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歷來人才輩出、名師雲集，學術薪火代代相傳。北大中文系的歷史可追溯至1910年京師大學堂分科設立「中國文學門」，迄今整110年。在北大中文系110周年系慶之際，我們刊發6位北大中文學人的口述文章，聽他們回顧其與北大、與北大中文系的結緣經過，講述人生與治學中的點滴感悟，闡釋對如何繼承與發展北大中文傳統、如何繁榮國家語言文學專業的獨到見解。
陸儉明：國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願
我1949年小學畢業，原本父親已經給我聯繫好到蘇州一個雜貨鋪去當學徒，好在我們家鄉4月就解放了。我7月小學畢業後就隨母親從吳縣東山到崇明我父親那裡，並考上了崇明的民本中學。
我原來是想考清華大學電機系，但到報名的時候，校長和班主任來找我：「陸儉明，現在國家需要文科人才，你報文科吧。」國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願。我對語文感興趣，就決定考中文系。我問班主任，中文系考哪個學校好？他說當然最好是北京大學。我就說：「行，那就考北京大學。」老師說：「北京大學可不是容易考的，我們畢竟是個農村學校，能不能考上，可不能給你打保票。」我說：「考得上就上，考不上也無所謂。」就這樣考上了。
我能上中學、進大學，都是因為來了共產黨，所以我對黨有一種報恩思想。我入學後學習很努力，一直追求進步，1956年就入了黨，我的入黨介紹人就是謝冕。中文系新生入學不分專業，全年級103人一起上大課，直到二年級結束才分文學、漢語專業。一開始幾乎沒有人報語言專業的。那個時候大家都對語言專業不很了解，而且一般考北大中文系都是想搞文學的。當時系總支一位總支委員就來動員我，說：「陸儉明你是預備黨員，你就得帶個頭，報語言專業吧。」我說：「好，那就報語言。」就這樣，我踏入了語言學這個領域。
當時的課都各有特色。王力先生的特點是講課清楚，但是沒有抑揚頓挫。魏建功先生講「古代漢語」從《論語》開始，每次講一個字，譬如「子曰：學而時習之」，「曰」是什麼意思？再講和「曰」相關的「言」「語」的區別，之後又談到別的上面去了，結果一學期下來連《論語》都沒講完，但我們很有收穫。周祖謨先生講課清清楚楚，而且發音非常好。「語言學概論」是高名凱先生上的，他上課的時候眼睛不看學生，一直盯著天花板，但講的是真好。文學課遊國恩先生講《楚辭》真是有聲有色。林庚先生作為一個詩人講授唐代的詩歌，那是有滋有味。還有王瑤先生，一開始聽不懂他的一口山西話，有時候他說了兩句就自己先笑起來了，慢慢地聽懂了，就越聽越有意思。朱德熙先生的課講得特別好，還沒有分專業的時候，我們103個同學中大部分都是想要選文學的，但沒有人逃朱先生的課，也沒有打瞌睡的，大家甚至覺得聽朱先生的課是一種藝術享受。
20世紀60年代，陸儉明（左二）與馬真（右一）、王理嘉（左一）向林燾請教問題
我1960年本科畢業就要上講臺講課。第一年教研室分配我上外系的「漢語語法修辭」和「寫作」課，第二年就讓我回本系給漢語專業上「現代漢語」課。當時我感到很有壓力，比較緊張，就去問朱先生有什麼訣竅沒有？朱先生呵呵一笑說：「哪有什麼訣竅。」他停了一下，又說了一句話：「不過要多從學生的角度考慮。」這句簡單的話對我來說真的是印象深刻。後來我和夫人馬真一起回憶朱先生的講課：怎麼跟前一節銜接，怎麼切入，怎麼展開，舉什麼樣的例子，甚至包括板書怎麼安排，都很講究，始終在考慮怎麼讓學生喜歡聽，跟著自己的思路走。朱先生精心備課，出發點都是為了學生，這反映了他高度的教育責任感。
北大有一個好的傳統，它的學風一直保持至今。就中文系來講，也有變化。譬如在專業的設置上，我進北大的時候中文系就新聞和中國語言文學兩個專業；1958年新聞專業併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中文系變成漢語和文學兩個專業；後來又設立了古典文獻專業。21世紀我們又設了計算語言學專業，而且是從理科招生。還有一個針對外國人的語文專業，跟留學生教育學院不一樣。可以看到，中文系的專業設置都是根據國家的需要不斷調整的。
