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按：的確，對於很多沒有經歷過催眠體驗的人來說，催眠術似乎總是和偽科學、神秘學聯繫在一起，這自然或多或少和我們耳濡目染的媒體報導有關係。正如文中所言，在很多人看來，「催眠術要麼毫無用處，要麼極其危險」——也不能怪公眾得出這種普遍認知，誰讓當年的確太多江湖騙子了呢。
不過，看完這篇文章，真的很想試試被催眠是什麼經歷和感受（萬一我是個很難被催眠的人咋辦）……
文/Erik Vance
譯/Charlene
校對/Charlene
原文/aeon.co/essays/look-into-my-eyes-how-hypnosis-works-is-a-partnership
很驚訝於「第一次」竟是如此讓人緊張、倍感壓力。數月以來，我一直在尋找一本有關催眠的權威書籍。但所有關於催眠術的研究都不完整，除非我親自嘗試。於是，我內心忐忑地來到了攝影師朋友梅根·達利瓦家門前。在幾天前一個晚餐聚會上，我提到過準備學催眠術。當時梅根立馬脫口而出：「噢！我想被催眠！你能催眠我嗎？」
一位催眠研究者指點我看一份記錄——或者叫做催眠指南——說我得讀後才能對梅根施行催眠術，但此前我一次都沒見別人被催眠過，更甭說現在要成為催眠別人的當事人了。
以前我所了解的有關催眠的種種都來自影視，知道有些人靠注視或跟別人交談就能使對方陷入精神恍惚狀態。有時他們在催眠過程中還會用到懷表。在影片《驚天魔盜團》中，舞臺上一個魔術師給觀眾席某人實施催眠，讓他自己搶劫了自己的銀行；在《諜網迷魂》中，一男子被施以精妙的催眠術去謀殺總統。有些影視中的催眠師有著深不可測的眼神，那些卡通蛇更是靈活敏捷。但一旦搞砸——就像在《上班一條蟲》中那樣——被催眠者或許會遭到永久性地改變或傷害。
我並不知道那時候我既低估又高估了催眠術的力量，長久以來它都和瘋狂、奇蹟以及玄學秘密息息相關。雖然催眠術原來並非精神控制的關鍵，也不能通過其與死者取得聯繫，但它仍是能治癒某些疾病、緩解抑鬱、攻克痛苦的有效方法。它算不上是種魔力巫術，但卻是我們這個時代被忽略的、偉大的人腦現象之一。
有人追溯世界上最早的催眠師，認為其出現在4000多年前埃及祭司英霍蒂普（Imhotep）所在的夢寺（the sleep temple）中；還有人認為是在古希臘。我們今日熟知的催眠導入法，其源頭可能是1000年前羅馬人或吉普賽人在將催眠術從印度帶到歐洲時傳入的。
18世紀的德國牧師兼驅魔人約翰·約瑟夫·卡薩納
現代催眠術的起源可追溯到18世紀的德國牧師兼驅魔人約翰·約瑟夫·卡薩納（Johann Joseph Gassner），他相信自己可以通過聲音傳遞上帝的語言。據說，他用一種鎮定、命令式的口氣和患者講話，這樣使驅除他們身上各種各樣的邪惡——即我們今日所說的癲癇或叫做肌肉痙攣。他曾讓一個患者一隻手臂脈跳減速，而另一隻卻在加速。
卡薩納的神聖工作卻因紳士弗朗茲·梅斯梅爾（Franz Mesmer）而有所貶損，這位德國科學家推理說磁場控制潮汐、行星運動甚至是人體健康，但實際上並非如此。他穿著有絲綢襯裡的真絲外套以防止自己的磁力流失，還常隨身帶一根鐵棒在人們頭頂上揮舞，或用小磁鐵給病人診治。
梅斯梅爾見到卡薩納時，「一盞燈突然滅了」。因為這位牧師並沒有傳播上帝的話語，所傳播的是瀰漫於整個宇宙的電磁流——梅斯梅爾認為卡薩納的金屬十字架比起他的聲音要更能與整個宇宙取得聯繫。
梅斯梅爾在為患者實施催眠術
