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孩子是在難忘的優美童話故事中長大。歷史被作為一串串軼事而展現在我們面前，至今仍被用於通過回憶過去而回答「現在」的問題，它們在我們腦海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聽說「宗教改革」前，我們早聽說了關於馬丁·路德降生的故事，這位善良的修士被修道院院長派往羅馬，在那裡目睹了許多兇殘和野心，於是絕望地返回，從此下定決心斬斷自己與教會的關係。
我們現在比原來了解得更準確。今天在教室裡，我假設12歲的小孩正在筆記本上亂寫道，儘管馬丁·路德去了羅馬，但他是一個模範的朝聖者，從一座教堂到另一座教堂，儘量收集免罪的恩寵。滯留羅馬期間，這位修士十分尊敬甚至崇拜教皇和樞機主教們，返回德國幾個月後，他還在稱讚他們的淵博學識和非凡才能。
軼事向每個人揭示了抽象的主體，即宗教改革是教會腐敗的產物。如果我們翻開教科書，為新世紀而自豪地修訂了的教科書、教導現代開明大眾有關16世紀偉大宗教革命的教科書，我們就會發現同樣的無稽之談。這些教科書會問，「什麼是宗教改革?」它是教會衰落的直接結果。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的教士已經墮落到恬不知恥的地步。教會的宗教教育是不存在的，它的虔誠是無意識的、外在的，它的道德是不足的。宗教改革的光榮發生就是從企圖以暴力來醫治這種令人悲傷的狀態。
不，我要重複一千遍，決非如此！我沒有時間來詳細論證這個觀點是多麼錯誤和荒謬。我沒有時間逐一論述宗教改革主要人物的心理傳記，以便向你們表明他們的思想體系與「腐化」這個概念是多麼格格不入。但我至少可以問一個問題：腐化本身如何能引起比腐化更嚴重的後果？通過造成反對？但這不是必要的。有的腐化存在了成百上千年，但沒有引起任何反對，只要它們沒有被人覺得是腐敗。腐化本身並不導致反對;只有當它被認為是腐化時，當它變得那些認識到它的人覺得難以忍受時才會發生，這個變化是心理的，心理原因之外是社會原因。我要重複這些論文之前經常說的：我們應該從社會秩序中發現我們尋找的東西，讓我們看看當時的社會並理解它吧。
一個社會階級正在興起，繁榮、發展並取得勝利。這些資產階級正在置身於社會的上層。看看他們吧，聽聽他們吧，他們正在控制局面。宗教改革不會從一個人的心裡全面爆發，無論這個人的內心是多麼深沉和寬廣。路德的聲音將早200年就會響徹雲霄，像噴泉的水柱一樣：底部激湍而有力，但力量逐漸減弱，直到突然中斷，像晴天的雨一樣。1517年、1520年，路德的聲音響徹世界，像巨大的回音一樣，與其他正在等待信號的成千上萬的人的聲音匯在一起，並對他們產生影響，使這股聲音變得高昂、猛烈、強勁有力，像《聖經》吹響的號角，摧毀了傑裡科的城牆。
米西列對此有過精彩的論證，我不可能說得比他更好：「路德的影響，他的人格力量，他控制的成功，傳遍了整個歐洲，給各地風起雲湧的宗教改革以動力。」 的確，自發地，但讓我們再加上一句，這是運動的初期，一個既定社會的產物。在一個資產階級時代，它基本上是一種資產階級宗教感情的表現。
一讓我們看看新世紀前夕1470年或1490年的世界，並思考一下我們的所見所聞。像法國這樣的國家的宗教情況如何呢？當時像法國這樣的國家的人民如何？但首先我們能稱它為宗教嗎？不清楚。從遠處看，當時法國無疑只有一種宗教，即基督教。但是當我們走近並看看當時人們的內心世界時，情況會怎樣呢？
