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農業大學 金善寶農業現代化研究院/公共管理學院, 江蘇 南京 210095 收稿日期：2019-07-07作者簡介：張亞玲, 女, 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 李雪蕾, 女, 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生; 郭忠興, 男, 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金善寶農業現代化研究院副院長。
2019年6月15—16日，由國務院扶貧辦全國扶貧宣教中心和南京農業大學聯合主辦，《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編輯部、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善寶農業現代化研究院共同承辦的「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學術研討會在南京農業大學召開。
來自國務院扶貧辦全國扶貧宣傳教育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農業科學院、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農業大學、中央民族大學、華中科技大學、華中師範大學、華中農業大學、中國地質大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吉首大學、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南京農業大學等科研院所、高校、政府部門的70餘位專家學者就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展開深入的研討，主題涉及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機銜接、扶貧生態體系的構建、深度貧困地區的脫貧攻堅、後扶貧產業的選擇及成效等，此外，在總結中國扶貧經驗的同時專家學者們也討論了如何將中國經驗進一步國際化的問題。
一、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銜接路徑
打贏脫貧攻堅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內在要求，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前者是推動發展的短期目標之一，後者是國家的中長期發展戰略，兩者相輔相成。在脫貧攻堅戰的決勝期與鄉村振興戰略的開篇之際，深入剖析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內在關係與銜接路徑成為本次會議所關注的重點問題。
包宗順認為，從政策目標來看，二者是吃飽肚子與過好日子的關係；從目標主體來看，是局部人群與整體農村居民的關係。扶貧是為了保障困難群體的基本生活，振興是為了全體的農村居民過上富裕生活。在二者的銜接上，脫貧攻堅是當下的主要任務，2020年後仍將繼續，但不是主要的任務；2020年後，鄉村振興包含扶貧、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關係演變為部分與整體的關係。同時，運動式、大規模的扶貧開發在2020年後將會轉向制度化與社會保障兜底。
高強也認為，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存在政策共性，但二者在政策著力點上具有一定差異。脫貧攻堅主要是解決絕對貧困，但「兩不愁，三保障」具有彈性空間，這就需要進一步考慮多維減貧的綜合概念。鄉村振興要在鄉村視野下整體推進，要從宏觀環境轉為聚焦微觀個體，若僅依靠農村居民外出就業脫貧，那麼鄉村也無法實現振興。二者銜接的總體思路中，仍然需要政府通過宏觀調控給予外部支持，同時還需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以激發內生動力。