不久，梅斯梅爾也做起了催眠術。他在巴黎有一處接待室，他每次在那兒給人們施以長達數小時的「催眠術」，但之後他們既沒得到治癒，也沒出現陣陣口吐白沫的症狀。客戶大多數都是女士。後來的科學家將梅斯梅爾的影響力歸因於這些女士性格中的順從性，但更大的可能是因為18世紀的歐洲女性生活極其乏味枯燥。
梅斯梅爾最有名的客人當屬瑪麗·安託瓦內特（Marie Antoinette），她的丈夫即法國國王路易十六。起初，路易十六對梅斯梅爾前來巴黎表示十分歡迎，但後來他開始懷疑起來，並召集國內著名科學家組成一個座談小組——其中有現代化學之父安託萬·拉瓦錫（Antoine Lavoisier），還有美國建國者之一的班傑明·富蘭克林——來評估梅斯梅爾的導入法。結果得出了一篇非常有趣的科學論述，使得梅斯梅爾的磁力說顏面掃地，同時也拉開了安慰劑對照試驗的序幕。但評估小組還另給國王送去了一份備忘錄，其中提到受催眠的人會很容易對他人實施性侵犯。
法利亞神甫的雕像
不久後，梅斯梅爾的名聲被徹底敗壞了。然而，雖然梅斯梅爾本人漸漸銷聲匿跡，他的導入法卻依然火爆，經久不息。19世紀初，印度果阿的法利亞神甫（Abbé Faria）又從梅斯梅爾的一個學生那兒學到了催眠導入法。法利亞神甫一生都致力於顛覆兩大政府及推翻伊芙城堡（譯者註：Château d』If，位於法國馬賽港海域伊芙島上的著名監獄）。除了政治活動外，他還提到催眠術，認為磁場與被催眠人的心智兩者中，催眠與後者關聯更大。
19世紀40年代，蘇格蘭外科醫生詹姆斯·伊士戴爾（James Esdaile）偶然發現了催眠術，並聲稱將催眠術用做麻醉法已給300位患者做了外科手術。他所專長的外科手術中，要在病人陰囊周圍積聚液體，這常令患者痛苦難忍，所以催眠術必不可少。此外截肢手術中也會用到催眠術。
一男子被催眠者指使搶劫銀行後就真去搶劫了銀行，這引起人們的關注。有關文件卻並沒有提到一個關鍵事實：他未受催眠術時就已有很長一段銀行搶劫史。
19世紀最偉大的催眠師或許是讓·馬丁·夏爾科（Jean-Martin Charcot），常被人稱為神經學創始人。在他看來，神經學中有兩大因素極為重要。其一是癔病。現在我們往往將其理解為一種狂亂、無端恐懼的狀態。但在那時癔病卻是一種籠統術語，用來指各種無法歸類的疾病，例如那些精神狀態對身體產生直接影響的病症。夏爾科注意到，某些患麻痺、癱瘓症的人可以通過催眠活動肢體，而其他行動正常的人也可以被催眠產生麻痺感。這些例子讓他不禁想可被催眠性是否就是疾病本身的一部分。
薩爾貝蒂耶醫院（Salpêtrière），皮埃爾·阿里斯蒂德·安德烈·布魯伊萊（Pierre Aristide André Brouillet，1857-1914）正在上一堂演示夏爾科理論的臨床課。
另一讓夏爾科極感興趣的事是催眠和犯罪。維多利亞人很多時候都擔心他們可能會遭某個被催眠之人搶劫、強暴或謀殺。這種擔心以致在早期心理學領域形成兩大陣營：一派認為這種擔憂極有可能發生，另一派則認為不可能發生這種事。夏爾科滿心篤定，要對人施以催眠術做違背他/她意願的事或逼迫其做不想做的事絕非可能。他的邏輯是，催眠術可以對人產生一種暗示影響作用，但不能令人精神變態。
但大眾和新聞媒體卻提出異議。一個被廣泛宣傳的例子是，某男子殺害戀人後準備自殺，並指責是受催眠指使。但事實上很可能這名男子就只是精神錯亂而已。另一男子因被施以催眠術去搶劫了銀行而引起廣泛關注。但文件記載中漏掉的是該男子未受催眠術時就有很長一段銀行搶劫史。
