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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是中國的一種傳統文化。九州概念早在原始社會末期就形成了，這是各地經濟文化交流頻繁的明證，也是華夏民族正在形成的標誌。九州之間多有山川阻隔，雖無文獻記載，但可以肯定的是，九州之間頻繁的社會交流活動必然催生了職業翻譯者。夏朝和商朝對九州之地各有長達數百年的統治，沒有職業翻譯官也是不可想像的。據《禮記》記載，西周的官制中有品級不高的翻譯機構，官員被稱為「象胥」。
隨著秦漢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形成，封建朝廷加強了翻譯機構建設，漢在秦「典客」的基礎上設置負責夷狄和外國事務的「尚書主客曹」，其直接對宰相負責。此後，國家不再以九州方言的翻譯為主，翻譯活動方向外轉，這一態勢在整個封建社會時期都沒有改變。
封建社會從外國翻譯過來的文獻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了中國古代社會封建治理思想和社會體制發展方向的發展變化。約略說來，宋代以前，佛經的翻譯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古代社會封建治理思想的更新；元代以後，自然科學技術著作的翻譯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古代社會體制發展方向的變化。
一、宋代以前：佛經翻譯推動中國古代社會封建治理思想的更新
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文化當然是「顯學」，在三百多年的「百家爭鳴」中，能夠跟儒家相抗衡的先是墨家，後是法家。但即便如此，儒家從來都沒有能夠一家獨大。這說明，儒家文化在社會治理上也還是欠缺了一些什麼，它必須與其他文化攜手，才能有效實施社會治理。
秦始皇統一全國後，以法家為尊，罷黜儒家。秦帝國的迅速崩潰首先在主觀上促進了西漢統治者對儒家的重視。在西漢前期，經過數十年的社會治理探索，在堅實的社會實踐的基礎和正反兩方面經驗上，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國策。由於法家思想自戰國時期就一直受到統治者的高度重視，且從未懈怠，漢武帝實行的其實是儒法並重的國策，以柔性的儒家思想化育萬民，以剛性的法家刑罰制止犯罪。
此後的社會治理實踐證明，漢代很低的社會識字率大大影響了儒家春風化雨的教化效果。漢武帝後期，「民力屈，財力竭，……盜寇並起」（《漢書》），天漢年間（公元前100-前96年）相繼爆發了南陽梅兔農民起義、琅琊徐勃農民起義、楚地杜少農民起義、燕趙昆盧農民起義。此後，漢代的政局和社會長期混亂。儒家教化效果的不足必然促使統治者強化法家的刑罰措施，但過於嚴酷的法制又加劇了人民群眾的反彈態勢，統治者急需新的思想配合儒家、法家參與社會治理。
在早前零星翻譯的基礎上，漢代翻譯機構組織翻譯人員通過大量翻譯身獨（即印度）的佛經使佛教文化「踏歌而來」。據《決疑要訣》記載，在漢武帝的指示下，西漢名士東方朔曾通過「試問西域胡人」特別是一個名叫法蘭的僧人向漢武帝講述佛教教義。據《魏略》記載，西漢末年，儒學博士景盧出使大月氏，帶回一部《浮屠經》，翻譯後呈給漢哀帝。據考，東漢學者劉向所撰的《列女傳》中有許多列女的故事出自佛經，而這些佛經都是東漢皇家圖書館的館藏品，劉向時任館職，那些佛教要麼是朝廷早先組織別人翻譯的，要麼就是劉向自己翻譯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經翻譯活動更加頻繁。支謙集三十年之功翻譯了《大明度無極經》、《大阿彌陀經》等共一百一十八卷。西域人鳩摩羅什旅居長安，後秦皇帝姚興尊其為國師，鳩摩羅什把梵文的《大品般若經》、《金剛經》、《法華經》、《維摩經》、《三味經》等數十種佛經譯成漢語。印度人真諦來到中國南方，在梁武帝支持下，把《十七地論》、《中論》等梵文本譯成漢語本，達百餘卷。
唐宋時期的佛學研究呈現出從專事佛學翻譯到翻譯與著述並行的演化趨勢。唐代基本上屬於前者。玄奘和長期旅居中國的斯裡蘭卡人不空是兩大佛經翻譯家。玄奘印度取經回長安後，在唐太宗支持下，設立譯經院，組織人力翻譯了《大般若經》、《心經》、《解深密經》等六百餘部，一千三百餘卷。不空則在唐肅宗支持下翻譯了《金剛頂瑜伽經》、大小乘經論等達一千二百餘卷。玄奘已經在譯經之外有自己的佛學著述，那就是他口述的《大唐西域記》。由於唐代保存下來的佛經已經非常齊全，熱衷於治學的宋代學者，有不少人在繼續翻譯零星佛經的過程中，開始潛心研究佛經，把自己的體會寫成專著，契嵩、真淨克文、呂希哲、法演、程顥等就是這樣的高僧或學者。
