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師範大學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長、教授 馮建軍
華東師範大學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黃向陽
北京師範大學公民與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檀傳寶
華中師範大學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長、教授 杜時忠
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對人類社會產生了全方位的影響。疫情作為一場公共危機,考驗著公民的道德水準,挑戰著社會的倫理與道德。回應疫情對社會倫理與道德的挑戰,構建倫理與道德的新內容、新體系,是後疫情時代面臨的新問題,需要我們作出回答。本期「學人坊」對話四位教育學者,共同探討疫情下的道德教育。
記者:人們都說,抗疫是最好的教育課堂。對此,我們該如何理解?
黃向陽:新型冠狀病毒在全球肆虐。有哪個人和家庭不提心弔膽提防它?有哪個國家和政府不全力以赴對抗它?又有哪家媒體和機構不全神貫注關注它?從這一事實中可以得出兩個結論:新冠病毒不分國家地域,不分貧富貴賤,危及所有人的生命和健康,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敵。對疫情的防控,尋求預防和醫治新冠病毒感染的有效藥物,乃是當下全球的共同關切。疫情啟發著人們的公共利益意識,也引導著他們更加全面地認識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國家利益良性互動關係。
回溯疫情中的諸多事件,不僅可以作為公共利益的教材,還可以作為公平教育的素材。我國同等對待所有新冠肺炎患者,實行「應檢盡檢」「應收盡收」「應治盡治」的救治策略,這是一種公平。為充分利用寶貴而有限的醫療資源,區別對待確診病例、疑似病例、病例密切接觸者,分別予以收治、集中醫學觀察或居家隔離;為兼顧疫情防控和日常民生、經濟恢復,區別對待高風險區、中風險區、低風險區,分別採取不同力度的防控措施。這也是一種公平。在防護物資和醫療資源分配上,優待疫情防控中的處境最不利者,優先保護那些身處險境救治病患的醫護人員、易感人群,這又是一種公平。疫情防控的諸多事件可以引導人們全面理解公平。
在這場人類與新冠病毒的殊死搏鬥中人們強烈地意識到,只有公益和公平的原則並不足以使人類倖免於難,與之同等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是人類的公共理性。訴諸公共理性的教育,可以引導人們去觀察、理解現代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管理制度、疫情防控常態化管理制度的形成和不斷改善,還可以引導人們去觀察和分析現代科學技術在疫情防治中的應用,等等。疫情讓人們直觀而強烈地意識到,戰勝疫情的希望在於全球團結、群策群力。從人人戴口罩並恪守社交距離,到人人參與的群防群控;從社區聯防聯控,到區域聯防聯控,再到國際聯防聯控,其中有大量的公民聯合行動的訓練與指導。從多種角度分析,都能得到這樣的結論,那就是抗疫是最好的教育課堂、社會課堂。
記者:疫情之下開展德育,有哪些變化,又有哪些是不變的?
檀傳寶:其實,有沒有疫情,原來該如何開展德育,現在還是得如何開展德育,也就是說,疫情之下的德育,有變與不變兩個方面。如果只從「不變的德育」這個視角去看,學校德育到底要如何「抗疫」?我認為學校德育把該做的做好了,就是最好的「抗疫」。具體說來,可以分為「最大」的德育和「最小」的德育兩個方面來看。
所謂「最大」的德育,指的是全部學校教育生活,都應該合乎道德、有德育的性質。教育學家赫爾巴特所說的「道德是教育的最高目的」也正是這個意思。教師或者教育工作者的倫理,不僅僅是不遲到、不早退之類的瑣碎具體的「規範」,最為重要的是我們的日常教學是否合乎教育的倫理:我們是在鼓勵孩子,還是在控制孩子?孩子的個性、創造性、學習興趣等等是得到教師的尊重,還是為我們無視、漠視抑或扼殺?全體教育工作者都必須牢記的是:一個不能提升孩子當下學習生活質量的教師,不能說是一個好老師。一個不能尊重孩子主體性的教育,絕不可能是「道德的」教育!所謂「最小」的德育,實際上是狹義的德育概念,指的是我們學校教育生活裡大家說的「德育工作」——德育課程、班會晨會等,我常常稱之為「直接的德育」。所以我認為,許多教育問題其實是與疫情無關的,疫情只是凸顯或者淡化了某些教育本該解決的問題而已。
記者:抗疫中暴露了哪些德育問題,需要深刻反思?
