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三五年，託克維爾在美國旅行時，曾用富有詩意的筆觸描寫道：「一個人乘船順俄亥俄河而下，一直旅行到該河注入密西西比河的河口，簡直就像在自由和奴役之間航行……在河的左岸，人煙稀少，偶爾可見一群奴隸無精打採地在半墾半荒的土地上遊蕩，被砍伐的原始森林又長出新樹。可以說社會已經入睡，人們懶散，唯獨大自然還呈現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色。相反，從這條河的右岸，則可以聽到機器的轟鳴，表明遠方有工廠。田裡長著茂盛的莊稼，雅致的房舍顯示著農場主的愛好和興趣，到處是一片富庶的景象。」託克維爾認為，這兩種景觀的差異就是 「古代文明與現代文明之差異」，奴隸制違背了平等精神和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原則，絕不能持續存在於「現代的民主自由和文明」之中。
約1862年，南卡羅來納州種植園種植紅薯的奴隸（來源：thenation.com）託克維爾的這一觀察與歷史學家長期以來對美國南部奴隸制的看法一致。霍布斯鮑姆就認為，「奴隸社會註定會滅亡，美國南方奴隸社會也不例外」，因為「自由主義中產階級絕大多數一致認為奴隸社會與歷史前進步伐背道而馳，在道德上不能允許奴隸制度存在」，而且「奴隸制度的效益也很差」。十九世紀上半期以來，美國開始快速步入現代，與之相隨的是現代大眾民主政治的興起、啟蒙思想的傳播、工業化的展開和自由勞動的勝利，奴隸制這一「反現代」的政治經濟制度完全淪入「垂死掙扎」的狀態，脫離聯邦是奴隸主在退出歷史舞臺之前所做出的最後一搏。一個多世紀以來，這一觀點顯然已是美國史學界的「定論」。
然而，近十多年來，在跨國史、資本主義史等新史學潮流的衝擊下，這一「定論」大有轉變為「迷思」之勢。愛德華·巴普蒂斯特（Edward Baptist）關於奴隸制與美國早期資本主義關係的研究，沃爾特·詹森（WalterJohnson）和斯文·貝克特（Sven Beckert）對於奴隸制與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考察，無不表明，在內戰前數十年中，奴隸制是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活力和彈性遠超我們的想像。這些研究都是從經濟制度出發，回應奴隸制是否適應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這一經典命題。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的年輕學者馬修·卡普（Matthew Karp）在《龐大的南部帝國：奴隸主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控制》一書中獨闢蹊徑，從「人」的角度出發，提出了一個頗具「歷史性」的問題：在十九世紀上半期的美國南部奴隸制精英看來，奴隸制是否有未來？如何才能維繫其未來？他通過考察南部奴隸主精英對內戰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對這一問題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從諸多層面顛覆了我們對奴隸制及其歷史影響的認知。
「擁奴國家共同體」 對抗「帝國廢奴主義」長期以來，在學術研究和大眾文化之中，南部的奴隸主的形象一直是保守和地方性的。人們普遍認為，奴隸制這一「特殊的體制 」形成了南部社會獨特的制度和文化，局限了奴隸主的視野，使其只關注南部蓄奴州的地方利益，對國際局勢的變化也不甚敏感。但是，在馬修·卡普看來，這其實是人們對奴隸主的刻板想像。事實上，在十九世紀上半期，很多南部的奴隸主精英們都具有國際視野，對奴隸制在美國和世界範圍內的重要性有明確的認知；他們不是與世隔絕的保守派，而是密切關注國際範圍的政治和經濟變動，努力與時代保持同步。