在19世紀大半時期，催眠術都是隨著「心理研究」相關領域的發展而繁盛的，後者主要檢驗超自然現象。人們認為通靈、鬼影及超感官知覺是心理學家十分重要的研究領域，其運用的主要工具即催眠術。與此同時，舞臺催眠在整個歐美傳播，魔術師表演時、還有一些騙子們行騙時，會運用到心智控制。
最終，偽科學的汙濁空氣以及人們對精神控制的恐懼給催眠術研究帶來了滅頂之災。在匈牙利一場催眠術表演中，一位醫生（據說留著老式的拉斯普京鬍鬚，有雙極具穿透力的眼睛）誘導艾拉·薩拉蒙（Ella Salamon）使其意識游離到一個遙遠城市。但這位年輕貴婦卻出現痙攣，之後竟莫名其妙的去世了。沒人清楚具體情形，但這卻給催眠術最後一擊——此後它就被認作一項危險活動，屬于禁忌。
貝拉·盧戈西在電影中穿上披風飾演會使用催眠術的吸血鬼
德庫拉的故事（譯者註：Dracula，《德庫拉》為愛爾蘭作家布拉姆斯託克1897年所寫的哥德式鬼怪小說）就是催眠術失寵的經典例子。故事中的英雄人物用催眠術追捕吸血鬼。但到1931年貝拉·盧戈西（Bela Lugosi）在電影中穿上披風飾演會使用催眠術的吸血鬼，這一傳統一直沿襲到今日，現今諸如《真愛如血》（True Blood, 2008-2014）、《吸血鬼日記》（The Vampire Diaries, 2009-）等電視節目中仍有這些情節。上世紀大部分時間，英國甚至出臺了電視節目中出現催眠術屬於非法的規定，因為擔心觀眾會受影響而作出違背自身意願的行為。
梅根和她當攝影師的男友多米尼克·布拉科（Dominic Bracco）站在門口向我打招呼。我認識多米尼克已經很多年了，而且在世界各地和他工作上合作較多。我不禁注意到他表情舉止上略顯尷尬。
「噢，嗨！見到你真好。」
「嗯——把我女友帶去臥室，催眠讓她進入恍惚狀態。」
有那麼一兩秒，我突然明白路易十六為何會覺得妻子私下和梅斯梅爾在一起了。
我帶的是一份簡單的彙編記錄，這是專為害怕去牙醫診所躺在椅子上接受治療的牙科患者設計的。理論上來講，在被催眠後，通常經過僵化演練的人會樂意地耐著性子做完牙根管手術。早些時候，我曾仔細通讀過這個記錄，並刪掉了所有牙科方面的參考內容。
梅根在床上坐下，閉上眼睛，然後我就開始讀手稿進行催眠誘導。我開始描述她要慢慢往下走20階樓梯的情形：一步……兩步……三步……呼吸，每換一步就放鬆……四步……五步……你覺得自己正一點一點越來越放鬆……六步……七步下樓梯……不錯很好，你會感到寧靜且舒適的巨大放鬆感傳遞開來，從你的肩部慢慢到你的胳膊，再到你的······
大概到了十五步左右的時候，梅根確實看上去處於恍惚出神的狀態。到了十八步，有那麼一瞬間她好像正在某個更深層次的放鬆邊緣，就像正在一個深淵邊緣搖搖欲墜一樣。
然後我把她帶到樓梯末端，給她一些實際性的建議。我在讀手稿的時候，文章的寫作風格吸引住了我的眼球。並非像電影裡那種野蠻強制性的催眠術——例如誘導對方說「你正昏昏欲睡」或是「我一打響指，你就會變成一隻鴨子」——文本所說更多是種被動攻擊性的催眠術：「我想知道你樂不樂意······或者已經準備好讓全身心變得沉重、疲乏。」
催眠師不能違背病人意願對其實施催眠術，也不能驅使他們做違背其道德原則的事。
按這種方法來實施催眠術有其好處。真正的催眠術並不是梅斯梅爾所想、或是好萊塢影片中描述的那種精神控制。它是催眠師和病人雙方之間的合作溝通。假如病人想拒絕誘導，那麼整個過程就無法再進行下去。催眠師不能違背病人意願對其實施催眠術，也不能驅使他們做違背其道德原則的事。因此，經驗豐富的催眠師都知道對於催眠對象的誘導不是命令而是建議，所以才會採用一種被動語氣。
