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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晦先生個子矮矮的，略瘦，一頭花白濃髮，一身好像從來不換的藍色中山裝，走在校園裡，是普通不過的老頭。但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他可是北大的風雲人物，一位曾有過很大影響的學者。1978年我到北大讀研究生時，先生還健在，常聽到這位「老主任」的故事，比如他「五四」遊行時參與「火燒趙家樓」等等，可惜沒有聽過他講課。近日北京大學中文系舉行楊晦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會，據說參加者不多，他直接教過的學生起碼都八十歲以上了，而現在的學生對楊晦這個名字可能是陌生的。我也因故未能參加他的紀念會，只能寫篇文字寄託我的思念。
楊晦
1948年12月，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北大校長兼中文系主任胡適離校往臺灣。一個多月後，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北大，指定音韻學家魏建功先生臨時擔任中文系主任，維持「過渡時期」的工作。魏建功做了一年多，便由楊晦先生接任，那是1950年7月，可謂百廢待興的時期，教學很不正常。他當系主任後即遇上培養目標和課程設置的大調整，那是新政權的要求。中文系的任務確定為「培養學生充分掌握中國語文的能力和為人民服務的文藝思想，使成為文藝工作和一般文教工作的幹部。」為此北大中文系就精簡了小一半的課程，諸如校勘、音韻、訓詁等一類比較偏的課，都停了，增設了現代文學、中學國文教學法、新文學概論和時事學習等新課。這不是楊晦先生本人的想法，而是那個時代的要求。其實楊晦還是主張北大要培養比較專門學問的人才的。1953年，全社會都向蘇聯「老大哥」學習，大學實行所謂「專門化」，也就是加強專業分工，於是楊晦便順勢借這個「名堂」，建立了中國文學和中國語言學兩個「專門化」，並成立了古典文學、現代文學、文藝理論、漢語、語言學和寫作等教研室。別小看這個舉措，如今北大中文系的專業體制仍在承續此格局，只是後來略有增補。1959年增加了古典文獻專業，和文學、語言兩個專業構成了北大中文系「三足鼎立」的專業體系。這其中，楊晦無疑是起了大作用的。
楊晦先生被學界記住的，還有他致力於文藝理論學科的建設，這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也是新事物。1954年，楊晦率先在北大主持開辦「文藝理論研究班」。當時邀請了蘇聯文藝理論專家、基輔大學副教授畢達科夫（蘇聯著名理論家季莫維耶夫的學生）來研究班上課，幫助建設文藝理論學科。雖然「學習蘇聯」的課程帶有濃厚的機械論和教條主義色彩，但總是激勵了學生讀書，古今中外的經典都讀，成效顯著。這個班開辦三年，培養學員15人，更多的是來自全國的進修教師，他們一邊旁聽，一邊把筆記寄回各自所在的大學，也都陸續開設相關課程。研究班和進修教師中很多後來成為文藝理論界的領軍人物，包括胡經之、蔣孔陽、霍松林、王文生，等等。後來中文系又開始招收「副博士研究生」，楊晦先生是全國最早帶研究生的少數導師之一，其門下果然出了一批傑出人才，比如文學史家嚴家炎、美學家胡經之等。楊晦先生後期治學的重點轉向中國古典文論，講授「中國文藝思想史」和《禮記樂記》專題課，指導年輕老師開設「中國古代文論選」。如今「中國古代文論」跨越「古代文學」和「文藝學」，成為一門重要的二級學科，不該忘了楊晦先生的開拓之功。
在那個政治化的年代，楊晦先生主持系政，諸多掣肘。1952年8月，燕京和清華的中文系合併到北大。1954年，原中山大學語言學系主任王力也調入北大。北大中文系師資隊伍空前強大，但人事矛盾也多了，系主任楊晦要做許多平衡，承受的壓力是大的。而他始終在想辦法維持北大自由開放的學術傳統，使中文系有相對良好的學術氛圍，使教學走向正軌。
