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

錢理群

我出生於1939年，按今天流行的說法，應屬於「30後」那一代。我最感自豪的是，我與以後的六代青年，都有生命的交集。六代人又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40後」、「50後」，「60後」、「70後」與「80後」、「90後」。

我於1960年大學畢業，經過一番曲折，最後被分配到貴州安順衛生學校教語文。那年我正二十一歲，我的學生年齡和我差別不大，都屬於「40後」。我出生在一個上層社會的舊式大家族，在南京、北京等大城市長大，小學、中學與大學讀的都是名牌學校，自己也是以當作家、學者為追求。

因此，一下子到了最邊遠，也最底層的中等專科學校教書，這樣的反差實在太大，可以說，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以最尖銳的形式突然呈現在我面前，要如此年輕的我獨自直接應對：如何面對現實？還要不要堅持自己的理想？又如何堅持？開始我有不知所措之感，但冷靜下來，就作出了此後決定我的一生的選擇：對於我這樣的天生的理想主義者，放棄自己的追求是不可能的；但是，面對嚴厲的現實，我又必須作出某種調整。

我一到貴州，當地人事部門就宣告：進入貴州大山，就別想出山。我曾經想考研究生，但由於家庭出身，學校明確表示不準報考。這樣，我就必須作好長期（甚至一輩子）待在貴州的準備。

那麼，我又如何堅持理想呢？情急之中，我突然想起了「狡兔三窟」的成語：是不是也應該將自己的理想分為兩個層面。首先是「現實的理想」，即客觀條件已經具備，只要我努力，就可以實現的理想。

於是，我冷靜地分析了自己的處境：儘管受我的家庭出身的影響，學校對我多有防範，連班主任都不讓我當；但總還是給了我一個課堂，一個和青年人接觸的機會。於是，我決定就以「成為受學生歡迎的教師」作為自己的現實理想，由此而開始了我自覺地充當青年的朋友的人生之路。我不僅全身心地投入教學中，而且搬到學生宿舍裡，與學生同吃，同住，同學習，同勞動。由於我和學生年齡差別不大，因此很快就打成一片，我們一起學習，逛街，踢球，爬山，演戲，辦壁報，我的周圍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學生，我真的成了最受歡迎的老師。

幾十年後，當年的學生每次聚會，回憶學生時代的生活，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前幾年我到貴陽，還有學生從幾百裡外趕來看我。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從與學生的交往，特別是學生的成長中，感到了生命的意義，獲得成功感，享受著教師的快樂，從而獲得了堅持理想的力量。也就是說，我並沒有放棄自己的學者夢，只是把它作為一個「現實條件不具備，需要耐心等待，作長期準備」的「未來的理想」。因此，在學生睡覺以後，我又挑燈夜讀，主要是繼續我的魯迅閱讀與研究，現在我還保留著當年所寫的數十萬字的《魯迅研究札記》，並且有了更為明確的「回到北大講魯迅」的夢。

上海魯迅紀念館，1924年至1925年北京女師大風潮中在該校任教的魯迅。（翻拍）澎湃資料圖

這是一段漫長的準備與等待，一直等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我才獲得報考研究生的最後機會，最終回到北大講臺，這一等就是整整十八年。回顧這段歷史，我總要感激我的貴州的「40後」的學生，如果沒有和他們休戚與共的生命交織，我早就被現實壓垮或變形了，根本不可能堅持十八年的理想，保持生命的本色不變。

但我與「40後」青年學生的交往，我們彼此都付出了難以想像的代價：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被打成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許多在我身邊的學生都被打成「以錢理群為首的三家村」裡的「小牛鬼蛇神」。而尤其讓我震驚的是，一個學生竟為我付出了生命！那是一位護士班的叫陳某某的女學生，她其實並不是我的圈子裡的學生，只是隨著其他同學到我那間小屋坐過一兩次，因此連她的面貌我都記不清楚。

