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力
從史前時期開始，人類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地理決定的。文明的產生有地理的刺激作用，它們有相似的地理和氣候條件，都在歐亞大陸上（可以把北非看做是歐亞大陸的一部分）。但是，「地理決定論」被認為歧視地理條件欠佳地區的人們，一度受到批判。自然條件的優劣不應該被誇大和濫用，更不應該導致人類彼此之間的歧視，但也不能為了避免歧視而抹殺各地自然條件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的影響。各種歧視（種族歧視、階級歧視、性別歧視、地域歧視等）狂潮在20世紀末期消退之後，我們應該可以心平氣和地討論地理差異，以及地理對人類的影響了。
19世紀後半期，德國的學術最為發達。地理學的奠基人是亞歷山大·馮·洪堡（1769-1859）。弗裡德裡希·拉策爾（1844-1904）是地理學的第一代大師，也是地緣政治學的創始人之一。與同時代其他一些最傑出的地理學家一樣，他們兩位也是德國人。當時，地理學、地質學、海洋學、氣候學、人種學、民族學，乃至動物學、植物學還沒有完全分化，缺少明確的界限。此外，人文學科接受了查爾斯·達爾文的生物進化學說，把國家看成是為生存而競爭的有機體，有成長，有衰老。地緣政治學是在這樣一個知識背景中發展起來的。
地理學家亞歷山大·馮·洪堡有一個更著名的哥哥——威廉·馮·洪堡（1767-1835）。威廉是語言學家、柏林大學的創立者。他從1809年起擔任普魯士教育大臣。因為他的教育改革，普魯士在較為專制時期擁有自由度較高的大學，這個制度擴展到德意志的其他地區。在大學教育之外，德國還有發達的職業教育，為工業化鋪平了道路。
德國強盛的根本是自由的大學，而關稅同盟和鐵路則是德國統一的先驅。前者促成統一的國內市場，後者便於貨物、人員和軍隊的快速調動。兩者在地理上把原來分裂的德國連為一個整體。在打敗法國後，德國在1871年獲得統一。鐵血宰相奧託·馮·俾斯麥宣布，德國滿足於現狀。德國的首要目標是維持歐洲大陸的均勢，不是海外擴張，但也在海外建立殖民地。
在19世紀末，德國的重工業生產已經超過英國。但是，德國的地理位置在中歐，在法國、俄國的包圍之中，這些國家都對德國不滿和警覺；在海洋上受到島國英國的制約，沒有暢通的出海口。俾斯麥設計的歐洲均勢過於複雜，在他之後的德國沒有人能夠玩轉；他壓制民主，控制國會，使得國內缺少對權力的制約，不滿現狀者甚多。1890年，俾斯麥離職。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志大才疏。俾斯麥有限的「大陸政策」被雄心勃勃的「世界政策」所取代。皇帝煽動民族主義，他的參謀部計劃同時對法國和俄國作戰，而且沒有備選方案；德國還在海外向英國挑釁，大肆擴建海軍。在國內和國際上樹敵過多是德國在一戰中慘敗的最主要原因。
豪斯霍費爾與納粹
以上是一戰前後德國地緣政治學的歷史背景。在20世紀上半葉，地緣政治學已經成為顯學。真正開始在國際關係中運用其理論的是德國地理學家卡爾·豪斯霍費爾 （1869-1946）將軍。豪斯霍費爾出生於慕尼黑，父親是經濟學家教授。他於1887年加入德國陸軍，在炮兵部隊服役，先後進入3所軍校受訓。1908年冬，豪斯霍費爾被派往日本，研究日本陸軍，並擔任炮兵教官。他受到日本天皇的接見，結識了日本的許多重要人物。1910年，豪斯霍費爾遊歷了東亞，經過俄國返回德國。1911年，他獲得慕尼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的題目是《帶泥轟，關於大日本防禦、國際地位及未來的思考》。「帶泥轟」是「大日本」的日語發音，是當時日本的自我期許。他在亞洲的旅行和日本的生活後來促成了德國與日本結成軍事同盟。