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人：曹文軒
採訪人：曹老師好。北大百年校慶時，您寫過一篇題為《背景》的文章，當初您怎麼會想到這樣一個角度來談論北大與您的關係？
曹文軒：百年校慶時，學校讓我寫一篇文章。那些天我就在思考一個問題：我何以有今天？這與北大有關係嗎？我的大腦裡突然出現了一個短句：「我是個有背景的人。」這個短句解釋了一切，使我變得更加有自知之明。我的背景是北大。本來，我是渺小的，卻因這個背景的襯託，使我變得似乎也有了那麼點光彩。當我反過來追問了一下——如果我沒有這個背景又將如何時，我更加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這個背景參與了我的身份的確定。我為我能有這麼一點點自知之明感到了一種良心上的安寧。我同時也想到了我的同仁們。他們在他們的領域裡，確實幹得非常出色，其中一些人，簡直可以說已春風浩蕩、銳不可當。也許我不該像發問自己一樣去發問他們：如果沒有北大這個背景，他們又將如何？他們也會像我一樣去發問自己的——從北大門裡走出來的人，都還是善於省察自己的。
這個背景也可以說成是「人牆」。它是由蔡元培、馬寅初、陳獨秀、胡適之、魯迅、徐志摩、顧頡剛、熊十力、湯用彤、馮友蘭、朱光潛、馮至、王力、王瑤、曹靖華等無數學博功深的人組成的。我想，這個背景之所以渾沉有力，一是因為它歷史悠久，二是因為它氣度恢宏。它是由漫長的歷史積澱而成的。歷史一點一點地鞏固著它，發展著它，時間神秘地給它增添了許多風採。而蔡元培先生當年對它所作的「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的定義，使它後來一直保持著「取精用宏，不名一家」的非凡的學術氣度，保證了這個背景的活力、強度與無限延伸的可能性。
這個背景一方面給了我們種種好處，但同時也給我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我們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生存，無時無刻不感到有一根無形的鞭子懸在頭上，它的力量之大，居然能夠使你不敢僅僅是利用它、享受它，還能提醒與鞭策你不能辜負於它。
我非常感謝中文系在一個特殊的年代吸納了我，從而使我成為北大的一員。說北大於我而言恩重如山，得首先說北大中文繫於我而言恩重如山。
採訪人：您幾次在回憶文章中說到了父親的「兩書櫃書」，說到了對書籍的渴望，後來您竟然被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錄取了，您面對的已不再是「兩柜子書籍」，而是一望無際的書籍，可不久您又「跑票」到了中文系，您是怎麼解讀這一命運的安排的？
曹文軒：我童年身處的世界，匱乏得使人感到絕望，它是我記憶中一個想拼命逃離的黑洞。那個被文學喜歡了數千年的「春天」，卻是我不喜歡的，因為那是一個青黃不接的季節，頭年的糧食吃完了，而這一年的莊稼還沒有成熟，春天的太陽暖烘烘地把你的根根汗毛孔烘開，讓你身體的能量大量耗散，可是米缸裡已經無米，所以你只能盼望著天黑，讓黑暗關上你飢餓的眼睛、飢餓的欲望，這是我童年非常深刻的記憶。但說到讀書，謝天謝地，我比其他一些孩子還要強一些，因為我的父親是小學校長，他有兩柜子書，讓我多少避免了精神上的饑荒。當我得到通知——「你要去北大圖書館學系讀書」時，我立即將「圖書館學系」等同於「圖書」了——我以為自己將擁有書山書海，興奮至極！但我很快知道，圖書館學系固然與圖書有關，但從那兒畢業後，如果不是做學問，你的主要時間卻是用來管理圖書的，而不是用來讀書的。這讓我有點兒失望。