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上旬，廣東某高校2020級新生顏穎一大早便出發去學校報到。
五六個小時的車程中，顏穎有點累，但又睡不著，便多吃了一顆助眠的藥。她想不到的是，這個再平常不過的動作，就像推倒了第一張納米諾骨牌。
安眠藥起了效，顏穎沒能醒來辦報到手續。父親替她辦理時，一併把女兒患有抑鬱症的情況，告知了輔導員。待顏穎醒來後，她得到一個消息是，「你的情況可能需要退學」。「你連報到都沒辦法做到。」顏穎想起輔導員的話，開學一個多月以來，「退學」兩個字反覆地從輔導員口中吐出。
顏穎對全現在稱，她曾被診斷為有抑鬱傾向，後又確診為雙相情感障礙，但完全沒有自傷或傷人的傾向，更加沒有輕生的念頭，並且按時複診和吃藥。她試過用最簡單的道理來解釋那次「睡過頭」：「只是多吃了一顆藥，以後按時吃就沒事了。」
但解釋無濟於事——她在校外的公立醫院心理科做的性格測試量表，被輔導員以存檔為名拿走，並以其中一些字句來論證她不合適繼續上學；與室友相處不好，被作為應當退學的理據；輔導員、學院領導前後與她進行過四次約談，每次都令她感到「很消耗」。更令她難受的，是聽到父親在電話裡哀求輔導員別讓女兒退學。
示意圖。圖片來源：unsplash
同樣在高中時期確診了雙相情感障礙的王俊傑，則在入學當天就做好了偽裝的準備。
入學前，他從網絡問答平臺上找來了各種有關抑鬱症的資料，諸如「抑鬱症，大一被學校要求休學或者家長陪讀，怎麼辦」、「我們學校免費心理諮詢完，馬上通知給家長老師，學生的隱私不是隱私嗎」等。從病友群裡，他得知，確實有抑鬱症學生受到「區別對待」，「很擔心，怕（學校）知道後，有不好的影響，例如登記在案、讓我休學之類。我不喜歡被當作另類來處理」。
他決定瞞著學校。「我的入學心理測試都是做假，自己去網上找，看怎樣可以做出一個正常人的結果。」王俊傑告訴全現在，他依照量表的名稱，背下測謊題的樣式和答案，他知道僅靠圈選「心理狀態良好」的答案還是不夠的，得騙過測謊題。結果證明，他成功了。
顏穎和王俊傑所患的雙相情感障礙，是俗稱的躁鬱症。在世界衛生組織（WHO）的介紹資料裡，它被歸到抑鬱症的條目中，介紹寫道：「通常有躁狂期和抑鬱期，在兩者之間有情緒正常期。」據《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CCMD-3）》的分類，雙相情感障與抑鬱症均屬於心境障礙。
原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副院長、從事精神科臨床及科研工作30餘年的姚貴忠告訴全現在，目前高校學生抑鬱人數並沒有普查數據，且基於隱私等考量，也很難有公開的數據。但他在日常工作中注意到，抑鬱症年輕化的趨勢是確實存在的。
《中國心理衛生雜誌》今年11月刊出的，由北京中醫藥大學研究者發布的文獻《大學生抑鬱症狀檢出率及相關因素的meta分析》中，抑鬱症狀的大學生檢出率為24.71%。該研究通過近十年間的文獻進行分析，得出該數據。國家衛健委的數據則顯示，全國抑鬱症患病率達到2.1%，焦慮障礙患病率達4.98%。
抑鬱症低齡化、大學生抑鬱這類話題，近年越來越受到關注。今年十月以來，已經有三起大學生自殺事件登上微博熱搜。在百度指數中，今年9月的搜索數據顯示，搜索「抑鬱」關鍵詞最多的用戶群，落在了20至29歲的年齡段。
這也引起了政策層面的重視。今年9月，國家衛健委公布了《探索抑鬱症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下簡稱《工作方案》），提出針對高中和高等院校學生開展抑鬱症篩查評估，「將抑鬱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評估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對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給予重點關注」。其目標之一，是使得全國抑鬱症就診率在現有基礎上提升50%，治療率提高30%，年復發率降低30%。