威廉·艾肯（William Aiken ，1779-1831），南卡羅來納著名種植園主，南卡羅來納州運河和鐵路公司的創始人（來源：atlantablackstar.com）奴隸制經濟的全球性是南部奴隸主具有國際視野的重要原因。在十九世紀上半期，奴隸制已經充滿活力地融入了世界市場，奴隸主階層的收入主要來自全球市場，這就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把自己與世界其他部分隔離開來。如馬·卡普所言：「與緬因州的奶農，密西根州的木材商，或賓夕法尼亞州的鋼鐵工人相比，來自喬治亞和德克薩斯的棉花種植園主幾乎不可避免地擁有國際視野，因為前面那些人的產品都是在美國國境之內被消費的。」南部的奴隸主精英不僅緊盯著全球商品市場，還密切關注國際範圍奴隸制政治的演變，尤其注意國際社會在奴隸解放問題上的態度，監視西半球的奴隸制可能遇到的所有威脅。
一八三三年，大西洋世界的霸主英國通過《廢奴法案》，廢除英屬西印度群島的奴隸制。此舉徹底改變了美國南部奴隸主精英的奴隸制世界觀。一八一二年美英戰爭之後，南部的奴隸主精英們雖然與北部人一樣對英國懷有敵意，但總體上還是接受英國的霸主地位。美國西南部「棉花王國」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英國棉紡織業的發展，到一八三〇年，美國的棉花有三分之二出口到英國。而且，西印度群島、古巴、巴西等地的奴隸種植園所生產的蔗糖和咖啡，也大量銷往英國。這表明西半球的奴隸制經濟與英國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依存關係，自由和奴役的力量在大西洋世界達成了平衡。但是，英國的廢奴舉動，意味著自由的力量正在大西洋世界擴展，西半球的奴隸制將面臨威脅，美國這個最強大的蓄奴國家也必將與主導自由的英國發生衝突。此後二十多年中，這一觀念成為美國的南部奴隸制精英觀察國際政治的稜鏡。
最初，美國的奴隸主精英認為，英國的帝國主義彰顯出其廢奴舉動的偽善。一方面，英國政治家鼓吹廢奴是充滿人性和自由精神的偉大事業；另一方面，他們又發動了對阿富汗的野蠻入侵，並強迫鴉片進入中國市場。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來，美國的奴隸主精英「發現」了英國的帝國主義與廢奴行為之間的親緣關係，形成了所謂的「帝國廢奴主義」（imperial abolitionism）理念：英國政府之所以要推動廢奴，實質上是為了摧毀美國、巴西和古巴等西半球國家的奴隸制經濟，使印度殖民地取而代之為最主要的原料產地，進而全面控制全球經濟。質言之，廢奴是英國帝國主義的一部分，因此英國帝國主義必然給美國和西半球的奴隸制帶來威脅。這一理念雖然帶有明顯的陰謀論色彩，但是在南部地區頗為流行。
為了應對 「帝國廢奴主義」的威脅，南部的奴隸主精英們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構建一套以奴隸制為核心的外交政策。它包括兩個戰略目標：捍衛西半球的奴隸制，促使英國承認其在戰略上的失誤。其核心原則是，美國應在國際舞臺上採取積極行動，以增強其在國內的軍事和戰略能力，並努力捍衛大西洋世界的蓄奴國的利益。在接下來的二十年中，南部的奴隸主精英牢固地控制了聯邦政府中負責軍事政策和對外關係的部門，極力實施這一奴隸制外交政策。
美國第十任總統約翰·泰勒（John Tyler，1790-1862）（來源：historybyzim.com）改革和擴展海軍是實施這一外交政策的基礎。從三十年代後期開始，部分奴隸主精英一再宣稱，整個大西洋世界在戰略和意識形態層面分成兩個相對的權力集團 —蓄奴的美國和廢奴的英國，二者之間遲早會發生衝突；美國的海軍在軍艦數量、軍事技術、組織水平等方面遠遠落後於英國，因此必須立即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海軍，以制衡英國，積極保護大西洋世界的奴隸制。一八四一年，約翰·泰勒（John Tyler）就任總統，他與埃布爾·厄普舍（Abel P.Upshur）和約翰·卡爾霍恩（JohnCalhoun）這兩任國務卿一起，組成了美國歷史上最積極的擁奴政府，將南部奴隸主精英的海軍擴張計劃變成現實。
