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沒有哪個專業能比「中文系」更輕鬆而尷尬了。學生好像每天都能生活在詩情畫意中，而且，讀小說、詩歌，也並不是一件需要別人教的事情，培養專業作家也並非中文系的目標。但作為一門人文課程，中文系其實有著自己存在的必要與非功利性的教育方式。
又到了一年的畢業季，也又到了中文系專業的學生為工作頭疼的時候——無論是本科生、研究生還是博士生，即使在大學裡有豐富的思想收穫，但走出學校後，也無法直接把思想和內心展示在簡歷上。與其他專業相比，似乎也沒有能在工作中直接派上用場的專業技能。在每年開學的時候，如果教授在課堂上問起，有哪些同學是第一志願填報了中文系請舉一下手，通常舉手的學生連四分之一都不到，大多數人都是報考經濟、金融等專業分數不夠被調劑而來的。
但中文系的存在有著自己的理由。它用文學作品影響著讀者的靈魂。
南京大學教授餘斌也抱著這樣的態度，來面對中文系的大多數學生。不要求他們能在本科階段成為多麼專業的研究者，只希望通過講課的方式，做一名文學的「中介」，引導學生們多讀幾本小說。
「從1990年留校任教開始，我一直在教外國文學。幾乎每次上第一節課，我都會跟學生說，課，你們可以逃，考試能過關就無妨，但希望能好好讀幾本名著。說這話沒有一點矯情的成分在裡面——讀書比規規矩矩聽課會有更多的收穫」。
看似輕描淡寫的敘述，然而，實際上做一名中文系的學生並沒有想像中那樣美好。如果要深入研究的話，要閱讀大量的文論著作和文學史作品，還有可能涉及社會學、歷史與思想哲學類著作，因為每個經典作家都擁有不同的寫作觀。而且，中文系的地位在文學研究中也比較尷尬，當面對外國文學時，無法直接閱讀原著成為最直接的困境，因而，在文學研究中，有些時候一名外語系學生提出的觀點要比閱讀譯本的中文系學生更直接可靠。我們該如何看待文學研究中的語言障礙呢？大學應該以什麼樣的方式教授經典作品的閱讀？看似詩情畫意的文學研究又有哪些艱苦？
這些構成中文系困境的問題，也一直是大家討論的焦點。
採寫丨新京報記者 宮子
餘斌，作家，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教授，多年講授外國文學通識課程。文章散見於《萬象》《讀書》《讀庫》等，另著有《張愛玲傳》等作品。
1
當「中文系」碰到外國文學時的尷尬
新京報：目前國內「中文系」的定位有些尷尬，尤其當涉及外國文學的時候，受專業知識與語種多樣性的限制，學生們不會去閱讀原文而只能閱讀譯本。你如何看待這種現象？這是否會導致在文學專業性上，「中文系」的學生總是落後於外文系的學生。
餘斌：中文系學生只能通過譯本去讀外國文學，這當然有遺憾，卻是無法改變的，雖然現在學生外語水平普遍高於過去，有些中文系學生也可以讀原著，但和外院的學生還是不同，閱讀速度上不去，理解也有更多的障礙。但是否就可推定專業性上就一定不如外院學生，卻也難說，因為外國文學研究的「專業性」並不完全等於外語水平。只是文學是語言藝術，外語是硬功夫，這道門檻令「鄙視鏈」的形成對中文系學生不大有利，也讓他們鄙薄外院學生不擅搭理論框架時有點心虛。
即使對外院的學生，本科階段談「專業性」也是一種奢求。
新京報：是不是應該給「中文系」和「文學系」做一下區分？
餘斌：印象中國內大學中文系都已「升格」為「文學院」，只有北大還挺著，如果北大中文系也改稱「文學院」，那就全部「易幟」，中國大學的「中文系」要成為歷史了。民國時不少名校有文學院，和現在的文學院不是一回事，大體上應稱為人文學院。南京大學一度曾有文學院之設，文、史、哲，加上外文系，但那是虛的，只有一個名頭。
現在的「文學院」是中文系的「擴展版」。中文系全稱「中國語言文學系」，顧名思義，似乎沒外國文學什麼事。事實上，很長時間裡，外國文學只是中文系「外掛」的一門課程，任課教師都在外文系，似乎只有周作人算自己人，他在北大開的「歐洲文學史」是中國最早的外國文學課程。吳宓的「西洋文學史」課則是給清華、西南大學外文系開的課，大體是英文授課。
作為文學教育的一部分，「外國文學」課程在中文系課程體系裡固定下來，是1949年以後的事，不過直到「文革」，都還是外文系的老師來講，拼盤式，多位老師分任，哪個語種就講那個語種的文學史，古希臘語沒人懂，只好由別語種的硬上。與後來不同的是，講的是「歐洲文學史」(有統編教材)而非「外國文學史」，東方文學不在其內。
古希臘時期藝術品
中文系設立外國文學教研室，是在「文革」結束以後了。我所在的南京大學中文系，該專業的元老張月超、趙瑞蕻先生，都是外文系出身，趙先生雖然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是中文系的人，卻是屬於中國現代文學教研室的。我讀本科時，外國文學史的授課老師均來自中國現代文學教研室。所以這個專業在中文系是從無到有的。