我所提供的建議談不上狡猾曲折，就只是想辦法能讓她無論何時在被我或是多米尼克觸摸到右肩膀時能感到一种放松感（就好比牙醫會試著去平靜驚慌失措的病人一般）。這部分結束後，我又引導梅根的意識重回到樓梯頂端，並叫她睜開雙眼。她微微一笑。
「好酷！多謝！」
我有沒有成功催眠她呢？「沒，不算是吧，」她說。「我一直在聽並試著要放鬆。」然後緊接著——顯然是想讓我好受點兒——又補充說，「我之前頭有點兒痛，現在全好了。」
幾個世紀以來，科學家們一直對奇蹟療法和放鬆運動之間的二元一體困惑不解。
對很多人而言，催眠術無非就是种放松冥想，有點像瑜伽裡所有人都躺下並凝神呼吸那一段；就是那種人們很熟悉的體驗：一開始水滴從水龍頭滴答落到池子裡，直到後來一切都消失不見。
但對另一些人而言可能不僅僅只是這些。有些被催眠的人在手術中被刀割卻感覺不到疼痛。幾個世紀以來，很多實例都使科學家們對這種奇蹟療法和放鬆運動之間二元一體的現象困惑不解。
這也是困擾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一大難題。他起初是個懷著滿腔熱情的催眠師，但卻渴望建立一種更通用的精神療法理論。心理學最初的概念在被瘋子和庸醫利用之後退居其次，取而代之的是弗洛伊德談話療法的新概念，人們常認為這種方法能更有效清理精神疾病。
但總有少數偶像破壞者拿著催眠術修修補補。1951年，英國內科醫生阿爾伯特·A·梅森（Albert A Mason）用催眠術治療一個患罕見的先天性魚鱗癬樣紅皮病（ichthyosiform erythroderma）的16歲男孩。這種病症當時在《英國醫學周刊》上的描述是覆蓋全身的「密集型黑色角狀層」。患這種可怕疾病的人樣子看起來十分嚇人，散發刺鼻氣味，且幾乎會疼痛不止。每次醫生從身體某個健康部位取下一塊兒皮膚移植到患病部位，那健康表皮也會病變成黑色角質層。所以梅森就嘗試用催眠術療法。他先從這個男孩的左臂開始，在他意念中植入建議，告訴他他的手臂會自動清除掉疼痛的病變增生。不到一個周，男孩手臂上的鱗屑就開始剝落，露出下面一層健康的皮膚。接著開始治療右臂，然後是腿部，再之後就是軀幹部位。他腿部50%到70%的病變皮膚都已脫落，背部則達到90%，而手臂及雙手幾乎痊癒。
患者腿部催眠前後的對比：左圖為催眠前，右圖為催眠4周後。可以看到，腿部的鱗屑已經脫落，露出了健康的皮膚
然後就出現了心理學家歐內斯特·希爾加德（Ernest Hilgard）和埃米莉·奧恩（Emily Orne），他們分別創建了斯坦福催眠感受性量表和哈佛量表來測量人的可催眠性，這一測量值隨著時間推移並未發生多大變化。然而遺憾的是，數年來的多次研究並沒發掘出與可催眠性有確切關聯的成果。量值對易上當受騙性、智力程度、性、種族、年齡以及任何人格特質的尋跡追蹤效果並不佳。哈佛和斯坦福量表甚至彼此間都無法進行追蹤搜索。事實上，如果要說催眠是大腦內部某種狀態轉換，或只是人在精神高度投入時的形態，那科學家肯定無法表示認同。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都是理論而已。要想被催眠，就必須得自己麻醉自己。為此，我和大衛·帕特森（David Patterson）見了面，他是西雅圖一位醫學研究者，篤信並積極倡導催眠術對疼痛的治療作用。「我之所以相信，主要原因在於人們並沒真正將催眠術用作疼痛治療，」他雙臂交叉舉起像在抵抗吸血鬼的攻擊。他並沒開玩笑：他也經常碰到一些視催眠術為惡魔的病人。