對當時絕大多數法國人來說，宗教是風俗、習慣、儀式、慶典的混合體，他們的生活被宗教嚴格地制約著。我沒有提到「教義」，因為事實上沒有能夠或打算對普通的信徒傳授宗教知識。我們必須把今天的法國與當時的法國區分開來。在當代法國，教士從孩子幼年就向他們傳授宗教知識，教士系統而有方法地教授孩子們教義基礎知識。但那時不是這樣。
除了領取教俸的半貴族外，世俗教士由當地受壓迫的無產者、沒有因訓練而改變的貧窮農民組成，當地教士偶然對他們進行管理，他們多少學會了主持彌撒，閱讀或背誦必要的祈禱書。 這樣一個對自己一無所知的人會教給其他人什麼呢？當時還沒有學校（神學院）。
只有修士才把宗教教育當作他們的部分職責。他們像城市的教師那樣很好地履行了教師職責，通過仔細遴選出來的城市傳道者（牧師）被給與豐厚的報酬，他們利用四旬齋節（復活節前40日）和耶穌降臨節，以一系列輕鬆的布道活動宣揚基督教教義。但是在鄉村，修士可能停留下來布道。這種教育是鬆散、零星和簡單的，沒有什麼效果。事後人們就忘記了，記住的只是大致的儀式和風俗。
宗教意味著去做彌撒。如果可能，則天天做，當進出教堂大門時，教徒都會小心翼翼地瞟一眼立在門口的聖克里斯多福大雕像，他保護人們免於突然死亡。宗教意味著站在教堂裡，當教士主持儀式時，信徒祈禱。四旬節和四季大齋日期間，宗教就意味著遵守嚴格的齋戒和素食，主日和聖日停止工作，每天祈禱，終生去遠近的聖地朝聖二三次，最好的朝聖是勇敢地戰勝風浪到聖地(耶路撒冷)，不顧海盜、土耳其人和動亂，參拜所有的神聖場所。對返回故鄉的香客來說，在十字架的幫助下，朝聖是可以在縮微畫中被重複的。這就是宗教對大多數人的意義。
上層婦女在做針線活。我不敢肯定這就是全部。宗教戒律在人的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即使我們今天看來非常世俗的事情，如立遺囑或博士論文答辯，也必須畫十字架以示完成。從出生到死亡，人的所有活動都被宗教控制，宗教規範人的最細微工作，人的閒暇，人吃什麼，人如何生活，正如教堂的鐘聲召集人們祈禱或去辦公室，宗教控制人的生活節奏。教堂是人們歡樂和危急時刻的聚集中心。每個主日和戒齋日，全社區的人都按照等級聚集在教堂。紡織工充當唱詩班成員。坐在教堂前排席位的是鄉紳，他帶著寵物狗、妻子和孩子。地方官員坐在鄉紳的後面，之後依次是體力勞動者，最後面是卑微的大眾，如隨從、僕人、孩子和正在教堂裡的牲口。當教會或宗教對社會產生如此重大影響時，那麼它就不能被人們輕蔑地當作僅僅是一部分儀式。
我們通過分析一本小書而進一步論述，這是住在弗朗什-孔泰地區的一名普通人的流水帳，像成千上萬保留至今的類似文獻一樣。 這個人叫雅克·科德裡爾，他生活於朱羅（Jura）地區的克萊爾沃（Clairvaux）。由於他不是教士，所以他娶妻生子，與教會只保留正常的聯繫。他依靠出售皮革謀生。沒有什麼線索能證明他屬於社會精英階層。在這本流水帳中，我們發現了一份名單，題為「克萊爾沃的公證人雅克·科德裡爾晨禱文」。他首先在胸前劃十字，祈禱「以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義，阿們……」
起床之後，他先在胸前劃十字，然後祈禱「以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義，阿們……」