「文革」開始在批鬥我時，她僅是出於年輕人的正義感，在小組會上針對批判我時橫加的某一具體罪名，說了一句「上綱上線太高，不符合實際」，就被打成「公開跳出來為反革命錢理群鳴冤叫屈」的「現行反革命」，她想不通，再加上家庭出身不好，壓力更大，就投湖自殺了。我為此感到萬分恐懼，而且不斷進行自我拷問：「即使我真的罪孽深重，與生俱來，也應由自己一人默默承受；為什麼偏不甘寂寞，要用青年的熱情慰藉一顆孤寂的心，結果卻讓他們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價！這豈不是用青年的生命之重換取了自己的苟活之輕？！——我終於發現，並承認：在無辜的青年面前，我有罪！從此，這年輕人的屍體，這有罪感，便如夢魘陰影般永遠沒有離開過。」在我與青年之間，永遠橫亙著一座「壓在心上的墳」。

或許正是因為這具沉重的屍體的存在，我後來義不容辭地參加了「文革」「造反」隊伍，因此走出學校大門，走向工廠、農村，以至兵營，接觸到了更廣大的社會人群和青年人，我的影響也逐漸擴大。

於是，大概在1974年左右，我的周圍就聚集起了一批愛讀書的年輕人，有學生、知青、工人，還有社會青年，年齡在二十歲上下，都是「50後」了。我們這個小群體，大概類似於今天的讀書會，「文革」後期是相當盛行的，研究者將其命名為「民間思想村落」。

這樣的民間聚集，有兩個背景與推動力。一是大家都陷入了精神的困境：我們這些人大都有造反的經歷，但最終卻發現，「文革」並沒有解決我們期待解決的「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問題，「文革」中產生的以「四人幫」為代表的「新貴」很壞，面對「文革」進入絕境的現實，我們就面臨著「中國向何處去，我們（我）向何處去」的問題。我和我的「40後」、「50後」的學生這三代人，都是把中國的選擇和命運與自己的選擇和命運聯結在一起的；而在我們的觀念中，中國的問題又是和世界的問題聯結在一起的，因此，提出的問題是：「中國—世界」與「我們」向何處去？與此同時，我們又意識到，當「文革」陷入危機，也是一個轉機：中國正面臨一個巨大變革的前夕；當然，我們並不能預知以後中國的改革開放，但卻自覺地意識到自己的使命，就是要為這樣的不知何時、以什麼方式到來，卻必然要到來的社會變革作理論的準備。

而要作理論準備的第一步就是讀書。這就意味著，我們當時是為了一個宏大高遠的目標聚集起來讀書的；這和我們當時的身份、地位—邊遠地區、社會底層的、文化程度很低的年輕人（除了我這個大學生之外，都是十幾歲、二十幾歲的只讀過小學和中學的「半大孩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們連最起碼的書都沒有，就只能偷；能夠讀的就是馬列主義、魯迅的書；而且讀書，特別聚集起來讀書本身，就有風險：後來我們才知道，這群人從聚集起來開始，就受到當地公安部門的特別關注，而且「文革」後期也確實有人因組織讀書會而被捕，甚至被處以極刑的。

對此，我們都是有充分思想準備的：誇大一點說，我們是為追求真理而讀書，並且準備作出犧牲的。當然，我們一起讀書，也不全是如此嚴肅，畢竟都是年輕人，大家經常在一起唱歌、朗誦、爬山、遊泳、做遊戲，甚至談戀愛。後來，一位朋友曾賦詩一首，描述我們當年的生活：「更難忘，婁山湖畔（這是我所住的地方），登吟《井岡》（指一個雪天的早晨，我們一伙人爬上附近的山崗，齊聲朗誦毛澤東的《井岡山》）；陋室聚首，魯迅文章；朝來暮往，笑語喧堂。遙望共產主義理想，眼前燒餅和清湯。」可以說，我和「40後」、「50後」兩代青年的交往，是真正的理想之交、生死之交。

1978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離開了這批患難與共的朋友。但我們依然保持密切的聯繫，直到今天。這本身就構成了我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到了北大，閉門讀了七年書，到1985年正式開課講《我之魯迅觀》（在此之前曾代一位老師給81級學生講現代文學史），接觸的就是「60後」、「70後」的青年了。他們或多或少有「文革」經驗與記憶，因此和80年代的啟蒙主義思潮有著先天的契合。在《我與北大》一文裡，我談到80年代和「60後」、「70後」的青年一起讀魯迅，課堂上就形成一股「魯迅—我—學生」心心相印、聲氣相通的氣場，那幾乎是以後時代很難重現的。後來這些學生紛紛投入社會，當然不是偶然的。