與此同時，南部的奴隸主精英還以進攻性的姿態，積極利用外交政策來捍衛包括古巴、巴西和德克薩斯在內的整個西半球的奴隸制。一方面，以約翰·卡爾霍恩為首的一批奴隸主精英認為，大西洋世界正在發生一場有關種族和強制勞工的國際衝突，美國、古巴、巴西這三個西半球最強大的奴隸制社會擁有共同的經濟利益和國際處境，其中任何一個比英國所代表的自由派力量擊潰，餘者都將面臨更大的危險。這個十九世紀版本的冷戰和「多米諾骨牌」理論是美國政府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外交政策的核心思想。另一方面，南部的奴隸主精英對美國的權力極度自信，認為他們可以利用這一權力來構建一個「擁奴國家共同體」（acommunity of proslavery nations）,確保奴隸制在西半球的維繫和發展。受此影響，美國政府將外交人員和軍艦派往西半球所有「英國的廢奴影響可能抵達之地」，以保護當地奴隸制的安全。巴西和古巴這兩個西半球第二、第三大奴隸制社會，是南部奴隸主關注的焦點。美國政府還緊盯著加勒比海地區那些奴隸制已經部分或完全被廢除的地方。
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這一擁奴外交政策的最重大成就是兼併德克薩斯。在南部的奴隸主精英看來，德克薩斯是西半球的一個蓄奴共和國，它正受到來自英國和墨西哥政府的廢奴力量的夾攻；一旦那裡的奴隸制被廢除，廢奴力量就會立即威脅到美國南部，乃至整個西半球 「奴隸制國家共同體 」的安全；如果將德克薩斯併入聯邦，不僅可以增強他們在美國國內的影響力，也可以向西半球的其他國家和地區證明，美國政府有足夠的實力來保衛奴隸制。因此，南部的奴隸主精英暫時擱置內部的分歧，極力支持兼併德克薩斯。隨後，他們又促使美國政府在一八四六年派軍入侵墨西哥，奪取了一百多萬平方英裡的領土。
1845年美國兼併德克薩斯（來源：wikipedia.org）聽聞美國軍隊入侵墨西哥的消息時，愛默生說出了那句著名的預言：「美國吞併墨西哥，就像一個人吞掉了一劑會將自己毒死的砒霜。墨西哥將毒死我們。」歷史似乎證實了這一悲觀判斷。獲取墨西哥領土所導致的奴隸制擴展問題，引發了國內政治的極端分裂，最終導致第二政黨體系在一八五四年徹底崩潰。隨後，共和黨這一將阻止奴隸制的擴張作為核心政綱的新黨在北部迅速崛起。與此同時，北部人口的快速擴張和反奴隸制的情緒持續增長，使奴隸主在全國政治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壓力。林肯在一八六〇年大選中獲勝，意味著奴隸主的全國性政治權力跌至谷底。總之，對南部的奴隸主而言，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可謂是無比焦慮的「漫長的十年」。
但是，馬修·卡普認為，上述觀點其實是將南部奴隸主視為只關注國內政治的孤立分子，忽略了對他們的國際視野的考察。在國內政治中，南部奴隸主的確遭遇諸多困局，但是作為深度參與國際政治的群體，他們更習慣於從全球視野來思考問題。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南部奴隸主精英對奴隸制的自信達到了頂峰。他們堅信奴隸制不僅能夠永世長存，而且將成為現代文明的基石。紐奧良的一位編輯預計，到一九一〇年，美國的黑奴人口將達一千零六十萬。里奇蒙的一家報紙撰文探討「一九五〇年奴隸制問題的狀況」，並預計在下個世紀，美國的奴隸人口將達到一億。
南部奴隸主精英的自信主要源自奴隸制強大的經濟活力。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奴隸制並未被工業資本主義所取代，而是利用新的技術，為西歐和美國北部快速發展的城市和工廠生產了空前數量的消費品。英國議會在一八四六年廢除《穀物法》，推動了自由貿易原則在大西洋世界的興起，更加有助於奴隸生產的商品在世界範圍內的貿易。美國的棉花、古巴的糖和巴西的咖啡，佔據了全球市場的絕大部分份額。這無疑會讓南部的奴隸主精英堅信奴隸制具有無與倫比的經濟價值和實力。而且，他們認為，導致這一切的不是棉花、糖和咖啡這些產品，而是奴隸制本身，因為與自由勞動相比，強制勞動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這個 「鐵一般的事實 」，表明奴隸製作為一種高效的經濟制度，必將持續存在。