我們這裡有了一份把我們帶回與今天大相逕庭的習慣的文獻，它告訴我們很多有關16世紀宗教的真正含義。
二普通人生存於社會地位極高和極低的人、窮人和富人之間。位於普通人之下貧困大眾包括處境悲慘的人、經濟落後地區的人、未受過教育的人、那些辛勤勞作但是遭受不幸的人、那些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人。實際上，他們經常更多地生活於動物之中，而不是生活於人類社會中。普通人之下是維蘭，他們窮困的生活方式使他們遭受責罰、嘲笑和辱罵。但他們也是教會信徒的一部分。
每個人都去教堂，每個人都有權利在教堂感覺像在家裡一樣自在。他們甚至感到在教堂比在家裡更自在，因為古老的基督教平等思想控制了「上帝之屋」的入口。農民遊行時吟唱著古老的歌謠：「當亞當耕種夏娃織布時，誰是紳士？」我們和他們一樣，在上帝眼裡，如果不是在世俗世界的眼裡，人人都是平等的……
法國社會的三等級（僧侶、貴族、農民和工商業者）。他們是貧窮的信徒，衣衫襤褸。他們仍然疲於日常辛勤勞作。當人們做彌撒時，薰香的氣味嫋嫋上升到天空，而肅靜的教堂突然響起了歌聲。在肅默的時候，教堂裡只迴響著從教士薄薄嘴唇之間滑出的拉丁語布道，這些布道在這些粗頭笨腦中慢慢地形成什麼模糊的夢幻呢？清晰的思想當然是沒有的。他們將思考什麼呢？誰將填補他們思想的真空呢？彌撒是用拉丁語講的。對他們來說，祈禱只是形式的、不可理解的咒語。沒有人真正教授過宗教知識，他們之所以出現在那裡，是因為那就是習俗，他們覺得他們應在那裡。他們劃十字，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人必須做的事，每個人都劃十字，自從他們有記憶起，他們就看見每個人都劃十字。他們下跪、站立、模糊地聽聖歌和祈禱，迷惑、吃驚地張開嘴巴，目光呆滯，所有這些接近的思想在其他地方固定下來。
哪裡呢？米西列告訴我們：在田間、在森林、在沼澤、在草原的橡樹、在子夜龍蛇來飲水的冷泉。在內心深處，他們強烈地依附模糊的和各地不同的傳統、長期被認為消失了的、潛在宣傳的倖存傳統。我們不應該忘記大眾的自然主義和本能的泛神論廣泛流行，它們經歷了中世紀和文藝復興。對於那些容易受自然主義影響、不問青紅皂白就相信它的人，基督教只有一種回擊，稱它們為邪惡、反上帝的惡魔。異教集團非常突然地粉墨登場，但被搜查、追捕、受折磨，最後被公共權威清除。之後有一段平靜時期，但不久又在不遠處發生同樣的動蕩。
仲夏農民在田間勞動。原始共產主義萌芽經常從這種渾水中冒出來。想像一下粗手大腳的農民的秘密集會，胡亂地結伴跳舞，就像16世紀初動蕩年代的德國舊領主的版畫所顯示的那樣。這些粗人的麻痺暗示了不可言喻的陰暗和神秘感情，這是一種有點可怕的感情。一大群人生活在文明的邊緣，沒有人意識到這是反抗的邊緣，也沒有人意識到他們的存在，文明把他們排除在外。但這群人有時會突然奮起反抗壓迫和排斥他們的世界。這是隱藏在普通人內心的極端狀態。