但由顏穎的遭遇和王俊傑的恐懼管窺，在高校中進行抑鬱症篩查評估顯然會面臨不少困難。
國家衛健委關於《工作方案》通知的截圖
偽裝
像王俊傑這般想要藏匿，幾乎成為抑鬱學生的常態。
幾位受訪的學生和老師均向全現在表示，大部分患病學生害怕遭到歧視，這也是社會大環境對抑鬱症接納度不高的現狀所致。還有些學生本身就有病恥感，連自己患病的事實都難以接受。
在高校的評價標準中，林帆是個優秀的學生，修雙學位，成績靠前，每年拿專業獎學金，在小組作業中總是攬下最多任務。但林帆一直刻意隱藏的另一面，則是始自高中的精神困擾——失眠，情緒低落，甚至有輕生的念頭。
林帆早就知道自己「有病」，只是抗拒就醫、吃藥。2016年，他考上廣東的一所大學，入讀傳播類專業，因為擔心自己的狀況被發現，他總是刻意掩飾情緒。一次做小組拍片作業時，他覺得隊友不夠認真，當時自己又剛好處於偏躁狂狀態，但一聲沒吭，硬憋了「一肚子火」。
世界衛生組織抑鬱症科普宣傳片截圖
「繃不住了」，病情在2019年6月爆發，林帆兩次自殺未遂，其後在醫院精神科確診了雙相情感障礙。發病以來，他嚴重失眠，不想和人說話，戒掉的煙又重新回到手上，同學已經察覺到「有點問題」。幾經考慮後，林帆決定不再裝作一個「正常人」。
「其實，我得病有好幾年了......」他在朋友圈敲下這些文字，想著說出來會有解脫感，反正也裝得不成功。幾個小時後，林帆後悔了——不想讓那麼多人知道自己得了病。此時在留言區，哪怕是原本不熟悉的人，也過來問候、安慰他。他看著朋友圈留言，刪除鍵終究沒有按下去，似乎留著也還不錯。
「一直覺得自己挺孤獨的，沒有人能理解自己，但起碼知道大家還是比較好心的吧。」林帆說。
「很多人覺得（抑鬱）沒什麼大不了，或者他自己也過得不好。」王俊傑幾乎不和同學提及自己的病，他不想「失望」——在袒露病情之後，自己就會期待對方能理解這個病，可有時候，連最簡單的安慰都得不到。他認為，身體沒有經歷過症狀的人，是不可能完全理解的。
當室友問起王俊傑，為什麼每天都要吃藥時，他會說：「這是治療神經失調的。」
同樣在廣東上大學的陳曦，選擇了在課堂上公開自己的病情。
陳曦念大四，學的是心理學。讀心理學也是想處理自己的問題——中學六年，同學的排擠和語言暴力是她的夢魘，並留下了一張「冷冰冰的精神診斷報告」。
一年前的期末課堂演講，對著教室裡的40多個同學，她一點點地說出中學時的遭遇，以及造成的心理影響。最後，她告訴全班同學，自己患上了雙相情感障礙。
「沒啥反應，很冷漠。」陳曦形容同學的反應，沒有人因此多問候她一句。不過，作為一場「告別儀式」，說完後，陳曦確實覺得這幫助她從過去的陰影裡走了出來。
在高校抑鬱學生群體裡，願意講出病情的是少數。
圖片來源：unsplash
吳珊珊在雲南昆明一所高校當了十三年心理諮詢中心老師。她記得，一次心理諮詢結束後，正好到了下班時間，本要一同離開的學生對她說：「我們不要一起走，我怕同學會看見。」
她告訴全現在，當前社會文化中，各種疾病都面臨著歧視，而精神疾病的汙名化則更嚴重。即便只是接受心理諮詢，有的學生都會顧慮重重，害怕引來異樣的眼光。
另一名在湖北武漢某高校任職的心理諮詢中心老師李敏則認為，學生對歧視和汙名的擔憂，與大學環境關係不大，而是社會大環境中存在汙名化的情況。
「公眾對常見精神障礙和心理行為問題的認知率仍比較低，更缺乏防治知識和主動就醫意識，部分患者及家屬仍然有病恥感。」國家衛健委在《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年）》中如此描述現狀。