葉敬忠提到，在政府、市場力量之外，還應注重社會力量。要切實考慮社會能夠發揮何種作用，如何通過社會建設實現精準脫貧和鄉村振興的目標。一方面，社會建設與精準脫貧有共同的目標和價值訴求，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相互促進，可以達到很好的效果；另一方面，社會建設與鄉村振興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內容共融性和方向一致性，或者說鄉村振興是當下社會建設的「時代反映」。隨著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刻的到來，精準脫貧的壓力不斷加大，精準脫貧可能異化為過於重視單向的物質脫貧，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視農村的社會建設。忽視社會建設不僅導致脫貧者返貧，還可能加劇鄉村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等問題。因此，在精準脫貧工作中，需要設計一攬子的措施實現與社會建設各個方面的有機銜接，為鄉村社會高質量發展和鄉村振興戰略高標準實施奠定基礎。關於「社會建設是否需要載體以及是否有著重的依託對象」的疑問，葉敬忠作出進一步回應，社會建設並不難做，關鍵在於給予一定的空間。這裡的社會未必是正式的，也無需載體，但需政府創造機會，允許社會發展起來。政府、市場和社會各司其職，政府和市場無法做到的，由社會彌補。扶貧脫貧和鄉村振興有機銜接過程中，政府應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它卻無法顧及每一個人。鑑於此，我們可通過社會建設來滿足居民精神上的需求，而這不是市場能夠解決的。因此，在社會問題和社會事業上要給予社會更大的發展空間，進而激發社會的活力。
汪三貴和馮紫曦提出，鄉村振興要解決脫貧攻堅中遺留下來的疑難問題。當下，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在有機銜接的過程中，存在一些重點難點問題。比如，深度貧困地區安全飲水條件較差、義務教育保障水平較低、基本醫療水平偏低等；同時，幹部駐村壓力大、產業扶貧短效化、就業扶貧形式化以及「一兜了之」等現象都是真實存在、不容忽視的突出問題。針對這些重點難點，可以借鑑脫貧攻堅中的成功經驗，加強制度保證、資金支持和成效認定。另外，二者的有機銜接還應從短期和長期兩個維度進行考量。短期來看，要主攻深度貧困地區，不折不扣地完成脫貧攻堅任務；長期來看，應根據不同時期的目標和任務要求，適時調整政策，實現特惠向普惠的轉變。
雷明認為，在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交匯疊加期要處理好二者的關係。目前的關鍵仍是脫貧攻堅，特別是十四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不能有任何鬆懈。脫貧是「雪中送炭」，解決吃飯問題；鄉村振興是「錦上添花」，是一種提高生活質量的舉措。從「雪中送炭」到「錦上添花」是一個過程，方法手段上應有一些改變。但如果認為扶貧就是針對窮人，振興就是針對相對富裕的人，是否會走向極端呢？因此，我們需要形成一個均衡有效的、多主體多元化的治理體系。同時，需要明晰各主體的責任與權力，之後才能談及有效的利益連接機制，從而激發各主體的內生動力。
左停和李博提出，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銜接應當考慮梯度跟進策略和優化升級策略。所謂梯度跟進策略，主要是著眼於脫貧攻堅政策措施的延續，繼續做好「量變」發展工作，鞏固脫貧成果，在一些深度貧困地區，梯度跟進仍然是主要任務；所謂優化升級策略，是利用脫貧攻堅形成的堅實基礎，積極促進鄉村經濟的「質性」轉化和發展，中部和西部基礎條件較好的貧困地區，應該積極協助小農戶融入市場經濟和城鎮化的發展進程中，實現鄉村振興。
孫兆霞還提到，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機銜接，需要重視村級基層黨組織建設，要以「治理」為視閾，釐清「誰治理」「如何治理」以及「依靠什麼治理」的問題。同時，以黨建促脫貧要「做實」、要「觸底」，要為鄉村振興奠定堅實基礎。關於「一肩挑」的討論，她提到，應當明晰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與村級基層黨組織的行動邊界。