普通人之上的世界是學術世界，或被看成是學術世界。狹小封閉的學校、讀書的世界、會閱讀並已經得到閱讀材料的人：手稿藏在修道院，書籍放在他們的書架上。在學術世界中，人們討論和爭辯某一問題，他們用教條和神學論點來豐富自己的信仰。我們知道，宗教改革前夕，這種人幾乎都被奧卡姆主義（Ockhamism）所吸引，這是一種活躍而勇敢地反對聖託馬斯·阿奎那理智主義、向阿奎那為信仰提供理性證明發起挑戰的思想。 奧卡姆主義猛烈抨擊託馬斯主義者調和信仰與理性的企圖。它把基督教生活簡化為參加宗教儀式和從事善功。與此同時，基督教的完整性也減少為一系列被人接受的、既不成問題也沒有愛的信仰，精神變為文字的奴隸，俗人變為教士的奴隸。
毫無疑問，奧卡姆主義本身既不平凡也不渺小。它能夠而且應該在其他時期結出累累果實。它被禁止並宣布所有對先驗論和認識論的思考都是不可能的。只要得到適當的啟示，人類理性就會認識到它的無效。信仰變得屈從於啟示的權威，從此像教條那樣不確定和值得爭辯。但是奧卡姆主義沒有為肯定的、經驗的現象研究設置障礙。因此，早在14世紀末或15世紀初，它就鼓勵信仰與理性的分離。正是這種分離不同於現代思想習慣。理性符合現在的世俗生活規則、法律規定、戰爭與和平、工作與財富的行為規範。宗教被賦予了永恆希望的儀式、揭示真理的卓越任務以及未來生活的承諾。
奧卡姆主義在理論上做到了所有這一切，但實際上時機尚未成熟。實驗科學觀念對14世紀既無儀器又無方法從事這種工作的人來說是完全陌生的。由於被奧卡姆的認識論王國驅逐出來，所以他們不能建立自己的世俗王國。他們不能觀察最接近的心理實際情況。他們脫離主觀的評論，沉迷於最抽象乏味的形式邏輯和三段論推理研究。他們創立了語言科學，空洞而且沉悶，為16世紀初所有人文主義者和改革家提供了一些殘羹冷炙或一根救命稻草。
特別嚴重的問題是，一個無思想見解的低級教士把宗教簡化為一套空洞的儀式，而一名學識淵博、有博士學位和神學家稱號的教士，無疑為了非常高尚的目的，但是利用邏輯學家的不屈不撓精神，謙恭地奉守文學和教會戒律。後果的確是非常嚴重的，因為與此同時，大量信徒繼續探索上帝，而且一種信仰滿足了它的需要，一種新的精神從他們內心迸發出來了。
三在唯名論和奧卡姆擁護基督教思想的影響下，西歐教士為信徒制定了嚴密的計劃。他們不理解，他們也不試圖理解，他們必須禁止企圖理解和褻瀆教義的思想，他們必須相信教義是人類無法理解的觀點，追隨奧卡姆的觀點，他們認為在這個世界上能了解的人不是上帝。這些權威性論斷必須不折不扣地被相信。教會命令或批准的正式習慣必須被當作儀式而履行，不需要慈善施捨活動。信徒與這個計劃有什麼關係呢？
對大多數信徒來說，我們正在談論的是頭腦清醒、邏輯嚴密、勇於創新的中產階級，他們受過一些教育，知道教育的價值和人類知識的力量，他們因為擁有土地、房屋、金銀而滿懷自信。所以他們熱切地盼望一個新的權威，用他們的權威取代舊權威，以便他們能對世界宣稱：我們是時代的幸運兒和主人。但是他們被提供的宗教是教會的、形式主義的，強調權威、服從和愚昧無知。他們不願意接受這種宗教，開始採取消極抵制的態度，後來採取反抗的手段。你可能會說我沒有這方面的證據。的確，沒有文獻證明整個時代，一個階級的宗教情緒與當時佔統治地位的神學思想是完全不一致的。
答案不在文獻中，而在藝術作品和修女院中。修女院裡到處是證據。宗教改革前夕一直被認為是一個基督教走向崩潰的時代，宗教組織衰落，修道院的力量被破壞，它們的吸引力僅僅限於修道院之內。 但是與此同時，修道院的小密室裡實際上充斥了虔誠的基督教徒，身心疲憊的貴族從一個沒有教義的教堂、沒有感情的學校引退到修道院。在修道院中，他們尋求精神食糧，尋求心靈安寧。神秘主義和禁欲主義是人們對墮落為唯名論的奧卡姆主義嚴格教義的一種必然反應。他們無疑是失望的，他們選擇了放棄，而這反過來又刺激了他們的神秘主義。他們感到邪惡橫行，世界是荒謬的，它不能容忍人們生存和奮鬥於其中。這是神秘主義的一方面，但是偉大的神秘主義思潮中還有其他因素，即使宗教改革爆發後，許多貴族也迷戀神秘主義。 我僅舉一例，法蘭西斯一世的姐姐納瓦爾的瑪格麗特， 她也許可以作為那些不滿於唯名論的宗教態度、默默接受教士布道、機械地進行儀式和工作的人的代表。這已表明了這個時代的精神。