1845年印有呼籲廢除《穀物法》詩歌的宣傳單，該文件現藏於蘇格蘭國家圖書館（來源：digital.nls.uk）南部奴隸主精英的信心還來自他們對奴隸主與現代世界之關係的重新闡釋。傳統上，學者們一致認為，奴隸製作為一種社會經濟制度，與以城市化和工業化為代表的現代社會之間存在根本性矛盾，因此奴隸主一方面利用《聖經》、家長制、道德等話語來緩解奴隸制的「反現代性 」，一方面又採取種種措施極力對抗現代化。馬修·卡普則認為，這種解釋其實是一種脫離歷史語境的後見之明，學者們應該像歷史學家弗雷德裡克·庫珀（Frederick Cooper）所說，停止「關於現代、反現代和後現代話語」的爭論，去「聆聽歷史世界的聲音」。
在南部的奴隸主精英看來，奴隸制比其他任何制度都更加適應現代文明。這在根本上源自他們對奴隸制經濟效率的自信。一八五一年，反奴隸制政治家威廉·蘇厄德（William Seward）曾發表了著名的論斷——奴隸制是一種道德錯誤，因為它違反了上帝所創造的更高法（higher law）。南部的奴隸主回應道，在上帝的更高法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法律，即「用便宜、次等和強制性勞動」生產出更多滿足人類需求的產品。英屬和法屬西印度群島在廢除奴隸制後，前奴隸紛紛經營小塊土地，導致蔗糖產量銳減。為此，歐洲列強從亞洲運來了「苦力」，從非洲運來了學徒。雖然這種新型的勞動制度與奴隸制在原則和實踐層面有諸多不同，但在南部的奴隸主看來，這實際上承認，在熱帶地區發展農業必須要實行強制勞動。而且，他們認為歐洲帝國在亞洲和非洲實施的經濟統治，雖然冠以自由之名，事實上也是一種與奴隸制類似的強制勞動。
十九世紀中葉正是歐洲帝國主義席捲全球之時，這一時代潮流也是南部奴隸主精英對奴隸主滿懷信心的重要原因。在他們看來，強迫勞動和種族等級制度是帝國主義統治世界的最強大的兩個武器，也是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根基，而這兩個東西都源自黑人奴隸制，這意味著奴隸制與帝國主義在思想和實踐層面上是高度契合的。而美國的南部則是帝國主義的典範，因為歐洲帝國主義在徵服其他種族之時，往往伴隨著大屠殺，而美國南部的奴隸制則成功地避免了這一慘劇。而且，全球經濟在帝國主義時代的發展，已然證明人類要想快速發展，就必須要基於種族對廣袤的世界進行劃分，並以強制手段迫使低等種族勞作。
亞歷山大·史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s，1812-1883）（來源：en.wikipedia.org）與此同時，南部奴隸主精英還從新興的科學中找到了信心。在他們看來，由醫學、人類學等學者所引導的科學種族主義在大西洋世界的興起，表明世界的主流思想正準備放棄啟蒙運動的幼稚的平等理念。後來的南部邦聯的副總統亞歷山大·史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s）在一八五九年的一次演講中，將科學種族主義與哥白尼的天文學理論、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和威廉·哈維的血液循環理論並列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發現之一。此外，南部的奴隸主精英們還在生物學、地理學和氣象學等科學中找到了奴隸制必將永存的證據。
總之，南部的奴隸主精英認為：「在現代文明的客車上，奴隸制既是主要駕駛員，又是必不可少的乘客；奴隸制是現代文明的必然產物，是一股不可抵擋的國際化力量。」正是這種強大的自信，使南部奴隸主精英提出了擁奴帝國主義的理念。他們宣稱，美國南部已經擁有一個重塑這個星球的機會，那就是成為全球帝國主義的大學，教育全世界如何將種族層級與經濟組織完美地融合起來。