在那裡學了三個月的圖書分類法後，我又得到了另一個通知——這個通知也許從根本上改變了我的一生——讓我轉到中文系學習。原因是，我進入北大之前就已經發表文學作品，又因為張貼在三角地的我的一首長詩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更是因為當時去鹽城招生的一位我將會一輩子感念的老師，在將我領到北大後，向校方說的一句話：這孩子更適合去中文系。如果不是這個改變，我可能走的是另一條人生道路，是中文系讓我在真正意義上成了一個讀書人。我今天所擁有的一切，都是因為這裡的氛圍——讀書的氛圍。
你要在這裡混，就必須讀書，不顧一切地讀書。不讀書，就沒有你的位置，就沒有你的話語權。但我依然要萬分感激我與圖書館學系的這一緣分，因為它讓我這個從鄉下來的孩子對這個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圖書有了一種直觀。我深深地記得我參加從老館往新館運書的情景：一車又一車，一車又一車……那年，我去阿根廷訪問，專門去了博爾赫斯任圖書館館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國家圖書館。他用「森林」這個意象形容過書之多。讓我進入這片無邊森林的便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是中文系讓我知道了八個字：悠悠萬事，閱讀為大。
採訪人：您怎麼解讀中文系？怎麼定義它？
曹文軒：北京大學、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基本品質之一，便是它的悲憫情懷。所謂北大傳統，所謂人文精神，到底有什麼含義？我想一本書兩本書都是無法詮釋清楚的。我憑我在北大幾十年的人生體驗，得到一個看法，這就是：它們的基本品質就是悲憫情懷。我不知道在此之前是否有人這樣詮釋過——我們通常對北大的詮釋不外乎科學、民主、自由、獨立之精神等等。好像沒有人這樣詮釋過，但我就是這樣覺得的。我是從成百上千的北大人那裡感受到的，是從無數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中感受到的。五四運動的爆發，就是源於這樣的情懷。憂國憂民，為勞苦大眾而鳴不平，為生民塗炭而憤怒，為國運衰敗而憂思，於是走上街頭，於是吶喊，於是不顧槍林彈雨。當年集聚於北大的知識分子，都是悲憫之人。他們很容易傷感，有憐憫之心、惻隱之心、哀切之心。五四之後，北大歷史上發生的一系列事情、事件，其背後，都有著這樣一種情懷。北大是革命火種的產生之地，而殊不知這嚴厲甚至嚴酷的革命卻源於這種情懷。
中國現代文學與北大的關係為什麼如此密切？文學為什麼一直是北大的重要學科？當然，也是我們中文系重要的學科？北大為什麼會成為中國文學事業的重鎮？肯定不是學科設計的結果，那麼真正的原因是什麼？是文學能夠使悲憫情懷得以落實和抒發。
從文學史來看，文學始終將自己交給了一個核心單詞：感動。古典形態的文學做了若干世紀的文章，做的就是感動的文章。而古典形態的文學之所以讓我們感動，就正是在於它的悲憫精神與悲憫情懷。當祥林嫂於寒風中拄著拐棍沿街乞討時，我們體會到了悲憫；當沈從文的《邊城》中爺爺去世，只翠翠一個小人兒守著一片孤獨時，我們體會到了悲憫……
文學具有悲憫情懷，契合了北大知識分子的心理世界和精神世界。所以，從校長胡適到許許多多的教員，都與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其實那時的教員，即使不是從事文學的，也都與文學有著很密切的關係。哪怕是理科教員，也都能寫一手很有文採的文章。至於寫舊體詩，幾乎人人可為。如此局面的原因，就是因為文學能夠滿足他們對悲憫情懷的渴望，或者說，文學能夠使他們的悲憫情懷得以抒發。