（陸儉明，1935年生，曾任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主任）
樂黛云：總是要創新，要走新路
1948年我考入北大中文系，當時中文系有沈從文先生開設的「大一國文（兼寫作）」、廢名先生的「現代文學作品分析」和「李義山詩的婦女觀」、唐蘭先生的「《說文解字》」、齊良驥先生的「西洋哲學概論」等課程。我最喜歡的課是廢名的「現代文學作品選」。他選的都是別人不選的那些短篇作品，有時候就是他自己的作品。他講課的時候非常入神，忘乎所以，我們聽著也忘乎所以。沈從文的課我也非常喜歡，他講課很慢。「大一國文」和「大二國文」後來改成了「國文與寫作」，特別加重了寫作的部分。第一年是記敘文寫作，第二年是文藝文寫作，第三年是議論文寫作。因為一連3年都要練習寫作，且每3個禮拜就要交一篇習作，可以短一些，但都要親自寫過，自己立意、自己提煉、自己行文，所以我們那時的寫作功底還是很不錯的。
20世紀70年代，我給留學生講授了3年「中國現代文學史」，頭兩年以朝鮮留學生為主。那時候我教他們和教中國學生差不多，只是比中國學生的教學內容要淺一點，他們大概能聽得懂。最後一年，我教得比較得意的是一個歐洲班，班上的學生來自12個國家，像比利時、丹麥等西歐、北歐國家，也有英國學生，挺齊全的。他們的學風比較自由，有時候也辯論，我說一個想法後他們就提出自己的看法。那時候，他們講英文我基本上能聽懂，也很鍛鍊我的英語聽力和口語。給他們講中國現代文學，為了讓他們理解，我需要講一些英國的或者北歐的文學（那時候我對北歐的文學文化很感興趣），並接觸一些他們所在地域的文學。當時就是這樣自然而然地將中西方兩種文化搭在一起了。
後來我在北大和中國文化書院向學院內外的求知者授課，介紹中外文化概要和比較文學知識。當時來聽課的人一般年齡都比較大，三四十歲的人居多。因為沒有接受過很好的學校教育，所以他們對各種講課都非常重視，很願意聽，不過也很挑剔，如果我講的有什麼地方不太對勁，他們都會提出來的。之後我在長沙的嶽麓書院講弗洛伊德，「中西」「中西對話」等話題自然而然地就在講課過程中出現了。從那時我就開始進行中西比較和對話了，雖然當時我還沒有設想過要建設一個比較文學學科或在中文系創建一個教研室。
1985年，我在北大中文系建立了比較文學研究所。在這方面我恐怕是一直沒有什麼自覺意識的，我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基本沒有過建所的打算，比較文學當時在系裡也沒有任何地位。我建所、設計課程和引進人員的想法，是後來慢慢成形的。我做人也好、做事也好，很重要的就是「聽其自然」，「聽其自然」是我的格言。我沒有刻意地想過要成立一個比較文學學科，要教哪幾門課，要招什麼樣的學生——我就是按照我覺得合理的方式去講，在講課之後，慢慢地就形成了一個視角。這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
1985年與兩位日本學者攝於北大未名湖畔。右起：孫玉石、山田敬三、王瑤、伊藤虎丸、樂黛雲、嚴家炎、溫儒敏
北大和我是血脈相連的，不論是其精神命脈，還是過去的那些老師們。我覺得這是一塊寶地，中文系將來會越辦越好，這一點信念我是有的。而且北大的精神是「創造」，它就像魯迅所說的那樣，是「常為新」的，是要創新、要走新路的，這也與我自己的精神是一致的：總是要創新，不能老是說人家說過的話、做人家做過的事。現在北大還有很多年輕教師，在創新上做得比我好，這對我來說就是最高興的事。
（樂黛雲，1931年生，1985年創建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郭錫良：努力繼承國學傳統，博古通今
1954年夏天，我從武漢大學畢業，被保送到北京大學讀語言學研究生。當時，為了創建一門新學科「漢語史」，同時加強北大語言學師資力量，中央決定把中山大學的語言學系調歸北大，王力先生也從中山大學調到北京大學。北大設置了漢語專業和漢語教研室，王力先生擔任漢語教研室主任。語言專業還開設了研究生班，一共招了15個人，分成漢語史5個人，現代漢語5個人，語言理論5個人。我進了漢語史這個班，導師是王力先生。