擁有國際視野的國家主義者為了將擁奴帝國主義付諸實踐，南部的奴隸主精英牢牢控制美國的軍事和外交權。從一八四七至一八六一年中，來自未來的南部邦聯州的奴隸主一直擔任陸軍部長，對海軍部長一職的把控也長達九年。在國會參眾兩院的陸軍和海軍事務委員會中，南部人士的比例均超過70%。在內戰前的十多年中，未來的南部邦聯各州的人口不到全國人口的30%，但是在對軍事和外交政策有重要影響的關鍵性聯邦職位中，它們的代表數量超過四分之三。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在南部奴隸主精英的推動下，陸軍和海軍的軍費開支急速上漲，海軍士兵和新型軍艦的數量都大幅增長。這些舉措都是為了建立一個「龐大的南部帝國」——一個在疆域上橫跨大陸，在影響方面遍及西半球，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美利堅帝國。這其實顛覆了南部是小政府和州權主義擁奴者的傳統解釋。從馬修·卡普的論述來看，在內戰前三十年中，南部奴隸主精英一直試圖利用聯邦政府的權力，尤其是軍事權力來捍衛奴隸制。在很多重要的對外關係問題上，那些所謂的州權主義者們會突然轉向擁護聯邦權力，以確保奴隸制的維繫和擴展。從某種程度上說，利用聯邦政府的權力來捍衛奴隸制，是內戰前南部政治的基石。埃裡克·方納等學者對內戰前美國國內政治的分析，也證實了這一觀點。在很多時候，南部的奴隸主精英的確強調聯邦政府的權力的有限性。但是，一旦奴隸制與州權產生衝突，他們就會立即訴諸聯邦權力來保護奴隸制，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一八五〇年聯邦逃奴法。事實上，內戰前最有影響力的南部奴隸主精英，從安德魯·傑克遜到傑斐遜·戴維斯，都是國家主義者，而非分裂分子。理察·霍夫斯塔特在多年前就曾指出，約翰·卡爾霍恩並不希望南部人脫離聯邦，而是期待他們控制整個國家。
1851年美國鼓勵公民協助抓捕在逃奴隸的宣傳單（來源：en.wikipedia.org）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以理解為何林肯在一八六〇年大選中取勝會給南部蓄奴州帶來如此巨大的衝擊。因為共和黨這個旨在「消滅奴隸制」的政黨獲得權力，不僅意味著南部奴隸主精英失去了對聯邦政府的控制權，更意味著他們花費了二十多年時間建立的強大的聯邦政府權力，反而有可能成為消滅奴隸制的武器。因此，南部奴隸主精英決定脫離聯邦。這一解釋與著名憲政史家唐·費倫巴赫的觀點也頗為類似。但是，馬修·卡普指出，從國內層面來看，南部退出聯邦確實是一種防禦性措施，但是從國際層面來看，南部的這一選擇卻是一種主動性的賭博，其最大的賭注就是奴隸制。在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一年間，主動脫離聯邦的奴隸主精英們對奴隸制的未來充滿信心，相信南部邦聯可以在世界舞臺上繼續生存，並成為舉足輕重的國際力量。一八六一年三月，南部邦聯的副總統亞歷山大·史蒂芬斯發表了著名的「基石演講」，宣稱南部邦聯的基石是奴隸制和白人種族至上。這一南部邦聯「立國原則」的意識形態基石則是對奴隸制的國際化解釋。「種族等級和強制勞動將被全體的文明和啟蒙世界所接受。」
馬修·卡普的這一發現，再次無可辯駁地證明，修正主義學派對內戰起源的諸多解釋，比如捍衛南部的州權、抵禦北部工業資本對弱小的南部的侵犯、無能政客的角色失誤等等，均是站不住腳的。南部奴隸主精英之所以選擇退出聯邦，根本上是為了確保奴隸制的安全，而物質主義和權力至上的世界觀，則賦予了他們走出這一步的信心。
《龐大的南部帝國：奴隸主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控制》（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來源：nyjournalofbooks.com）雖然短短幾年之後，南部奴隸主精英的夢想就破滅了。但是，馬修·卡普提醒我們，南部奴隸主精英的影響並未隨之消散。一八九〇年，二十二歲的杜波依斯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的演講中敏銳地指出，南部邦聯的總統傑斐遜·戴維斯不僅是老南部的代表，也是同時期整個西方文明的代表性產物，他的核心觀念——種族等級制度、強制性勞動、帝國性的國家權力，將成為二十世紀的世界性趨勢。這一論斷最終被歷史所證實。而且，時至今日，世界各地的小圈子的統治階層仍與南部奴隸主精英有著類似的面相：在全國擁有巨大的權力，與國際事務之間有複雜的聯繫，對自己的體制充滿自信，認為財富和權力不可戰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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