯管理局支持下，我們對外匯管理制度開展了改革試點，開設了全國第一個離岸帳戶，並使人民幣自由兌換。通過跟惠普最高層的艱苦談判，最終促使惠普將亞太結算中心轉移到重慶。這結束了中國只有加工貿易而沒有結算中心的歷史。它給重慶帶來巨大的好處，即「結稅」、「結匯」和「結人」——給政府帶來稅收，同時給結算銀行帶來中間收入，並提供成千上萬高級會計師等「白領」崗位。
這三個概念結合才是「重慶模式」。通過這種模式，重慶同時佔有了加工貿易「微笑曲線」的兩個高端，因為當你把零部件集成在這裡的時候，高端研發也有了；當你把銷售、結算放在你這裡的時候，附加值高端也有了。重慶的加工貿易模式是落實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具體行動。
「推動貿易高端業務競爭」
重慶通過創新模式，把世界筆記本電腦加工貿易增量這一塊「搶」到了重慶。以後西部地區也可以按我們的方法去獲得新項目，提高整個西部在這一產業的市場佔有量。這自然有利於縮小東西部差距。這是個適合中國西部、甚至是適合整個地球的新加工貿易模式。
重慶也並不擔心經驗被沿海複製。沿海也可以將零部件和原材料集成整合，但是，當物流成本打平以後，加工成本就起決定作用了。內地油電煤運的成本低，加工成本也比較低，我們仍有競爭優勢。
補記
重慶對於加工貿易發展模式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打開了中國加工貿易的新局面。不過，我們採訪的許多分析人士也認為，重慶加工貿易的格局以項目破題，很大程度還是得益於中央給予重慶諸多優惠政策。其中包括批給重慶兩路寸灘保稅港區和西永綜合保稅港區，使之成為內陸惟一擁有兩個保稅區的城市；重慶在惠普項目後進一步促使惠普將加工貿易結算中心從新加坡搬至重慶，亦有賴國家外匯管理局在重慶獨家試點開設連帳戶和人民幣自由兌換。
在採訪中，黃奇帆談到他在設立結算中心的創新時說：「在這裡當市長其實是很幸福的，不斷地在改變一些事情，而這些事情都是國家的大事情，甚至和全球有關係。每一件事都可以給重慶帶來幾十億、上百億的稅收，這才叫做核心利益。」其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不過，截至目前，全球加工貿易的總量仍集中在沿海，在中國，廣東、江蘇和上海三個省市就佔據75%的市場份額。重慶在加工貿易領域的實踐尚短，結算業務亦剛剛開始。在促進企業和產業自主流動方面，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間。
另類金融中心
背景
兩年前，黃奇帆提出，重慶將建成除銀、證、保以外的「另類金融中心」，重點發展中小企業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金融租賃公司、信託公司、私募基金公司、風險投資公司等八類另類金融機構，以區別於上海以交易市場為主導的定位，並和北京以金融機構總部所在地為特色的金融中心相區分。
至2010年，重慶金融業佔整體GDP的比重達到了8%，僅次於北京的15%和上海12%，位居天津、廣東之前，在本地產業中，高於房地產的比重。其「另類金融」規模佔到重慶整個金融產業規模的30%。
在惠普結算中心項目上嘗到甜頭後，黃奇帆進一步為重慶金融中心定位添加關鍵詞，強調將建設重慶成為「國際結算類金融中心」。
在惠普的加工貿易結算中心之後，重慶又在電子商務離岸結算上有所斬獲，並正積極尋求離岸數據結算等新型的結算業務。
此時，重慶兩江新區也正式掛牌，這是國內繼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之後，國家以新區命名的又一個「經濟特區」。
重慶金融辦主任羅廣指出，與前兩者一樣，兩江新區也將以發展金融等現代服務業為重點。新區的獲批也意味著重慶在金融創新上將獲得更多的政策性競爭優勢。惠普等結算中心落戶重慶，除國家外匯管理局開放試點外，亦受益於重慶僅15%的企業所得稅率。
黃奇帆認為，有北京、上海在前，重慶即使把金融銷售市場和銀證保業務做得再好，也不可能成為全國金融中心，而「把市場化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和國際結算作為高地，由銀、證、保和銷售市場託底，重慶的金融中心就成形了」。
疑慮