從漢代到宋代的一千餘年間，佛經的翻譯活動是與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和本土化過程相輔相成的，是與統治者宣揚佛教教義以麻痺人民群眾從而維護封建國家統治秩序的需要相輔相成的。
經由帕米爾高原到西域傳入關中及中原的佛教即大乘佛教，也被稱為漢傳佛教；經由帕米爾高原到西域直接南下傳入青藏高原的另一支大乘佛教被稱為藏傳佛教；而經由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傳入中國雲南的佛教即小乘佛教，也被稱為南傳佛教。漢魏時期，漢傳佛教的傳播區域本來就遠遠大於拘於青藏高原的藏傳佛教和拘於雲南的南傳佛教，在封建朝廷的大力推動下，自東晉時期起，因中國封建皇朝政治中心南遷和南北分治，漢傳佛教從江淮流域及長江流域強勢南下，繼續擠壓藏傳佛教和南傳佛教的傳播空間。到盛唐時期，漢傳佛教發展到巔峰狀態。
儒家倫理名教雖然在維護封建社會的思想統治方面經常「力不從心」，但它畢竟是除了法家之外封建統治者仰仗的社會治理學說，是封建專制制度的重要思想支柱，佛教思想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甚至改造。由於宋代以前的中國政治中心在北方，漢傳佛教便與中國傳統儒學思想相結合，忠君愛國的大一統觀念和積極進取的人生觀被揉進佛教的翻譯中，愛國愛教、善始善終、反對自殺等都是漢傳佛教的重要教義。
儒家思想在「修理」漢傳佛教時採取了三個手段。一是對佛教的術語進行意譯，從而抹殺某些佛教術語和儒學術語的相似性。比如，漢傳佛教直接把佛教的「五戒」翻譯成儒家文化中的「五常」，譯者契嵩在翻譯時做了解釋，他認為「五戒」和「五常」是「異號而一體」。二是改變佛教的教義，使之符合儒家思想的要求。比如，佛教中的孝道是從屬於輪迴觀的，人轉世之後的父子、母子等各種倫常關係就改變了，但漢傳佛教把孝道置於輪迴觀之上，經常編造出輪迴之後父子或夫妻「團圓」再續前情的故事。三是把佛教和儒家文化中本來毫無聯繫的現象硬生生聯繫起來。比如，漢傳佛教在翻譯佛經時淡化佛教三世輪迴觀，強化當世的重要性，從而宣稱「出世不離入世」觀，以跟儒家文化的「治國平天下」的入世觀相接。
總之，從漢代到宋代，儒家文化通過對漢傳佛教譯經和傳播教義等行為的幹預，完善和強化了儒家思想的社會治理功能，是漢代、唐代和宋代接連出現所謂盛世的思想保證。
二、元代以後：科技翻譯推動中國古代社會體制發展方向的變化
自漢代開闢絲綢之路以來，中國與中亞和西亞的文化交流和商貿活動就一直沒有中斷，初盛唐時期更是在此基礎上萌芽了商品經濟。宋代繼承和發展了唐代的商品經濟形式。《清明上河圖》形象的描繪了北宋商品經濟的繁榮狀況，臨安、泉州、廣州等南宋城市都是當時領先世界的商業城市。在大小城市中，宋代特別是南宋的瓦肆、勾欄、風月等市民文化得到很大發展，市民社會開始形成。
元代，地域的空前廣闊和封建專制統治的相對無力使中國與歐洲的貿易通道被打開，商品經濟繼續發展，市民社會開始壯大，中國幾乎與歐洲在同一時期開始了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近代化」進程。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要求科學技術的跟進，於是翻譯西方科技著作就成為元明清時期翻譯活動的主要方向。
蒙元帝國的科技翻譯主要集中在天文地理方面。元世祖忽必烈設立天文曆法翻譯機構——回回司天監，任命波斯人馬刺丁為知事，翻譯並在全國推廣歐洲的《萬年曆》及古希臘哲學家「地球觀」的天文學書籍，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郭守敬在此基礎上改進了十多種天文測量儀器，並通過全國性定點天文測量，理清了太陽、地球和月亮之間的位置關係，編成了劃時代的曆書《授時曆》。郭守敬還通過觀測球面形海面提出了「海拔」的概念。義大利人馬可·波羅不遠萬裡來到元大都，用實際行動駁斥了「天圓地方」的觀念。
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國的科技水平一直領先於世界，直到明清實行閉關鎖國政策，我們才落後下來。但即便如此，明清時期還是有一批翻譯家繼續翻譯西方科技著作，且成績卓著。
明代科學家徐光啟跟利瑪竇、熊三拔等西方傳教士合作，把西方的《幾何原本》、《測量法義》、《泰西水法》等數學、水利學著作翻譯成漢語，還在這些傳教士的幫助下，借鑑西方科技成果撰成《簡平儀說》、《平渾圖說》、《日冕圖說》、《夜冕圖說》等天文學著作。李之藻也是明清時期著名的科學家和翻譯家，他與西方人合作翻譯了《渾蓋通憲圖說》、《經天蓋》、《同文指算》、《圜有銓》、《名理探》、《乾坤體義》、《天文初函》等近二十種天文學、數學、邏輯學著作。