林帆反覆提到，公開病情這種事，只能夠在校園內發生。現已工作的他，在同事面前絕口不提自己的病，甚至因懼怕社區管理，不敢到醫院複診，只在網店買藥。現在回想起來，林帆慶幸當時學校包容的氛圍，哪怕是一些同性戀的同學，在出櫃後也並沒有受到歧視。
對於患有抑鬱的學生來說，說出病人身份實質也無異於一次「出櫃」。
然而，那條朋友圈發出幾天之後，林帆還是主動刪掉了。
「出櫃」後成為「安全隱患」
「出櫃」後的抑鬱症患者，面對的不只是關愛和鼓勵，也有可能是不理解，甚至歧視。
綜合多名受訪者講述，受病情和藥物的影響，他們的身體表現和行為，放置到日常校園生活中，便可能被貼上「怪異」的標籤，如服藥後嚴重的嗜睡或失眠、不規律的作息、在公共場所大哭等等。而對抑鬱症缺乏了解的家長和老師，更會認為他們不夠上進、矯情。
電影《一念無明》片段，劇中主角患有雙相情感障礙，病發時在超市哭著吃巧克力。圖片來源：豆瓣網
陳曦在確診之前，有過一次「失控」的經歷。那是一節催眠示範課，授課人是外校的名師，教室外聚集了不少旁聽的學生。陳曦在接受催眠後，創傷記憶閃回，在教室裡失控地尖叫起來。
她還記得催眠結束後，周圍同學看自己的眼神——疏遠，甚至有點怕。當她走出教室，一個熟悉的同學見到她後，立刻轉身跑進了旁邊的自修室。
「連學心理的學生都沒辦法接納的話，那麼這個環境就更糟糕了。」陳曦說。
顏穎的大學宿舍是五人間，室友問起她為什麼每天要吃藥，她並未多想，便把病情告訴了室友，對方直接回應稱不會歧視她。
可是，在短暫的相處中，她察覺到事實並不如對方口頭中承諾的那樣。當她因空調溫度跟室友爭吵時，對方罵她「瘋子」；她也無意中聽到，室友與別人議論她的行為，並講到她的病；她患病的事，也經由室友流傳到班上。
顏穎因此更換了宿舍，面對新室友，她依然坦誠地講出了病情。新室友知道後，雖然沒說什麼，但在相處時總顯得「小心翼翼」。
相比起同學的另類目光，患病學生更擔心被學校當作「安全隱患」。「安全隱患」是王俊傑的用詞，他自覺在學校眼中，患上抑鬱症的學生就如同校園安全隱患——有自傷和自殺的風險。
「查出來後，大多數（學校）讓自己去處理或休學，不要讓問題在學校裡爆發。」他發現。
顏穎向全現在出示的知情同意書顯示，學校要求家長立即帶學生到指定醫院做精神科診斷，並將診斷書複印件上交至學院，如果未能做到，學生的人身安全問題和一切不良後果一律由家長和學生承擔。知情同意書的最後一句是，如不遵守上述約定，學校有權要求學生休學或按退學辦理。
關於學校要求學生上交診斷書複印件的做法，姚貴忠表示，從學校的出發點上看，還是想保護學生，所以很難評判這一要求是否合理，但這樣的要求應該以學生自願為前提。
「其實這個就是（工作方案）文件出來後，很多學生擔心的地方，確實是有學生在診斷了抑鬱症以後，回到學校裡，輔導員、校領導（和學生）談話說，怕他們會在學校裡出事情。」姚灝說。
陳曦沒有像輔導員建議的一樣休學，但她成了班委的「重點保護對象」。一次沙盤實驗課上，陳曦坐到教室角落，剛好被設備擋著，班長看不到她，便發來一個「親切」的問候：「你怎麼了，是不是不想來上課啊？」在此之前，陳曦和班長並不熟絡，這時突如其來的關懷，讓她相當不舒服。
如此問候重複發生，陳曦便知道，這是輔導員的安排。
姚貴忠表示，如果學校本身人力和技術沒法跟上，又擔心學生在校內自殺，有時會採取一種「往外推的方式」——往醫院推或者往家裡推，如果「推不出去」，那麼就只能「看著」。實際上，「看著」和關愛之間，界限是很難劃分的，如果處理得好，學生也不會因此感到難受。
「關鍵是方式上要注意，不能把人家當作『危險分子』。要從關心的角度，能多陪伴他，讓他感覺到溫暖。」姚貴忠說。