假如人們對你的研究工作表示害怕或蔑視，這就沒任何意思了。帕特森說他偶爾會想到要放棄。但之後總會發生一些事，再次衝擊他的想法並把他又吸引回去。比如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的一件事。當時帕特森在田納西州範德堡大學做了一場有關催眠術及其對身體燒傷部位疼痛控制作用的演講。醫生們都十分懷疑他的演說，在他做演示的時候，提議讓他在一個全身燒傷面積達到50%以上的年輕人身上做實驗，而且態度屬於——按帕特森的話來說——「對整個世界都感到憤怒」。
身體大部分都遭遇嚴重燒傷的痛苦幾乎無法描述。醫生認為這是人所能經歷的最為劇烈的疼痛。所以，每次護士要給這個年輕人拆繃帶清洗傷口時，即便他早已喝了大量強效止痛藥，但還是會疼得大聲嘶叫，在床上翻滾。這個年輕病人嘲笑帕特森，說他不可能被催眠。不過最終，他同意試試，但似乎是抱著要唱反調的決心。所以，在催眠過程中，帕特森暗示這個年輕人會越來越緊繃、專注，但恰恰這時他卻走反路，變得異常放鬆。幾分鐘之內，他便陷入了一種深層、安寧的恍惚狀態，這時護士拆掉他身上的繃帶，用海綿擦拭他身上紅腫的褥瘡。
還有一次是在1996年，帕特森碰到一名正被送往急救室的病人，他脖子上還插著一把生鏽的斧頭。醫生救活了他，但因為在手術過程中他患上腦膜炎，所以必須定期做極痛的脊椎穿刺手術，但同樣也是靠催眠術緩解了手術過程中的痛苦。現在，帕特森是華盛頓大學附屬醫院的一名催眠師，奔波於治療病患。他能迅速投入到工作當中。
研究者將可催眠性視為一種「天賦」。如果催眠是催眠師和被催眠者之間的夥伴合作關係，那麼成功催眠則依賴於參與者雙方均具備技能。
「他在大喊、尖叫，」帕特森跟我說。「準確來說我只有五分鐘時間。所以我說，『護士摸到你肩膀要把你轉個身子的時候，你會出神，陷入精神恍惚狀態。』」對大多數人而言，閃電式的導入再加上一條暗示通常起不了作用。但帕特森卻很幸運。這位病人的可催眠性竟然極高。後來，一個護士碰到他時，他一改先前疼痛難忍不停嘶叫的狀態，突然變得渾身癱軟、任人擺弄了。「他們把他翻了個身，而他則渾身鬆弛，什麼都感覺不到，」帕特森說。
魔術師Byrne Perkins（左）1952年對受試者Herbert Easley進行催眠。史丹福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在催眠狀態下，大腦的某些部分的功能與往日有所不同。
這就是催眠術所面臨的挑戰。一方面，有些催眠師確實缺乏天賦；另一方面，可能被催眠的對象也沒有可被催眠的天賦。這正是像帕特森一類的研究者因何將可催眠性視為一種——天資。如果催眠是催眠師和被催眠者之間的夥伴合作關係，那麼一場成功的催眠則依賴於參與者雙方均具備技能。
在平常對話中，帕特森常說話磕巴，含混不清，也像很多科學家一樣容易分心。但一旦在他進行催眠誘導時，立馬像變了個人——聲音變得沉著鎮定、充滿自信、絲滑流利。帕特森從測試我的回應性開始——讓我舉起雙臂，想像是胳膊被拴在一個氣球上，然後是在一個砝碼上。從那兒開始，他開始一場長達30分鐘的循環獨白。他提到各種不同話題，從我手臂的酸痛到我漂浮在宇宙空間的畫面，這其中是種自由感、安寧感，還有將我滿是疑惑的思緒同放鬆情緒分隔開來的需要。他的話語似乎沒有任何邏輯可言，但卻在持續向前，以本身為中心旋轉，不斷重複講過的概念而又沒有任何特定方向地運動不止。我難以跟上節奏，很快開始放鬆下來。但我卻在努力嘗試進入一種催眠昏迷狀態。我想像自己正漂浮在太空，四周沒有星星，但卻有紅黃相間的星雲從我身旁飄過。感覺很棒，但每隔幾秒我就會開始想自己是不是被催眠了，這就會讓我短暫地從迷離狀態中抽離出來，於是我又得重新開始。