德國傳教士湯若望在中國生活了四十七年，先後在明代和清代朝廷任職。他入明不久就將伽利略的物理學著作《遠鏡說》翻譯成漢語刊行。後來他還翻譯了西方火槍技術著作《火攻秘要》。在天文曆法上，湯若望翻譯了《西洋新法曆書》，清政府以此為基礎修成《時憲歷》通行全國。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曾把自己的拉丁文天文學著作《赤道南北兩總星圖》、《靈臺儀象志》、《歐洲天文學》等和地理學著作《西方紀要》、《坤輿圖說》等翻譯成漢語呈給康熙皇帝。
元明清時期的科技翻譯成果的例子不勝枚舉，這些成果指導了中國農業、手工業的發展，並在此基礎上推動了元代對外貿易和元明清國內貿易的發展，促進了經濟社會的進步，為元世祖時期的百業興隆以及明代「萬曆盛世」、清代「康乾盛世」的出現提供了科技支持。元代雜劇正是因市民社會需要才出現的，其內容反映了方方面面的市民生活。明代小說《金瓶梅》的主人公西門慶是一個大買辦資本家，小說全面反映了明代商品經濟的繁榮和市民社會的成熟狀況。清代的《醒世姻緣傳》等世情小說和《長生殿》等戲劇文學的繁榮正是市民社會持續發展的表現。元大都，明蘇州、南京，清蘇州、揚州、杭州、廣州等都是同時期在世界上排名靠前的商業城市。
元代是一個開放性帝國，其受到歐洲影響從而使商品經濟得到發展，商品經濟的發展倒逼涉外科技翻譯文化的發展，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明清則是腐朽的封閉的封建帝國，其商品經濟為什麼還能發展並倒逼科技翻譯事業的進步呢？元朝的商品經濟之所以並未被倒行逆施的明清封建制度如願以償的扼殺，那是因為商品經濟作為相對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經濟形態，它一旦出現就會以自己的方式向前發展，這是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發展規律決定的。既然如此，為商品經濟發展服務的科技翻譯活動也就不會停止。可以說，科技翻譯對元明清時期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和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從前文所舉的例子可以發現，元明清時期的科技翻譯幾乎都跟西方傳教士有關，有的西方傳教士甚至親自翻譯西方科技著作。但這些傳教士絕不是因為好心驅使才要幫助中國發展科學技術的，傳教和輸入西方價值觀才是他們的第一要務。元朝時期，羅馬教皇在中國設立教區，任命教主，歐洲傳教士成批成批的來到中國。元世祖時期的兩座教堂中的中國基督教徒就已經超過6000人，元仁宗時期的教堂已達72座。以基督教文化為載體的歐洲思想在中國廣泛傳播，不斷衝擊著中國原有的封建禮教思想。明清時期，西方傳教士不僅在中國開設教堂以發展教徒，創辦書局以翻譯和介紹西方各類著作，他們還大量開辦教會學校，把西方價值觀灌輸給中國孩子，為西方培養代理人群體。看似封閉的明清封建專制社會，其實到處都埋有西方思想的種子。因此，以翻譯活動為重要內容之一的「西學東漸」潮從明代延續到清末，一直在以潛移默化的方式促進中國封建制度的解體，明末清初的民主啟蒙運動，晚清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孫中山的革命活動等清晰顯示了封建制度一路走向滅亡的歷史趨勢。
總之，元明清時期的科技翻譯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商品經濟和貿易的發展，資本主義思想也因此得到萌芽和發展，封建專制制度在不知不覺中逐漸走向衰落和崩潰。
以上，我在中國歷史的大背景下，從大方向上把中國古代的翻譯活動分為側重點不同的前後兩個時期，闡述了翻譯活動在這個兩個時期的歷史作用，即：宋代以前，佛經典籍的翻譯推動中國古代社會封建治理思想的更新；元代以後，自然科學技術著作的翻譯推動中國古代社會體制發展方向的變化。當然，我無意拔高翻譯活動在推動古代社會封建治理和社會體制變化方面的歷史作用，佛經翻譯活動也罷，科技翻譯活動也罷，都必須依賴封建朝廷的主動推廣和應用，並與其他諸多社會因素相結合，才能發揮作用，當然，包括封建朝廷的主動性在內的這一切都是受社會歷史發展規律支配的。
【作者簡介】董元奔，1971年生於江蘇宿遷，傳統文化學者，世紀初曾在教育主管機關從事文字工作，後辭職創辦江蘇省某著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培訓學校，十餘年間一直身居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第一線，個人事跡入選《江蘇教育年鑑》。2016年開始結廬鬧市做自由寫作者。學業主攻唐宋文學，兼涉文史哲諸領域。世紀初曾有論文獲人民日報專題徵文一等獎，2019年以來先後有五十餘篇論文獲得今日頭條「青雲計劃」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