田北海也認為基層黨組織建設與鄉村振興有著重要關係。在基層治理無效或無序的地方，既缺乏強大社會供給，也缺乏強大國家力量支持。基層治理首先是強化黨的領導，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基層治理。而加強黨對基層治理的引導並不是弱化基層治理，恰是完善社會治理體制的需要。與西方國家不同，我們有自身特色，需要將貧困治理與鄉村振興嵌入國家特色體系之中。
二、貧困治理的生態體系與基層探索
貧困治理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一方面，它涉及參與主體及其關係協調問題；另一方面，隨著反貧困行動的深入推進，貧困表徵也發生了變化。在脫貧攻堅的衝刺階段，如何更好、更快、更優質地實現脫貧目標，不僅學界有新的、深入的認識，而且基層也在不斷探索。
(一) 完善全元參與的扶貧生態體系
扶貧行動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要求，所以應積極探索扶貧攻堅期和2020後扶貧時代的應對之策。雷明認為我們當下的扶貧工作需要政府、市場、社會組織、貧困群體等所有主體參與，綜合考量自然、社會、經濟、法制、信用等環境的影響，形成共生、共建、共享的扶貧生態系統。他指出維持扶貧生態系統的平穩運轉，需要發揮看得見的手、看不見的手以及道德的三重調節作用，理順參與主體間的關係，釐清權責利的邊界。此外，在扶貧過程中需要打通貧困群體與政府、市場、社會的通道。就政府與貧困群體的通道而言，目前以自上而下的通道為主，未來要打通自下而上的通道，形成雙向互動。
向德平認為，由多主體到全主體、由多元到全元，構建共生、共建、共享的扶貧命運共同體，要求極高。在當下，「如何打通多主體間關係」的問題仍需思考。目前，多數部門仍然存在「扶貧僅是扶貧部門任務」的想法。因此，扶貧生態體系的構建任重道遠。
邢成舉關注扶貧主體中的主導角色——政府，他認為精準扶貧實踐過程之所以出現偏離，在於政府行動的多元邏輯。不同層級政府治貧的邏輯不同，中央和省級政府遵從政治邏輯，地市級政府遵從行政邏輯，地方基層政府遵從治理邏輯，不同邏輯之間存在張力，不同層級政府也面臨不同的約束條件。因此，現實中上級政府以自身的扶貧邏輯檢視基層政府，很容易帶來認知偏差。
呂方從扶貧對象視角出發，認為「參與」是發展的核心關鍵詞，強調貧困人口參與扶貧過程。若僅通過向貧困人口輸血，阻止他們參與扶貧項目安排、扶貧效果評估等，將催生很多社會矛盾。目前，扶貧中存在的政府主導色彩濃重、重形式而輕實質等問題，使得參與不足現象非常普遍。他結合調研發現，第一書記在駐村幫扶中能夠積極調動民眾力量、充分激活社會關係。因此，在促進貧困人口參與扶貧行動、提高扶貧有效性的過程中，第一書記要充分發揮作用。
(二) 貧困治理的基層探索：整合外部資源與激活內生動力
駐村幫扶工作隊是扶貧的神經末梢，在貧困的基層治理中作用突出。向德平認為駐村幫扶工作機制是一種「嵌入性」的制度設計。駐村幫扶工作隊作為外部力量進入村莊，不僅將國家權力嵌入地方性鄉村社會的內部結構、關係與規範，也將政府、社會等外部資源和知識、信息等自身資源帶入基層治貧。駐村幫扶工作隊在工作過程中與鄉鎮政府、村幹部、村民形成關係網絡，不僅可打破村莊原有的資源分配結構，減少扶貧中的精英俘獲現象，也有利於培育村莊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但是，嵌入過程中也產生了職能定位與角色扮演存在差距、治理目標與實踐效果存在落差等問題，這也體現了國家權力邏輯與地方治理邏輯間的矛盾。為了更好發揮駐村幫扶工作隊的作用，應從「嵌入」走向「融入」。葉敬忠提到，村莊對駐村幫扶工作隊的期望多集中於工作隊所擁有的外部資源上，當下駐村扶貧工作隊與村莊之間的關係更像是形式上的「嵌入」與實質上的「依附」關係。目前來看，駐村幫扶工作隊融入村莊仍有一定難度。
田北海關注到扶貧體系的另一主體——「回流精英」。他認為，精準扶貧中經常陷入內生性扶貧幹部工作能力不足、外源性扶貧幹部水土不服，以及二者協同困難等困境。當下，農民回流成為「新常態」，而回流中的精英群體相較於內生性與外源性扶貧幹部有一定優勢，恰為脫貧攻堅注入了一股新力量。實踐發現，回流精英在帶動就業、拓寬收入渠道、傳播現代農業技術等方面更能發揮帶頭作用。葉敬忠則認為，回流精英可能還未完全吸納城市的工具主義和實用主義價值，且對農村的治理邏輯又不甚了解。因此，回流精英在農村扶貧中的作用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包宗順補充道，回流精英的群體中也可將退休後的老年人考慮在內，他們無需考慮生計因素，在經驗、社會資源以及人文情懷方面都具有優勢，可以在鄉村發展中有所作為。
