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時間，美國總統川普高調批評「出生公民權」，引發全球熱議。不少觀察家指出，此舉公然違背了剛剛度過150歲生日的、南北戰爭最重要成果之一——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它通過法律的形式，確保了美國內戰的勝利果實，並第一次給予了包括黑奴在內、全體「美國本土出生公民」以平等的權利保護，因此又有「第二次制憲」之稱。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美國的這場內戰，不僅使得數百萬黑奴的命運得以改寫，也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令全球歷史的進程受到了極為深刻的影響；而故事的主角，便是那根細細的棉線。
以哈佛大學大衛·阿米蒂奇教授的新著《內戰》為代表，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通過「全球史」視角考察美國內戰「棉花為王」：一場觀念之戰引發的經濟後果1858年，面對一觸即發的戰爭危險，南卡羅萊納州參議員詹姆斯·哈蒙德不無狂妄地表示：「只要（北方）膽敢開戰，不費一槍一彈，我們即可讓全世界臣服……事實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向棉花發起挑戰，因為棉花為王。」
的確，在美國內戰爆發以前，很少有人能夠預料到，北方真的會僅因觀念與制度上的差異，便向擁有著全球原棉市場近75%份額的南方開戰——據統計，截至1850年代末時，「世界工廠」英國每年使用的8億磅原棉之中，有近八成都生產自美國；在歐洲大陸，法國與俄國對對美國南部原棉的依賴，也分別達到了90%與92%的絕對高值。廉價的黑奴勞動力、優質的棉種、加上肥沃的土地資源，使得美國南部僅憑「原棉」一項要素，便牢牢地扼緊了歐洲各大國的咽喉。
然而，隨著1861年薩姆特堡（Fort Sumter）的隆隆炮聲，美國內戰終究還是走向了現實。作為克敵制勝的一項重要要素，戰爭打響後不久，北方便切斷了歐洲同南方的海上貿易往來，這使得後者的經濟來源受到了嚴重的打擊。而哈蒙德等人口中的「棉花王」，也由此被逐出了「王廷」，一別便是四年。
「炮轟薩姆特堡」拉開了南北戰爭的序幕作為全球制棉體系中的源頭一環，北方對南部的「棉花禁運」，迅速在歐洲導致了嚴重的經濟與社會惡果。僅以英國為例，1862年初的原棉進口量，就因北部聯邦軍隊的海上封鎖，而銳減至戰前同期的4%，「制棉中心」曼徹斯特的眾多工廠只得因此被迫關停。經濟的不景氣，很快便影響到了就業市場；而大量的失業，則為社會動蕩提供了契機。根據後世學者統計，在1863年的英國蘭開夏郡，每4名居民中就有1名慘遭失業；而歐洲大陸的情況則更是不容樂觀，全法的織工失業總人數甚至一度高達25萬人。飢餓與貧困，使得大量的英國工人走上街頭，政府不得不出動部隊用以維護城市治安。在法國的阿爾薩斯，絕望的下崗工人們甚至張貼起了「無麵包，即餓死」的大字報；歐洲制棉產業的凋敝景況，由此可見一斑。
儘管此時的歐洲各國，都普遍嘗到了北部「聯邦」軍隊實施「棉花封鎖」的苦頭，然而，它們卻都因為擁有著各自的利益算計，因而拒絕直接捲入到美國的內戰之中。對英國而言，美國北方日益擴展的小麥與玉米種植，正逐漸成為英國糧食的重要來源；而英帝國在加拿大的利益，也迫使英政府最好在新大陸採取一種更為謹慎的策略。在歐洲大陸一邊，出於地緣政治因素的考量，支持一個統一的美國用以牽制英國，也遠比造就數個分裂且弱小的國家、給英國以可乘之機來得明智。因此，1858年哈蒙德參議員在「棉花王」演說中所設想的那種「南方有難，萬國支援」的景況最終並未發生；此時的南部「邦聯」，也只能選擇獨自面對內戰。
這幅由印象派先驅馬奈於1864年繪製的油畫，生動地反映了英國為南方製造的「阿拉巴馬號」戰艦，於法國瑟堡附近海域，為北部聯邦軍隊擊敗的場面。複雜的地緣政治格局，由此也可窺見一斑既然直接插手內戰不甚可行，那麼已然存棉耗盡的歐洲列國，必須尋找到新的方式，以解決國內面臨的經濟社會困局。「擴大原料產地」成為了他們新的選擇。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這一選擇，竟極大地改變了此後的全球歷史進程。
當「棉荒」成為機遇「因為內戰，如此怪事竟然發生了：我們現在——儘管數量不多，但是此話千真萬確——正從最不可能的地方輸入棉花……（那就是）中國。」這條摘引自1863年3月《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的報導，至今讀來，仍有著很強的生動性。