重慶想做的事是不是太多了？這是許多對重慶金融業發展持有疑慮者的擔憂。
儘管黃奇帆已為重慶定下兩個主題詞，即另類金融和結算中心，然而，在實踐中，重慶在金融領域大有全面開花的勢頭。如此，重慶會不會面對「金融中心們」的過度競爭？金融產業以人才競爭和創新意識競爭為要，重慶還有多少未發之招？
黃奇帆說：
「重慶做法與眾不同」
我們提銀證保發展、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發展，這些都是相互關聯的。所以，重慶的目標是成為有特色的區域金融中心，積極發展信託、租賃、擔保、小額貸款公司、財務公司和結算中心等。
比如租賃公司，中國最大的金融租賃公司，是重慶跟中石油合作的一個60億人民幣的租賃公司，可以融通800億元。這樣做的結果，等於中石油從黑龍江到克拉瑪依的固定資產投資中，有七八百億元設備租賃或者投資，由重慶的這個企業來完成。此外，重慶正在跟平安保險集團研究打造一個全國性租賃擔保公司。總之，要把重慶變成中國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活動發展高地。
我們要搭建大平臺。世界貿易除了實物、加工，發展最快的就是電子商務。在這個領域，如果出現跨國支付，也將出現結算業務。目前，eBay下面的PayPal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國際電子商務結算公司。2009年結算了800億美元，其中，100億美元是跟中國的國際結算。預計到2015年，可達1000億美元。它繞過了中國外匯管理的整個系統，也繞過了中國的稅收。
我們跟它合作，將它和中國的所有網站公司發生的結算放在重慶。我要做的是說服外管局和海關改變了三個遊戲規則。第一，小單變大單，不再10美元、15美元一單單地結，而是幾億美元一個月一結。第二，事前變事後，將過去事前審核貿易合同，變成事後核對；第三個，先給我們一個10億美元的結算額度，然後，自己就周轉了。周轉一個月，如果用掉了9億美元，再兌換9億，補上去。這樣，一年就有120億美元的結算額度。
這些需求現在都獲得了外管局支持，開始操作。因為國外結算公司也了解中國的電子商務每年以60%的幅度增長，他們希望在中國外匯管理規範之下，將平臺做大，而不是僅依賴現在非常有限的海外人民幣存量。我們初步核定100億美元的結算中心，可以產生11億人民幣的稅收。重慶將變成中國的電子商務國際結算中心。
「交易所：看誰更會做」
除了現有的幾大交易所，我們還打算發展一個票據交易所。此外，我現在正在動腦筋的是OTC。一，它應該成為計劃上市的公司的三板市場，要進A股市場的，先在OTC運轉兩年，有條件後可以進A股市場。第二，A股退下來，老百姓不能買賣了，但法人可以對它買賣的公司，這就退到了OTC上。換言之，OTC就是起到A股市場的升級板、降級板的作用。此外，還可以買賣債券,就是非股票型的各種票據、可轉債這一類。
我相信，其他城市也在做類似的嘗試，那就看誰更會做了。
補記
在採訪中，黃奇帆沒有談及如何突破金融人才的限制。重慶金融辦主任羅廣曾在接受財新－《中國改革》記者採訪時坦承，重慶在2009年引入20多家銀行，人才儲備不足便是遇到的大問題，也是重慶建立金融中心的巨大的挑戰。
據羅廣介紹，重慶目前主要通過全球招聘解決燃眉之急，並大量選派人員到海外培訓。此外，也注重通過合作培訓人才，比如與一些股權投資機構建立合資公司，不參與分利，而著眼於本土人員參與專業團隊，從而獲得學習機會。
重慶在引進人才方面，還提出了專門的稅收優惠政策，包括將個人所得稅地方留存的40%部分，頭兩年給全額補貼，後面三年留存一半用於補貼；在當地購房可抵扣個人所得稅地方留存部分，等等。
重慶金融業的持續競爭力還有賴於金融人才儲備的成效顯現。
國資問答
國資由弱變強，並成為政府調節經濟的主要工具，是黃奇帆的精心之作。無論是龐大的公租房計劃，還是牽涉重多的戶籍制度改革、產業新政和金融戰略，強大的國有資本可謂身影處處，不僅受益於其中，亦是政府意圖的強力執行者。
政府為主導，龐大的國資為後盾，正是重慶「新經濟政策」的重要特徵，也是了解黃奇帆整體思路的重要落點。因此，在經濟上以「公司型政府」描述重慶並不為過。外界關注重慶國資戰略，也對政府主導的八家投資公司（八大投）議論紛紛。我們與黃奇帆就此有如下對答：