我在北大幾十年的生活，幾乎時時刻刻都能夠感受到這一情懷。我有說不完的記憶。大到由悲憫而引起的全校性的革命，小到生活瑣事。我們中文系有一位德高望重、學術成就非凡的先生，在愛人悄悄過來告訴他，保姆正在從他們家的米桶裡偷米的時候，他對他的愛人輕聲說：「不要驚動她，她有她的難處。」
北大，我們中文系在處理一些事情時，我覺得總是很有人情味的。它當然講原則，但它在不違背原則的同時，總有很有人情味的一面。這是北大的傳統，中文系的傳統，也是北大中文系的人文性之一。
採訪人：您對中文系還有其他解讀嗎？
曹文軒：「嚴謹之學風」是我對中文系最深刻的記憶之一。這裡有一個令我汗顏、終身難忘的小故事，但也很有意思。這個故事，不，這個事故導致我今天在給人贈書籤名時，哪怕我認識你，我都會小心翼翼地追問對方的名字究竟怎麼寫——「趙暉，你這兩個字怎麼寫？」因為我出過一次差錯：我給嚴家炎老師送了一本我寫的書，他看完以後說，「小曹，你把我的名字寫錯了。」嚴老師的名字是「家炎」，而我居然寫成了「加嚴」——嚴加嚴。造成這樣的不嚴謹是因為我們中文系很多老師都說嚴老師這個人無論做人做文，都很嚴謹、嚴格——「嚴加嚴」。我當然知道他的名字怎麼寫，可潛意識裡頭卻藏著「嚴加嚴」，所以不假思索地就寫成了「嚴加嚴」。嚴老師這個形象很能代表中文系的系風。
採訪人：您上學的時候最愛聽哪位老師的課？
曹文軒：很難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我們中文系有許多學問做得好、課又講得好的老師，各有風景，難見高低。我這裡只講一次我聽吳組緗先生的課的記憶。那本是林庚先生開的一門課，但是在講到《紅樓夢》的時候呢他就不講，把吳組緗先生請來講。講到四大家族走向衰敗與崩塌的時候，吳先生有感而發，講了一段他個人的經歷。吳先生出身於大戶人家，他是富家子弟，但就在他讀書的時候家道中落，境況悲哀到了要不時拿著衣服去當鋪換錢以勉強維持學業的程度。他講了這樣一個細節，這一天，他又拿著衣服去當鋪，去之前呢，下意識地翻檢了一下衣服的口袋，居然發現那件馬上就要當出去的衣服口袋裡有五塊大洋！可想而知，他以前的日子是多麼的豪富——根本就沒有把錢當一回事兒。可是現在這個把五塊大洋放在口袋裡都忘了的人，居然慘到要去當鋪當衣服！這個細節生動地詮釋了紅樓四大家族由盛而衰的情景，令人感慨良多。吳先生他們那批學者，是將個人經驗帶入學問的。遺憾的是，這個路數很嚴重地斷裂了。
採訪人：您到底是哪一年進入北大中文系工作的呢？您是1979年畢業留校的，可正式工作卻是在1980年以後，這裡怎麼會有一段空白？
曹文軒：畢業後，我被宣布留校。但我不太情願，原因是那時——文革期間的北大留給我的記憶相當糟糕。當時我為自己找了一個不願留校的理由，很孩子話，我說我想家。系領導說，「那你就回家呆一陣吧。」於是我畢業後就回到了老家，他們每個月準時給我寄工資。優哉遊哉一年多之後，父親說：「人家對你這麼好，你還是回去吧。」就這樣，我回到了北大，從此將自己交給了講臺，這一站就是四十餘年。當我第一次站上講臺時，我就知道，我這一輩子就是中文系的人了，北大的人了，你要與北大中文系相依為命、白頭偕老。讓一個人畢業後回家呆了一年，這就是「北大之大」。
採訪人：當代文學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是一個令人焦慮的學科。您從當初被定位在這一學科，一定也經歷了漫長的焦慮。如今，這種焦慮還存在嗎？