我也因此陷入了和前述「40後」、「50後」一代交往時同樣的矛盾心境中：既理所當然站在學生這一邊，又為他們可能付出的代價而擔憂，更為自己無力和學生一起承擔後果而痛苦地自責。這裡所暗示的我與青年交往中的有罪感，是延續至今的。我總覺得，我們成年人沒有把國家搞好，卻要讓本應該只是學習的青年學生來擔負社會的責任，付出代價，這過於殘酷，我們成年人更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在2002年退休以前，我在北大的最後一批學生，是80年代上半期，也即1980—1983年出生的，我也就有了機會接觸「80後」的青年。但我真正關注與思考這一代人，卻要到退休以後。記得是2006年，我應邀到北大演講，題目就是《如何看待「80後」這一代》。為什麼會提出這樣的話題？原因是我看到了《中國青年報》的一個「青年調查」，其中有兩點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報告透露，我國「80後」的青年有將近兩億人，而且他們將要或者已經開始接班，這就不能不讓人刮目相看了。二是談到圍繞如何看待這一代人，社會的評價與「80後」的自我評價出現了巨大反差。許多人以「生活離不開網絡」，「重視外表，講究穿著」來概括這一代人，這也是「80後」可以認可的；但他們又批評「80後」「永遠以自己為中心」，「道德觀念、是非觀念、責任感普遍不強」，「總是高估自己的能力」等等，這引起了「80後」的不滿，因此發出了「請別誤讀這兩億青年」的呼籲。

我的演講就是響應「80後」，為他們辯護的。我的想法和說法很簡單：「我在研究近百年歷史時，早就發現，幾乎每一代人都不滿意於下一代，而且批評的言辭都差不多。」我舉出來的例子是，作為五四那一代人的代表的劉半農，曾寫過一篇文章《老實說了吧》。他的「老實話」就是看不慣30年代的青年人，批評他們「不認真讀書，又喜歡亂罵人」。

我是「30後」，也應該是挨罵的對象；但我讀了劉半農的文章就笑了：今天「30後」、「40後」、「50後」，以至「60後」、「70後」某些人不是也在責罵「80後」「不認真讀書」嗎？連罵的理由也差不多啊！但「歷史照樣前進：每一代人都被上代人所不滿，最後還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歷史賦予的使命，以至有資格再來批評下一代人」。我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實在「為下一代人，特別是年輕人擔憂，是杞人之憂。

每代人都會有他自己的問題，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終也得靠他們自己來解決問題。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時間：這大概也是我的兩個基本信念。」現在，距離我講話的2006年已經有八年了，「80後」開始成為社會中堅力量，人們對他們的評價也完全不一樣了。而「80後」的某些人又開始對「90後」指手畫腳了。這樣的歷史循環，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也大概從2002年退休以後，和「80後」，後來又和「90後」的青年有了不同程度的聯繫。應該承認，「80後」、「90後」和我熟悉的前幾代青年，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說，「40後」、「50後」，是「文革的一代」，他們關心的主要是政治問題；「60後」、「70後」，是「改革的一代」，關心的主要是思想、文化問題；那麼，「80後」、「90後」，就成長於經濟發展的時代、網絡的時代，他們最為關心的，是個人生存、經濟問題，首先是個人物質欲望的滿足。對我來說，最為重要的是我和幾代人關係的變化：如果說，「40後」、「50後」和我的年齡與精神氣質都比較接近，我可以說是他們中間的人，我是把那些貴州青年朋友視為「精神上的兄弟姐妹」的；在「60後」、「70後」青年面前，我扮演的是名副其實的老師、父輩的啟蒙主義者的角色，但我們之間的交往，還是少有距離的，就像一位當年的學生回憶所說，他們是隨時可以闖門而入，和我神聊到深更半夜的。