法蘭西斯一世的姐姐、納瓦爾的瑪格麗特。還有一面鏡子，更能反映時代精神的鏡子，因為它不屬於任何一個小集團，而屬於每個人，那就是藝術。15世紀的宗教藝術逼真、悲傷、人性化，馬勒的《哥德式圖像》生動地描繪了它。這種藝術證明當時的神學是多麼落後於時代。這個時代比我們通過學習當時的哲學和經院哲學論文所得出的印象更自由、更人道、更現代。勒費弗爾·德塔普幾乎與達·文西同時代，他的僵硬而蹩腳的拉丁語散見於蠻族語言中，晦澀難懂。但他與另一個人比較從未進行，那就是幾乎與他完全同時代的法國偉大雕刻家米歇爾·克倫伯……宗教改革傳播到大眾的速度有時令人吃驚，但是應該記住，到那時為止，學者、聰明的布道者和宗教改革的第一批宣傳家呼喚一種更滿足他們的需要、更人性化、更接近內心世界的宗教。長期以來，善良的法國人已知道一種詳細描繪聖母的人性、「哀悼基督」的悲傷、戴刺冠的耶穌畫像和葬禮的悲劇藝術，藉助這種藝術，他們熟悉剝除了教士偽裝、充滿憐憫、直接並持續打動內心的宗教。 後來，當這些畫像被新教徒破壞時，他們犯下的不僅僅是汪達爾主義罪行。也許此外，在一定程度上，他們還是尊敬一種曾經偷偷地為他們鋪平了道路的藝術。
當我談論人民時，我自然是指中產階級的人。布爾日主教堂建於13世紀，它高聳的中殿沒有被左右兩翼所隔斷，一邊被短邊小禮拜堂所包圍，其中有些小禮拜室建於13世紀，另外一些則建於15世紀，它們是如此舒適、歡快、親切。置身如此優美的主教堂中，人們自然會想起當時畫家可能描繪了年輕、優雅、甜蜜地接受天使報喜的聖母像的小房間。這些小禮拜堂都以舊資產階級家族命名，如弗拉德、伯加勒、特盧梭、雅克·科爾、柯平、拉羅伊、圖裡爾、阿里格瑞特等。阿里格雷特曾下令對這些小禮拜堂進行裝修，安裝彩色玻璃和祭壇。 它們都是風格、人道、悲傷的真實而無可辯駁的證明。在奧卡姆主義和唯名論佔統治地位時期，開明的資產階級、富商、有文化的律師就是在這些小禮拜堂裡認識他們的宗教，堅持他們的信仰。
四有些人逃避紅塵，到修道院的小密室裡避難，面對光禿禿的四壁。當夜幕降臨、白天修行結束時，他們沉浸于禁欲苦修的教義中，或者在黑暗的小禮拜堂裡，沉思頭戴荊冠的基督的愛，在鮮血和痛苦折磨的汗水中浸泡:徒勞地追求陽剛的、熱情的靈魂。由和平重鑄的世界充滿了歡聲笑語。追求隱退到修道院小密室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像富利爾·讓（Frêre Jean）那樣摩拳擦掌，為了有價值的事業而工作的時代已經來臨了。
到1525年，中產階級已經意識到自身的力量。依靠它的黃金和借款，通過福格爾家族銀行的代理，中產階級已經扶持了皇帝查理五世和教皇立奧十世。 印刷業已經開始迎合中產階級的興趣、本能和職業利益。到1525年，中產階級已經興起並開始發揮作用。面對這種熱火朝天的景象，教士幾乎無動於衷。讓教士們讓道、為資產階級騰出空間，讓教士們為理性、學術、自尊、踏實、清醒感到驕傲吧!