曹文軒：幾十年前，「中國當代文學」作為一門學科，是令人生疑的。因為，一，它所面對的研究對象的歷史十分短暫。二，也許這才是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研究對象——中國當代文學的創作成就讓人失望。按理說，被研究的對象的價值與研究這個對象的價值，不應當是同一個概念，但在感覺上，它們就是一回事。這就使得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相對於古老的古代文學、古代漢語和後來的現代漢語、文藝理論、中國現代文學等，中國當代文學的位置很尷尬。鄰近的現代文學有魯郭茅巴老曹，你有嗎？你有的是公式化、概念化，有的是無法冠以「文學」的非文學的、不倫不類的作品，有的是寒磣、蒼白、無趣、無法歸類的尷尬。但我們這些人，依然不屈不撓地堅守在這塊看似荒涼的陣地上。但中國開始覺悟，她將她的大門轟然打開了。由苦難而積累起來的豐富的寫作資源，在由從國外而來的理性亮光的照耀下，被中國作家驚喜地發現了。中國當代文學回到了「文學」，開始了真正的文學史。而研究它的「中國當代文學學科」，在宏大的國際文化背景之下，有了豐富的話語資源，也變得風生水起。研究與創作互相作用，使得雙方都在不斷地發生質變，學科焦慮迅速減退和淡化，直到消失。如今，它已經成為一個非常有活力的、可與世界學術界頻繁交流的學科。中國當代文學仰望中國現代文學的時代顯然已經結束。它的視野之開闊、題材之廣泛、對文學性理解之透徹以及強烈的實驗性，已是不爭之事實。
採訪人：當代文學的邊界一直是「動態」的。在當代文學學科內部，既包含著已經歷史化了的部分，也包含著尚未或者正在歷史化的部分。研究者在做研究時，應該如何處理這種情況？
曹文軒：根據當代文學的實際情況，我們這個學科的人大概要分成兩部分——一個人也可將自己分身兩人，一個主要用安靜的目光往後看，將已經穩定下來的文學成果以及文學現象進行文學史意義上的描述與研究；一個主要向前看，以敏捷的目光看到文學前沿的情況以及動向。這是我們「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特有的迷人之處。它幾乎是唯一一個需要激情的學科。
採訪人：您出版了很多學術著作，如《第二世界》《小說門》等等。這些著作不管邏輯如何嚴謹，如何有哲學底蘊，都始終貫穿著一種讓人著迷的感性氣息。記得您在《小說門》裡，提到過「搖擺」這一概念，非常形象又十分準確，是對小說理論的重大推進，這種推進，是否也是對您小說家身份的一種「暴露」？
曹文軒：我在說吳組緗先生他們這一代人的學術研究時已經講到，他們的研究是將個人經驗帶入研究的。其實，我們回過頭去看，從前的學者，比如王國維、陳寅恪都是如此。陳寅恪寫《柳如是別傳》時，說柳如是那天晚上的船停在蘇州城外。為什麼停在蘇州城外呢？他得到一個結論，這個結論不是他根據什麼史料作出的，而是從他個人的生活經驗推定的。遺憾的是，隨著所謂的學術規範的實施——其實，我們對學術規範應該有所反思的——如今做學問越來越與個人的經驗相剝離了，個人經驗甚至成為要避諱的東西——我承認這種學問，也很喜歡這種學問，但我不贊成這是唯一的合法路數。其實，那些被我們引經據典的話語資源的提供者——而不是他們後來的徒子徒孫們，並不都是這樣做學問的。尼採自不必說，海德格爾的許多文字都呈現著滿滿的個人經驗，甚至是維根斯坦。他的哲學研究，與他個人的人生經驗密不可分。所以，我在寫《小說門》時，很清楚地告訴自己，這是你個人的關於小說藝術的研究。你除了要吸納現有的小說藝術的理論，應當很不客氣地將你個人在小說創作中所積累的經驗容納到你的敘述中。我要有我的表述。我們對術語的理解也是片面的，其實用一些形容詞來充當術語，非常給力。而且我發現，在許多時候，只有用這些形容詞來充當術語才能恰到好處，所以就有了「搖擺」這樣的概念。
採訪人：一直以來，北大中文系都流傳著一句幾乎是天經地義的話：中文系不培養作家。實際上，我們中文系出了不少重要的作家。想知道曹老師您，是我們北大中文系「培養」出來的作家嗎？