在吳珊珊看來，行政管理上，學校是無權以患病為由，建議學生休學、退學的——這些需要依照學籍管理規定來處理。同時，也不該輕易建議學生因患精神疾病而休學。她分析，一來，部分學生的家庭沒有能力支持在家康復，學生離校後，病情反而可能加重；二來，休學的提議對家長衝擊很大，往後校方和家長很難良性溝通。她指出，當情況關乎學生生命安全時，學校確實無法承擔過高風險，至於學生是否休學、如何處理病情等，決定權往往在家長，學校其實是被動的。
姚貴忠介紹，面對有自殺風險的學生，多數高校的做法是第一時間聯繫家長家長。因為高校的管理相對鬆散，通知家長到校更能保障學生安全。如果學生情況不需要休學，那麼可以讓家長陪同上學，這是相對放心的做法。
世界衛生組織抑鬱症科普宣傳片截圖
梁明凱就是在他試圖自殺的時候，被同學和輔導員救下的——此前他向同學透露過自殺的想法，同學在保守秘密和報告輔導員之間，選擇了後者。
事情發生在2017年的最後一天。梁明凱在北京一所高校讀大一，在經歷一整個學期的情緒低落、嗜睡後，他決定在這一天結束自己的生命。在宿舍的洗手間裡，刀片準備第三次割下時，同學和輔導員衝了進來。
隔天，梁明凱在南方打工的父母到了學校辦公室，老師給出了唯一的解決方案：必須住院。梁明凱並不情願，但還是抱著「接受任務」「去改造」的心態，進了醫院的精神科住院部。入院之前，他正在讀託馬斯·曼的《魔山》，這本以療養院為背景的小說，「魔幻」地與他的現實接軌了。
住院一個月後，他拿到一份「抑鬱傾向」的診斷書，嚴格來說，他並未患上抑鬱症，斷藥後也未有過狀態惡化的情況。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相比起抑鬱症，他更接近於「人比較悲觀」、「行為（自殺）有點偏激」，他把那次自殺形容為一次「意外」。
如今事情已過去三年。梁明凱認為，從結果來看，當時學校的處理方式還是有好處的，但他覺得老師的態度可以更緩和一點。他用「綁架」來形容當時的感受，他從老師的話裡聽出的是，不順從就等於給學校添麻煩。
「覺得他們在推卸責任，畢竟你在醫院裡，學校就不會承擔那麼大責任。」梁明凱補充。第二個學期，他的情緒已經恢復，開始正常上課。可期末，輔導員還是「強硬」地要求他家人到校內陪護。
北大心理學博士、心理學科普者李松蔚在《被標記的抑鬱風險者》一文中分析，對抑鬱症患者的幹預中，有一種關係是「你有危險，我們要替你管住自己」。這時照顧患者和防範患者造成破壞，兩者之間處於難分彼此的混合狀態。如果過於強調防範，則會造成「擴大化」，即「有的人沒有那麼高的風險，本來不必要納入保護範疇，但為保險起見，還是要管起來」。
角色尷尬的校心理諮詢中心
而在這其中，作為需要把學生「查出來」的高校心理諮詢中心，扮演著極為尷尬的角色。
早在2004年，時任教育部副部長袁貴仁就提出，高校要建立心理問題篩查、幹預、跟蹤、控制一體化的工作機制，由教育部牽頭的「大學生心理健康量表」研製工作，也在同年開展。次年，教育部印發文件，要求高校對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進行摸排工作，並提出要特別注意防止因嚴重心理障礙引發自殺或傷害他人事件發生。
吳珊珊所在的學校自2007年起，每年會以量表的方式對大一學生做心理健康篩查。2016年起，增加了大三年級的學生為篩查對象，今年開始篩查對象也擴展到研究生和博士生。心理諮詢中心篩查後，會得出高危名單和問題傾向名單。高危名單包括近期有自殺的念頭、或者半年內嘗試過自殺、本人曾經患過精神心理疾病等。對於這份名單上的學生，校心理諮詢室會以面談的方式作進一步評估和幹預，每年篩查出需要面談的學生約有300人。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住院醫師姚灝告訴全現在，在中國抑鬱症診斷率和治療率都很低的背景下，抑鬱症篩查有著積極作用。因為要一個有抑鬱表現的人去醫院就診，以及讓患者持續治療，現在都很難做到，而篩查則可以主動找出有抑鬱症狀的人，並提供幫助——包括那些原本沒有覺察到自己患上抑鬱症的人。他樂觀地推測，在國家衛健委發布《工作方案》後，高校篩查覆蓋面將會更廣，同時高校也將更加重視篩查後的幫助和幹預工作。