後來又有了新的冠名，叫「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何所取義，箇中人也不甚了了。據說教育部原先定名為「比較文學」，遭反對，才加了「世界文學」的「後綴」，這裡的「世界文學」大體相當於過去的「外國文學」(雖然循名責實，「世界」應包括中國在內)，跟在「比較文學」後面，感覺有點「尾大不掉」。
新京報：雖說一個人不太可能掌握所有的語種，但外語不優秀的話，還有可能繼續深入研讀外國文學嗎？
餘斌：不管教學科研，這個專業的重心還是在「外國文學」，本科階段的教學就更是如此。中文系與外文系的外國文學，教學與科研完全是兩套人馬，自然也都各自為政，形成兩個系統。外文系的文學課是以語言為底子的，中文系的外國文學，則不講究語言的門檻。
文學是語言藝術，不通外語還研究什麼外國文學？這是中文系搞外國文學的人常會面臨的詰問，雖然不是完全不通，有的人天分高或是下苦功，甚至下工夫，外語水平高乃至修成正果的也不是沒有(中文出身，拿到比較文學，英國文學法國文學學位的也越來越多)，但無改於總體上外語底子薄弱的事實。我自己就因外語不靈而有心理障礙，讀不了原著或只是硬著頭皮式勉強讀一點，就不大敢寫純外國文學的論文，根據譯本寫點書評，或是沾上比較文學的邊，才放鬆一點。
新京報：那該如何看待外國文學在中文系的角色呢？
餘斌：中文系的外國文學的確有它的尷尬之處，其存在遠不像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那麼「天經地義」，理所當然(歐美大學的本國語言文學系均無相應的專業和課程)。它的角色，是中國文學的輔助學科，是像在外院一樣，還是通識教育的性質？我也想不明白。但它在中文系有一席之地是有理由的。
我的意思是說，它應該是完整的文學教育的一部分。新文化運動以後的中國文學，其主流是以外國文學(主要是歐美文學)為參照形成的，直到當下，也還在其延長線上，離開這個參照系，很多問題都無法交代。這個參照系已獲得了類似通用語言的地位，沒有對外國文學的了解以及當代文化的背景，文學是什麼，回答這樣的問題也會是懸浮或相當殘缺的。
2
如何以及為何講授文學經典？
新京報：在編選課程時，小說收錄的比例遠遠大於詩歌，為什麼呢？
餘斌：從某個角度說，這個選目裡，詩歌是缺席的：即使裡面有《伊利亞特》、《神曲》，它們也沒有當作詩歌來講，而是當作敘事作品，只是它們是詩體寫成而已。詩歌講究節奏、韻律，涉及語言的特點、精粹，是更有形式感的，翻譯很難傳達出來，要講也是隔靴搔癢地硬講。
至於多選小說，還是因為這個文類比較「親民」，我相信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國讀者而言，外國小說就等於外國文學，這當然有些遺憾，不過小說作為入門，還是相宜的。此外，西方小說從十八世紀開始升俗為雅，十九世紀蔚為大觀，到如今已成為文壇上主流的樣式，最具包容性的文類，吸引了最頂尖的作家，也代表了文學的最高成就。
《譯林世界名著講義》，作者：餘斌，版本：譯林出版社2020年5月（點擊書封可購買）
新京報：通常在編選經典作品時，會有一個常見的現象，即文學史建構到20世紀中期便基本停止，很多現當代作家的作品不會被列入教材目錄——例如波拉尼奧、彼得·漢德克、A.S. 拜厄特等。你認為這是文學史性質的必然嗎？
餘斌：教學相對於研究總是滯後的。以我所知，外國文學的教學更是滯後。文學史的建構是一個涉及面更廣的問題，它的目標，它的標準一直在變。確立文學經典不是文學史的唯一任務，但是對於文學作品的經典化，文學史的確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經典」的確立，重要的一端是時間，一直到現在，「經典」的概念已大大淡化了，人們潛意識裡還是多少相信「時間的檢驗」。這個時間究竟該多長，是以百年為單位，還是以十年為單位，沒有一定之規，總的趨勢，似乎是在變短。這當然與「後現代」的崛起有關，現在講「多元」「相對」，後面其實是「平等」，——平起平坐的要求。但是「相對論」如果絕對化，「經典」就不存在了。現在寫論文，喜歡用的一個詞是「文本」，經典是「文本」，通俗小說也是文本，一樣看待，將「相對」絕對化，成「主義」了，結果就是這樣。
一般而言，文學史的內容，總是離我們越近了，講得就越詳細，經如過去楊周翰的《歐洲文學史》，上冊從古希臘講到十八世紀，下冊全講十九世紀。