王力先生為培養第一屆漢語史研究生費盡了心思。1954年我們第一學期的課有高名凱先生的「語言學概論」、魏建功先生的「古代漢語」，王先生自己開「漢語史」，這是新開設的課程，受到廣泛重視，有很多人來聽。王先生講課聲調起伏不大，措辭精要，每一節課講授的內容，記錄下來就能變成一篇文章。1955年上學期增加了周達甫先生的「漢語音韻學概要」，這一年還要求讀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寫一個讀書報告；1955年—1956年，有袁家驊先生的「漢語方言學概要」、呂叔湘先生的「《馬氏文通》導讀」、魏建功先生的「漢語文學語言史」，還要求寫一篇學年論文，我的題目是《韓愈在文學語言方面的理論和實踐》，得到王先生的高度肯定。
王力先生博古通今，他是我國20世紀創立語言學的幾個領頭人之一。他不僅研究漢語史，對語言學的各個門類都有所涉及。關於漢語史的這一套，他設計的培養計劃是很紮實的，重視博古通今，重視實際語言資料。王先生各方面的教導都對我影響很大，這裡想舉一個例子：他開設了一門課，叫作「我是怎樣寫漢語史講義的」。這是王先生在第二次講授漢語史這門課時，專門為漢語史的研究生開設的課程。這門課不僅講知識，也講自己怎麼寫講稿，怎麼備課，怎麼查找、搜集和選擇資料。這對我們研究生做學問有很大幫助。他還讓我們提意見，我是好提意見的，有的時候經王先生一分析，我就豁然開朗，收穫很大。我就覺得我做學問也應該這樣做。
郭錫良（右）與導師王力
20世紀80到90年代，我曾任中文系古代漢語教研室主任。在人才培養上，我走的還是王先生的道路，就是要博古通今，不僅是文學語言相通，文史哲都要相通。我設計本科生的「古代漢語」「漢語史」、研究生的「古音學」「《說文解字》研讀」「《馬氏文通》研讀」等課程就是出於這樣的考慮。無論是漢語史還是現代漢語專業的研究生，如果讀不懂《說文段注》，讀不懂《馬氏文通》，缺乏閱讀古書的能力，要做哪一行都是有困難的。即使是搞文學，也應該懂文字音韻訓詁，也需要能夠落實字詞句，不然就很難說真正搞懂了《詩經》《楚辭》。
北大中文系的精神必須是博古通今，要博學多識，要繼承國學傳統，也要吸收西方先進經驗。博古通今，這大概就是我們的優點。
（郭錫良，1930年生，北京大學王力語言學獎評獎委員會主任）
袁行霈：學者最重要的就是格局和眼光
我入校時正值1952年院系調整後的第二年，清華、燕大兩校中文系都合併到北大中文系了。老師們有從國統區來的，有從解放區來的，有穿長袍的，有西裝革履的。我們中文系的同學有從普通高中上來的，也有從工農速成中學來的調幹生。在這種多元的環境裡學習，很有好處。
課程方面，一年級上過高名凱先生的「語言學概論」，還有遊國恩和浦江清先生合開的「先秦兩漢文學史」，遊先生講文學史，浦先生講作品選，都非常好。遊先生講屈原，涉及「離騷」兩個字的講法，他介紹了普通的說法後，會講他自己的見解。二年級跟林庚先生學習「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史」，他是詩人，將自己的詩情融入講課之中，引導我們欣賞領悟，很受歡迎。浦江清先生的「宋元明清文學史」也很有特點，他會唱崑曲，講到元明戲曲時，我們有時候在課上起鬨：「浦先生，唱一段！」他就給大家唱一段。
古代文學是北大中文系最有傳統的專業方向，即便從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算起，遊國恩先生、林庚先生、吳組緗先生、浦江清先生、季鎮淮先生等可以算第一代學者，他們在民國時期就已經取得出色的學術成就。陳貽焮先生、褚斌傑先生、周先慎先生、費振剛先生和我屬於第二代學者，我們在「文革」前讀書、留校，並在「文革」後成長為本學科的中堅力量。葛曉音、程鬱綴、夏曉虹、張鳴、孟二冬以及目前仍在職任教的多位老師則在「文革」後進入北大學習、工作，可以說是第三代學者，而他們培養的「70後」和「80後」學者也已經站上了講臺。