杜時忠:抗疫中,我們體會到了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看到了黨和政府非凡的組織動員能力,感受到了醫護人員、警察戰士、基層幹部和志願者們的人性光輝。不過,疫情期間也有一些社會事件令人深思。
比如,在現代民主國家,公民與國家究竟是什麼關係,依然需要思考。依據現代民主國家的政治理論,公民與國家的關係是對等的。一方面,公民構成國家,公民是國家的目的所在。國家既要保護公民的安全特別是生命安全,也要增加公民的福利。另一方面,公民有服從國家的義務,如依法納稅、保衛國家、遵守法律等。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為例,國家不惜一切代價、竭盡所能地採取各種措施來保護、挽救每一個公民的生命,這正是國家履行對公民的義務,是國家履行自己的神聖職責。
再比如,如何理性愛國的問題。依靠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我們在全球率先控制住了疫情。而國外疫情不斷蔓延,這種對比反差讓一些人膨脹起來,更有甚者幸災樂禍、煽動情緒。這種不良的社會現象和思想傾向,反映了一些人的狹隘思維,提醒我們要理性愛國。
理性愛國的實質,在於釐清愛國的理由。其一,國家是個人最大的首屬群體,在當今世界,是個人的第一辨識標誌;其二,祖國、國家、社會構成了我們的精神家園,形成了我們的精神肌體,個人正是從祖國給予我們的精神滋養中形成自己的個性和人格;其三,個人所擁有的財富、名譽、地位是國家賦予的,離開了這個制度和價值體系,個人就要重新「賦值」;其四,個人生存發展所需要的物質資源、社會資源、文化資源等也主要是由國家提供的。因此,國家與個人之間存在著密切的利益聯繫,愛國是個人的一種理性選擇。但愛國既不是唯一的、主要的道德原則,也不具備最高的道德價值。因為國家之上還有人類,愛人類比愛國家更為崇高更加寬廣。這正是習近平總書記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遠意義。
記者:反思疫情中存在的社會問題,道德教育要從哪些方面加強?
檀傳寶:一是要加強基本道德品質的教育。除了傳統的道德教育思路——要教孩子善良、愛心、同情心等等之外,當代德育一定要加上人權教育的視角。讓孩子們從心底認同無論貧富、種族、地域等等,大家都是生而平等的,這點非常重要。否則,優渥的生活條件就只會培養孩子高人一等、歧視他人的等級觀念和特定階層的優越感。
二是要提升愛國主義教育的實效。國家認同必須與對有關國家、世界的全部歷史與事實建立切實的聯繫。讓孩子認識到國家強盛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有存在問題的一面,只會增加孩子們愛國主義的免疫力;辯證、全面看待國家與世界的關係,也一定會幫助年輕一代成為真正「大寫的」大國公民。
三是要強化媒介素養和批判性思維的培育。疫情期間,全社會都已見證了「全媒體時代」社會成員對於媒介素養和批判性思維的迫切需求。如何提高所有社會成員的媒介素養,如何教育我們的學生正本清源,準確理解、把握批判性思維這一概念本身十分關鍵。誠如國際著名道德教育學者諾丁斯所言,批判性思維「通常被表述為一個中立、質疑、分析的過程」「批判性思維在公共領域運用的首要目的,在於思考並評價由爭議性問題導致的爭論。這需要對意義和理解做連續不斷的探尋,其目的並不在於贏得辯論,而在於理解基於不同立場的各種說法,或許,還能進一步找到爭論的核心以便開啟合作」。時代發展呼喚媒介素養教育和批判性思維的培育,教育工作者責無旁貸。
記者:後疫情時代,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公民品格教育?
馮建軍:主體人格教育。擁有權利是現代公民最典型的特徵。我國憲法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在權力面前,我們需要時刻意識到作為一個公民,應該具有公民主體意識,包括人格尊嚴、自由意識、權利意識、義務意識和法治意識。
公共品格教育。公共性是公共生活對公民的基本要求,也是公民的基本品格,包括公共意識、公共倫理、公共理性、公共責任和公共參與。第一,公共意識。公共意識是公民對公共利益和共同體的認同,是公共生活的前提。抗疫中暴露出了一些公民的自我中心、自私自利,使我們必須認識到加強公共意識教育的急迫性。第二,公共倫理。公共倫理有不同層次,底線層次是利己不損人,一般層次是互利互惠,高層次是關懷他人、溫暖社會,我們需要守住底線、倡導高線。第三,公共理性。公民要做一個理性人,追求真理,堅持真理,說經過自己獨立思考的話,說負責任的話,做負責任的事。在網絡和自媒體中,做一個負責任的網絡公民。第四,公共責任。公共責任表現出對他人利益的關懷,為了公共的善,必要時可以犧牲自我利益。
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教育。新冠肺炎疫情使我們深深意識到,世界已經成為一個休戚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與疫情較量,人類唯一的出路在於超越狹隘的國家利益,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公民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主要有:平等的人權和人道主義關懷。人權是人類最基本的價值公約,人道主義是人類共同的文明價值。公民必須摒棄種族歧視和國家、地域的汙名化,尊重人權,給予人道主義關懷,這是每個世界公民面對全球災難的正確態度。反對種族歧視、政治偏見的國際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多元共同體,必須以一種平等的、相互理解的、相互尊重的態度進行合作。全球合作意識和責任意識。「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面對仍在全球蔓延的疫情,世界各國需要攜手抗疫,展現命運與共的擔當。
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理念教育。反思疫情,我們必須重新理解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確立「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理念,敬畏自然,敬畏生命。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對自然承擔責任和道德。當然,要形成與自然的生命共生狀態,根本還在於消除人與自然對立的佔有性個人主體性人格,確立整體和諧的思維;消除佔有性心態,確立合作共享的心態;打破單一的技術理性,促使技術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協調發展,最終實現從佔有性個人主體走向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統一的類主體。
來源:新華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