貧困治理不僅要發揮駐村幫扶工作隊、回流精英等救助主體的能動性，還要關注救助對象的情況，分類施策，靶向治理。楊銘宇結合時間維度和能力維度將貧困勞動力劃分為四類：短期弱勞動能力、短期強勞動能力、長期弱勞動能力、長期強勞動能力。針對不同類型的群體，可採取不同的扶貧策略，即推行「一戶一策」，從而滿足貧困人口個性化、差異化的脫貧需求。葉敬忠指出勞動力分類扶持的思路，過度強化外部設計的作用，表面上看勞動力的差異與不同的生產方式似乎有明確的對應關係，其實，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條件、不同的人可以從事完全不同的生產方式，真正的脫貧動力源自個人內部。
菏澤市和麻江縣的政府部門領導幹部則從工作實際出發，分享了基層治貧的探索與經驗。劉軍指出菏澤主要通過「五統一」的方式推進精準扶貧，並在「五統一」中逐步實現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機銜接。「五統一」的具體內容如下：一是產業扶貧與鄉村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有機統一，突出特色選產業、融合拓路徑、帶貧建機制。實踐中，電商扶貧的帶貧作用明顯，菏澤市共有43個貧困村發展為淘寶村並實現整村脫貧，其淘寶鎮、淘寶村的數量持續保持全國地級市首位。二是就地就近就業與能人創業有機統一。其中，由能人經營管理的「扶貧車間」，使貧困群眾就近就業，掙錢顧家兩不誤。三是助老扶幼與鄉村文明建設相統一，發源於菏澤的集生活居住、日間照料、休閒娛樂等於一體的「養老周轉房」受到廣泛好評，營造了助老、敬老風尚。四是資源高效集約利用與生態鄉村建設有機統一，打造宜居美麗鄉村。五是組織幫扶與激發內生動力有機統一，通過配備扶貧聯絡員，持續加強「兩不愁三保障」動態監測，通過組織貧困村籤訂到村「雙向承諾書」，不斷激發貧困人口主動發展的主體意識。
甘澤波總結了麻江縣的脫貧攻堅工作。麻江縣地處貴州中部，是少數民族聚居區，是南京農業大學近年來的對口幫扶對象。麻江縣的脫貧攻堅工作開展較早，從目前經驗來看，產業扶貧的效果比較好，幫助農戶增加了置業、就業和創業收入；另外，通過改善交通條件與居住環境、推進農村垃圾無害化處理工程，優化了環境，提高了民眾的幹事勁頭。同時，南京農業大學的支持助推了麻江水稻、蔬菜和花卉特色產業的轉型升級，幫助農村居民增加了收入。雖然，近年來麻江的扶貧工作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土地保障和人才不足等問題，仍是近期發展所面臨的挑戰。
三、深度貧困地區的脫貧攻堅
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是中國如期實現脫貧攻堅目標的重中之重。對深度貧困地區的正確認識與精準施策有利於提高扶貧效益。研討會圍繞深度貧困地區的脫貧攻堅展開了討論。
(一) 生態貧困與經濟增長的關係
深度貧困地區的生態環境普遍脆弱，一旦被破壞，將加劇人與自然的矛盾。時保國認為，了解生態貧困的空間分布特徵，分析生態貧困治理政策的空間異質性，能夠提高政策的針對性並提高治貧效益。結合數據分析，他發現，西部地區生態貧困狀況在時間和空間維度上存在明顯差異。同時，以人均GDP為代表的經濟增長水平顯著加深了總體生態貧困程度。但是，經濟增長的生態代價存在先增加後減小的趨勢，原因可能是生態建設和環保治理政策的生態效益開始顯現。因此，從緩解生態貧困的長期任務來看，需要從根本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生態文明建設推動形成綠色可持續的生態城市和生態宜居美麗鄉村。
田北海認為，經濟發展對生態貧困的影響是否是線性的，仍需審慎思考。實際上，經濟發展過程中除了存在生態代價效應，還可能存在生態補償效應。例如南部某些地區，尤其是在廣東，早期發展過程中對環境破壞較大，但經濟快速發展的強大後盾使得這些地區在後期能夠成功向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並重轉型，因此在研究經濟增長對生態貧困的影響時，可考慮生態代價效應與生態補償效應。
(二) 貧困文化與現代性文化的交融