對「80後」、「90後」來說，我已經是爺爺輩的人了，我的年紀越來越老，已經沒有精力和他們過於密切地交往，他們接近我的機會越來越少，我們之間的距離也越來越遠。更重要的是，我已經無法和所有的「80後」的青年作心心相印的交流了。我經常想起魯迅的話：青年是不一樣的，有睡著的、玩著的，也有醒著的。對「80後」睡著、玩著的青年，我尊重他們的選擇，但已經無法和他們對話，他們對我也毫無興趣，至多保留一點有禮貌的尊敬，這也屬於正常。我能夠交流的，是魯迅說的，覺醒的，或要覺醒的青年；所謂「覺醒」，就是在堅持自己時代對個人物質利益的合理追求的同時，又有所質疑，希望有新的突破，尋找在物質、精神兩個方面更為健全的發展。

我因此把他們稱為新一代的理想主義者，既在根本上和我這樣的老理想主義者有相通之處，又有自己的時代特色。就在這樣的意義上，我這個「30後」就與「80後」的部分青年相遇了。

我們共同的話題是什麼呢？

這也是我和「80後」青年對話時，談到的對「80後」的看法的第二個方面。年輕人問我：你認為我們這一代存在什麼問題？我的回答是：「你們這一代人是在應試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從小就以考大學，特別是名牌大學作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現在如願以償，進了大學，在最初的興奮過去以後，就突然失去了目標與方向。這背後其實是一個信仰的缺失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們也有，『上帝死了』，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我們這一代曾經以『革命』為自己的信仰，現在我們卻發現革命也有許多問題，需要反思、反省，也就有一種失落感。不過，我們已經老了，可以按照原先的慣性生活，而諸位不行，一切都這樣糊糊塗塗地過下去，於是就有了許多苦悶與煩惱。」這樣，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建我們的理想、信念，以至信仰，就成為我和「80後」的新理想主義者進行精神交往的聚合點。

如前文所說，我需要通過與生活在社會底層、具有活力的年輕人，主要是兩個群體—青年志願者與青年讀書會的朋友的聯繫，藉助他們的思想力與行動力，給自己不斷補充生命力量；我也可以把我及我們幾代人的人生經驗教訓，以及我自己對中國問題的研究、觀察與思考，告訴年輕人，為他們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提供參考。

我對年輕人的建議，通常有兩條：一是要抓緊年輕時代的大好時光，自由讀書，儘可能廣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資源，為建立自己的信念與理想，打下知識與精神的底子。二是在可能範圍內，適當參加社會實踐，特別是到底層、到農村去，了解中國國情，與中國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聯繫，這是建立信念與理想之根。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我自己，我們這幾代人的成長之路，人生基本經驗；在我看來，這對今天的中國青年，也還是有意義的。

現在，回想起來，退休後的十二年來，我和「80後」、「90後」的青年，主要討論了以下五個思想與精神命題，也可以看作是前述意見的一個深化和展開。

一、「沉潛十年」

「真正有志氣的青年，應該把目光放遠一點，不要迷惑於眼前的一時一地之利，更應該擺脫浮躁之氣。真正有力量、有自信的人是不會追求那些表面的炫目的浮光的」，「要沉潛十年」，「沉潛到民間、底層，沉潛到生活的深處，生命的深處，歷史的深處」，「沉潛十年，必然是苦痛的沉默的十年，而『新的生命就會在這苦痛的沉默裡萌芽』（魯迅語）。無論個人，還是國家、民族，都是如此。」

二、「認識腳下的土地」

「我們現在面臨『釜底抽薪』的危險：當人們，特別是年輕的一代，對生養、培育自己的這塊土地一無所知，對其所蘊含的深厚的文化，廝守其上的人民，在認識、情感上產生疏離感、陌生感時，就在實際上失落了不僅是物質的，更是精神的家園」，「這不僅可能導致民族精神的危機，更是自身的存在危機：一旦從養育自己的泥土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據，成為無根的人」，「正是出於這樣的可以說是根本性的憂慮，因此想發出一個呼籲：認識我們腳下的土地！」

三、「想大問題，做小事情」

「這是將思想的天馬行空與做事的腳踏實地結合起來，將由於對自己的信念的堅守而表現出來的思想的徹底、激進，與現實操作中的低調行事結合起來，在兩者之間形成一種張力」，「這樣做，既可以使自己的日常生活為理想之光所照耀，於是所做的小事也就被賦予了一種詩意；同時這樣的理想的追求又可以落實到日常具體生活中，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從而避免了空談與無所事事。