財新-《中國改革》：應該怎麼看待今天國有資產在重慶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黃奇帆：重慶從2003、2004年開始推進國資改革，國有資產從1700億元到1萬億元的過程中，產生了三個轉變：
第一，資產的分布方式。原來重慶1700億元國資中有80%是工商企業，現在變成了40%的基礎設施、公共設施、投資集團，30%金融企業，30%是工商企業，這使得重慶的國有企業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帶動力極大增強。
第二，企業的組織結構有了深刻變化。原來有市屬集團70個，每個集團還有幾十家子公司，就是所謂「處級公司」，每個公司資產不到1億元，雜而散。現在國有資產從1700億元增長到11000億元，集團數卻從70多個變成了32個，每個集團下屬企業數不會超過20個。集團的法人數原來是2000個，現在是600個。這樣「出血點」少了，資產向優秀企業集中，向優秀企業家集中，管理的集約程度、組織化程度大大加強。
第三，重慶的國有企業成為國家宏觀調控的槓桿和工具。我認為，美國政府是這麼幹的，中國政府更應該這麼幹。
比如，為什麼我們擔保公司特別多？在全市擔保公司100億元的資本金當中，有65億元的資本金是國有資本金在做擔保，這些資本金可以放大8倍，能夠做500億元擔保。同時，由於國有的中小企業幾乎沒有了，所有的擔保業務服務對象，都是民營中小企業。換句話說，在金融危機背景下搞民營企業、搞活中小企業，為其解決融資難問題，重慶國有企業起了橋梁的作用，是宏觀調控中金融工具的一種延伸。
國有控股的地方銀行也按中央宏觀調控，為中小企業服務、為「三農」服務，就是起著融資的作用。重慶在金融危機當中，中小企業的融資貸款餘額增長率都在50%多，遠遠高於全國，是跟這種調控方針有關係的。
國有融資平臺即「八大投」，搞基礎設施不太賺錢，拿著巨額的資本金在幹活，實際上是把投資環境改造好。投資環境改造好了，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才會來得更多。
重慶這個地方，「天高皇帝遠」，如果沒有這些投資集團把基礎設施建設做了，現在招商引資、經濟發展的勢頭就起不來。整個西部地區，哪怕全面開放高速公路市場，民營企業也是不投的。因為這裡高山大川，造100公裡高速公路大約有60公裡的橋梁、隧道，投資成本平均要每公裡7000萬元，比上海、江蘇、廣東的高速公路要高一倍。同時，上海、廣東高速公路的車流量比我們多一倍以上，所以，投入產出低於上海等地的四分之一，沒有民企願意幹。這就要由國有企業擔大梁，創造投資環境。
另外，重慶國企每年至少有200億-300億元補給財政，作為專項使用經費。重慶有三個財政口袋：預算內財政，搞民生；預算外財政，就是土地財政、基金財政，搞建設；國有企業的財政，補貼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專項投資。
這樣一來，重慶財稅可以更多地用在民生上。重慶是全中國過去20年惟一做到教育的財政支出佔GDP4%的城市。現在，重慶用於民生的財政支出已經佔到財政總支出的一半以上，這跟國企對重大項目的支持分不開。
最近，理論界在討論，說國有企業的利潤是全民的資產。眼下重慶國企有3000多億元淨資本，10%的回報就有300多億元，其中，100多億元在國有企業自己內部循環，有200億元裝到市政府口袋裡為社會服務的，也就是交了公糧。
財新-《中國改革》：那重慶的民營企業發展狀況如何？
黃奇帆：重慶的民營企業發展狀況很好。宏觀地說，假如重慶的民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被擠掉了，也不正常。但是，因為整個經濟高速增長，國有企業做的很多是控制力、影響力和社會投資環境改善方面的工作，環境改善以後，民營企業至少每年有20%的增長。
在重慶，民營企業的比重這幾年從50%增加到60%多，GDP中非公經濟的貢獻率達到60%，而五年前50%左右，十年前只有30%多。非公經濟包括外資、民資等等。
總體講，重慶非公經濟沒有因為國有企業超常規發展而受損。在金融業，原來重慶有幾個民營控股的金融機構，出現30%以上的壞帳，快要倒閉了。政府和國有企業投入了幾十億的資本重組，市場化運作，最後變成了優質資產，市值從40億元變成400億元，原來的民營企業股權也相應地升值，皆大歡喜。
財新-《中國改革》：現在政府有無計劃退出？