對深度貧困地區的關注多在社會經濟方面，實際上也應關注文化問題。李海金從現代性與地方性的雙重視角解讀了深度貧困地區的「貧困文化」，他認為國家和政府在精準扶貧過程中，將現代性的意識觀念、文化形態等嵌入深度貧困地區，為改造當地的「貧困文化」提供了邏輯和理性的合理性與正當性，而地方性的知識則為「貧困文化」的辯解提供了自洽性的邏輯和理性基礎，因此，在「貧困文化」治理過程中應遵從雙重自覺，既要有現代性面對地方性的自覺，也要有地方性面對現代性的自覺，現代性文化與地方性文化互動交融，助推貧困群體內生動力的激發。但遊俊也提出，雖然雙重視角理解「貧困文化」較好，但對貧困地區的文化應有正確認識，移風易俗過程中要尊重當地文化，區別對待不同的地方文化。
向德平提出了關於「貧困文化」的幾點思考與建議：第一，需要釐清貧困文化的概念，是否貧困地區的文化就是貧困文化？第二，「貧困文化」與「文化貧困」的關係是什麼？第三，貧困文化與地方性的知識、地方性的慣習與本土價值觀是什麼關係？是否地方性的知識、慣習與價值觀就是與現代性文化矛盾的？第四，現代性文化對地方性文化的改造與轉化需要明晰改造什麼、轉化什麼，在此過程中對本土文化、農民意願的尊重十分重要。第五，談及貧困問題容易標籤化，貧困文化也很容易標籤化，要盡力避免標籤化。第六，討論貧困文化時要注意聚焦於貧困群體內生動力的激發與貧困問題的代際傳遞。李興洲認為如要增強貧困人口擺脫貧困的意識，激發貧困人口的內生動力，並從根本上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需要不斷提升貧困地區的教育水平與質量。
(三) 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銜接
孔梅關注了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機銜接問題。她認為，在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需要制定分階段的工作任務清單，根據各地客觀條件和實際情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由於深度貧困地區的貧困縣或貧困村存在先天資源稟賦的不同，在區位、經濟或人力資源等方面差異明顯，因此各地在規劃實施鄉村振興之前需要明確自身優勢，遵循「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的原則，充分挖掘和利用深度貧困地區的特色產品，因地制宜地推行各項扶貧措施。
聶鳳英認為產業是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銜接的橋梁，值得注意的是，脫貧攻堅中的產業扶貧與鄉村振興中的產業興旺承載著不同的使命。李靜也認為產業發展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中具有重要作用，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舉措。由於產業扶貧存在潛在風險，遊俊認為不能因為產業扶貧在有些地方失敗就被否定，而應該思考如何應對產業扶貧面臨的挑戰。
四、後脫貧產業的選擇及其成效
「五個一批」作為脫貧的主要措施，位居其首的是「發展生產脫貧一批」，同時，鄉村振興總要求中的第一個是「產業興旺」，由此可見，產業發展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中處於重要地位。選擇扶貧產業時應著重考慮哪些因素？產業扶貧的最終目標是要惠及貧困農戶，那麼產業扶貧的成效該如何考量？本次研討會對這兩個問題進行了重點討論。
(一) 扶貧產業選擇的影響因素
產業扶貧面臨著潛在的市場風險，一旦產業扶貧失敗，對貧困戶的衝擊將是巨大的，因此需穩慎選擇扶貧產業。陸漢文指出在進行扶貧產業選擇時應該注意兩點：第一，產業發展與產業扶貧所處的不同階段。20世紀80年代中國依託農業發展推進扶貧取得了較好成果，但進入農業現代化和產業化階段，扶貧難度就增加了，這是合理現象。早期的產業扶貧，小額信貸效果較優，但現在更多考慮的是如何讓貧困農戶參與到產業，通過產業帶貧實現脫貧。第二，產業屬性的不同對扶貧的影響也不同，勞動密集型產業更有實力帶動農戶共同發展，資本技術型產業對農戶的排斥作用則相對較強。從產業屬性來看，地區的資源稟賦決定著產業的選擇及成功與否，實踐發現，山區的特色勞動密集產業，如經濟林、林果種植等有比較大的發展前途。