曹文軒：我們現在成立了一個「北京大學文學講習所」，這是我提供給學校的名字。其實，這個概念我20年前就提出來了。成立這個講習所，一方面，是為了消除一個誤解，即：「中文系不培養作家。」多年來在學科建設和學生培養方向上形成的某種誤區，不該再盲目地延續了。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順應全世界興起的創意寫作的潮流。當年，我請我們系的邵燕君老師幫著我做過一個「世界各名牌大學文學創作方向的設定、創意寫作專碩的設定、寫作中心的設定的情況」的調查，然後根據這份調查，給研究生院起草了一份設立「文學創作與研究」碩士方向的報告，很快得到批准。復旦大學說他們是全國第一家設立這一方向的，這是不準確的，我們中文系早就設立了。
從北大中文系自身的發展歷史而言，教授、作家引導學生成立文學社團從而形成某種文學流派，本來就是老北大開創的傳統，也是現代文學階段高校普遍採用的方式。我們對歷史的遺忘，其速度之快令人吃驚。僅僅過去幾十年，我們就忘記了這樣一個歷史事實：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在那些佔一席位置的作家之中，有相當一部分人，當年都在大學任教或經常到大學任教：魯迅、沈從文、徐志摩、聞一多、朱自清、廢名、吳組緗、林庚等等。魯迅先生確實在學術與創作的雙重工作中困惑過，但他本人恰恰是兩者結合得美妙絕倫的實例和典範。他的學術著作《中國小說史略》，至今仍然是經典學術文獻，是研究中國小說史繞不過去的著作。他們也開設過專門的創作課。沈從文先生當年在西南聯大開過三門課，其中有兩門都與創作有關。即使其他課程，也帶有明顯的創作論色彩。
國際上，也有許多一流的作家在大學任教。納博科夫、索爾·貝婁都是十分出色的大學教員，納博科夫有一本非常有名的書，你們都知道——《文學講稿》，還有米蘭·昆德拉等。至於不太有名的作家在大學任教那就無其數了。他們開設的課程是關於文學創作的，經過多年的教學實踐，現在已經有了大量創作論方面的教材。
大學對於作家的意義究竟是什麼？我想它除了能在理性上給予人足夠的力量，讓理性的光芒照亮自身的生活礦藏，激發出必要的藝術感覺之外，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價值：它釀造了一個作家在從事創作時所必要的冷靜氛圍。當第一屆作家班從魯迅文學院正式搬到北大時——我是班主任——我就對他們說：高樓深院將給予你們的最寶貴的東西也許並不是知識，而是一種氛圍。
除了文學創作，作家在大學的存在，我以為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他們的研究，會使我們的學術研究出現另一種路數，從而使我們的學術研究更加立體，更加豐富。魯迅的學問，畢竟是一個作家的學問，這種學問與純粹的學者做的學問，可以交相輝映。
其實當年溫儒敏先生也曾有心做這方面的事情的。他說，我們退一步講，即使說大學不一定能培養出作家，培養一些寫手都還可以的吧。
就我而言，我的創作與我身處中文系密不可分。沒有中文系，我不可能是一個作家。
採訪人：獲得安徒生獎後，您的寫作發生了哪些轉變？似乎存在一個魔咒，一個作家一旦獲得國際性大獎，就再也寫不出什麼重要的作品來了，但您好像是一個例外……
曹文軒：我不想讓獲獎成為壓力，它只能成為動力。從得獎的那一天我就告訴自己不要太在意這份榮譽，它並不能說明什麼，能說明什麼的應當是一如既往的寫作。我甚至忘記了獲獎證書和那枚有安徒生頭像的獎章被我放到了什麼地方。這種感覺很好，很清爽，就像什麼也沒有發生過。我在不停地寫，速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快。2017年，我出版了《蜻蜓眼》。這是一部在我個人寫作史上很重要的作品——我堅信這一點，它的英文版也很快就要出來。我常說，人有人命，書有書命，《草房子》和《蜻蜓眼》也各有各的命運，時間將證明一切。
