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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百家號思慧聊歷史，小編今天和大家說說中國古代史中席地跪坐的改變，小編了解到，中國古代席地而坐的風俗大約持續了三千年，在唐宋之際方發生變化。但是，東鄰日本仍然長時間保留了中國此種風俗和相應的禮儀，可稱是中華古風俗的活化石。
了解古代席地而坐其實涉及三個相關方面的問題，即坐姿、禮儀和家具。古代席地而坐的禮貌姿態就是坐，坐即跪坐，臀部壓在腳後跟上，與跪在姿勢上相近。故席在家具中佔有重要地位，有席方能坐。「正襟危坐」就是指嚴肅的跪坐姿態。《論語·衛靈公》「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這就是當時入室後的起碼禮節。古代君臣之間談話是嚴肅的，故一般必須使用坐的姿態。賈誼與漢文帝談「至夜半，文帝前席」。在跪坐的姿態下，漢文帝聽得入耳，他的膝蓋就不知不覺地在席上前移。
從考古實物看，安陽出土的商代玉人和石人雕像已有跪坐姿勢，另有四盤磨村出土貴族白石雕像，雙手後撐，膝蓋彎曲坐地，頭部斜仰的姿勢，人體呈倒W形，看來也是一種商人的坐姿，後世似未沿用。秦兵馬俑有蹲跪式，即半跪，古語或稱「跽」，是由坐到起的動作，含有戒備之意。在鴻門宴上，樊噲突入，項羽「按劍而跽」。踞即是蹲，這在古代不是一種禮貌的姿勢。坐地而雙腿伸開，則稱箕踞，更是不禮貌者。荊軻刺秦始皇不成，「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宋代的朱熹說，「古人坐於地，未必是盤足，必是跪。以其慣了，故腳不痛」。「跪坐，故兩手下為拜。」「蓋古坐時只跪坐在地，拜時亦容易。」「若拜時，低手祗揖，便是肅拜」，其實就是稍變跪坐的姿勢，兩手撐席。「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此類禮節其實都是跪坐姿勢的衍生。
古人也有揖禮。劉邦「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司馬遷對漢高祖劉邦的描寫有不少傳神的史筆，活靈活現地刻畫了漢高祖的粗野流氓氣質，其中涉及當時的席地而坐的禮俗，今人若不懂此種禮俗，就無法理解他史筆之妙。用今人的語言說，則是劉邦坐在床邊。但依照漢時的概念，只有跪坐方是「坐」，此種後人公認的垂足坐姿只能叫「踞」，是很不禮貌的。酈生就以降格禮對無禮，在室內不行通常的在席上的拜禮，而改行站立的揖禮。到了取消席地而坐的宋代，人們就以揖禮為主了，所謂叉手、唱喏之類，都是配合揖禮的。文天祥被俘到元大都，丞相博羅召見，文天祥「長揖」，通事（翻譯）命他行蒙古「跪」禮，文天祥說：「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畢，可贅跪乎？」
儘管如此，但跪拜之禮並未全廢，室內或某些禮儀不再鋪席，就另設褥位。如宋宮祀高神求子，「褥位以緋」，「乃請皇后行禮，導至褥位，皆再拜」。南宋給宋徽宗「發冊寶之禮」，宋高宗「詣冊寶幄東褥位，西向立」，「再拜」。《荀子·禮論》說：「越席、床笫、几筵，所以養體也。」此處說到跪坐時三種重要家具，一是席，二是床，三是幾。以下分別加以交代。席與古人的生活起居極為密切，王室與貴族、平民用席各有等差。據說「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孔子注重禮節，故「席不正，不坐」。漢光武帝「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可見臣僚們見皇帝，往往是幾人合著跪坐一席，「專席」「獨坐」當然是殊恩。因古人生活起居與席的關係過於密切，就出現了如避席之類常用語。「禮，師有問，則避席起答。曾子聞孔子之言甚大且深，故瞿然起敬，避席立對。」出於起敬、惶恐、辭讓等情況，古人就往往採用避席的動作。管寧與華歆斷交，兩人「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斷交以割席的方式，這在垂足坐的後世是不可能採用的。古代臣僚上殿坐席，就必須脫鞋，漢高祖「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就成為特殊的禮遇。「趨」是臣子入朝必須快走的禮儀。後來的權臣，如曹操、司馬懿等都襲用此禮。
晚至隋唐交替時，「隋恭帝詔唐王（李淵）劍履上殿，贊拜不名」當時仍然保留席地而坐的風俗，臣僚「引升殿，皆就席，解（劍）而後升」。「凡朝會贊拜，則曰『某官某』，不名，亦殊禮也。」古人講究名諱，不直呼大臣的名，也是殊禮。「拜」當然是前引朱熹所說的「跪坐，故兩手下為拜」估計即使是古代貴族，最初大約就是在筵席上舉行宴會。但史料和實物表明，西周時已發明了「幾」的家具，宴會必設幾。案最初是指有腳的託盤，用以盛放食物。東漢有著名的孟光「舉案齊眉」，禮敬丈夫的故事。《周禮·考工記》說：「案十有二寸。」按一般的研究，《考工記》是戰國時的作品。