李靜認為當下的產業扶貧主要是以貧困戶、貧困村、貧困地區為中心，這種以生產者為中心的思路是傳統經濟的經營觀念，我們應該跳出該框架，以市場、消費者需求為中心發展產業，即產業選擇的導向從供給端走向需求端，唯有如此，產業扶貧才能成功。覃志敏也指出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最終是要經歷市場檢驗的。高強則對產業扶貧以市場為導向提出了疑問，既然扶貧遵循的是非市場邏輯，那麼如何在扶貧中融入市場機制？鍾甫寧指出扶貧實際上是與市場經濟背道而馳的，發展產業扶貧實際上是引導資源倒流，即資源從報酬高的地方流向報酬低的地方，此時就應該在遵循市場的基礎上發揮政府的幹預作用，如政府補貼，從而彌合與市場作用下的差距。
向德平指出產業扶貧應該重點控制風險，處理好五對關係：第一，產業的短期效益與長期效益。現在的扶貧任務是2020年必須完成的硬任務，所以很多地方的領導更注重發展短期見效的產業，但產業是有長短之分的，有的產業需要長時間的孵化培育。在當下幹部任期制和扶貧資源有限的背景下，「短平快」成為主要選擇。因此在貧困地區尤其是深度貧困地區如何做選擇是很重要的。第二，產業規模的大與小。大產業有其自身優勢，但有些貧困地區並不適合發展大規模產業，很多企業家對小產業又不感興趣。第三，產業追求生計模式還是經濟模式。生計模式不僅可以在產業扶貧的基礎上維持生計，還可以獲得發展，經濟模式則考慮收入產出比，一切以市場效率為導向。第四，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農業是一個投入大、風險高、回報周期長的產業，因此很多企業家不願意涉足，最終是產業扶貧中的政府熱情高於企業家熱情。第五，處理好風險與收益的關係。我們要考慮收益，但對於農戶而言更重要的是控制風險，因為貧困群體的抗風險能力尤其脆弱。
(二) 產業扶貧成效的測度
關於產業扶貧的成效，遊俊和金寧波從個體視角出發，探究農戶對產業扶貧的生計響應，並構建了「4維度-3強度」的測度指標，即農戶對生計資本、生計方式、生計產出、生計空間4個維度在感知、意願和行為方面的不同響應強度。從研究結果看，遊俊認為扶貧產業益貧程度的高低決定產業扶貧成效的大小，在實施產業扶貧時必須考慮農戶的個體特徵與行為。金寧波通過實證分析發現地理區位、扶貧產業類型、基層組織能力等外部因素及教育程度、勞動力數量等內部因素對農戶生計響應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在產業扶貧過程中應強化農戶的參與度。
陸漢文認為，以縣級數據測度生計響應，反映的是當地產業扶貧的一種結果，這一響應結果或許具有地方差異。產業屬性不同，響應的程度和機制可能就不一樣。因此，將生計響應作為指導產業發展的依據時，還需考慮地區、群體以及產業屬性等方面的差異。
五、中國扶貧經驗及其國際化
從世界範圍來看，貧困問題一直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議題。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減貧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為全球的反貧困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因此，減貧的中國經驗值得歸納總結，並向世界推廣。
徐志剛從微觀視角對江蘇省「直接幫扶到戶」的效果進行了考察。結合計量估計結果，他表示，「直接幫扶到戶」雖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仍需注重提升貧困戶就業能力、提高脫貧質量。雖然減貧措施明顯降低了貧困發生率，但在提高貧困戶收入或改變貧困戶經濟行為方面的作用，僅在相對更為貧困的群體中較顯著。同時，不同類型幫扶模式的效果存在異質性。因此，對於扶貧對象的瞄準性和扶貧方式的選擇都有待加強，多元化幫扶方式和措施需進一步優化和探索。
包宗順對江蘇省脫貧攻堅的歷程進行了回顧與展望。他指出，在「十三五」脫貧攻堅期，江蘇省圍繞著「標準再提高、重點再聚焦、內涵再豐富、底線再織牢」展開扶貧工作。在扶貧資金使用方面，江蘇省堅持直接扶持到戶到人，堅持精確「滴灌」與「點穴」幫扶的資金使用原則，幫助貧困群體增加收入。但是，資金的集中統籌使用存在投資項目建設周期長、資金撥付不及時、大多數項目收益見效晚的問題。另外，精準補貼普惠型資金雖然有利於保障低收入農戶受益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但在增強「造血」功能、發揮扶貧效益作用方面有待提高。總體而言，江蘇省雖然扶貧成效顯著，但尚有改善空間。這需要進一步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完善和提升社會保障水平，著力推進區域共同發展，構建社會廣泛參與的扶貧開發機制。