對「經典」的篩選過程還是「正在進行時」。「經典」是衡量的尺度，代表著按照一定標準形成的差序格局，暗示了優劣、高下、雅俗、精粗的區別。
新京報：一部作品什麼時候才能確認成為一部經典呢？
餘斌：雖然文學史一直在「重寫」，但大體上，越往前越是靜態，越靠近現在則「經典」的變數越多。
標準總是越往前越嚴，比如十八世紀重點講到十位作家，十九世紀可能就數倍於此數(遠近是時間上的，也可以是空間上的，相對於中國文學，外國文學遠，也就相對靜態)。
「時間的檢驗」之所以必要，就在於一定的距離可以更多帶來判斷的客觀性。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有足夠的距離，才有可能採取「大歷史」的視角。
對於當代文學，我們還是「當局者」，所以過去當代文學被認為是不宜入史的。完成時的古代文學是文學史的研究對象，正在進行時的當代文學是文學批評的對象；搞文學史的是scholar,從事批評的是critic。現在界線模糊了，但越往前的經典地位越穩固，這點沒變。只有達成共識，才能產生經典，而達成共識需要時間。
《為什麼讀經典》，作者：（義大利）伊塔洛·卡爾維諾，譯者：黃燦然，李桂蜜，版本：譯林出版社2012年4月
新京報：面對上述所說的無法收錄正在進行時的當代文學的缺憾，你認為有什麼可以進行彌補的方法？
餘斌：在文學院，大體是以開選修課的方式向下延伸，比如我們院裡就開過「外國後現代文學」一類的課程。作品選讀、精讀類的課程比較自由，讀什麼是教師自定的。我開過一門面向外院系的新生研討課「外國文學名著精讀」，課上讀過《霍亂時期的愛情》，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等，算是未入史又比較晚近的作品。
《我的名字叫紅》小說插圖
一部作品何時可以成為經典，很難說。經典是個彈性的概念，可以加各種的限定和修飾。其內部也是有高下的。好比獎項有省級，國家級，世界級的。有的作品在某個國家，放在某個時代堪稱經典，放在世界文學中，幾百年的時段中，可能就數不上了。布魯姆的《西方正典》裡用canon而不是classic，就是要強調他在書中講的那些作家作品是最重要的經典，構成西方文學「原型」，足以讓一代一代的西方作家產生「影響的焦慮」的偉大作品。
有必要做這樣的區分，正說明經典內部也是分等級的。以我書裡講到的作品為例，菲茲傑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無疑是當代美國文學的經典，但幾百年後還是不是被尊為經典，就難說，這部小說和《堂吉訶德》不是一個檔次的經典。所以不能籠統地談經典，最好是在某種限定下談。我在《講義》裡將不同檔次的經典「混為一談」，是出於可讀性的考慮，還夾帶了少許個人興趣，後記裡也交代了這一點。
《了不起的蓋茨比》電影劇照
新京報：那麼會擔心許多經典作品已經過時了嗎，比如《大衛·科波菲爾》還有《紅與黑》？
餘斌：經典之所以為經典，就是因為不會過時，而且經得起反覆閱讀，常讀常新。「過時」的反面是「永恆」，我看到中學語文卷上都有過有關文學永恆主題的題目，問有哪三個，給標準答案很搞笑，出現這樣的題目則多少說明，冥冥中人們還是認為文學的永恆主題是存在的。這裡的永恆是基於人性的不變，人的處境的不變。維吉尼亞伍爾芙說「在1910年12月或前後，人性變了」，不能全看成故作驚人之論，或全然是俏皮話，她意在強調時代的變化，但從更宏觀的角度說，當然是沒變，也不可能變。
西諺「太陽之下無新事物」，至少就人性而言，絕對成立。這個世界的外觀在變，「滄海桑田」當然是巨大的變化，因為人的存在，科技的發展，這種變化還是加速度，但人的規定性沒變，仍是「兩足無毛動物」(錢鍾書語)，人的處境沒變，古人今人，中國人外國人，面對的是同樣的人生問題。最根本的問題一直在那裡:「我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人的境遇》，作者: [法]安德烈·馬爾羅，譯者: 丁世中，版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8年11月
法國作家馬爾羅有部以中國為背景的小說，叫《人的境遇》(又譯《人的命運》)，寫得不好，倒可以借用一下，古今中外的傑出作家，寫的都是這個。無非是同一齣戲在不同的時空裡上演，作家以不同的形式、手法呈現而已。既然人性不變，人的處境不變，就此做出深刻回應的文學經典就不會過時。