似乎我不是很容易被催眠。之後帕特森說我在斯坦福可被催眠量表中大概是第三量級（整個量表共有12量級）。這結果有點兒令人失望。就在幾個月前，我還為自己自豪不已——就好像別人無法對我施行催眠術算是我的某種超能力一樣。但現在既然我已經明白了催眠術的強大力量，就只感覺到這是種無能。
催眠術就其核心而言，是在講故事——原始得就像兩個圍坐在篝火旁的洞穴人在談話——只不過我太過依賴於催眠指南了。所以，幾個月後，我再次站在梅根家門前，決定對她施行催眠術。這一次，我會用同樣的催眠導入，但會略加修改以適應她的需要。
幾周前，梅根打過一陣破傷風疫苗後發生不良反應，背部、脖子和肩膀陣陣劇痛。她的醫生說只能等疼痛自己消失。這對我這個業餘催眠師來說，無疑是個前去施援的絕佳機會。就像之前一樣，我還是引導她想像下樓梯。我讀著指南，帶著她從第二十級階梯下到第一級。但之後我就試著用自己的治療法。我跟她說想像看見了自己的後背肌肉，咯吱作響，布滿了蜘蛛網。我讓她把這些想像得十分逼真，就像是歷歷在目，並仔細觀察一分鐘。
我在講的時候意識到，在給病人即興描述一幅圖畫的同時要保持適當節奏很有難度。於是我用自己最佳的催眠師語音來講——流利、平緩、輕柔而又不至太過。我試著用視覺化、回憶喚醒式的字詞，以便使其深刻在她的腦海中，讓她想像自己的疼痛正在蒸發。要緩解她脖頸上的火熱疼痛感，我就試著用一種涼爽意象。我說想像在一個天氣晴朗的日子，蜘蛛網正像冰一樣在慢慢融化，然後她的背部露出完好的肌肉，能隨意活動沒有疼痛。我描述說她的背部肌肉活動得自如順暢，就像一架運轉良好的機器。然後我又領著她回到樓梯頂端。
和之前一樣，她恢復清醒後有那麼一會兒不怎麼自在。我想知道帕特森是如何把自己催眠師的音調從如此般親密一刻轉換為正常對話的。梅根微微一笑。我問她是否把她催眠成功了。
「嗯，完全被催眠了，」然後又說，「不，也不算。」那還痛不痛呢？她聳聳肩。「好了一點點。」我嘆了口氣，把這當做一次小小勝利。
科學家們思索催眠術的運作機制已經有200多年了，最近的研究才終於開始有了新發現。長期與帕特森合作的馬克·延森（Mark Jensen）已經使用電流模式（或者叫做電波）作用於人腦外部。假如你將人腦想像成一個足球場，一個腦細胞就是一名球迷，那麼一陣腦波就好似足球場上所有球迷依次舉起手臂形成的波浪（但在用這一類比時，要記住，實際上大腦約同於120萬個足球場正在同時舉行成千上萬個不同比賽）。
延森發現人們尤為傾向兩種波——α腦波和Θ腦波——在催眠過程中似乎佔據了大腦大片腦波。兩種腦波運動都很緩慢，一秒鐘4到12次（更快的腦波流——比如在受驚嚇或是心情激動時，速度要加快10倍），而且都和睡眠、冥想和深度休息密切相關。但人腦是個大場所，要進行很多工作。在任何一個特定時間，人腦某一部分可能會放鬆、慢下來，而另一部分卻在賣命幹活。
催眠師大衛·施皮格爾
要找出人腦哪些區域與催眠最為相關要花費昂貴代價，且需要大量時間，但即便如此，也沒能止住史丹福大學精神病學家、催眠師大衛·施皮格爾（David Spiegel）的步伐。在二戰戰場上由一名學催眠術來醫治病人疼痛和焦慮的醫生撫養長大，大衛一生都沉浸於催眠術的施行操練中。