「但在我們主動找出這些患者後，如果提供不了一個合適的幫助，那麼找出來的意義也不大。」姚灝擔心，一些高校會只追求達到上級規定的篩查率，機械化地執行篩查，而忽視了改善學生心理健康才是真正目標。
多名受訪學生透露，校內心理諮詢的預約排期相當滿；兩名校心理諮詢中心老師則向全現在表示，學生們普遍的擔心是，在心理諮詢中說的內容，會不會被別人知道。
一所學校的心理諮詢室，圖中學校與內文無關。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去年，患有雙相情感障礙的章明麗被福建省一所高校的研究生院錄取。開學前不久，醫生認為她康復進度良好，可以停藥了。入學後的新生活動之一，是一堂心理健康講座，主講人正是校心理諮詢中心的主任，章明麗與其交流了心理疾病汙名化的問題。該主任特別提到，如果學生怕被汙名化，心理諮詢時可以不申報自己患病的情況。
出於信任，章明麗在諮詢時，如實填寫了一份資料，其中包括是否有使用精神類藥物史等。
「這種情況，你願不願意讓輔導員知道？」結束之前，諮詢師問章明麗。
章明麗同意了。
依照《中國心理學會臨床與諮詢心理學工作倫理守則 （第二版）》，心理諮詢的內容均應遵從保密原則，在校內的心理諮詢亦然。但該守則同時列明了三種保密例外情形，其中包括「心理師發現尋求專業服務者有傷害自身或他人的嚴重危險」。此外，《精神衛生法》也規定了「心理諮詢人員應當尊重接受諮詢人員的隱私，並為其保守秘密」。
武漢某高校心理諮詢師李敏告訴全現在，如果學生已經有高自殺風險，那就必須突破保密原則，將情況告知學院和家長，但不能僅憑學生說一句「我想自殺」，就判斷他有高風險。是否屬於保密例外的適用情況，需由諮詢師作綜合評估。
《中國心理衛生雜誌》2018年刊載的一篇研究文章指出，對於來訪者的自殺風險，高校諮詢師通常會從自殺想法-自殺計劃-自殺行為，以及家族自殺史、精神狀況、抑鬱、社會支持系統等方面來綜合考察。儘管評估系統基本一致，但在保密突破的邊界方面，諮詢師之間仍有較大分歧。
李敏表示，在實際操作中，面對已經確診抑鬱症等疾病的學生，她一般會詢問對方，是否願意將情況告知學院。以她接觸過的學生個案來說，全部學生都同意將情況轉告學院。
前述研究指出，高校心理諮詢機構許多隸屬於學生工作部門，心理諮詢師除了具備諮詢師角色外，往往還擔任管理者與行政人員的角色。該文分析認為，在這樣的諮詢關係中，心理諮詢師處於更加明顯的主動地位，往往易使心理諮詢關係失去原有的平等，並導致更多違反諮詢倫理的情況發生。
病情上報後，在學院老師眼中，章明麗成了一個需要特別關注的病人。學院多次找她談話，並要求她到醫院做精神科診斷。 最後，輔導員帶著她到醫院檢查，得到的診斷是「迫害妄想傾向」。儘管這只是一個傾向性的診斷，但章明麗覺得，自己馬上就被當成一個「沒有自知力的人」，其家長馬上被通知到校。大約半個月後，她休學了。
「我當時沒想到會被休學，我沒有傷害他人或者自殘、自殺的念頭，按道理來說，是可以不被休學的。」章明麗強調。因為這段經歷，她對校心理諮詢中心也徹底失去了信任。
「站在這個位置上，其實我們特別左右為難。我們既代表了學校，得保護學校。」吳珊珊說，在日常工作中，心理諮詢師必然要為學校規避風險，基於幫助學生康復，也要人性化的處理，「但我們也不能完全不為學生和他的家庭考慮。」
陳曦多次提到，自己是「幸運」的，因為遇到了一個好的心理諮詢師。