我還在寫，是因為我還在中文系，還在受中文系氛圍的影響，我還在讀書。
採訪人：在中國，您是作品輸出海外版權最多的作家之一，單《青銅葵花》就有近三十個語種，還有作品被收入國外的語文課本。為什麼您的作品能夠實現跨越語言文化的交流？
曹文軒：能夠穿越時間和空間的不是別的什麼，而是文學性。無論長篇短幅，你必須將你的作品當成一個個的藝術品去炮製。我堅持文學是有基本面的。文學有文學的邊界，就像權力有權力的邊界，國家有國家的邊界。邊界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古羅馬有一個令人尊敬的職業，土地測量，確定邊界。我們都還記得卡夫卡的《城堡》裡那個土地測量員。他在測量城堡的邊界，村莊的邊界。這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形象。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一樣，既是文學就必有文學性——這是文學恆定不變的品質。我將會永遠提醒自己：要時刻明確文學的邊界。守住邊界，才能使你走向世界，從今天走向明天。邊界與無疆，是至高無上的辯證法。
採訪人：最後想問您，如果一個學生通過奮鬥，終於考進了北大中文系，您認為，對他而言這意味著什麼？而一個人被中文系錄用，對他而言又意味著什麼？
曹文軒：對一個學生而言，肯定不意味著他到達了終點，只意味著他到達了驛站。那年，系裡讓我給新生入校時講一講，正好趕上我頭天去過一個著名的驛站——懷來境內的雞鳴驛，那天我的第一個話題就是：這裡是一座驛站。
雞鳴驛是座很大的驛站，大牆幾乎完整保留，非常氣派，因在雞鳴山下而得名。我在驛站慢慢地走著，感受著從前的情景：天色已近黃昏，有人騎馬而來，或是傳遞情報，或是傳遞聖旨，長途跋涉，現已人困馬乏，抬頭看到驛站，滿心歡喜。進得驛站，他得到了無微不至的照料，一番休息，這個人精神煥發，也許繼續他的長旅，也許換了新人接續下面的路程。
我覺得，「驛站」用來做中文系的象徵很切合。那些進入中文系的人，到這裡來是補充給養的，是為了充滿活力，而後奔赴前程的。而對於被中文系「看上」而從此成為它一員的老師而言，用驛站作為象徵同樣也是切合的。如果說中文系是座驛站，我們就是驛站的工作人員。這個說法，境界似乎不太夠，更詩化的說法應該是，我們就是驛站。那些胸懷壯志的學子，能否完成他們人生和事業的長旅，取決於驛站能否給他們注滿強勁的奔跑動力。四年、七年、十年，他們終於在養精蓄銳之後從這裡開拔，然後，我們幸福而自豪地看他們策馬奔突，絕塵而去。這個驛站充滿了詩意。它是美的，是經得起審美的。那些離去的人，在一天一天老去時，總會想到這個驛站。他們會對這個驛站感恩戴德，會念念不忘那些驛站上的人，為他們點燈的人，為他們升起爐火的人，為他們指點迷津的人。驛站的形象會在他們的奔跑中，睡夢中出現。他們會將為這個世界作出的一切貢獻，毫不猶豫地記在這個驛站的名下。終於老去，他們在暮色中每每回想起這個驛站時，就會有一種感覺——鄉愁。
我們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我們是奮鬥在這個驛站的人——我們就是這個驛站。海子有一首詩，「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餵馬，劈柴，週遊世界。」我們將他的詩改動一下：「從今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教書，育人，驛站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