黃奇帆：為什麼要退出？怎樣退出？不能簡單地靠理想主義，覺得政府不應該控制企業，好的時候就應該退出。
不過，我們其實是在退，按市場化的原則退出。現在，重慶幾個金融企業都是資本市場上私募基金、民營機構和外資機構追逐的熱點，有的已經上市或正準備上市，價格比重組時漲了幾倍。我們從2009年四季度到今年年底，大概會賣掉一部分，但還是要控股。準備套現100億元，拿來投到工商企業集團。最近這段時間，受金融危機影響，工業企業不好搞，民營企業對工業投資不怎麼感興趣。
真正有價值的工商企業，是很有投資價值的。無人問津的時候，國有企業應該有雙慧眼，擔當大任，拉動經濟發展。100億元投下去，過三年可能又會變成300億元了。工商企業一有錢，就會收購兼併一些撐不下去的企業，三五年後經濟好起來，市場結構會變的。國有企業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
財新-《中國改革》：現在各地政府的地方融資平臺比較受關注，債務也都比較高。重慶的地方融資平臺曾經以「渝富模式」著稱，現在債務風險如何？
黃奇帆：重慶的 「八大投」就是八個融資平臺。2002年，「八大投」以200億元起步，現在已經有4000多億元總資產，它目前的負債率是55%，資本與債務是平衡的。
這些融資平臺用不著財政做擔保，「八大投」互相之間也不擔保，「八大投」內部專項政府資金不能挪用，專款專用。如果按政府擔保的融資平臺來定性，「八大投」一個都不是。
我們對「八大投」的管理有三個平衡的原則，就是資產負債平衡，大體上就是50%對50%，負債絕不能超過60%。第二叫現金流平衡原則。第三個是投入產出平衡原則。就是投資以後總要收錢，不做虧本的事。
其操作有四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修高速公路、建汙水處理廠等，可以收費，這是一種平衡；第二種情況，如果就是幹政府應該幹的事，比如，城市道路和廣場綠地，政府在三年裡連本帶息付錢給它們，可通過市場化手段，或者政府撥款，也就是收支還是平衡的，只是時間換空間而已。第三種情況，「八大投」跟企業合作，比如，修路搭橋，如果對方沒有錢，可劃一塊地作為土地儲備。 過三五年以後，土地會升值。「八大投」可用增值部分來平衡它投入的那些項目。這種升值帶來的收入是國有投資集團的，不是個人發工資、獎金的錢，和房產商靠囤積土地、儲備土地發橫財的概念完全不同，有一種土地平衡的潛能。第四種情況， 「八大投」也會有股票上市、收購兼併，或者存量轉讓，也會賺一把錢。
世界銀行考察了重慶的「八大投」，總結了「渝富模式」，認為是發展中國家的樣板，就是說，重慶市一級信用平臺的狀況是比較好的。我們現在擔心的是區縣級的信用平臺。
區縣的信用平臺數量過多，結構複雜。信用平臺太大，會有官僚主義的問題；規模太小，則會有管理不善的問題。區縣的經濟總量不大，如果有七八個融資平臺的話，很容易出問題。
其次，區縣的信用平臺普遍都會讓財政擔保，甚至動用人大來履行擔保程序，不是市場化的信用平臺，而是行政化的信用平臺。
再者，個別區縣的信用平臺的債務已達到其財政支付能力的兩倍，甚至三倍，問題很大。
最近，我們採取了一些措施，對所有區縣級信用平臺提出了原則性要求，規定六個中心城市可以搞兩個，其他縣區只能有一個平臺；融資平臺不能用財政擔保，必須用自己的資產自我擔保，形成企業化信用平臺。合理的做法是把財政手中的資源，比如說30億現金，或50億可以買賣的存量資產，劃撥給資產管理公司。如果這個資產公司有了80億資產，再運營50億就很正常。我們還規定，債務餘額不要大於一年的財政收入或者支出，這是極限。
財新-《中國改革》：重慶的區縣級信用平臺現在風險大不大？
黃奇帆：整個重慶，包括區縣和市級政府，跟財政有關的債務餘額是1200億元。今年，重慶市的財政收入預計達1800億元。所以，整個重慶的債務餘額是重慶一年收入的60％-70%，是在安全線以內的。
其中，市級政府一年有700億、800億元的收入，債務餘額只有300億元，狀況是健康的。區縣融資平臺的債務有900億。但它們實際的收入水平大約為1000億元，基本上在1：1。宏觀上來說，風險還不大。但是，對於債務偏高的五六個區縣，就必須要求它們把比例降下來。三年以後，如果債務增加不多，財政增長迅速，就會逐漸平衡。總的判斷是，宏觀上沒有什麼風險，微觀上有些點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