第一代學者都有一種從容不迫的風度。如果用一個字概括林庚先生，就是「帥」。不僅外表氣質很帥，他的著作，從《中國文學簡史》《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詩人李白》，一直到《西遊記漫話》，都透著一股清澈的味兒。「少年精神」「建安風骨」「盛唐氣象」「布衣感」等，都是他拎出來的概念，話從他的嘴裡面說出來，總能讓人信服。吳組緗先生講課也很精彩，他的講稿寫的字很小，密密麻麻的，就連提醒學生的瑣事也寫在上面。吳先生講《紅樓夢》，以小說家的眼光對《紅樓夢》的人物性格和故事細節進行分析，深受歡迎。吳先生心地很敞亮，人生經驗很豐富，常把他的人生經驗穿插到課堂上。王瑤先生頗有名士派頭，常常叼著菸斗。我沒上過他的課，但跟他一起到江西參加過陶淵明的研討會，還一起到安徽參加過李白的研討會，而且總是住同一間客房。晚上躺在床上海聊，所謂「對床夜話」，有時聊到東方既白，話題總離不開學問，受益匪淺。
1985年春節，陳平原（左）與袁行霈（中）在吳組緗（右）家
第二代學者，陳貽焮先生是我的師兄，「大師兄」的稱呼是我叫起來的。他寫的關於李商隱的論文中，許多觀點我都有幸先聽他講過。禇斌傑先生是青年才俊，很早就出版了《白居易評傳》。他性格很開朗，笑聲是爆發式的，後來的學術成果也是爆發式的，背後不知道付出了多少艱辛。
第三代學者，因為「文革」耽誤的時間太多了，想拼命把時間追回來。比如葛曉音沒念完大學就分到農場勞動了，幸虧陳貽焮先生把她帶出來。這一代人可以說是「砥礪前行的一代」。
學者最重要的就是「格局」和「眼光」，再加上「胸襟」和「氣象」。我希望看到自己的學生達到這一境地。除此之外，還應該做一個厚道的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不能老想到自己，還要想到別人。北大給了我很多知識、很多學習的榜樣，也給了我很多發展的機會，比如主編《中國文學史》和《中華文明史》，創辦國學研究院和漢學家研修基地等。我常提醒自己「常懷感激之心，常存謙素之意」。
（袁行霈，1936年生，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
陳平原：建立學術自信是我們該有的精神氣度
20世紀80年代我到北大念博士，那時北大的博士課程剛剛建立，第一屆只有我和溫儒敏兩個博士。所以王瑤先生沒正式開課，除了外語和政治課，其他就是每星期到王先生家裡去聊天，談學問也談人生，從下午一直聊到傍晚。王先生還告訴我，應該去系裡幾個老先生那裡走走，請教問題。我見得比較多的是吳組緗、林庚、季鎮淮，還有朱德熙。每個老師的性格不一樣，像吳組緗先生特別喜歡說話，能講出各種各樣好玩的東西；季鎮淮先生比較木訥，不愛講話，基本上是問一句答一句，若大家都沒有話，就在那裡坐著對看。季先生是夏曉虹的導師，我們比較熟悉，經常去。可以用「從遊」這個詞來形容我求學時的情形。傳統中國書院的教學方式本來也就是這樣，大魚遊，小魚也遊，遊著遊著小魚就變大魚了。學生們跟老師朝夕相處，一起讀書、生活，觀察老師如何做學問，也看老師的精神狀態及日常生活態度。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會自己體貼、模仿。說得出來的，是有形的經驗；而精微之處，很多是無法用語言表達或描述的。傳授獨得之秘，是需要心心相印的，這在「從遊」過程中比較容易體會到。
20世紀80年代的校園風氣很活躍，學生們有各自的主張，老師們也有自己的追求。我們的《20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發表以後，北大研究生部舉辦了一個研究生座談會，中文的、歷史的、數學的、物理的學生都來，那樣跨院系、跨學科的對話很精彩。
在當今中國大學努力爭創世界一流大學的時候，北大中文系因為中國語言文學研究的特殊性而顯得比較特別。以前我們的老先生會很自信，北大中文系就是世界第一的，但是現在有的人越來越崇拜海外漢學，容易「唯哈佛劍橋馬首是瞻」。我們不能跟哈佛、耶魯比中文研究，北大中文系教師過百，哈佛、耶魯一個東亞系才幾個教授。如果一定要比，就應該跟本國語言文學系比，要跟莫斯科大學的俄羅斯語言文學研究、巴黎索邦大學的法國語言文學研究、東京大學的日本語言文學研究、耶魯大學英美文學和語言學研究比，這才能夠看得出我們的差異。可這樣比的話，又碰到一個很大的障礙：我們各自不懂對方的語言。而且還有「溢出效應」——每個國家的本國語言文學系都承擔了語言文學教育之外的、對於這個國家精神文明建構的責任，無法量化。比如說北大中文系當年的學生參加五四運動的業績，這怎麼計算？談院系水平，不能只是衡量專業成績，如出版專著或取得專利。所以我說，每個國家的本國語言文學系，都是這個國家重要的精神建設力量。在這個意義上，沒辦法量化，也不應該量化。如果一定要把北大中文系改造成哈佛東亞系，那是失敗的，對不起國家的信任與民眾的期待。當然，具體到專業領域，我們努力跟海外漢學家對話，向他們學習，包括把學生送到哈佛等名校去聽課，為學生們爭取儘可能多的外出交流機會，這些都需要。但有個前提，即建立學術自信，這是北大中文系應該有的精神氣度。