她是在校心理諮詢師的建議下，到醫院就診並確診了雙相情感障礙的。其後心理諮詢師組織了一次家長、輔導員和陳曦的三方談話，輔導員和家長均提出要陳曦休學。談話的最後，諮詢師說，「不如聽聽陳曦自己的想法」。這時她才有機會講出「不想休學」。
幫助才是真正的目標
篩查之後，為抑鬱學生提供幫助，改善他們的精神健康狀態，才是真正的目標。但這個目標，實踐起來並不容易。
胡蘊是雲南省某科研機構的副研究員。過去幾年，她在當地參與跨校學生小組的活動。在與學生互動過程中，她遇到過不少存在情緒困擾，甚至患上抑鬱、雙相的學生。
「我感覺大學生的（心理支持、精神健康服務）需求真的很強烈。因為小組活動所接觸到的心理諮詢師、專業醫生，他們會緊緊抓住聯繫。這可能也有一個前提，他們對小組非常信任，所以覺得這裡接觸到的醫生、老師都是可信的。」
她認為，患病學生難以獲得幫助，也缺乏獲取幫助資源是現實困境。例如有些家長和老師對抑鬱症了解很少；學生擔心在校內求助會暴露隱私；校外心理諮詢價格較高，普通學生難以負擔。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住院醫師姚灝指出，搭建學生的社會支持網絡是最重要的，尤其要做好「基座」。他介紹，精神健康服務和幹預體系是金字塔結構，精神科醫生等偏專業的人，只是頂上很小的一角；而體系中最大的「基座」，是學生的家人、朋友和老師，這些人能給出最直接的幫助，「在整個支持幹預過程中，他們跟學生最貼近。我們希望給這些人培訓，提高他們對包括抑鬱症在內的精神疾病知識、技巧」。
但如果這些和學生接觸最密切的人，恰恰是對精神疾病偏見嚴重的人，那麼就可能產生反效果。姚灝表示，讓培訓有效並不容易，且需要學校領導重視這一問題。
原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副院長姚貴忠建議，目前高校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增加心理諮詢的人手。據他所知，目前多數學校都已配套心理諮詢服務，不過心理諮詢效率本身較低，會存在預約等待時間過長的情況；二是通過宣傳，如社團活動、講座的形式，讓學生了解到抑鬱的相關知識。
此外，他注意到，線上的抑鬱自我篩查量表也是一個很好的工具。這些量表具有匿名性，學生更願意自己做篩查。他接觸到一些問診的學生，就是自我篩查後來求醫的。
另一個現狀是，部分抑鬱學生對校內幫助系統信任感不足。姚灝表示，信任感不足的情形，在整個社會是普遍存在的。針對學校內的情形，他認為應該作出改變的是學校和老師，他們要改變態度，把出發點放在幫助學生，而非減少風險。
「學校內部進行改革，應該很難......這個（抑鬱學生支持）服務是怎麼樣開展，才能從學生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學校的利益。（改變）可能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胡蘊說。
她認為，校內服務系統的大方向問題，需要靠領導甚至教育部門去改變。此外，通過社會組織為學生提供精神健康服務，會是一種比較有效的「開源」方式，且社會組織相對獨立於校內系統。不過據她了解，目前在雲南當地並沒有這類服務。
示意圖。圖片來源：unsplash
「陪伴」和「理解」是受訪學生口中的高頻詞。對他們來說，狀態不好的時候，有朋友陪著散步，或者僅僅陪在身邊，已經是一種有效的支持。 而「理解」則基於科普的前提，他們期待的是，同學和老師能在知識層面了解抑鬱等疾病。
「如果我的輔導員真的了解這些東西（抑鬱症），那麼處理問題的態度就會溫和一點。」梁明凱認為，自己的經歷並非個例，他希望更多人能了解到抑鬱學生的真實狀況。
（文中除姚貴忠、姚灝外，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