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豪斯霍費爾先後在東（俄國）、西（法國）兩條戰線上服役，在西線指揮過一個旅。在德國戰敗的1919年，他50歲，以少將軍銜退役。他與當時許多德國人一樣，思考德國為什麼戰敗，以及如何再次興起。在《凡爾賽條約》的壓力下，德國人有強烈的報復心。1924年，豪斯霍費爾在慕尼黑創辦了 《地緣政治學雜誌》。納粹上臺後，這本雜誌逐漸充滿了納粹意識形態。不過，即使不考慮納粹的影響，豪斯霍費爾的理論也是非常富有侵略性的。這並不完全是豪斯霍費爾的錯。地緣政治學具有原罪，它的理論包含著內在侵略性。
在極權政治之下，學術是脆弱的。納粹的地緣政治學不再是學者的地緣政治學。納粹德國的副元首魯道夫·赫斯是豪斯霍費爾在慕尼黑大學的學生。赫斯在那裡接觸到地緣政治學。他在1920年結識阿道夫·希特勒。1923年11月的慕尼黑啤酒館暴動失敗之後，豪斯霍費爾在自己的家裡收留了赫斯，又幫助他逃跑。但赫斯終於被捕，被判刑18個月，與希特勒關在一起。豪斯霍費爾經常去監獄探望他的學生。赫斯則把地緣政治學的思想教給了希特勒。希特勒在獄中寫下了《我的奮鬥》（1925），從中可以看到豪斯霍費爾的理論。
豪斯霍費爾提出德國-蘇聯同盟，兩個陸權國家共同反對英國-美國的海權。遠方島國日本也是德國的同盟。但希特勒對蘇聯有不同的想法。他在《我的奮鬥》中說：「如果漸次對歐洲土地提出要求，只能以俄國為代價……這樣的一個政策在歐洲只有一個盟友——英國。只有當英國為我們掩護後方時，我們才有可能開始新一輪的日耳曼移民潮。為了贏得英國的友誼，任何犧牲都不算大。我們應該放棄關於殖民地和海權的所有想法，避免與英國工業的競爭。」
希特勒的想法是不現實的。因為英國的外交政治一直是不允許歐洲大陸上出現一個大國，從而對英國構成威脅。因此，在歐陸的紛爭中，英國一般先是觀望，最後總是站在弱勢的一邊，以恢復均勢，維護英國未來的安全。在德國空軍反覆轟炸英國本土之後，英國更不可能退讓。
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犯了類似的錯誤。在一戰之前，德國的海權和陸權兩派對立起來，缺少更高層次的協調。空軍在一戰期間進入戰爭，很快就成為一個成熟的軍種。在二戰時，在海洋和陸地之外，又多了對制空權的爭奪。但德國的戰略決策者（希特勒）舉棋不定，在東西兩線的先後順序上搖擺，把大量空軍資源耗費在對英國的轟炸上，最後卻轉而進攻蘇聯。
豪斯霍費爾相信，「對地理現實的忽視」是德國在一戰中戰敗的主要原因。他決心改變德國對地理認識的不足，促使德國擺脫失敗和屈辱。豪斯霍費爾堅持海權與陸權對立的觀點，把英國作為德國的最大敵人。他認定德國的命運在東方，那些中、東歐國家是一堆有待清理的垃圾，必須為德國的成長讓出地盤。但他不贊同依靠侵略來達到目的，而是希望德國和蘇聯結成大陸聯盟，共同對抗海權國家。但是，納粹認為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歧視拉丁人，敵視猶太人創立的共產主義，不能與蘇聯長期合作。第三帝國以意識形態取代了地緣政治分析，樹敵過多，最終一敗塗地。「生存空間」是上面提到的拉策爾在1901年創造的。毫不奇怪，拉策爾原來是動物學家。豪斯霍費爾與拉策爾相近，認為人口多的國家有權向人口少的國家擴張，奪取生存空間。到了希特勒又給這個概念摻雜了種族主義。他陷入仇恨之中不能自拔。
冷戰結束之後，北約東擴，中東歐的小國大多被納入歐洲，證實了當年德國地緣政治學的「東進」有些道理，也似乎達成了豪斯霍費爾的願望。不過，北約與歐盟東擴與豪斯霍費爾的設想有兩大差別：擴張首先是和平的、自願的；其次主導國家不是德國，甚至不是歐洲國家。