（陳平原，1954年生，2008年—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
陳曉明：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陳曉明（左）與謝冕
在全國中文學科中，北大中文系是有其獨特價值的。它是開風氣、「常為新」的，很多學科的開創都是在北大中文系。1952年院系調整合併之後，北大中文系形成了語言、文學、文獻三足鼎立的局面，其學科建設是最為完備的。同時，北大始終在學科上探索前沿，不斷開闢新的領域。比如文藝學這個學科，就是畢達可夫在北大開講之後才有的，而比較文學這個學科是樂黛雲老師20世紀80年代到國外學習回來後開創的，王瑤先生等前輩奠定了現代文學學科的基礎，張鍾、洪子誠、謝冕、趙祖謨等先生逐步建立起了當代文學學科。所以，北大一直有一種學術風範。北大的「風範」是要有精氣神，有底氣，能標舉旗幟，能立得起來，能當仁不讓。
對於社會來說，中文學科是「無用之大用」。古人說「重器無鋒」，正是中文系的寫照，它是一種柔綿的力量。「不學詩，無以言」，因此，中文恰恰是國之大器。
那麼北大中文系應該培養什麼樣的人才呢？這個問題一直有爭論。中文系當然應該培養引領未來學術發展方向的人，這也是北大的目標。但是在今天，除了要培養學術性的人才之外，我還想強調，中文系應該能夠培養會寫作的人。雖然當年的系主任楊晦先生說「中文系不培養作家」，但時代不同了。那個時代，北大中文系本科畢業就可以到其他大學去教書，直接上講臺，但今天不可能。今天的碩士、博士、博士後能不能上講臺都還是個問題。所以，今天的本科教育應該是更加通識的。學生能夠讀好一篇文章，寫好一篇文章，這兩個基本功，應該是今天中文系的學生要具備的能力。曹文軒老師說：「寫好一篇文章是一個人的美德。」我非常讚賞這句話。寫好一篇文章能夠看出一個人的本領，看出你的道德、你的見識、你的思想資源、你處理問題的能力。這是基本功。除了「妙手著文章」之外，也要能夠「鐵肩擔道義」。中國人對道義的理解往往標舉得很高，是一種人的品格，一種民族的精神。我覺得蔡元培老校長說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也是很好的概括。
時代在變化，百餘年的北大曆經了風霜，但北大始終會有一種精神，一直貫穿下去，一直沉在心底。「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就是北大始終不變的精神。在北大，大家堅持獨立思考，同時允許別人發表不同的觀點，這是北大的包容。
關於這一點，我自己格外有體會。2016年，我通過民主測評當選了中文系主任。我沒有北大學緣背景，能夠擔任這一工作，反映了中文系老師的包容，也是大家對我的信任。我非常看重這份信任，覺得肩上的擔子很沉，想要把這個事情做好，做事情的過程中也特別注重兼容並包。在上任選舉的陳述中，我就表明了有關學科整合的理想。我希望中文系老師既能夠保持個人的獨立風格，又能夠交叉融合，互相溝通。1995年到1998年，我曾在歐洲的大學訪學，深感國外大學人文學科之間溝通兼顧與跨學科跨領域的重要性。我想打破我們國內的學科壁壘，因此做了三個平臺：中國古典學平臺、語言與人類複雜系統研究平臺、現代思想與文學研究平臺。郝平校長、王博副校長對此也都特別支持。去年4月的平臺成立大會上，我們邀請了全國幾十個文學院院長、中文系主任到場，大家都很震動，都認為這是中文，或者說新文科今後發展的一種可學習、可借鑑的經驗。
（陳曉明，1959年生，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
原文連結：我與北大中文系《光明日報》2020.11.20 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