李興洲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教育扶貧的實踐變化進行了總結和反思。他認為在教育扶貧歷程中，中國堅持做兩件事：其一，教育的普及與提高，主要是解決教育有和無、高和低的問題；其二，不斷增加學校數量，增強教育供給。在通過普及教育實現起點平衡和機會均等的同時，我們也在追求教育過程中的公平和效益，關注對教育過程的幫扶，如推動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等。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才能真正發揮教育在農村和貧困地區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此外，中國的教育扶貧也從「大水漫灌」向「精準滴灌」轉變。教育扶貧著力通過教育實現脫貧，最終目標是使所有人都享受平等優質的教育。鄉村振興更是一場持久戰，也需要教育事業的持續發展。
鍾甫寧就中國農村的扶貧工作進行了梳理與展望。他提到，在早期貧困治理中，我們最主要的途徑是通過經濟發展解決大面積貧困問題。在普遍貧困的情況下，自然資源、生態資源、生態技術等大環境是主要問題，瞄準式、針對個人的扶貧是失效的。雖然發展式扶貧會存在精英俘獲問題，但扶貧的目標是什麼？縮小貧富差距還是減少貧困人口數量？兩者是不同概念。在大面積貧困時，我們需要區域式發展，隨著貧困人口逐漸減少，精準式扶貧工作會越來越重要。另外，發展式扶貧的重要性在於精確地識別貧困原因，而精準扶貧主要實現對象精準，即保證資源不被濫用，使真正貧困的人口得到幫助，但是，原因精準和對象精準是有所區別而又相互聯繫的，要識別貧困人口，更要識別貧困成因。總的來說，精準扶貧和開發式扶貧並不矛盾。隨著貧困人口減少，減貧工作重點將從開發式扶貧轉向救助式扶貧，從扶貧辦主導轉向民政部主導，此過程的核心思想是貧困誘因是多維的。他最後指出，我們不僅要讓中國的貧困人口越來越少，還要讓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貧困人口越來越少。
那麼，中國的減貧經驗如何為其他國家提供借鑑呢？陸漢文作了進一步的分析。他提到，近年來，中國總體綜合實力明顯提升，從前期發展和治理實踐來講，資本走出去和文化走出去都很重要。應該說，中國的減貧經驗走出去會比較容易，但是這個過程並不順利，根源在於難以複製，也即其他國家看不懂或學不會中國的扶貧經驗。改革開放後，中國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和思想，引進國外資金。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如果中國具有很強的特殊性，西方的經驗也應該無法引進來，中國將不可能有現在的豐碩成果，而現實情況恰恰說明西方的發展經驗可以幫助中國進步，那麼中國經驗雖然具有自身特色，但也可以走出去。減貧經驗跨文化傳播是有規律可循的，需求異質性和內部視角多元性是減貧經驗跨文化交流的重大挑戰。在推動中國減貧經驗走出去時，應樹立國際需求導向而非國內供給導向，更多地以當地政府和民間社會的共識性需求為重點，以本土專家和地方精英為依託。
實際上，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貧困問題依然在全球範圍內廣泛存在。即使我們能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依然會有自然災害、經濟衝擊、社會風險、個體因素等導致新的貧困者出現，因此，郭忠興指出不能簡單認為2020年之後中國不會再有絕對貧困，這是對絕對貧困概念的誤解。我們不僅應當在2020年之後繼續關注絕對貧困問題，而且要注重從多維視角進行探究，重視研究返貧現象、探究返貧機理，關注相對貧困與不平等、公共服務遞送與社會安全網建設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