誠如這位記者所言，作為曾經全球的原棉霸主，此時竟要在自家的港口，迎接轉運自英國的東方棉花，這確實是一件「咄咄怪事」。然而，若是將此時「正值內戰」的歷史語境納入考量，那麼這次事件也就沒有什麼特殊性可言了——就在美國因為戰爭因素，而對原棉實施「閉關禁運」的同時，世界的其他角落正在趁勢崛起。
哈佛大學教授斯溫·貝克特曾作出評論稱，薩姆特堡聲聲炮響，不僅將美國引向了一個「受難的國度」，更「昭示了印度時代的來臨」。面對原料短缺，眼光一直向「美」的歐洲產棉國，現在紛紛將目光投向了世界的其他角落；而歐洲的「棉荒」，也恰好為後者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歷史機遇。
除了上面提到的中國，正積極利用歐洲的「棉荒」而向世界市場進軍之外，日本也於1863年開辦了其第一家的機器紡紗廠，並在英國工程師與技術的幫助下，以日本土棉為原料生產棉紗。在巴西的東北海岸，棉花的增值也使得當地的自耕農看到了機會，辛勤的耕耘使得當地的原綿產量，在1860-1865年間實現了倍增。除了上述的地區之外，澳大利亞、秘魯、墨西哥以及外高加索等地也紛紛加入到了棉花種植者的隊伍之中，短時間內實現了各自對外出口的猛增。結合這一時期全球範圍內各殖民與半殖民地的社會「改良運動」可以看出，在各國改革者求變圖強、銳意進取的「推力」作用之外，世界市場需求的「拉力」，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作用。
法國著名製圖家約瑟夫·米納德繪製的圖表，反映了南北戰爭對全球棉花貿易的影響在上述這些歐洲「棉荒」的受益者之中，印度與埃及的表現最為引人注目。在印度方面，原先僅居美國南部莊園之外、棉花「補足產區」地位的印度，一躍而成英國頭號的原棉進口地，甚至在1862年時，達到了後者進口佔比的近90%，居於「壟斷」地位。在埃及方面，不僅是棉花的產量因為「美國內戰」的爆發而大為提升，出口貿易所帶來的巨額利潤，更是極大地推動了當地的社會政治變革。
面對歐洲極度擴展的原棉需求，埃及實際的最高統治者伊斯梅爾·帕夏（穆罕默德·阿里之孫）敏銳地把握住了機會，在其祖父開創的近代棉花種植業基礎上，進一步地提升了埃及優質棉種「長絨棉」的質量與產量，成功地贏得了歐洲市場的認可，出口量一翻再番，從1860年時的60萬坎塔爾（當地重量單位，1坎塔爾約合45公斤），一躍而為1863年時的130萬坎塔爾。
阿里王朝第五代「赫迪夫」伊斯梅爾·帕夏隨著財富的增加，伊斯梅爾也開啟了其雄心勃勃的現代化計劃——他不僅於1863年即位之初，便力主推進此前進展緩慢的蘇伊士運河建造計劃，還在修建運河的「勞工待遇」與「運河所有權」等問題上，對法國殖民當局態度強硬，並最終贏得了拿破崙三世的讓步，以「主導者」的姿態完成了運河的修通（1869年）。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他甚至兩次訪問歐洲，成功的出訪也使他贏得了包括維多利亞女王在內歐洲眾多名流的欣賞。在現代化社會的締造上，伊斯梅爾也充分利用棉花出口的收益，完成了可觀的進步：他不僅使得埃及建成了覆蓋面積十分廣泛的電報網絡，還在首都修建了中東的第一座歐式歌劇院「開羅劇院」——威爾第的傳世名作《阿依達》便是對它的落成獻禮。
除了推動世界多地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之外，美國的「內戰」與歐洲的「棉荒」也在一定程度上為歐美自身的發展產生了影響。從美國方面看，「原棉禁運」所帶來的歐洲承認南部「邦聯」的可能性，極大地改善了北方精英的「東方觀」，使得他們逐步開始採用一種較為「善意」的角度用以審視東方——因為正是由於後者的不斷出口，才使得「原棉禁運」的後果不至如此慘烈，以致將歐洲最終推向邦聯一邊。
在給兒子的信件中，美國外交官查爾斯·亞當斯就曾直言不諱地表明，與其將其他棉花生產國的崛起看作是對美國的一種威脅，不如更多地將它看作是一次機遇，因為它將永久瓦解南方對於原棉種植的壟斷。基於同樣的理由，國務卿威廉·西華德也曾向華盛頓當局公開表示，美國非但不應限制其他國家的棉花種植，反而應當「盡最大的可能刺激它」。這種根本上立足於「自身利益籌謀」、卻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了「善意」的世界觀，為我們理解美國在19世紀中葉處理東方事物上較之歐洲列國的「相對和緩」，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考線索。