與大空間相對應，豪斯霍費爾設想全球將出現四個泛區域：南北美洲各國組成的泛美區，由美國主導；從東北亞到澳大利亞的泛亞區，由日本主導；歐洲與非洲統一後形成的泛歐區，由德國主導；蘇聯和印度等國的泛蘇區，由蘇聯主導。豪斯霍費爾的這個觀點很有遠見。現在區域化正在形成之中，但還沒有豪斯霍費爾設想的那樣大。豪斯霍費爾認為泛歐的命定空間在德國，泛亞的命定空間在日本。在這兩點，他完全錯了。一次戰敗就可以終結一個國家的好運。德國很幸運，在20世紀有過兩次成為支配大國的機會，但都因不知節制而失敗了。
在達爾文思想盛行的時代，豪斯霍費爾和其他許多地緣政治學家把國家看做是在空間中生長和擴張的生命體，其生長需要營養。在歷史上，國家和民族強大時總是向外擴張，現在所有大國（以及許多中小國家）都是這樣產生的。但是，如果一味強調擴張和對抗，製造了不可調和的氛圍，就會使戰爭的動機和規模都失去控制。20世紀前半期德國留下的教訓是，地緣戰略目標必須是有限的、可控的，同時必須更多地使用文化、經濟等資源加以促進和調整。
為了從一戰後的亂世中恢復穩定，重新獲得大國地位，許多德國人傾向選擇專制。他們貪圖一時之利，結果招致大禍。豪斯霍費爾敵視民主，這是他擁抱納粹的原因，儘管他一直都沒有加入這個黨。在20世紀上半葉，流行的思想是把國家當作有機體。其實，有機體是個人。國家只是個人的集合，其生命力源自個人。國家的責任是保護個人，而不是吞噬個人。否則，國家必將成為巨大的單細胞怪物，比惡性腫瘤還有攻擊性。這種有機體不可能長期生存。
豪斯霍費爾的兒子
豪斯霍費爾有兩個兒子，其中之一阿爾布萊希特（1903-1945）也是一位地緣政治學家。他在1928-1938年間擔任德國地理學會秘書長、學會會刊主編。從1938年起，他在德國政治學院教地緣政治學，兩年後轉任柏林大學教授。他還是德國外交部的顧問。阿爾布萊希特是赫斯在慕尼黑大學的同學。在二戰之前，阿爾布萊希特一直在尋求德英之間的和平。溫斯頓·邱吉爾回答他說：太晚了，與德國的戰爭不可避免。但他仍不放棄。戰爭爆發後，赫斯仍試圖與英國和法國講和，阿爾布萊希特充當和談的中間人。和談失敗後，赫斯於1941年5月駕機飛往英國，繼續尋求和平之路，據說他的行動受到阿爾布萊希特的鼓勵。豪斯霍費爾父子倆因為這一事件被捕。不過，兩人不久就被釋放。此後他們一直受到蓋世太保的監視。
在二戰後期，一些德國軍官為避免德國全面戰敗，試圖從內部結束戰爭。他們於1944年7月用炸彈謀殺希特勒，卻沒有成功。阿爾布萊希特與這些人有往來，卻不贊同他們的行動。受這個事件的牽連，父子倆再次被捕。卡爾隨後被釋放。阿爾布萊希特沒有立即被納粹「人民法院」宣判死刑，因為希特勒還想利用他與英國和談。1945年4月23日，當蘇聯軍隊進入柏林的時候，根據希姆勒的指令，黨衛軍槍殺了他。19天後，他的兄弟找到了他的遺體。
在柏林的監獄中，阿爾布萊希特寫了一些十四行詩，其中第38首是《罪》，作於臨刑前：「我有罪，但不是你認為的罪。我應該早些認識到我的責任。我應該更尖銳地把魔鬼稱為魔鬼；我太久地抑制我的判斷力；我確實提出了警告，但還不夠清晰；今天我知道了我的義務。」
阿爾布萊希特的父親活到了戰後。美軍佔領德國後逮捕了卡爾·豪斯霍費爾，但不久就釋放了他，沒有把他送上紐倫堡審判臺，因為他們的調查結論是豪斯霍費爾的作用主要是 「學術的」。法庭上的赫斯也不需要他的辯護。這時，豪斯霍費爾已經沒有責任可盡了。他以前說過，如果德國戰敗，他就自殺。1946年3月10日，豪斯霍費爾與妻子瑪莎離開他們在慕尼黑的家，最後一起去散步。他服毒身亡，終年76歲。瑪莎也一同服了毒，然後自縊。他們在1896年結婚。瑪莎比丈夫小8歲，也參與了德國的地緣政治學的建設中，在1925年把詹姆斯·費爾格雷夫的《地理與世界大國》（1915）翻譯成德文。瑪莎的父親是一位猶太商人，這使得豪斯霍費爾一家受到種族歧視。赫斯及時提供保護，授予瑪莎「榮譽德國人」的稱號。
卡爾·豪斯霍費爾的墓志銘是兒子阿爾布萊希特在獄中提前寫的。他說，他的父親 「沒有覺察到惡魔的呼吸，把魔鬼放進了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