而在內心世界裡，又可以在總體的焦慮中獲得每一個生命瞬間的踏實感。」這正是所謂的「低調的現實的理想主義」：「想大問題」即是堅持大的社會關懷、人文關懷、底層關懷，這是對前輩理想主義的繼承；但「堅持和平、漸進的改革，著重點滴的力量，從小事做起」，這又顯示了新時代的理想主義的特色。

四、「靜悄悄的存在變革」

當下中國社會，特別是年輕一代，普遍存在焦躁、牢騷和怨憤的情緒，又不甘於無所事事，怎樣擺脫這樣的困境？「從改變自己的生活開始，從改變自己的存在開始。以建設你自己，作為建設社會的開始」，我們「就按照自己認定的新的價值觀念、道德觀念，自己行動起來。在這個追逐物質享受的消費社會裡，我們這一群人嘗試物質簡單、精神豐富的生活方式；在許多人奉行極端利己主義，拒絕任何社會責任和承擔時，我們這一群人嘗試利己利他、自助助他的新倫理；當許多人奉行將他人視為敵人的叢林法則，進行殘酷的你死我活的生存競爭時，我們這群人嘗試著把他人當作兄弟姐妹的志願服務；在充斥著謊言的社會裡，我們這一群人則反其道而行之，努力生活在真實裡」。

這本身就是一種獨立意志的表現。「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符合人性發展的要求的，它就具有內在的力量，現在我們又組織起來，形成集體力量。只要我們做得好，就會對周圍的人產生影響力，就會像滾雪球那樣，不斷擴大。從改變自己的存在，到改變周圍人的存在。」

五、「健康地、快樂地、有意義地活著」

「我們正在經歷一個由『物質主義』的時代向『後物質主義』的時代過渡的歷史轉折期，也許現在許多人還是延續著物質主義時代的思維與習慣，沉迷於物質與欲望的『小時代』，但有思想、有覺悟的青年，應該看到時代發展的新趨向，及時調整自己的生活目標，更自覺地追求健康、快樂、有意義的新生活。」「魯迅還有一個說法，就是『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健康地快樂地活著，幸福地度日，背後有一個幸福觀的問題，核心是如何處理精神與物質的關係」，「有意義地活著，合理地做人，背後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核心是如何處理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群體的關係」。「健康地、快樂地、有意義地活著，講起來容易，實際上內涵很豐富，需要我們去研究、琢磨，更需要我們去實踐。」

不難看出，這些命題既關係青年的成長，也關乎我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的選擇。這是我這個「30後」與「80後」、「90後」的共同話題，我們都從相互探討中獲益。好多青年朋友都對我說，這些命題都成了他們的座右銘，我聽了也很高興。

還要說說我和臺灣青年的交往：2009年我有機會到臺灣「清華大學」和交通大學講學，我開了兩門課，系統地向臺灣青年介紹魯迅與毛澤東。我上課一開始就宣布，希望能夠和臺灣青年進行心靈的溝通。

因此，我除了每周兩次講課，每次都在三小時以上，還留下一個晚上和學生聊天。我接觸的這些臺灣學生，以「80後」為主，也有「90後」、「70後」、「60後」的。他們開始和我交流，還有些拘謹，但很快距離就越來越近了。我發現，海峽兩岸各代人其實還是有相通之處的。比如上一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和「40後」、「50後」青年一起在貴州山城夜讀禁書時，臺灣大學的同齡人也在偷偷地讀國民黨當局嚴禁閱讀的左翼書刊。

而兩岸的「80後」、「90後」，就都成長在經濟發展的時期和網絡時代，相近處就更多。當然區別也是明顯的，我的感覺是臺灣青年相對單純，用不著提防，可以比較輕鬆地相處。因此，我在課程結束後的《感言》裡，相當動情地這樣說道：「相信這短短的三個月，在我的心中，在大家心裡，都會留下一個不會磨滅的美好的記憶：曾經在這麼一個地方，這麼一段時間裡，我們這麼一群人，以美好的心靈相互交流，互相觸動，使彼此的生命得到一種升華。因此，我們應該相互感謝。」

來源：中國文化報

作者：錢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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