「長期以來有種觀念認為，催眠術要麼毫無用處，要麼極其危險。」
「這是個家族遺傳病，」他用一種冷淡的語調說。「晚餐桌上的對話特別有趣。」
施皮格爾在自己還是個年輕醫生時就全身心陷入了催眠術，那時他遇到一個青少年患者，因得了哮喘病每年都有幾個月要做催眠治療。每次催眠期間，她的哮喘情況都能得到控制，不久，她就完全不用再去醫院治療了。不過後來一名護士投訴他用催眠術而非開處方用強效的類固醇治療病人。這次經歷不僅教會他催眠術使用的潛能，而且還有其後的危險：能緩解病人的痛苦，但同時也會危害一個人的聲譽。
「長期以來有種觀念認為，催眠術要麼毫無用處，要麼極其危險，」他說。「人們認為使用催眠術會失控——但這確實是可以控制的。你要教別人更好的管理自己的思想和身體。」
施皮格爾突然想到人們之所以擔心害怕可能是因為對這方面知之甚少。所以，現在他正努力按照我們理解大腦的其他運轉過程一樣，去弄清催眠術在人腦中的運行機制。就在今年他刊發了一項研究，檢測57名可催眠性極高人群的腦部掃描片，發現他們在被施以催眠術時大腦的反應方式發生了三大顯著變化。一，他們的大腦背側前扣帶回——即眉毛後一英寸左右處的大腦區域，該區域決定人腦應該思考擔心哪些問題，呈現出斜降態勢。二，與自我反省和自我意識相關的神經網也呈斜降態勢；三，其前額葉皮層，即我們思考任務執行的部分，與軀體功能代表區（直接與身體交接的部分）聯繫變得更加密切。
換句話說，他們大腦對自我的感知意識更弱，對後續結果的興趣較少，而對很多我們想不到或不會想太多的身體功能敞開了道路。「這是種注意力/專注度高度集中的狀態——就像正盯著照相機長焦鏡頭。只要是雙眼所見，就不會遺漏掉任何細節。但卻少了上下文，」他說。「你將通常會被意識到的東西置於意識之外。」與此同時，你又能接近通常在掌控之外的事物。
這些結論和2008年一項有關某些人在看到手機就會感知到電的研究極為相似。這種情況很難找到應對方法，因為它通常轉瞬即逝，而且如果存在於大腦或者人體中就不甚清晰。但這種所謂電感知能力的影響可能會造成嚴重後果，只是醫生們也只能舉手投降說，「全在他們腦袋裡，能怎麼辦？」
是否有可能，某些身心疾病實際上只是一種自我催眠？萬一只是他們自己控制了自己的軀幹核心呢？彼得·哈裡根（Peter Halligan）是英國卡迪夫大學一名心理學家，多年來他一直沿著這些思路苦苦探索。部分是受150年前夏爾科研究的啟發，他在思考關於催眠所致癱瘓一類的情況。他發現，一個被催眠導致癱瘓的人的大腦，與假裝癱瘓的人的大腦完全不同，但和那些看似癱瘓而原因不明的人的大腦狀況卻十分相似。
不像施皮格爾，哈裡根自己並不施行催眠術，而且他走進催眠術也完全不是自發使然。
「我轉向神經心理學，因為想避免被迫討論催眠術的問題，我覺得那些其實都不大可靠，」他說。
（左）為正常人畫出的圖像；（右）為「視覺忽視症」者繪製的圖像
但很快他就發現催眠術是臨床醫生包括可科學家們的一處寶地。他尤其感興趣的是，用催眠術來仿製真實疾病，能更容易研究這些疾病。他成功仿製了「視覺忽視症」（visual neglect）——就是一些中風患者對周圍世界50%的部分都視若未見——而且還有臉盲症（prosopagnosia）——即無法識別不同人臉。有趣的是，他根本無需向模仿替身描述這些情況，他們就能出上述種種症狀。就好像他們身體中某一部分早有約定一樣。
「我們意識清醒時體驗到的所有事物都是無意識的產物。」