戰國時的度量衡已經相當邈遠，姑以1尺約相當22.5釐米計，約高27釐米，不足1市尺。出現案一類帶腳的託盤，可能如梁鴻和孟光那樣貧寒之家，未必有經濟能力置辦幾，飲食簡陋，就以案代幾，據案就食。故後來案漸與幾混用。後世更演變為幾小案大，唐朝節度使「視事之日，設禮案，高尺有二寸，方八尺」。姑以1唐尺長0.3米計，高為0.36米，四方桌面各長2.4米。這仍是席地而坐時代的矮桌，而其桌面卻要比如今的八仙桌大得多。朱熹說：「古人祭祀，只是席地。今祭祀時，須一椅一桌，木主置椅上。」反映了宋代與唐以前的風俗差別。床在周代已有記載。《詩經·斯幹》:「乃生男子，載寢之床。」古代的床是臥具兼坐具，而床腳很短，坐床的姿勢是跪坐。床上可設第，即竹編的墊。帝後專用者可稱御床。
三國時，司馬懿奏：「臣昔從遼東還，先帝（魏明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榻是床的變種，出現稍晚，榻最初是較小的，可以懸掛。在席地而坐之時，皇帝讓臣僚升御床或御榻，算是一種殊禮。後世垂足坐，皇帝獨處御座，自然再無臣僚「升御床」的景象。學者們對胡床早有不少研究，這是遊牧民族一種輕便的摺疊凳。胡床引進時，內地顯然沒有其他相似的家具，相近的只是床，遂取名胡床。古代的床是坐臥兩用，而胡床既不能臥，也不能坐，即跪坐。按照古人的概念，只能是「踞」在其上，但胡床既有實用價值，終於流傳，並且在此基礎上發展了椅、凳之類新家具，對改變漢人席地而坐的禮俗，起了相當作用。由此可見，在席地而坐的時代，帝王召見臣僚，可有多種場面。
漢文帝與賈誼談話，應是皇帝面南，跪坐席上，而賈誼則面北，相對跪坐。《世說新語》卷中《賞譽》說許詢與晉簡文帝跪坐交談，「不覺造膝，共叉手語，達於將旦」，也是類似場面。帝王面南，跪坐在御幾或御案之後，召見臣僚，也是一種場面。再如帝王面南，跪坐在御床或御榻上，召見臣僚。曹操「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琰）代，帝自捉刀立床頭」，然而匈奴使者所注意的，竟是「床頭捉刀人」，大致反映此種場面。此外，如魏明帝對司馬懿託孤，估計病危的魏明帝只能躺在床上，而「升御床」的司馬懿大約是在矮腳御床上跪坐。劉備向諸葛亮託孤，估計也是類似場面。傳世的南唐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為今人提供了由席地而坐轉變為垂足坐的生動實證。夜宴自然是非正式的寬鬆場合，不必過於拘泥禮俗。
從畫面上看，屋內全是使用高腳椅和坐墩，人們垂足而坐，坐在床上的姿態都相當隨便，沒有跪坐。特別有趣的是，韓熙載本人是盤腿坐在一張大靠背椅上的。由於佛教的影響愈益廣泛，唐人使用跏趺的姿態已相當普通。如閻立本《步輦圖》中，唐太宗也是盤腿坐在步輦上。按個人的體驗，盤腿的坐姿顯然要比跪坐舒服些。即使到遼、宋、金、元時，皇帝的座位還是沿用前代遺俗，稱為御榻。南宋初，群臣反對和議，秦檜「於御榻前求去，欲要決意屈己從和」。祭山儀時，遼朝皇帝和皇后「升南壇御榻坐。群臣、命婦分班，以次入就位」。即使晚到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上召（劉）大夏入御榻前」。
關於御榻的樣式，《宋史》卷一百四十八《儀衛志》有一段文字：「駕頭，一名寶床，正衙法坐也。香木為之，四足瑑山（玉雕的山），以龍捲之。坐面用藤織雲龍，四圍錯採，繪走龍形，微曲。上加緋羅繡褥，裹以緋羅繡帕。每車駕出幸，則使老內臣馬上擁之，為前驅焉。」既稱皇帝「正衙」所用的「法坐」，應即是御榻。但「老內臣」能「馬上擁之」，就不會是一個大床，實際上已縮小到與龍椅差不多，臣僚不可能像前代那樣升御榻」。除了「法坐」之外，御榻也可有其他稱呼，如「御座」「金交椅」「御椅子皆黃羅珠蹙」，又稱「黃羅、珠子蹙、百花背座御椅子並腳踏」「御校椅」，或稱「金龍御座」。但說御榻即是交椅、椅子，應是不錯的。人們常說的「龍椅」，其名稱出現似更晚。除椅子外，其他坐具有繡墩、蒲墩、杌子之類。杌子或稱兀子，即是四腳凳。中國人常說衣、食、住、行，這四項當然是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史或風俗史的重要內容。
就住而論，古代主要發生兩次大變化：一是自西周開始，以磚瓦木結構房屋取代了夏商時期的茅茨土階，這是一大進步，直到清代為止，中國式的居屋大致還是沿用磚瓦木結構；二是在唐宋之際，人們在室內由席地而坐改為垂足坐，由此引起家具和禮儀方面的一系列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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