在他的主持下，1962年6月，北大中文系再次調整充實了課程。除了加強古代漢語這一重頭課，還逐步恢復了文字學、音韻學、漢語史一類課程，增設了古代詩詞、古代散文等全系通選課。要求學生多讀書，一些基本的書比如詩經、楚辭、論語、孟子、左傳、戰國策等，是要通讀或者背誦的。還組織學生到各地做方言調查與民歌採集。當時剛剛從「困難時期」緩過來，人們注意總結「左」的教訓，楊晦先生主持的課程調整往「務實」努力，在當時全國高校中文學科中，是帶有示範作用的。其中注重多讀書、打基礎這個經驗，對於當今的中文學科教學，仍然富於啟示。可惜不久便爆發「文革」，課程建設的推進便化為烏有。
我讀研究生時曾找過楊晦先生的一些論文來讀，知道他是偏重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解釋文學的，這是第一代文藝理論家的共同點。他四十年代寫過一些頗有影響的評論，後來結集為《文藝與社會》（上海中興出版社1949年出版），其中對文藝思潮和現象的解釋，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論」的。楊晦認為文學不是孤立的，只有從社會關聯和文化背景中才看得清楚。他將文藝與社會的關係比作地球與太陽的關係：地球有自轉律，又有公轉律，文藝有自己的發展規律，但文藝的發展又要受到社會發展的制約。這就是文藝的自轉律和公轉律，文藝要健康發展，必須處理好文藝和社會的「自轉」和「公轉」的關係。這的確實是很實在的比喻。楊晦生前出版專著不多，他的文藝思想更多地體現在課堂上和講義中，體現在他所建立的文藝學學科和學生培養上。他給學生講授「文藝學」、「文學概論」、「文藝理論專題」等課，問題意識強，重點「研究文藝理論，解決文藝上的各種難題」，很注重從「文藝與社會基礎」「文藝實踐與社會實踐」等角度去解釋文學現象。
楊晦先生從1950年起任北大中文系主任，一直到1966年「文革」爆發，有16年之久，是歷屆系主任中任期最長的，他的辦學理念對中文系的建設和發展有重要影響。很多老學長回憶，楊晦總是強調大學期間學好基礎知識，不急於求成，不著急發表文章；他強調做學問要有開闊的視野，堅持語言、文學不分家；他的那句「名言」：「中文系不是培養作家的系，是培養語言文字工作者的系」，曾經給許多報考中文系的文學愛好者潑一頭冷水，雖然此觀念至今仍會引起爭議，但他對中文系教學的定位顯然是有過深思熟慮的。1954年作家劉紹棠在中文系剛讀了一年就要求退學專門從事寫作，楊晦先生批評他說，你寫了幾本小說只算是個小作家，如果想取得更大的成就，必須同時又是一個學者。在那個政治化的年代，楊晦先生有「緊跟」的一面，但他畢竟是學問中人，具體到教學，他還是儘量堅持讓學生打好基礎，紮實問學。
「老主任」楊晦的經歷頗有些傳奇。1889年，楊晦出生在東北遼陽小營盤村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小時候只讀過幾年私塾和小學，便到當地郵局當學徒。他很刻苦，邊工作邊學習，1917年居然考入北大哲學系。「五四」運動時，血氣方剛的楊晦曾是「火燒趙家樓」的「幹將」之一。1925年，他又和馮至等人創辦文學社團「沉鍾社」，那是被魯迅稱為「確是中國的最堅韌，最誠實，掙扎得最久的團體」。北大畢業後，楊晦先後在西北大學、中央大學等30多所高校教過書。新中國成立後，就一直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直到1983年去世。五十年代中期，教授分三級，二、三級多，一級相當於現在的院士，數量極少。北大中文系當時很驕傲地擁有4位「一級教授」，楊晦便是其中之一（另三位是王力、遊國恩和魏建功）。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