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係數作為觀測一個國家居民收入分配均等化還是分化的一個重要指標，在老夏的教學實踐中，能夠引起學生的關注與興趣。但是許多學生也都是只聽過這個詞，但對於它所蘊含的經濟學意義及其他社會意義卻知之甚少。老夏在這裡和大家談一談基尼係數及其現實意義。
關於什麼是基尼係數，有兩種版本：一種說法認為，基尼係數是義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根據洛倫茨曲線，於1922年提出的定量測定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指標。它的經濟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
另一種說法認為，基尼係數是美國經濟學家阿爾伯特·赫希曼，於1943年根據勞倫茨曲線所定義的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是比例數值，在0和1之間，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
這裡我們就不討論這種學術上的糾紛，我們就把「基尼係數」作為一個整體概念。基尼係數的具體內容是：
如上圖（洛倫斯曲線圖）所示，設實際收入分配曲線和收入分配絕對平等曲線之間的面積為A，實際收入分配曲線右下方的面積為B。並以A除以（A+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這個數值被稱為基尼係數或稱洛倫茨係數。如果A為零，基尼係數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為零則係數為1，收入分配絕對不平等。收入分配越是趨向平等，洛倫茨曲線的弧度越小，基尼係數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趨向不平等，洛倫茨曲線的弧度越大，那麼基尼係數也越大。具體有以下幾種情形：
（1）基尼係數最小等於0，表示收入分配絕對平均；
（2）最大等於1，表示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
（3）實際的基尼係數介於0和1之間。
（4）基尼係數越大，則收入分配越不平均；
（5）基尼係數越小，則收入分配越接近平均；
按照上述原理，聯合國有關組織規定： 基尼係數若低於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 0.2-0.3表示比較平均； 0.3-0.4表示相對合理； 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 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基尼指數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根據黃金分割規律，其準確值應為0.382。一般發達國家的基尼指數在0.24到0.36之間，美國偏高，為0.45。
基尼係數雖是國外衡量一個國家居民收入差距程度的重要指標，但從20世紀90年代引入我國後，就成為評價社會貧富差距的主要觀測點。按照國際標準，基尼係數超過0後就進入了兩極分化的風險線。從首次引入就以0.437而引起關注。自從開始引用基尼係數分析中國居民收入的差距問題，我們的基尼係數連年超過聯合國設定的風險線（0.4）。從政府的反應來看也沒有採取較強的調控手段。社會公眾雖對兩極分化現象多有微詞，但是從整個社會來看也沒有出現什麼過激的行為，甚至有些國家基尼係數比我們還低就已經出現了社會的動蕩。那麼，如何認識這種現象呢？是我們的分化程度不存在嘛？理論上的爭論也很大，連著名的經濟學家厲以寧都認為「中國目前不存在貧富分化問題。中國目前的問題恰恰是貧富分化太小，表明中國仍然是一個絕對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必須徹底反對絕對平均主義，拉大貧富差距，中國人才有勤奮工作的壓力和動力，GDP才能上去，中國才能進步」。這種觀點連國家統計局也不敢苟同。
特別是從2002年開始，國家統計局持續十年並未公布基尼係數了，一下子引起了社會公眾的疑慮，加之社會中兩極分化現象已經凸顯，更引起大家的懷疑。直到2013年「兩會」之後，在大家的一片質疑聲中，國家統計局首次公布了近十年的全國居民基尼係數，見下表：
國家統計局負責人宣稱：第一，這些數據、這個曲線說明了我們國家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縮小收入差距的緊迫性。因為0.47到0.49之間的基尼係數不算低。第二，說明了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隨著我國各級政府採取了惠民生的若干強有力的措施，中國的基尼係數從2008年最高的0.491逐步地有所回落。但是，社會公眾對上述數據及其解釋一片噓聲。2013年、2014年的基尼係數分別為0.473和0.469，2015年的基尼係數為0.462，據統計為近15年來的最低點，但依然遠遠高於0.4的國際線。
中國居民收入基尼係數長期處於風險線以上但風險並未發生的原因
老夏對於中國居民收入基尼係數與國際慣例有差異的原因主要有兩條理解：
第一，我國人群按收入劃分的話，低收入人群的比例要遠遠高於高收入的人群比例。請大家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到底是高收入人群還是低收入人群對於收入不公平的敏感程度明顯呢？前些年，在信息還不完全充分的條件下，低收入群體對收入差距、社會分層等問題的敏感性事實上低於高收入群體（主要是認識的視角問題）。某報紙媒體曾經做過「幸福指數調查」，結果出人意料的是排在最不幸福榜前列的人群居然是城市白領。因為，他們對生活的要求高、尋找的比較對象往往是高於自己所處的階層。而低收入人群往往尋找比自己差的、不如自己的人群對比，如果低收入群體一旦了解高收入群體的收入、消費等情況，了解人家吃一頓飯可以頂他幾個月的收入時，他還能安靜下來嗎？
第二，中國社會的穩定程度也來自於高成本的維穩。在改革與發展中出現問題與波折在所難免，主要是不能任其發展為社會動蕩，因此，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聲中，在付出高昂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代價下，社會得以安定。但是，維穩是治標不治本的行為，當整個社會的收入分配導向問題不能夠很好的解決、壟斷集團、既得利益者沒有任何理由的富裕問題不能夠解決、當大多數低收入群體的基本民生問題得不到保障時，社會矛盾就隨時有可能激化。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收入分配的問題。
儘管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收入分配中的差距過大問題，我們的收入分配原則也已經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導向已經轉為更加重視社會公平的問題。美國經濟學家奧肯.阿瑟所著《平等與效率》中，認為政府的功能或執行能力主要體現在平衡上（猶如壓蹺蹺板），只強調一方面的導向，最後必然導致注重了效率犧牲了公平；或者追求了公平卻因平均主義而犧牲效率。上一任政府在開局時就承諾要在收入分配方面下大力氣解決問題，擬搞出一個「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直到卸任也只是搞出來一個草案，可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不是一個短期就能解決的問題。