雪梨麥考瑞大學的一支團隊尤其擅長此道，他們模擬了科塔爾綜合症（Cotard delusion，患有此症狀的人都覺得自己已經死了）、卡普格拉妄想症（Capgras delusion，病人認為自己的配偶是騙子）。在所選案例中，被催眠者在行為及大腦活動上完全就像是真正患病的病人，這給專家們創造各種機會以了解疾病。
「一旦使他們在素樸話題中產生反應，事後我們可以一個個詢問，例如，『是什麼感覺？』」哈裡根解釋說。「但這在真正的病人那兒完全行不通。」
這成為理解心理疾病和大腦疾病的寶貴手段，和用實驗鼠模仿患癌人類或用實驗室試驗模仿外天空化學反應是一樣的道理。同時，哈裡根還得出結論：我們的潛意識對我們意識所產生的影響比任何人所想的都要大。
「我們意識清醒時體驗到的所有事物都是無意識的產物。」他說。
延森和施皮格爾還沒研究到那一步，但他們都告訴我神經系統科學正在向人們證明催眠術為何能在今日醫學中扮演一大重要角色。但僅就催眠術能緩解疼痛來講，就能使美國少損失百億美元，還能免去人們成癮症所帶來的可怕影響。儘管弗洛伊德說催眠術並不能使人上癮，但我們現在的種種疼痛療法卻讓人醉心其中。
「我們有大量證據可以證明催眠術是種特別有效的鎮痛療法。而現在我們卻讓成千上萬的人對鴉片類藥劑成癮，」他說。
對催眠術越了解，我就越不懂為什麼數數代代以來研究催眠術的人竟如此之少。施皮格爾說雖然可以看到周圍同事對催眠術的興趣有了絕對上升，但它依舊是心理學領域的羅德尼·丹澤菲爾德（譯者註：Rodney Dangerfield，喜劇演員，電影中常說口頭禪「我覺得自己沒有得到尊重」）——但要說它不受尊重也是不可能的。
而我也不能說自己已經完全掌握了催眠術的要領——也曾經確實見過，即便是現在做了這麼多工作之後。所以我又再一次站在梅根家門口。這一次，我並沒一開始就直接進行催眠導入，而是先和她在房間坐著閒聊了幾分鐘。有時一種深深焦慮感會蔓延至她全身，這讓她更擔憂了。我們就用一些生動活潑的詞彙討論這個話題。
現在，我不是把催眠術看成一個要達到的目標，而是將其看成一個過程慢慢向它靠近。與其說上演一場魔術，不如說是一次健身鍛鍊。
我們開始時，我並沒在朗讀或拘泥於一份催眠指南，而是讓自己自由前進。我讓她想像正走上一段樓梯，然後開始在夜空中飛翔，很像是帕特森之前讓我做過的那樣。她飛過城市上方，飛過丹麥她喜歡的一個農場上方，然後飛向漆黑的太空中。當她漂浮在靜寂、寧靜的太空中時，我告訴她說她所有的煩惱都從身體裡漏了出去，變成明亮、多彩的氣泡，一溜煙從她身邊逃跑了。然後我又將她待會樓梯間，領著她慢慢往下走。
她睜開眼睛。我有沒有成功催眠她呢？
嗯，好像是。「就好像是呆在水底下但依舊能呼吸，」她說，接著又說氣泡意象讓她渾身起雞皮疙瘩。
她說類似於我第一次對她施行催眠術時下到第十八級樓梯的感覺，只不過這次她並不感到害怕，覺得有了更多的掌控力。最鼓舞人心的是，在接近催眠階段尾聲時，她感覺到一種最深層次的放鬆，在我帶她回到清醒世界時同樣如此。我告訴自己說，用水下意象做試驗，但要除掉氣泡的意象。
我並不確定有沒有幫上梅根。但當我們互相道別時，一致決定在接下來一周再試一次。畢竟，她得磨鍊可被催眠性的技能，而我得磨鍊我的催眠術。
「利維坦」（微信號liweitan2014），神經基礎研究、腦科學、哲學……亂七八糟的什麼都有。反清新，反心靈雞湯，反一般二逼文藝，反基礎，反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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