「我為你，我的兄弟而向上帝祈禱，」修士為塵世的人們嘟囔，「當你用雙手和頭腦工作時，當你為那些依賴你的人耕耘時，我在修女院謙卑地面向上帝，為你贖罪，一個罪人……」——這是現代人驕傲地予以反對的中世紀觀念。如果有人問有關修士的任何事情，如他是人、窮小夥、受壓迫者和受剝削者？讓他拯救他自己吧，這就足夠了。靈魂得救是個人的事情。每個人臨終時都將與上帝面對面清算一生——就像一位精明的商人月底清算帳目，收繳到期債務，兌現無需再核實的支票。每當我思考這種心理狀態時，一個小場面就會浮現在我眼前，一幅生動的插圖，一個天真而著名的故事，由匿名的證人為我們保留下來了。
這個場面的主角是紀堯姆·法雷爾，他生長於阿爾卑斯山麓的蓋普（Gap），個子瘦小，但身體結實，精力充沛。他的生平故事就像一篇冒險小說：他往返於蓋鋪和莫城（Meaux）之間，到過巴塞爾、斯特拉斯堡、麥茨，有一次他還偽裝成麻風病人與真正的麻風病患者一起乘車逃離麥茨，然後他到蒙貝利亞爾（Montbeliard）、納沙泰爾（Neuchatel）、洛桑和日內瓦。無論哪裡發生戰爭，無論哪裡的教會與改革家發生衝突……這個五短身材、眼睛深陷、前額高聳、鼻子鷹勾、嘴唇薄薄、長長的紅色山羊鬍子彎得像刀鋒的紅髮男人是加爾文之前論述法國新教最好、最可靠的文獻記載。
他只是一個俗人，從未被任命為教士。與路德和慈溫利不同，他不是從天主教教士轉向宣揚宗教改革的人。相反，他從俗人變成精力充沛、感情奔放的牧師。但是他太愛出風頭，有時連他的支持者都感到震驚。
這個場面是美麗的瓦爾德魯茲河谷（Val de Ruz）深處的東伯松（Dombersson），瓦爾德魯茲河順著賽雍（Seyon）峽谷流經納沙泰爾，但是它在瓦蘭金及其城堡之下流入了一片平靜的草原。在東伯松，1531年2月19日，毫無疑問，這是寒風刺骨的下雪天。但任何困難都無法阻止法雷爾到處宣傳他的信仰。教士紀堯姆·加龍平靜地做彌撒。不久，從比安（Bienne）和納沙泰爾（Neuchatel）來的陌生人湧進了教堂，其中就有法雷爾，他聽了一會兒，站起身來對布道的教士說：「可憐的傢伙，你不能停止辱沒耶穌基督的名字嗎？」教士停頓了，不知道該說什麼。「侮辱性地？的確，我不知道我在辱沒耶穌基督，一旦我知道了，我將立刻停止。」法雷爾繼續說道：「把你的書給我，我將告訴你，你完全否認了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死和感情，他為我們而犧牲自己，他不必再為了我們而犧牲了。」法雷爾從教師手中奪過書，翻開相關內容，告訴他為什麼他是「褻瀆上帝」，直到教士最後承認他混淆是非，並當著教區信徒公開懺悔說，法雷爾正向大家揭示真理。
我正在忠實地引述的作者繼續寫道：「當時教士脫下法袍，懺悔自己辱沒了它，悔恨並請求主的寬恕，並向上帝保證將永不做彌撒布道。依靠上帝的力量和意志，東伯松的偶像全部砸爛焚燒。」
這是一個真實的場面。像在其他地方一樣，紀堯姆·法雷爾在東伯松僅僅代表他自己，不代表其他任何人。他只是一個人，單個的人，儘管他富有熱情，意志堅強，精力充沛。但是他背後站著一個階級，這個階級也進行了象徵性的活動。他們用強大而合理的力量，把教士趕下了祭壇，並從一聲不吭、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教士手中奪過書本。
五兩個集團被遺漏了。一方面，在大門緊閉、得到良好保護的索邦是賈諾圖斯·德·布拉馬多（Janotus de Bragmardo）、圖巴·霍洛芬內斯（Thubal Holofernes）和他們追隨者——衣衫襤褸、舉止乖張、脾氣暴烈的索邦人。 可憐的、缺乏教養的書呆子被迂腐的學問所困擾。他們輕鬆自如地應付學問，但是沒有任何進一步行動。這也許是怪異的，但肯定是害怕的，因為他們是反宗教改革的象徵，他們咬牙切齒，用眼睛的餘光蔑視地看著劊子手。
與他們對立的代表是沉默的農民。他們想什麼呢？世界很快就知道，處於短暫的悲劇性動蕩的時代。當路德在德國名聲鵲起、大聲呼喚自由的時候，他的主張猶如一聲口哨傳到了農民大眾。下等人、農奴、卑微的人、受所有人壓迫和嘲笑的人突然站起來了。他們的原始共產主義站起來了，他們滿腔怒火。結果是一系列徒勞的叛亂，震驚了德國和世界。