美國國務卿西華德與清廷代表蒲安臣籤訂的《蒲安臣條約》（1868年），常被認為是近代中國第一個相對對等的條約在歐洲一邊，「棉荒」所帶來的嚴重社會危機，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社會救濟制度的發展。為撫平失業民眾的不滿情緒，也為維持社會的總體安定，英國政府在「棉荒」爆發之初便接連劃撥資金，用以賑濟「災民」；其覆蓋面，甚至一度達到了總失業人口的75%。與救濟力度升級相同步的，是政府救濟策的極大更新：作為全球最早的幾部「以工代賑」法規之一，於1863年通過的《制棉業區公共工程法》，給予了失業工人們以重新獲得工作的機會，也使得曼徹斯特等地的城市面貌得到了極大的改觀——運河得以疏浚、道路得以修通、園林得以建立。如果今天的遊客能夠有幸造訪曼徹斯特，那麼當地漂亮的亞歷珊德拉公園，一定將會一個是度過悠閒午後的好去處，而它正是當年「棉荒救濟」的遺產。
位於英國曼徹斯特市近郊的亞歷珊德拉公園當機遇歸於無奈然而，對於亞歷珊德拉公園的靜謐，馬克思卻未必會予以欣賞。因為在他看來，與其將「以工代賑」看作是一種緩解失業工人悲慘境遇的「善行」，不如將它看作是一種對工人的特殊壓迫——為了獲得微薄的救濟金，工人只得被迫接受沉重的公共事務，「而拒絕接受工作，就會被從救濟名單中去掉。」
這一判斷顯然是十分公允的，因為它深刻揭露了「進步」與「機遇」表象之下、那種根植於結構的「時代性無奈」。而這種無奈，不僅在英國本土的「棉荒救濟」中能夠加以體現，在內戰過後、全球「植棉熱」泡沫的破裂中，也能夠聽到迴響。
讓我們就以之前詳細介紹的埃及情況為例，來看看全球「植棉熱潮」的最終結局。1865年，隨著歷時四年的美國內戰結束，全球原棉市場又重新恢復到了戰前的正常狀態。然而，這一歐洲的喜訊，卻是伊斯梅爾改革下埃及的噩耗。因為在此前的「植棉熱潮」中，埃及已經將過多的經濟重心調整到了「暴利」的棉花種植業上去，這使得國家整體的經濟狀況，已然呈現出了一種嚴重的畸形狀態；而隨著全球棉價的逐漸回落，破產在所難免。
「虛假繁榮」的縮影——開羅歌劇院為了應對這一局面，伊斯梅爾採取了兩條自救途徑；而這兩項舉措，卻愈發使得他與他的的國家越陷越深：第一條便是「路徑依賴」，即通過進一步擴大植棉區，以增加財政收入。這一動力，加之伊斯梅爾本人對於「強大埃及」的幻想，促使他不斷向南擴張、以覬覦衣索比亞的領土。但最終的事實卻證明，他的這種努力是徒勞且失敗的——經過連年的戰爭，埃及已然嚴峻的財政困局不僅繼續加重，更使得戰爭地帶形成了大片的力量真空，為不久之後義大利「北非殖民地」的建立提供了可乘之機。
另一條自救之路便是通過「舉借歐債」來飲鴆止渴、以維持虛假繁榮，驚人的歐債總額在1875年時甚至達到了埃及實際財收的近一倍。利用此槓桿，英國悍然於1875年啟動了對埃及財政情況的調查，並以此為藉口，逐步侵取了蘇伊士運河的控制權。身敗名裂的伊斯梅爾最終只得於1879年黯然下臺，而由「棉荒」所開啟的埃及現代化之路，也終於從「泡沫」起步，以「泡影」收場。
1875年10月，日後的英王愛德華七世經蘇伊士運河前往印度；一個月後，英國通過股票購買，完成了對蘇伊士運河的完全控制隨著蘇伊士運河的「收入囊中」，英帝國的觸角得以更方便地觸及東方。而在那裡發生的故事，則為我們呈現了「時代性無奈」的另一個版本。與埃及的情況不同，印度的棉花種植，在「後內戰」的歲月中仍然保持了相當的發展勢頭。然而，面對這一現象，我們並不能做出任何樂觀的評價，因為印度當地的「植棉熱」，從產生之初起，便深深地打下了「殖民」的烙印——早在「棉荒」爆發初期的1862年，歇斯底裡的曼徹斯特商會便公然聲稱，亞當·斯密的「供需規律」並不適用於印度；而應該採取的策略——根據《經濟學人》的說法——便是積極幹預，以對這個「既聾又瞎」的孩子提供「一套特別的教育方法」。在這一理論的預設之下，英國越來越多地介入到了印度殖民地的事物之中。而南亞次大陸的命運，也在殖民主義的不斷「自我完善」之下逐漸沉淪。
1876年，《王家頭銜法》正式通過，「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同時成為了「印度女皇」；印度的殖民化進程也因之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北部聯邦軍隊的「原棉禁運」影響下，不僅使得世界的其他棉產區看到了機遇，更使得歐洲各國看到了原料產地「盡在他手」的巨大漏洞，以及單單依靠「來料加工-商品輸出」模式謀取利潤的脆弱性。在南北戰爭的隆隆炮火聲中，一個「殖民主義」與「商品-資本輸出」變本加厲的時代，正在悄然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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