透過表象，我們可以說，「時」雖已過，「境」猶未遷。我們像古人一樣經歷生老病死，體驗喜怒哀樂，愛恨情仇，一樣糾結於理想與現實的衝突。覺得經典作品與我們不相干，往往是因為我們缺少想像力，我說的不是天馬行空的想像，而是一種聯想的能力，在文學經典呈現的世界與我們面對的世界之間建立聯繫的能力。越是有時空距離的經典，越有「變形記」意味(時空距離也會造成「變形」)，越需要讀者有這種能力。
「過時」的概念是越到後來才越強烈的，中外的古人都不大有「時代」的概念，因為古代世界變化得慢。
《西方正典》，作者：（美）哈羅德·布魯姆，譯者：姜寧康，版本：譯林出版社2015年12月
新京報：即使某些作品有很強烈的時代背景也沒關係？
餘斌：既使作者強調了時代背景，其作品也是跨越時空的。《紅與黑》就是一個好例子。這部小說講述的是法國復闢王朝時代一個下層年輕人往上爬的悲劇故事 ，司湯達甚至加了副標題「一八三0年紀事」來提示特定的歷史時期，但其他時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讀者不難對於連的故事產生共鳴。上世紀八十年代路遙中篇小說《人生》曾引起熱烈的討論，其主人公就被一些論者比為中國的於連。
事實上不僅中國當代讀者，所有出身下層希望改變身份的年輕人，都能從於連身上不同程度地看到自己的影子。要說年輕人在於連那裡更有帶入感，堂吉訶德引起的共鳴就是可以在不同年齡段發生的，錢理群有本書名為《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說的是中國的知識人，有人把王小波比做堂吉訶德式的人物，都是將文學人物與現實聯繫起來。當然書中世界與周圍世界的關聯有時曲折而隱蔽，發現其中的對應不那麼輕鬆，經常也是需要契機的。
《紅與黑》小說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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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學生只是「看上去很美」？
新京報：很多人覺得，當中文系的學生那可真是再輕鬆不過了，每天不用做實驗不用背公式單詞，也不用像歷史社科那樣讀厚重痛苦的大部頭專著，就讀讀小說，讀讀詩歌，詩情畫意，隨便怎樣都能夠畢業。你對此怎麼看呢？
餘斌：讀文學作品是不是當真那麼輕鬆愜意？你若問中文系的學生，得到的答覆可能出乎你的意料:他可能原來是個文青，四年讀下來離文學反倒遠了。因為讀什麼，怎麼讀，和他的想像可能大不一樣。且不說外人以為中文系就是讀作品，事實上遠不止文學作品，像文學史，文論，都有大部頭專著，就專門性和難度而言，和其他學科沒什麼差別。即使讀作品，也不那麼輕鬆，不信你讀《神曲》、《浮士德》試試？
另一方面，要求不一樣了，閱讀不再是純自發、業餘的狀態，你得能夠分析一部作品，不僅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這是得下功夫的。所以中文系只是「看上去很美」。當然客觀地說，因為作業少，沒有標準答案，考試判分有模糊性等因素，中文系看上去的確好「混」一點，但也因為其相對於其他學科問「虛」，想好好學有所成就的話，那是無底洞。也可以說，相比其他專業易於標準化，中文系的學習更帶有「修行在各人」的色彩。
新京報：這類講義，任何對文學感興趣的人都能夠來旁聽，那麼，與非專業的文學愛好者相比，「中文系」的科班學生，他們的優勢或者說專業性，應當在哪裡呢？
餘斌：這樣的講義，我覺得應該屬於「科普」的範疇，專業性的要求是滿足不了的。本科階段，對大多數學生，嚴格地說，還談不上專業(個別「早熟」者是例外)，有個興趣的底子就好。
新京報：通常會給學生布置什麼樣的作業？
餘斌：外人認為中文繫念起來輕鬆，跟中文系作業少有一定的關係，——的確是少。我給學生的作業就是細讀指定的經典作品。常常苦於沒有足夠的課堂討論時間。我認為直接面對經典比在課堂上記筆記更有益，前提是真的認真去讀了。
最好的檢驗就是課堂討論。相比獨白式的講授，這其實要求教師更多的投入。每次要求學生讀的書，你得讀一遍，讀過的也要重讀一遍，而「一言談」的課，有時無須備課，須備課也不需要花那麼多時間。但教師其實也不虧，讀或重讀經典，與學生的討論，也是一種充電，同時也是證明經典永恆性的一個機會。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採寫：宮子；編輯：走走；校對：危卓。題圖來自電影《死亡詩社》劇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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