這些就是第一場宗教改革——中產階級和發生於1520-1530年的宗教改革——的局限性。從上述內容我們知道，神學家受到來自社會底層的強烈抵制。這導致突然的中斷，不確定的因素只是未來應該採取什麼行動。
但我們都知道後來發生的事情。農民迅速抓住了機會，他們的大白牙與曬得黑黝黝的臉形成對照，增添了對這些令人討厭的人的恐懼。貴族則全副武裝，大肆殺戮。而路德支持貴族。粗魯的人群再次平靜下來，他們默默地親自到教堂聽布道。但1530-1600年歐洲各地點燃的成千上萬的火刑柴堆告訴我們，他們的精神在哪裡。每個柴堆代表一個男巫或女巫被恐慌或惡意地審判，以便為想像的罪犯和無能力隱藏的異教徒抵罪。
宗教改革家約翰·加爾文。教會的神學博士們取得了暫時的勝利，他們以怨恨來嘲弄宗教改革，認為它是社會革命的溫床，並譏諷地詰問：新教牧師靠什麼權力取得這個頭銜，從哪裡獲得權利。他們取得了勝利，不僅因為他們組織了新的天主教回擊宗教改革，而且因為通過他們的反對，他們迫使宗教改革變成了一種教會、宣布了它的局限性、確定了它的界線。這種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適合路德，尤其適合加爾文。加爾文更明確地劃分了不可逾越的界線，他以折磨燒死塞維圖斯、絞死貝斯利爾（Berthelier）等手段來劃定這條界線。
宗教改革運動似乎突然以血腥屠殺而告終。這只是表面現象。宗教改革家燒死邁克·塞維圖斯的事實也無法改變寬容是宗教改革必需的女兒這個事實。宗教改革家可能刪除了隱藏在嚴厲的天主教狹隘的教條背後的內容。自由批評從來不是宗教改革的必要女兒。1852年，蒲魯東（Proudhon）在《十一月二日軍事政變證明的社會革命》中就已經說過這些。
當路德否定羅馬教會的權威和天主教的章程時，他還提出了信仰的原則：每個基督信徒都有權利閱讀《聖經》，在上帝賜予的明燈照耀下解釋《聖經》，當他因此而使神學世俗化時，我們從這個驚人的宣言中能得出什麼結論呢？直到那時，作為基督教徒的女主人和教師的羅馬教會的教義已經出現了錯誤，它有必要召集尋找真正福音傳統的信徒代表大會，重建純潔而真實的教義。改革後的教會的當務之急是，設立新講臺，宣揚這些純潔的教義。這是路德、梅蘭西頓、加爾文、貝扎和所有擁護宗教改革的虔誠和學識淵博者的主張。 接下來的事情清楚地表明，他們是在幻覺中辛苦工作。在被引入信仰和哲學中的「免檢」標籤下，人民主權對虔誠教派的容忍不會超過對哲學理論的允許。所有把包括新教思想的宣言當作最莊嚴的宣言的努力都是徒勞的。批評不一定以批評的名義進行。否定將無限地持續，任何可以阻止這種趨勢的事物都註定了要遭到失敗，正如削弱原則、奪取後代權利和行為倒退一樣。此外，時間越長，神學家的觀點分歧就越大，教會就會建立得越多。而這正是宗教改革的力量和真實情況。那就是它的合法角色和它未來的力量。宗教改革是使人民能夠不經意地從恐懼的道德規則轉向自由的道德規則的修道院解散的起源。博蘇特（Bossuet）認為新教教會的多樣性是它們失敗的一個信號，他和那些因此而感到羞愧的新教牧師都表明，他們對這場偉大革命的精神和重要性領會得多麼少啊!
我很想引述整個段落，一個更好段落中的一小段：大暴露被強有力地控制等。這種句子充滿了《社會革命》一書的開篇。即使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也沒有更好的表達。批評精神失去了應有的作用。發動和參加宗教改革的人可能第一天就暫停了，他們從舊屋角探出頭來，憑藉對往日的回憶和少量老式家具，重建一座與原先一樣狹小和封閉的房屋。但它只是暫停，臨時的停止，而不是所有的人都認為應該這麼做，他們精力過剩，革命熱情過剩。他們覺得必須完成已經從事的事業，這至少花了三個多世紀。但是這場偉大的哲學、政治和宗教思想共同發展的運動的發端於何時呢？這是一個我們可以再次表達的世紀，讓我們現在更深信地高呼優美而友愛的米西列的口號：16世紀是一個英雄的世紀。
（本文摘自《法國文藝復興時期的生活》，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刊發，注釋從略。）(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